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人大常委会决定在今年四季度增发1万亿特别国债。

这次特别国债发行，有两个“罕见”。

首先，“特别国债”这个事情，本身就很罕见。看它的名字就知道，“特别国债”是为了应对“特殊事项”。

历史上，我们只发行过4次特别国债，分别是在：

1998年，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企“三角债”问题。

2007年，为了应对愈演愈烈的输入型通胀。

2020年，为了应对疫情。

然后就是这次。

其次，这次特别国债发行的时点也很特殊。

一般来讲，政府如果想要发债刺激经济，不会选择在四季度。

因为四季度发债，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大多不会在年内显现，而要等到明年，不会对完成当年的“经济目标”有多大帮助。

所以如果政府想要刺激经济，通常会选择在第二年“两会”上提高赤字，这样流程上更常规。

但是今天，既然这个事情已经出来，就只能证明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的经济和地方财政已经不能再等了。

一、经济信心亟需修复

先来说经济。

最近，我们的大A股是“跌跌不休”。10月23日，沪深300指数一度跌穿了2020年3月的最低点，完全抹去了过去3年来的所有涨幅。

A股下跌，无外乎两个原因。

一是我们的基本面还比较脆弱。实体经济信心修复速度低于预期，老百姓不敢消费，导致上市企业盈利不佳。

二是美元加息，虹吸全球流动性，我们面临着相当大的资本外流压力。

根据统计，自8月份以来，A股北向资金连续3个月净流出近1700亿元，这种情况前所未有。

都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当前美元加息已经结束，在全球经济极限承压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相对脆弱，就会给国际做空资本以“可乘之机”。

因为从历史上看，每一轮美元加息结束，都会有一个经济最脆弱的大型经济体崩盘，无一例外。

然后其他国家和资本会趁虚而入，低价收购优质资产、分而食之，在这个经济体的“尸体上”实现下一轮复苏。

现在诸多指标表明，经济相对强劲的美国，不会是这“最后一名”。

所以国际资本的目光，目前就盯上了欧元区和中国。

至于美国经济为什么表现这么“好”，柏年在这里挖个坑，我们下期再聊。

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决不能做“大象的尸体”，让其他“秃鹫”和“豺狼”得利。所以政府果断提高赤字、刺激经济，显示出恢复实体信心的决心。

二、地方财政面临压力

而这次特别国债发行的第二个原因，也是我们今天重点讲的，就是“地方财政”问题。

当下地方财政压力有多大，今年柏年发了多篇文章，感兴趣的可以关注回看。

根据最新的数据，今年1-9月，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同比去年同期下降7600亿元，同比2021年同期下降23000亿元。

旧的收入没有了，新的收入来源暂时还没有看到。

根据9月7日人大常委会披露的“未来五年立法计划”，一直被寄予厚望、想要替代土地出让收入的“房地产税”未被提及，证明房地产税征收再次暂缓。

暂缓的原因，无外乎不想给当前的房地产形势施加新的压力。

房地产税不收了，地方现实性缺钱，就会产生很多问题——例如拖欠企业账款等。

为此，9月20日国务院还专门召开了一次会，强调要清理地方政府拖欠企业账款问题，并且发起了一次“专项行动”。

但是，想让地方政府还钱，钱从哪里来？

短期来看，只能靠“发新债来还旧债”，所以就有了这一次的特别国债。

财政部已经表示，1万亿特别国债资金，全部转移支付给地方，主要用作防灾救灾用途，补足地方财政支出的短板。

因为地方财政自己的钱，很多都要用来还债。所以现在得由中央财政来代替“加杠杆”了。

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地方特殊再融资债”正在发行。

根据公开数据，10月份地方政府已经发行了规模近1万亿元的“特殊再融资债”，主要用途是偿还城投债等“隐性债务”和政府欠款。

根据专业评级机构中证鹏元发布的报告，截至2022年底，全国有公开信息披露的城投企业，欠下有息债务总计56万亿元。

考虑到还有部分企业未披露数据，实际欠债规模可能高达60万亿元，相当于25个“恒大”。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城投债务，政府需要帮忙偿还，给地方财政带来了较大压力。

因此，这次中央允许地方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就是帮助地方还钱、化解债务的一种方式。

三、财政模式转变的三重影响

但是我们知道，“借新债、还旧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你今天借的债，明天还是要还的。

并且，如果地方对“借钱还债”这种模式形成依赖性，不遵守财政纪律，长期来看只会将债务风险“滚雪球”、积累的越来越大。

因此结合着最近的化债工作，在中央的约束下，地方财政模式还在发生着根本性转变，并由此衍生出3个深远影响。

第一个影响，就是部分地区的“基建经济”即将消失。

有消息称，为了控制地方财政支出，国家将收回12个“债务高风险省市”的基建审批权，包括东北三省、西南三省（广西、贵州、云南）、西北三省（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和天津、重庆两个直辖市。

这些地方，未来将不再被允许新建地方项目，例如省级公路、火车站、地铁、发电厂等，只能承担国家赋予的特定基建项目。

基建经济的消失，影响的不只是相关产业链而已。一个基建项目少则几亿，多则几十亿上百亿，还能提供大量的当地就业和税收。

这一部分内容，未来都有可能消失。

第二个影响，就是“体制内”编制的大幅削减。

刚才讲到了，“基建经济”带来的税收即将下降，叠加上卖地收入已经在下滑，地方财政存在现实缺口。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民生、社会福利上的开支相对刚性，只能想办法裁员、削减人力成本。

而政府裁员也是分步骤的：

第一步，便是清退编外人员。

今年初以来，黑龙江、湖北、湖南等地就相继报道，要开展“清退编外人员”工作。

其中，哈尔滨要求市直机关，每年清退20%编外人员，5年内清退完毕。

湖南永州道县报道，全县共有1038名被清退编外人员实现再就业。

力度都非常大。

第二步，则是裁撤事业编。

从今年开始，全国多个省市相继开始试点“人口小县（10万人以下）事业单位改革”，裁撤编制。

例如黑龙江报道，未来1年内要精简事业单位2735个，收回事业编制8.3万名。

和黑龙江一道进入试点的，还有青海、山西、湖南、安徽等省份。

第三步，则是精简公务员队伍。

未来5年，我们将迎来是中国上一轮“婴儿潮”——60后们集中退休的时刻。

60后们大量退休，不再补招新的公务员，即可以实现政府机构的“动态瘦身”。

但是这也是有代价的，那就是目前在岗的公务员人数减少，人均工作强度将会增加。

而第三个影响，就是社会公共福利可能下降。

大家最关心的养老金和医保，这两个还有国家兜底。

但是一些边缘性的、由地方负责的“社会福利”，质量已经开始下降。

例如公交系统。

今天，全国各地公交车票价大多在1元到2元，基本都是亏钱运行，享受地方政府补贴。现在地方政府没钱，首先影响的就是公交系统。

例如9月8日，湖南衡山县公交公司发公告称：因为2020年起地方财政补贴断崖式下降，4年以来不得不借债运行，如今已经难以为继，被迫停运。

无独有偶，当天在湖南娄底，另一家公交公司也发布了“被迫停运公告”。

根据媒体统计，这两年“公交停运”事件在全国各地不断上演，从河南周口、辽宁葫芦岛，再到湖北黄石、湖南衡山，无一例外不是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

再例如，公共设施缺乏维护、老化关停。

今天我们经常能在新闻媒体上看到，西方国家的基建多么多么的差，远不如中国。

但实际上，人家也曾走过基建高速发展的阶段。只不过后来都遇到了债务问题，没钱再继续维护，导致公共设施老化失修。

典型案例如日本。

根据日本政府统计，到2033年日本将有67%的桥梁、50%的隧道、24%的下水道将达到50年寿命，急需维修。

可是维修这些设施，需要花费日本政府一年公共开支的总和，日本政府根本无力负担，因此只能部分舍弃。

2012年，日本山梨县一座修建于46年前的公路隧道坍塌，砸死9人；

2019年，台风袭击日本千叶县，吹倒了两座1972年修建的电塔，导致当地十几万户家庭停电十余天。

这都反映出基建老化的负面影响。

近两年来，在中国年轻人之间兴起的逃离大城市、在鹤岗等中小城市买房的浪潮。面对这种现象，柏年只能提醒大家：

很多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看起来很完善、很宜居，可能只是因为咱们国家的基建浪潮才刚刚停止。

等过上几年，基建老化的后果就会慢慢显现。

到最后，像日本年轻人一样“逃回东京都”，可能才是中国青年们的无奈选择。

以上这些，都是在财政压力下，地方几乎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为了弥补资金缺口，有些地方还有可能“剑走偏锋”。

比如，增加罚没收入。

2021年，国务院就曾通报过一起，河北某县级市“大规模乱罚款”问题。

因为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该市额外向下辖乡镇摊牌了3亿元的“非税收入”任务，并与干部绩效考核挂钩。迫使各单位不得不去向当地企业罚款，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

幸好国务院发现后及时叫停，责令退还罚款、并处罚了相关责任人，这个事情才告一段落。

但是，“罚款创收”一事并不新鲜。

互联网上，也长时间流传着一张“罚没收入占比”的城市排行名单。

经济发达地区，像北京、上海、苏州等，罚没收入占比可以低至1%。但是中国仍有29个地级市，罚没收入占比超过10%。

这其中是否存在“罚款创收”的问题，又会对当地营商环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都值得深思。

四、地方债务问题如何解决？

从宏观来看，地方财政的现实问题已经存在，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去解决。

在这方面，我们有两个现成案例可以参考：

一个是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一个是今天的日本。

上世纪80年代里根在任期间，为了打赢美苏冷战，美国政府曾试图通过大规模扩张赤字刺激经济，并最终积累了比较严重的债务问题。

整个80年代，美国政府杠杆率上升60%，每年利息支出占联邦政府收入比重，从10%上升到18%，为历史最高。

但是到90年代，因为引领了“互联网革命”，美国私人经济高速增长、税收增加，使得政府有机会削减开支并偿还债务。

克林顿在任时期，美国政府杠杆率削减近1/3，GDP同时保持年均4%的中高增速，实现了“完美增长”。

因此，克林顿本人即使闹出了“拉链门”，也依然能成功连任。

至于此后，小布什错误掀起“反恐战争”，再次将美国拖入债务泥潭当中，那就是后话了。

然而，日本则没有美国这么幸运。

90年代之后，面对着经济增速下降的现实，日本同样选择扩张赤字刺激经济。

然而，因为完全错过了互联网革命，日本经济内生动力不足，政府始终没有找到削减赤字的机会。

只要赤字一缩减，日本经济就衰退。

最终，日本政府在“扩张赤字”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至今，日本政府赤字率高达230%，冠绝全球。

政府债务负担过重，直接导致日本央行不敢加息。

即使今年日本通胀已经持续位于3%以上，日本也无法舍弃“零利率”政策——因为一旦加息，日本政府就会被利息负担压垮。

而不加息的结果，就是日元在国际上大幅贬值。

2020年至今，日元对美元汇率贬值50%，对人民币也贬值30%。

这就相当于日本政府在通过“货币贬值”的方式稀释债务，代价则是全体国民的财富缩水。

所以对于中国而言，是否能够领衔下一轮科技革命，是否能赢下当前的中美科技竞赛，对于我们十分重要。

这不仅关乎科技、产业或者军事，更决定了我们的债务问题，最终是“90年代的美国化”还是“今天的日本化”。

保值还是贬值，中国老百姓的身家财富都系于此，牵一发而动全身。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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