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中华文明 倾听燕赵跫音”大型全媒体考古系列报道之燕下都遗址考古

幽燕长歌

秋高气爽，易水微澜。西望苍山，烟笼碧波。曾经雄伟壮丽、威严神秘的燕国都城，如今仅余冈峦起伏。登高远眺，高台垒土散落在苍翠之中，光影斑驳下一个城邦背影映出，不由得让人回望起那段辉煌的历史。

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萧萧易水畔，何处别壮士？2500年前，这片土地上贤良济济。象征着燕国繁荣的燕下都，是战国晚期规模最为宏大的都城之一。多少繁华留不住，物换星移几春秋。这座沉寂了两千多年的显赫名城，随着近代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逐渐被揭开神秘面纱。旧都城址、老姆台、透雕龙凤纹铜铺首……渐渐显露真容的遗址和文物似是“曾遗失的世界”，无声昭示着当年燕国欣欣向荣的盛景。倏忽之间，“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燕赵豪情似乎还回荡在沉默无言的旧城遗址之上，静静诉说着昔日的辉煌……

燕下都遗址出土的陶甬钟（河北博物院藏）河北日报记者 曹铮 摄

易水武阳

公元前11世纪，武王灭商，建立了周王朝。周王朝采取“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方式重建统治秩序，分封大量的诸侯国来拱卫王室。鉴于燕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当时复杂的局势，周武王将善于理政的召公奭封于此，以巩固王朝的东北边疆地区。《史记·燕召公世家》开宗明义提道：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於北燕。及至公元前222年燕王喜被俘，燕国共绵延八百余年。燕国在历史上总体算是一个比较弱小的诸侯国，诚如司马迁云“燕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彊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但在八百年的国祚中，燕国亦不时扩张，至战国晚期达到顶峰，最大疆域不仅包括今北京、天津、河北中北部，还涵盖今内蒙古、辽宁、吉林的部分地区，甚至远达朝鲜半岛北部。

在这广袤辽阔的疆土内，留下了大量燕国文物遗产，其中以都城址的相关发现最为重要。史载燕国都城有过多次迁徙，目前经过考古确认最为明确的是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和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二者分别代表了燕国的初都和晚期都城。在考古人的不懈努力下，这两个都城址的考古工作都取得了巨大收获，成为燕文化遗产最为璀璨的两颗明珠。而燕下都在古籍文献中多有记录，使得我们能够从更多的途径一窥这座曾经辉煌的燕国晚期都城的样貌。

燕下都城址位于今河北省保定市易县县城东南2.5公里处，居于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古籍文献有较多关于燕下都故城的记载，其中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易水》云：“易水又东历燕之长城，又东迳渐离城南，盖太子丹馆高渐离处也。易水又东迳武阳城南。盖易自宽中历武夫关东出，是兼武水之称。故燕之下都，擅武阳之名……”

除《水经注》外，其他如《七国考》《易州志》《太平寰宇记》《元和郡县图志》《上谷郡图经》《大清一统志》等对燕下都也多有记载。这些记载不仅点明了燕下都因地处武水（今中易水）之阳而得名，而且对燕下都及其重要地点的具体位置、修建年代、建筑遗存等多有记录和考证，为后来探寻燕下都遗址诸多内涵提供了难得的信息。

多年的考古工作进一步明确了燕下都遗址内涵，对城垣结构、宫殿址、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及相关遗迹都有了较详细的了解。关于燕下都城址的始建年代，目前尚存争议，除郦道元首创的战国中期燕昭王始建说外，还有春秋晚期燕文公始建以及战国初期、中期燕桓公或文公始建等观点。遗址出土的“郾侯载”兵器铭文或说明燕下都的兴建至迟开始于燕文公之时，燕昭王时又大举扩建，至秦灭燕，这座延续并繁荣了至少百年的都城渐渐废弃。

燕下都遗址出土的九鼎（河北博物院藏）河北日报记者 曹铮 摄

古都气象

燕下都遗址埋葬着丰富的珍贵遗存，很早之前就有文物出土。清《吉金所见录》记载燕国货币“迩来河间易州，于败井颓垣中每有所获，动辄数千”。1892年出土了著名的“齐侯四器”。1914年老姆台东侧又出土了重达36斤的青铜螭龙。燕下都重要文物的多次发现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1929年11月，著名学者马衡、常惠、傅振伦用三天时间率先调查了燕下都故城。此后，燕下都遗址考古工作不断进行。经过数十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围绕燕下都遗址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座沉睡了两千多年的都城再次苏醒，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

极佳的山脉走向及城水格局，成为燕下都最好的防御屏障。燕下都建在山前平原地带，西北至西南是逶迤数十里的山岳地带，形成了一道优越的天然防护墙。北易水、中易水分别从城北、城南潺潺东去，城址四面环水，城内河渠密布，三号河渠整体流向呈“Z”形，与隔墙、东垣相得益彰，构成了完善的防御体系。天然防线与精妙筑城极大增强了都城的防御功效。

燕下都是战国都城中面积较大的一座。城址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达4—6公里，中部一道隔墙将整个城分为东、西二城。东城四面都有城垣、河道，城内北部距北垣南侧约一公里处有一道隔墙横亘东西，将东城分为北小南大的两部分，隔墙上开有一座城门进行连接。

东城是燕下都的中心，文化遗存丰富，布局清晰，分布有宫殿区、市民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等部分。宫殿区位于东城的北半部，以隔墙中段南侧的武阳台为中心，南北中轴线上依次向北分布有武阳台、望景台、张公台、老姆台等夯土台基宫殿建筑及其附属建筑群，构成一个结构完整、层次分明、规模宏大的都城宫殿建筑体系。

手工业作坊围绕着宫殿建筑群，临近河渠，从西北至东南沿着宫殿区分布。有冶铁、铸铜、铸钱、制陶、制骨等11处手工作坊址。其中，21号作坊址显示出高超的冶铁水平，出土铁器数量多，种类齐全，使用了锻造和淬火技术。23号遗址是一处制铜兵器作坊，出土了百余件铜戈，大部分刻有“匽王”铭文。从手工业作坊区的规模和完备性来看，这里是当时燕国的手工业中心。一国都城的繁华盛景由此可见一斑。

城址内的东周遗存可上溯至春秋时期，但战国时期最为丰富。遗存的数量、文化内涵、组合关系、分布格局都呈现明显的历史性变化。春秋时期，遗存仅分布在东城西南部和中部的小部分，空间范围小，遗迹以普通居址遗存为主，属于一般性的聚落。战国早期，遗存的分布范围比春秋时期略有扩大。战国中期，遗存内涵发生明显改变。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各种手工业作坊、贵族墓葬区等标志性遗存的出现，证实从这一时期开始，都城的各种功能逐渐完善，并出现功能分区。

燕下都东城总体设计主次分明、条理清晰，高大的主体中心宫殿区建筑与一般宫殿区建筑群，形成了高大与矮小、豪华与简单的强烈对比，凸显高大主体中心宫殿建筑的雄伟壮丽和威严神秘。

燕下都城址内共有三处墓葬区，均为贵族墓区。两处在东城内的西北角，即虚粮冢墓区和九女台墓区，两墓区隔河相处。另一处在西城中部偏北，即辛庄头墓区。为了摸清墓葬的具体情况，考古学者分别对每个墓区的一座大墓进行过发掘，其中最引人注意的随葬文物是成套出土的仿铜陶礼器。

周朝伊始，王朝创设了一整套细化的礼乐制度来维护宗周统治，将社会内容的多个方面都纳入“礼”的范畴，形成森严的等级差别，并成为标准化的典章规范。一些用于祭祀和丧葬的器皿，也被赋予了礼制涵义。用鼎等礼器随葬规定有着清晰记载，《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燕下都遗址著名的仿铜陶礼器“九鼎八簋”，造型庄严浑厚，僭越了周礼规定的诸侯使用“七鼎六簋”的制度，或许说明当时礼崩乐坏已成社会常态。

昔日的繁华盛景早已随风飘逝，但围绕武阳台规划设计的燕下都城址，仍昭示着战国中期前后燕国政权的强盛，印证着燕下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地的地位。

燕下都遗址出土的透雕龙凤纹铜铺首（河北博物院藏） 河北日报记者 曹铮 摄

文物之美

燕下都遗址内出土数以万计的铜器、铁器、金银器、陶器等，为燕国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是璀璨燕文化的有力见证，凝结了燕国先民们的审美和情感寄托。

1966年初春，易水岸边，原练台大队第五生产队的社员们正热火朝天地挖土。一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过后，一名正在劳动的女社员王岚虎口被震得生疼，手里的锹险些掉落。铁锹下的土层中露出不寻常的绿色，一件大型铜器露了出来。正是这一锹挖出了一个“宝贝”——透雕龙凤纹铜铺首。

透雕龙凤纹铜铺首是燕国宫殿大门上的门环。通高74.5厘米、宽36.8厘米，重达21.5公斤的巨大身量，让它成为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大铜铺首。铺首整体为兽面衔环造型，有龙纹、凤纹、蛇纹等动物纹饰。兽面浓眉怒目，巨齿上卷，额头正上方浮雕一只展翅、翘尾、伸颈的立凤。立凤粗壮尖锐的双爪紧紧抓住两条长蛇的尾部，蛇身弯曲缠绕在凤鸟双翅上，蛇首相对，闭口朝凤，似在挣扎。兽面两侧分别有一条欲向上攀爬的龙，龙的双颈分别从上端两侧向前弯曲，双首俯向前伸，虎视眈眈。铜衔为八棱半椭圆形，与环相套。环饰双龙纹，双龙分别缠绕于左右两侧，颈部分别从上端饰有绶带纹的圆环中钻出。透雕、圆雕、浮雕等多种铸造工艺综合运用，纹样华美，富有动感，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尽显王者的威严霸气。

战国乱世，群雄争霸。燕国北有东胡，南与齐、赵、中山国相连，战事频仍，几次险些亡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燕下都遗址内有多处兵器作坊遗址，出土的戈、矛、剑、镞等各种兵器种类丰富，造型别致，既体现出燕国精良独特的金属制造技艺，也说明乱世之下燕国生存环境的艰难恶劣。

辛庄头M30发现的大量金银饰件则映射出另一番情境。造型和纹饰以动物题材为主，种类有牌饰、扣饰、坠饰等，相似内容广泛流行于北方草原地带。它们出现在燕国贵族墓中，反映了草原文化的冲击力和燕文化的包容性，是草原丝路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

一个国家的货币，可谓意义非凡，是这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直观体现，其中生产钱币的工具和工艺，更是国家繁荣程度与科技水平的综合反映。燕国铸行的金属铸币——刀币，是燕下都故城内常见的遗物。它还影响了齐、赵、中山等国的货币形态。此外，燕国因受三晋及秦国的影响，也铸行布币和圆钱，并铸造了燕国独特的面文布币——“右匽新冶”布。

瓦当，在中国古建筑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燕下都遗址出土的瓦当极具代表性。燕瓦当为半圆形，当面上饰各种饕餮纹、山云纹、双螭纹、双夔纹、双鸟纹、双龙纹、双鹿纹等纹饰，多两两对称，装饰精美，各具特色。根据其纹饰可分为数十种类，其中饕餮纹瓦当最多，为燕国所独有。燕下都的宫室、作坊等建筑普遍使用饕餮纹瓦当。饰以浑厚朴实、繁缛精美的饕餮纹，可以遥想当年都城建筑的壮美华丽景象。燕下都周边地区多有此种瓦当出土，反映了当时燕文化的强大影响力。此外，疙瘩台出土的鸟形滴水构件作展翅欲飞、引吭高歌状，大鸟整体浑圆丰满，强健有力，其工艺水平令人叹为观止。

在青铜文化开始走向衰落的战国时期，燕下都故城内燕侯墓葬的随葬品，已被大批精致的仿铜陶礼器所取代。最能代表陶文化装饰艺术和审美情趣的是刻画在陶器上的各种纹样。有水鸟追逐鱼群的场面，有流动的水波纹，有群山连绵的山形纹，有奔跑回首相望的虎形纹等，生动凝练地将自然现象和人们的日常活动纷然一堂地表现出来。故城出土的燕式鬲、夹砂红陶釜是燕文化独具特征的器物，在其他文化中罕见，成为燕文化的典型陶器。夹砂红陶釜一直影响到汉代，属于西汉时期燕地的代表性器物之一。

燕文化是中原文化和燕山南北、长城内外广大地域古文化融合发展的连结点，从大量珍贵文物可以看到，燕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但具有了自身鲜明特征，而且它与周邻文化相互影响，体现了燕文化适应性与融合性的特征。这种诸文化间的不断相互影响和发展，逐渐融合为一个整体，创造出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燕下都遗址出土的双龙饕餮纹半圆形瓦当（河北博物院藏）河北日报记者 曹铮 摄

幽燕余响

自从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与荆轲易水送别，荆轲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登车西入虎狼强秦，慷慨悲歌便成为燕文化的基本特征。“荆轲刺秦”的英雄壮举也为千古传诵。晋代陶渊明《咏荆轲》中写道：“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唐代骆宾王写道：“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无数文人过客都对荆轲等人重义轻生的英雄气概、豪壮之举大为赞赏，凭吊壮士故地，颇有感怀。发生在易水岸边的历史故事是那样让人久久难以忘记。

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谈到燕国的影响时说：燕是北方大国，燕下都40华里范围是方国都城的最高规格。战国七雄都想建立大帝国，燕国的势力和影响不容小觑，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就反映了燕赵慷慨悲歌之士不服输的性格。秦灭燕费了很大气力，就是秦始皇统一全国所建阿房宫，也是受到燕下都的启发，从按中轴线分布的大宫殿群到大建筑构件，都是仿燕下都的规格设计的，秦始皇陵特制专用的夔纹大瓦当，与当时中原地区流行的云纹瓦当不同，而燕下都众多种类的兽面纹瓦当和饰夔纹的大型构件可能是它的来源，可见秦始皇的大帝国思想的形成与北方的燕不无关系。

虽然燕下都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仍留下了扑朔迷离的谜团——“千古之谜人头坑”。“人头坑”是指燕下都都城南发现的14座人头骨丛葬坑，分布在解村村东，呈东西向的一条直线。据粗略估算，14座人头骨丛葬遗迹所掩埋的人头骨约在3万颗左右。这累累白骨历史文献中却无丝毫记载，他们是谁，来自哪儿，发生了什么？

如此规模的人头骨丛葬在考古发现上甚为罕见，学界关于人头骨的来源有不同的观点。燕文化研究学者石永士认为，该人头骨丛葬群可能与《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的“子之之乱”这一大的历史事件有关，可视为“献首封祭”制度的遗存。考古专家赵化成则主张，丛葬坑系史书记载的古代战争中胜者为炫耀武功的“京观”遗迹，所埋人骨头不会是本国人，可能是乐毅伐齐战争中斩获的齐人首级。也有学者持其他解释。无论怎样，白骨累累，触目惊心，使人不自觉地陷入深思。

关于燕下都的重要内涵，《燕下都》《燕文化》《燕下都营建过程的考古学考察》等著述已有深入研究，人们还在不断深入挖掘它的独特意义。茫茫易水依旧，沉沉武阳如是，壮士今安在？慷慨悲歌的精神性格早已凝结在燕赵儿女的血脉之中。凝聚着历史文化的名胜古迹，雄壮瑰丽的山水城郭……目前，燕下都遗址不仅是燕文化研究的重要基地，还以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人文气息成了燕文化乃至战国文化专项旅游区，堪称文物考古爱好者神往之地。随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开发利用的不断加强，这座千年古城必将发挥出更大的社会价值。 （洪猛 吴彬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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