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北京饭店内召开了一次西北问题座谈会。

在这次会议上，当年红25军的元老程子华，特意向彭德怀、马明方（34年到37年任陕北省委书记、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与会同志说明了当年在陕北的一件“公案”。

程子华说：“我们没有去迎接中央，是作战方针的问题，不是不欢迎中央和毛主席。如果说作战方针错误，我负责。因为是我提出来的，前后方负责同志们同意的。”

大家听了程子华的解释，“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程子华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特地专门回忆了这件事，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这件事还是非常重视的。

程子华所说的“我们没有去迎接中央”是怎么一回事呢？事情要从1935年7月的陕甘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说起。

当时蒋介石集结了4个军11个师以上的兵力，采用南进北堵，东西配合，逐步压缩的战法，企图将陕北红军一举扼杀。红15军团由此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围剿”斗争。

这次反“围剿”很成功，在徐海东、刘志丹等人的指挥下，红15军团主动出击外线，攻打敌人的后方补给线，同时在劳山东西的山区设伏，等待敌人的援军。

敌人果然上当，我军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其2个团和1个直属队，毙伤1000多人，俘虏3700多人，缴获无数，敌师长在此战中也受了重伤，不久后就死掉了。

这就是军史上颇为著名的“劳山战役”。

劳山战役，我红15军团不仅战果辉煌，还意外缴获了一份敌人的电报，这份电报说的是：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北上到甘肃省的武山县西南了。

徐海东等人非常重视这封电报，立刻就把相关情况汇报给了驻西北代表团——这是当时西北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人是朱理治和聂洪钧——建议红15军团立刻到关中苏区去欢迎中央红军。

朱理治立刻把徐海东的来信拿给程子华看（程子华时任红15军团政委，也是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领导人之一），并征求他的意见。

程子华看到说：“敌人的这份文件是一个多月前，中央红军如果要来关中苏区的话，早就来了，用不着我军全部去；要是没有来的话，那就是转移到别处去了，我军这样去欢迎，很可能会扑空。”

程子华担心的是：“我们15军团远去关中，来回就要花费1个多月的时间，这其中变数很大，如果敌人趁虚而入，占领了我们的根据地，苏区就困难了。”

他给出的建议是：“我们与其到关中去迎接，不如继续向南打，调动西安的敌人向北增援，这样实际上也是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而且不会扑空。同时，我们就在苏区的边沿，敌人也不能趁机占领我们的大本营。”

朱理治听了程子华的话，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但他没有第一时间表示同意，而是说：“我考虑一下答复你。”

两天后，朱理治又找到了程子华，说他又和戴季英商量了一下（戴季英时任陕甘晋省委常委，未到陕北前曾任红25军政治部主任、参谋长，鄂豫陕省委委员），戴季英也同意他的意见。

朱理治嘱咐程子华：“你到前线去，和同志们开个会，把我们后方的意见转告他们，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没有别的看法，就这么决定了。”

当时，程子华在25军长征中受的重伤还未痊愈，便睡在担架上，被战士抬到了前方。

他向徐海东、刘志丹、聂洪钧、高岗等同志转达了后方的意见，大家也没有意见，于是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之后，红15军又向敌人驻守的榆林桥发起了进攻，从凌晨战到下午，最后全歼守敌，并俘虏了一位对后来历史影响非常深远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

这个高福源后来在中央的安排下回到了东北军，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乃至西安事变的发生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也就是在榆林桥战斗结束后，陕北的同志们得到了中央红军已经来到吴起镇的消息。他们立即向中央写了报告，汇报了陕北的军事情况以及党内的工作进展。程子华还嘱咐洛河川特委书记李景林，让他们立即动员群众欢迎慰问。

这件事，程子华晚年在回忆录里同样有专门提及，看得出来，他对这件事是很重视的。

程子华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中央到达陕北后，很快就听到了刘志丹等人被捕的消息，随即派出国家保卫局副局长王首道和贾拓夫等前往陕甘晋省委驻地，接管了陕甘晋保卫局的工作，并于接管的当天下午就释放了刘志丹、高岗等人。

随后，在张闻天主持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王首道报告了调查详情和处理意见，当时负责抓捕刘志丹等同志的陕甘晋保卫局局长戴季英做了检查，当时担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的聂洪钧也被认为对此事负有责任。根据《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决议》，组织对这两位同志做出了相应的处分。

到了42年整风期间，我党再次回顾了当年陕北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并对聂洪钧等人再次做出后续处理，而当时对聂洪钧等西北领导人的批评中，有一条就是他们在得到中央红军北上的确切消息后，没有第一时间去欢迎，表现出了对中央到来的消极态度。

由于资料缺乏，我们不知道这个批评背后的依据出自何处，但可想而知，当时最先做出提议的程子华一定也被涉及其中了，虽然中央没有把责任归结于他，但他也因此背上了一些包袱。

聂洪钧等人在陕北问题的处理上，确实是犯了一些错误，但对于中央的到来，他还是表示欢迎的，一码归一码，不能因为他在刘志丹问题上犯了错，就认为他在迎接中央的问题上也犯了错。而且，后者的罪名一定是比前者大的。

大概正是因为有感于此，程子华晚年才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专门回忆了此事，算是对党史的一次辟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