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公益和慈善

从内涵上论，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慈善与公益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事物，而是一个事物内部的不同层级。如果按照最广义的理解，国家及其政府是最大的公益组织。

“慈善”一词根正苗红，早在先秦，中国就有了‘慈’和‘善’二字。老子《道德经》中有‘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慈善，多基于同情心，或者怜悯之情，对个体进行帮扶救助，帮助他们脱离困境。中国古代有学田、义仓等，慈善组织被称为“善会”、“善堂”，捐赠者被称为“善人”，大额捐赠者就是“大善人”。

“公益”，指的是基于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或者群体的共同利益。举个例子，一个小朋友没钱上学，资助他是在做慈善。要是村子乃至西部山区好多孩子都没学上，你的组织推进相关部门出台政策，保障每个孩子都能上学，那就是在做公益。

一般而言，公益是公益，慈善是慈善，但在一定条件下，慈善可转向公益。只要有一份利他之心、公益之识、慈善之怀，公益天天可做，慈善人人可行！与个人财富多少，道德高低无必然关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出智，全民公益是大势所趋，既不是富人的乐善好舍，也不是穷人的理所当然，而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进步。

收入与再分配

初次分配，是市场机制主导的，生产经营成果要按照要素分配在劳动收入、资本利润、地租、科技成果收入等形式上，注重激励、做大蛋糕。

再分配，主要解决“分好蛋糕”的问题，由政府主导，比如征收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更多地体现政府和企业、政府和居民关系的调整。政府介入国民收入分配的方式，特别是转移支付和直接税。

第三次分配，一般认为就是指公益慈善机构和志愿者组织来主导，按自愿原则进行第三次分配，以伦理道德为驱动力、自治和多样性为特征，进一步调整。

第三次分配是社会主体自主自愿参与的财富流动，体现对困难人群的救济和帮扶功能，对实现共同富裕也有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对公益捐赠，国外有一套完善的免税政策。中国有《公益事业捐赠法》，我们也有自己的免税政策，但政策执行有困难。因为中国现行的税制，增值税归中央，企业所得税归地方。如果企业公益捐赠把所得税免掉，那地方肯定是不干的（并不能全额抵扣）。

美国国税局是这样规定的：只有将钱捐给国税局认定的非营利机构、组织、团体才能得到抵税的优惠。这样，防止有人用捐款为自己或亲友牟利。在这个制度下，政府通过税收优惠引导和鼓励个人捐助（个税所得税是美国财政收入的大头）。

中国不缺善心，但缺乏保护善心的制度

慈善捐钱居多，重点在于给予，而公益重点在于行动。做任何事都需要付出金钱、时间、技术等成本。有人将这些“成本”等同于金钱，认为善款不用于行政支出就是“零成本”了。其实，围绕公益项目或活动付出的时间、技术、知识、人脉以及办公用品的耗损，都属于躲不过去的“成本”损耗。

当年，中华慈善总会为山西捐献1万口井，每口井的募集资金是800元人民币。慈善总会负责筹善款，再由地方民政部门实施。这是个天大的好事。但钱一到下面，到了基层，就无法控制。往往有被挪用的情况发生。是不是真正打了这么多井，也不可能一一去检查。希望工程为什么会成功？一是希望工程有非常打动人的目标和口号；二是希望工程要价不高，没有超出人们的承受能力。

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动摇了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全国捐赠数据监测显示：郭美美事件发生之前的3-5月慈善组织接收捐赠总额为62.6亿元，之后的6-8月，公众通过慈善组织的捐赠仅为8.4亿元，降幅86.6%。这些年来，中国慈善事业的透明度依然不高。

2015年轻松筹医疗救助板块上线2.3万个项目，筹款1.8亿元，参与人数3800万人，然而这2.3万个项目中被举报的有1150起左右，占比5%，相当于每天有3起用户举报。用户和公众对轻松筹的质疑，集中在骗捐、募集资金数额虚高、受助人支配善款情况不透明等多方面。根据《慈善法》，个人没有权利向社会发起募捐，只能发起个人求助，换言之个人求助不属于慈善项目的。面对个人求助，捐款者有理由发问：“我会不会受骗，这事是不是真的？”

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慈善事业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敦促我们加快法制建设，落实相关主体，划清监督和管理分工，这样才能确保第三次分配导向“促进国家发展、提升人民福祉”的方向。

慈善是一个专业，也是一种职业。这个领域，跟社工一样需要专业的人才和组织形式（志愿者也是人，不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免费劳动力）。不能因为是在做慈善，就不尊重市场规律，搞特殊和道德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