“办酒席千万别请两广人，随礼太少不够成本！”8月以来，这样一条带着地域标签的话题在社交平台持续发酵。两广地区礼金习俗缘何不同？背后又折射出了对于现代社会“人情往来”的何种态度？

两广酒席：一场“赔本赚吆喝”的团圆宴

在广东顺德的婚宴，常见这样的场景：宾客递上红包时，主人家总会笑着撕下一角红纸。从佛山顺德到茂名高州，从广西百色到北流六靖，两广不少地区的酒席都有着“收心意不收礼金”的传统。不少主人家摆宴甚至上了澳龙、花胶等硬菜，宾客赴宴大多封100-200元红包，主人却常只收5-10元作纪念，甚至直接退回并附赠回礼。

顺德市民梁姨对记者表示：“我们办酒是为了请亲戚朋友热闹，不是为了赚钱。在我们这里，大家来参加婚礼，热热闹闹坐在一起吃顿饭、聊聊天，比什么都重要。像我儿子结婚的时候，来的宾客都是带着真心的祝福，红包收不收、收多少真没那么在意。”在她看来，宴席上的欢声笑语比红包厚度更重要，这种“重相聚轻礼金”的传统，在两广乡村已延续数十年。

广州的吕先生也向记者分享了亲身经历：他曾参加佛山的婚宴，并按心意准备了随礼，但主人家只是象征性地将红包折角后退回，并未收取；而当他参加外省婚礼时，也会遵照当地习俗准备礼金，“不会固守两广的习惯，这是基本的尊重和礼貌。我去山东参加朋友婚礼，那边随礼普遍比较高，我就按照当地的行情随了一份合适的礼金，大家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礼金习俗：存在地域和文化差异

记者了解到，相较于两广的礼金习俗，江浙、福建、山东等地则有很大的不同，礼金被视为经济实力和宗族文化的象征。浙江宁波的普通同事随礼多在1000元以上，福建泉州的婚宴常有“黄金红包”，山东部分地区的至亲随礼甚至可达数万元。

这些差异的背后，是经济水平、宗族文化与社会交往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经济较为发达且宗族观念浓厚的地区，人们往往将礼金视为一种身份与关系亲疏的象征，较高的礼金既能彰显自身实力，也被认为是对新人或办酒席家庭的足够重视；而一些商业氛围浓厚的地区，礼金往来也带有一定的社交与商业考量。

但争议的焦点在于，有网友将这种差异简化为“两广人随礼少”，甚至提出“办酒不请两广人”。对此，广东旅游专家劳毅波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不能一棍子打死一船人”。他强调，他认识的很多广东人到外省随份子时，都会入乡随俗，主动尊重当地的礼金习俗。广州的麦小姐表示：“我去江浙地区参加婚礼，当地随礼普遍较高，我也会按照当地的习惯来，不会因为自己是广东人就搞特殊。”不少网友也反驳：“份子钱是心意不是交易，用金额给人情标价，才丢了办酒的初心。大家来参加婚礼，是为了分享喜悦、送上祝福，而不是看谁给的钱更多。”

专家视角：别让礼金绑架了人情

为什么广东地区的礼金习俗与其他地区有如此大的不同？

区域和历史是一大原因。在古代，岭南地区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相隔千里，遥远的路途和崎岖的地形使当时岭南地区相对闭塞、信息滞后，中原地区的随礼习气没有传进来，因此当地份子钱更注重延续传统文化内涵。在岭南地区，“红包”仍被称作“利是”或“利事”，即好运连连、诸事皆宜的意思，派利是往往只是为了一个好兆头，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古时“压岁钱”以红绳穿几枚铜钱的习俗，象征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加之广东的新兴城市有大量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入乡随俗并量力而行，让“情感至上”的朴素逻辑得以保留和延续。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则从社会变迁角度分析，“随份子”有两层含义，一是表达情义，体现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社会需求；二是在婚丧嫁娶等特定事件中，亲朋好友之间的“份子钱”具有帮助和互惠的功能。但如今，“份子钱”表达情谊的功能相比之前在减弱，而功利性的考量在增加，有些人还想着靠办酒席多挣点钱回来，这种变味的“随份子”让人们对其产生反感。他认为，礼金的核心应是情感联结，若沦为攀比或算计的工具，便偏离了习俗的本意，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纯粹的情感交流。

文|记者彭纪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