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昌平的拾荒者们，正被亚洲最大社区“收编”

在北京昌平的回龙观和天通苑（“回天”地区），曾经游走于城市边缘的拾荒者们，正被纳入垃圾分类体系。2020年起，它山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与“回天”地区霍营街道合作，在这个拥有近百万居民、流动率超70%的“亚洲最大社区”，推行垃圾分类。

拾荒者们纷纷“应聘”上岗，成为社区的垃圾值守员，每天定时在垃圾桶站分拣垃圾，风雨无阻。从自主拾荒转变为“定时定点”后，他们生活有何改变、面临哪些新挑战？

近日，长期与拾荒者同行的它山石社工服务中心执行主任冷冬晓，向南都记者讲述她眼中的拾荒者群体，作为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户外工作者，他们怎样应对更恶劣的工作环境，如何看待这份新工作。

这不仅是拾荒者们的故事，更是城市管理、环保实践与个体命运交织的缩影。

被垃圾分类“收编”的拾荒者

霍营街道辖区内的20个小区均设有垃圾回收桶站，每个站点由一名“大桶领”（带班工头）带领十几名值守员轮岗值守。值守时间为每天6:00至8:00和19:00至21:00，也就是垃圾桶定时开放的时段。值守员负责垃圾分拣和环境维护，根据工作表现每小时可获7到10元补贴。

目前，约70%的值守员曾是拾荒者。相比其他社区要求将高价值回收物上交的做法，霍营街道辖区社区允许值守员自行带走纸壳、塑料瓶等高值可回收物，这也成为吸引拾荒者加入的重要原因。

冷冬晓印象最深的一位拾荒者，是年近七旬的梁胜利。他来自山东，2015年来到北京，一直住在“回天”地区的城中村。早在2022年应聘成为值守员之前，他已在社区内拾荒多年。

梁胜利在清理垃圾。

刚上岗不久，梁胜利就因“卫生不达标”被当时负责管理的“大桶领”辞退，不得不重新回到拾荒的生活。他对此十分不满，多次拨打市长热线投诉，认为“大桶领”是借口开除自己，好为亲友腾出岗位。之后，他曾经熟悉出入的一些小区也将他挡在门外。

梁胜利的遭遇并非个例，许多拾荒者常被拦在小区外，有的担心他们影响桶站卫生，另外一个更深层的矛盾在于——纸壳、塑料瓶等高价值回收物的竞争非常激烈，有时连平台回收人员也难以顺利进入小区。

“回天”地区内有近一半是保障房，小区的物业费每月每平米仅0.65元，远低于市场价。为了维持运营，保障社区环境与利益，一些物业公司也会涉足废品回收，有的甚至向拾荒者收取“入场费”。

冷冬晓回忆，前年北京市政府尝试统一管理与统计可回收物，计划与平台企业合作开展上门回收。方案虽已与街道和社区达成一致，但当回收人员上门时，却被小区保安和物业拦下。

2022年10月，在调研社区高价值回收物流向的过程中，冷冬晓明显感受到一些物业公司的“护食”心态。有物业公司主动建议她回收玻璃瓶、泡沫、旧衣物等几乎无人问津的“低值回收物”。

冷冬晓当时也在设法减少“其他垃圾”的堆积。泡沫、玻璃瓶等物品露天存放，不仅占地，还存在消防隐患，尤其在大风天容易引发火灾。她最终找到一家政府备案的回收再生公司，距离社区不到5公里，专门回收这些低值物品，压缩、破碎处理后销往下游企业。

就在这时，社区有人找到冷冬晓，请她调解梁胜利与社区的矛盾。她发现，梁胜利的三轮车恰好可以清运低值回收物，运输成本远低于货车。梁胜利爽快答应了这份工作，也撤回此前在12345平台的投诉。

梁胜利在清运垃圾。

回到社区后，梁胜利逐渐改变了人们对他的看法。“有好几个小区点名要他来清运，说他动作麻利，每次都把现场清理得干干净净。”冷冬晓说。

梁胜利每天穿梭于多个小区，一车一车拉走玻璃瓶和泡沫。冷冬晓估算，一车废品可卖十几元，再加上每趟30元的补贴，他的月收入比过去拾荒或担任值守员时多出几百元，夏季高峰期最高达2200元，几乎是拾荒时的两倍，足以维持他在北京的生活。

不过，这份工作并不轻松。无论寒风暴雪，还是潮湿闷热的酷夏，值守员们都要守在垃圾桶旁。

冷冬晓渐渐意识到，这些为环保作出切实贡献的劳动者，恰恰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群体——多是户外工作者，且年纪偏大。她记得，有位值守员会把塑料袋套在脚踝上防风保暖，尽管条件艰苦，他们自有一套朴素又实用的“生活智慧”。

多次打通12345，是想要回应有的尊重

不是所有人拾荒都是因为生活所迫。梁胜利的儿子在北京某国企工作，多次劝他放弃拾荒，但梁胜利觉得自己身子骨硬朗，还能干几年。

像梁胜利这样的拾荒者并不少见。冷冬晓注意到，一些老人在北京照顾孙辈，闲下来便出来捡点废品，补贴家用；还有一些人租住在周边的城中村，那里房租低，还有地方囤货，捡来的纸壳、塑料瓶都能存放。甚至连年轻人也加入其中——有人骑着电动车，车尾挂着两袋纸壳满载而归，“捡废品的人越来越多了”，值守员之间也时常这么说。

有些人喜欢拾荒，是因为它“自由”——不用打卡上班，想干就干，想走就走。

“回天”社区的垃圾值守员。

但这份自由背后并非无代价。研究者胡嘉明、张劼颖在《废品生活——垃圾场的经济、社群与空间》中揭示：拾荒者所说的“自由”是真实且愉悦的，但那是用忍受歧视、忍受垃圾、忍受没有假期与社保换来的自由，本质上仍是没有保障的计件工。

冷冬晓也注意到，歧视无处不在。她记得，有位居民认定一名拾荒者拿走了自己暂放在楼道里的金饰，不仅要求对方归还，还拨打市长热线投诉，要求他搬家。

更多的拾荒者被挡在小区外，只有梁胜利选择拿起了电话，他说，他想要应有的尊重。

梁胜利如何得知12345市长热线？冷冬晓后来才得知，几乎所有值守员都耳濡目染。“大桶领”常提醒他们：桶站一旦脏乱，就会被居民投诉，电话就会打到市长热线。

一个矛盾的现象是，梁胜利渴望平等，却又习惯将自己置于从属的位置。冷冬晓记得，刚认识时，梁胜利总是客气得过分，逢年过节送水果发红包，说话也毕恭毕敬，仿佛她是他的领导。

冷冬晓想改变这种状态，她开始像对待自己的父亲那样叮嘱他：别喝酒、骑车慢点、该休息时就休息。慢慢地，梁胜利不再送礼，酒也戒了，话多了起来，最常提起的是他那在国企工作的儿子，他常驻外地出差。随着生活逐渐稳定，儿子也不再劝他离开北京。

直到2024年9月，一件小事打破了这段平静。有居民报警，说梁胜利剐蹭了他的车，要赔五百元。梁胜利坚决否认。但事发地没有监控，事件不了了之。几天后，居委会找到冷冬晓，建议由它山石“代为赔付”。梁胜利得知后，自己掏了钱。

这事成为一道催化剂。那年中秋过后，梁胜利离开了北京。几个月后，昌平区公布了2025年城中村拆迁计划，小辛庄在名单之中。那曾是梁胜利住了多年的地方，也曾堆满他一捆捆分拣好的纸壳。

捡瓶子和高级工程师一样重要

冷冬晓的环保工作，几乎与北京新一轮垃圾分类同时起步。

2020年，她所在的意大利外贸公司因疫情停滞，冷冬晓主动结束了八年职场生涯。赋闲在家期间，她与一些热爱自然的老师和本地居民一起组织了一场面向青少年的自然体验活动。没想到，这场临时起意的小活动引起了霍营社区工作人员的注意。之后，他们合作举办了几次类似活动，彼此逐渐熟络，建立起信任。

同年5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标志着新一轮垃圾分类全面启动。冷冬晓及团队在街道和社区的支持下，着手推动垃圾分类宣传工作。10月，她们创办的“它山石社工服务中心”注册成立，至今仍在“回天”地区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起初，冷冬晓很难适应这份新工作——她曾习惯通过邮件和外国客户沟通，如今却要面对值守员们毫无边界的热情：凌晨六点打来电话、直接说要上门，通常是因为担心桶站卫生没做好，补贴会减少。“他们觉得，只要告诉我一声，这事就算解决了。”她哭笑不得。

更让她困惑的，是如何向拾荒者们解释气候变化——这个她自己都还在摸索的概念，与他们眼前的生活似乎毫无关联。

冷冬晓是个徒步爱好者。对她来说，气候变化意味着更频繁的暴雨，山路常常被冲毁；植物的花期错乱，春天不开花，秋天却又冒出花苞。她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变化，却无法找到简单而有说服力的语言传达给拾荒者。他们更关心眼下的收入——多捡几个玻璃瓶，能多换两包抽纸。“环保”“气候变化”这些词离他们的生活太远。

刚开始时，冷冬晓总想着“提升意识”。她组织“大桶领”去参观再生公司，看泡沫如何压缩、玻璃瓶如何粉碎再利用。她发现，与“大桶领”们同龄的技术讲解员说的话，比自己更有说服力。

渐渐地，她开始感到疲惫。冷冬晓发现，许多环保项目流于形式，为了环保而环保。有时候，她甚至开始怀疑：气候变化真的是一个如此紧迫的问题吗？是不是只是中产阶级的一场自我感动？

这个疑问在遇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后得到了答案。一次行业活动中，冷冬晓结识了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合一”）行业发展项目总监李大君。在他提醒下，冷冬晓忽然意识到，那些每天出现在她面前的拾荒者，正是气候变化下最直接的承担者与应对者。他们在酷暑严寒中劳作，为城市回收体系提供最末端的支持，也让她重新看清，环保并不只是宏大叙事，更藏在这些被忽视的个体日常中。

冷冬晓不再纠结拾荒者是否理解“环保”的意义，而是把目光转向他们的生活本身。她逐渐明白，真正重要的，是让这群人被公平地对待——在酷暑里能有一瓶水喝，在冬天里不被赶出小区，在面对误解时，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句话。她希望通过这些一点一滴的改变，撕开“捡破烂”这个词上的偏见，让他们的劳动重新被看见，被理解，也被尊重。

李大君是国内较早一批环保从业者，2007年他在转向劳工议题时，最先接触到的就是拾荒者，关注这一群体及其家庭的生存状况。2017年，他再次回到环保领域，却感受到一种割裂：早期的环保公益领袖虽多是精英出身，但以社区为本、对底层人的关注是其工作的底色；后来，更多环境专业和科班出身的人进入环保公益领域后，却逐渐脱离了社区。

2018年，“合一”的一项调研进一步印证了他的观察：环保组织多半缺乏社区动员经验，而社区发展组织则往往不了解环保议题。在他看来，社区是公民参与社会建设最基本的单元，联合国提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础落点应该是社区。

2020年初，万科公益基金会与“合一”共同发起“恒星伙伴计划，即可持续社区领袖成长支持项目”，支持在社区扎根、推动环保与社区发展融合的可持续组织，提供为期三年的灵活资助与陪伴支持。作为执行负责人，李大君希望，通过陪伴辅导、资源共享、行动研究和社群共创，帮助这些组织建立起内生的成长机制和联合创新机制。

2022年一次活动上，李大君听说了“它山石”在霍营街道的探索。他表示，这种民间力量与地方治理结合的模式在北京并不多见。垃圾分类工作能持续推进，不仅因为“它山石”的专业投入，也离不开“它山石”所落地的霍营街道多个社区原本就有良好的社区治理基础。他认为，垃圾分类的成效一定是与社区自身的治理能力高度相关的。

在李大君看来，北京早在1996年就试点垃圾分类，那时的西城区居民被号召进行源头分类，但因处理体系不够完善，最终不了了之。直到2020年新一轮分类启动，全市的处理链条已相对完善，但真正的关键仍在“前端”，即社区“两委”和相关社区组织是否有足够的组织动员能力。

他指出，“它山石”将拾荒者纳入垃圾分类体系，使他们在原本熟悉的工作中获得合理收益，不仅提升了垃圾分类的覆盖率和参与度，也让这一群体成为社区建设的积极力量。这种将拾荒者视为社区资源而非管理负担的做法，比起将垃圾分类业务完全外包，更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回报也更加长远。在他看来，让一线从业者的价值被真正看见，是推动多方参与、实现良性循环的关键。

李大君坚信，以垃圾分类为切入口推动可持续社区建设，不仅是一条能够广泛吸引公众参与、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群众路线，也是当前城乡发展中修复和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契机。

有趣的是，拾荒虽然艰苦、饱受污名，却并非毫无吸引力。《废品生活》的结语写道：“我不想写论文了，我想去收废品。”冷冬晓对此感同身受。刚开始做低值回收时，她常在周末钻进小区翻垃圾桶，把玻璃瓶从各色垃圾桶中一一拣出，再送回代表“可回收物”的蓝色桶。她儿子也有样学样，小小的身子扒在桶边拣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