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中讲道：“潜龙在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君子要待时而动，不可四处张望，要懂得保存自己的实力。曾国藩早年在京为官，对《易经》颇有研究，他将“潜龙在渊”四个字奉为人生哲学，凡事都不标榜，不出头，不轻举妄动。

一、抗旨不遵，见死不救

在曾国藩回乡创办湘军之初，只拉起一支万余人的队伍，他部下的一员大将江忠源知道之后，未加考虑，便将这一情况向咸丰皇帝说明，此时被太平天国搞得焦头烂额的咸丰皇帝哪里管得了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如何，能否对付得了太平军，在他眼里，这万余人就是万把刀，因此他立即下旨，命令曾国藩率领部队去增援湖北，解救被太平天国西征军围困的武汉。

此时的曾国藩当然知道，自己的这支部队，是他起家的资本，面对太平天国数倍于己的兵力，现在赶去增援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其实在咸丰皇帝下旨之前，他的老师，时任湖广总督的吴文镕便向他发来了求救的文书。再者，曾国藩的部将王鑫发誓要为谢邦翰等人报仇，一再请求曾国藩准许他带兵增援。

一边是自己的老师被困重围，一边是自己的部将再三请命，又有皇帝亲自下达的谕旨，按照常理，曾国藩于情于理都应该出兵增援，但是，曾国藩毅然决然地复信拒绝出兵，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师被太平军击败，自杀身亡。虽然吴文镕被迫自杀身亡，但是吴文镕并没有记恨自己的这个见死不救学生，反而十分欣赏自己学生的大局眼光，以及高明的办事手法，并在给曾国藩的回信中称赞东南大局，全靠曾国藩一人。颇给人一种大义凛然的风范。

这是曾国藩的第一次抗旨，结局是自己的恩师吴文镕被迫自杀，在常人看来，这确实难以理解，不过对于曾国藩，这只是潜龙在渊的第一次尝试而已。

曾国藩的第二次抗旨，发生在同年的十二月，这一次看起来对他更为重要，因为这次需要他解救的，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江忠源！然而，曾国藩再次上演之前的那一幕，他仅仅派去了一千新练兵勇去救援，明眼人一眼便看得出，这只不过是曾国藩应付朝廷指令的手段罢了，一千兵勇去了也是杯水车薪，对于结局没有什么作用。最终，江忠源也如同之前的吴文镕一样，兵败自杀。看起来，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惋惜的结局。

图为湘军名将江忠源

但其实，曾国藩又何尝不想去解救自己的老师和自己的部将，吴文镕作为自己的老师，又身为湖广总督，显然是曾国藩的后盾，在政治困境中能够替曾国藩撑腰，而江忠源作为跟随自己最早的部将，职务高，又富有实战经验，是曾国藩手中的一把利刃，两者对曾国藩来讲都是依仗，但面对救援就要自身落入虎口的局面，曾国藩很决绝，坚持己见。

第三次抗旨则发生在第二年的二月份，当时的太平军攻破了清军的黄州大营，朝廷再次下旨令曾国藩援兵武汉。这次的曾国藩仍是按旧例评判双方的实力差距，他认为，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又擅长水上作战，而水师正是湘军的短板，因此，曾国藩拍板，不出兵！咸丰皇帝回复曾国藩的奏章大意则是：“看你的奏章，仿佛各省的军务都由你一个人承担似的，你难道有这个才能？平日你爱自夸，总以为天下没人能超过你，事情到来时，真能担大任倒好，如果猥琐可不是让天下人笑话？”

面对咸丰帝半激将，半命令的回复，曾国藩仍然是按兵不动，坚决不出兵增援武汉。

但是数次抗旨不遵，曾国藩总要上书陈明缘由，他凛然说道：“我不出兵绝对不是怕死，你一定让我出兵，只是毫无作用，我是文人不懂武事，出兵必败，但又不想让天下人看我的笑话，因此焦虑不安，恳请皇上能够理解我的苦衷，等到有能力抗击太平军时，我一定殚精竭虑！”

面对曾国藩的这一番说辞，咸丰皇帝被曾国藩的真诚所感动，便原谅了曾国藩抗旨不遵的行为。

略览曾国藩的这几次抗旨不遵，其真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存他赖以起家的湘军。因此，为了这一个目的，他可以不顾自己老师和部下的生命，数次违背皇上的旨意，做出这些常人看来不忠不孝的事情。虽然这种做法使他损失了一些政治人力资源，但他最终保存了自己的这支部队，并使得湘军不断发展，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于曾国藩这类的人来说，部队就是他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他在政治场中博弈的筹码，他必须时刻保证这些筹码的安全。

晚清名臣曾国藩

在很多情况下，人人往往因为种种原因而放弃自己辛辛苦苦发展的成果，还自我安慰道，没有办法，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我除了放弃没得选择。可实际上，这也仅仅是人们安慰自己的一个借口罢了，因为在很多时候，除了强行夺取你的成果，否则，绝大多数境况下的损失都是人自己去造成的。就像是曾国藩当初面临的形势，倘若他没有坚持己见贸然出兵，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湘军，早已经全军覆没数次了。然而，不仅没有全军覆没，湘军反而在曾国藩的领导下实力不断增强。

就像战国时期的杨朱说的那样“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曾国藩便是很好的实践者，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绝对不能够轻易消耗自己的“家底”。这也是曾国藩令人钦佩之处，即，保存实力，以图大用。

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作为没有实权的一个团练大臣，初期的曾国藩饱受绿营军的气。绿营军依仗自己是清王朝的常备部队，常常对湘军吹毛求疵，处处针对，对于绿营军的一些做法，曾国藩感到十分不满，可他又深知自己当时的实力，不能够轻易将自己的不满发作出来，可我惹不起你。躲总躲得起吧，因此，曾国藩决定，移兵衡州。

不过，作为一代风云人物的曾国藩，移兵衡州绝不仅仅只是躲避绿营军的骚扰，他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曾国藩认为，衡州地处偏远，不像长沙一般遍地他人耳目，不易开展练兵活动，在衡州，朝廷对曾国藩的控制定会大大减轻。但是，凡事有利便有弊，远离朝廷的控制，是曾国藩所希望的，可也是朝廷所不能轻易接受的，因此曾国藩必须寻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使朝廷信任。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想到了一个绝佳的理由：“为江忠源招募军队！”当时的江忠源率领楚军，征战广西，湖南，江西等地，屡立奇功，是朝廷所依仗的人才，因此，为江忠源招募军队这个理由对曾国藩来说，绝对是一妙计。

就这样，曾国藩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通过自己的各种关系，筹建了一支较为完善的湘军，人数也比长沙时期多了一倍有余。而据后来的形式，曾国藩移兵衡州这一步棋，实在巧妙。

三、创办淮军，曾国藩一分为二

在众多财经类知识中，有一个为人所熟知的小技巧，即把一筐鸡蛋放在两个篮子里面，即使一个篮子的鸡蛋打碎了，还有另一个篮子的鸡蛋。这边是风险分摊原理。而为保存自己的实力，曾国藩正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了自己的部署。

曾国藩在创建军队之初，就奉行“两处发力”的方针，既要发展湘军，又要完善淮军。当初曾国藩创办淮军，主要是为了解决战线过长湘军兵力不足的毛病。而后期李鸿章招募淮军，也遵照了曾国藩的意图。不过在李鸿章招募淮军之前，湘军里面就已经有了三营淮军的“雏形”。

其一，是马从震的“震”字营，是曾国藩于1860年于宿松招募的。不久被曾国藩划归左宗棠调用；其二，则是张遇春的“春”字营，是李鸿章的旧部；其三，是李济元的“济”字营，原是太平军的旧部，于咸丰八年投降曾国藩，被曾国藩编为“济”字营。而这些也是李鸿章日后淮军的基础。

图为淮军正在训练

纵观这一时期不难发现，曾国藩创建淮军的目的有三：

第一，要用淮军吸引住朝廷的注意力，清王朝作为满洲贵族的天下，却因种种原因存在听命曾国藩的湘军，并且这一军队日益发展，总有一天会功高震主，倒不如先下手为强，另外创建一支军队，吸引朝廷某些人的注意，将自身的风险分散；

第二，也是曾国藩出于对自身以及家人的安全考虑，毕竟天下姓爱新觉罗而不是姓曾，即使他曾国藩的功劳再大，收复失地再多，他也是要臣属于皇帝，“狡兔死，良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个道理，熟读史书的曾国藩不会不清楚，等到太平天国这个危机消除，他手下的湘军必然要被裁撤，而自己常年的征战以及耀眼的战功，也使得他树下了不少政敌，但是，如果创建了一支淮军这样的军队，既能应对朝廷裁军，又能保障自己的地位。

第三，则是前面提到的现实问题，当时的湘军确实面临着兵源不足的难题。

这便是曾国藩超乎常人的地方，可谓是一箭双雕一举两得，通过创建淮军这个行为，一个曾国藩便化为了两个曾国藩。

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另辟蹊径保存实力

太平天国的北伐行动，给清廷统治者造成了很深的心理阴影，开始担心江山不稳，因此将战略真心放在了抵御太平军北进上。

1858年，曾国藩率部到达离安庆二十里的高桥，准备进攻安庆和桐城。正在这时，曾国藩接到了江南大营被攻破，要求他率兵援救的命令。而曾国藩也以兵力不足为由回绝了朝廷的旨意。同年四月，朝廷又令曾国藩去救援苏州和常州，并认为安庆早已是囊中之物，而苏州常州等地经济发达，是国家赋税的主要征收地，因此保障苏州是当前要务。

然而，曾国藩的战略意识却与朝廷截然相反，曾国藩认为，江南大营的根基是苏州和常州，而他的湘军根基则是两湖，倘若湘军离开两湖地区去东援，则湘军失去了根本，缺乏依托，相应的，太平军倘若在东线取得胜利，必然会挥师西进，进犯两湖地区，这时候湘军再借地利，便很容易战胜太平军。

图为安庆战役的示意图

这种重大的军事行动，作战思想必须要统一，但现在曾国藩却与清廷产生了战略分歧，导致战争进度拖延。前面也介绍，曾国藩有抗旨的“癖好”，但他却也清楚，不能一次次地跟朝廷对着干，总不能把桀骜不驯的标签往自己身上贴。于是乎，他又开始了他的两面手段。

第一，曾国藩多次上书朝廷，耐心解释其中的利弊，试图改变清廷的战略认识，同时又做出看似让步的行为，将大营由宿松移到皖南地区，并奏报东援计划；第二，仍把战略重心放在安庆，但却没有将其摆在明面上。

后来的局面也没有出乎曾国藩的意料，攻打安庆，太平军并未攻打苏州和常州。这一次，曾国藩虽然再次抗旨不遵，但他却给朝廷呈上了一份胜利的结果，让朝廷得以充分地信任他。

类似这样的的重大战役，曾国藩清楚，自身内部的分歧是最大的天敌，因此他没有像之前那样选择与朝廷硬顶，而是相互说服，尽管只是表面的统一。而这一作风也颇有孔子的中庸之道，既坚持了自己的原则，又迁就了对方的意思，缓和了双方的冲突，为取得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内部基础。

归根结底，曾国藩的一番努力，也是为了保全湘军本身，单从当时的兵力来看，湘军对太平军来说，兵力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出兵东援必定损失惨重，然而曾国藩大局在胸，充分分析了敌我情形对比，制订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取得了又一次的胜利。因此，曾国藩虽然抗旨了，但他却向朝廷交上了一份比按原计划成果更大的战报，使得朝廷心服口服，自然无法追究他抗命的责任。

从这件事看来，一旦有胜算的把握或者值得一搏的计划时，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计划来行事，而不是拘泥于上司的模板。

作为中国近代史传奇般的人物，曾国藩能够在晚清政坛叱咤风云多年，其根本就是手中有这么一支效忠于他的湘军，而这一团练组织的发展壮大，便于上述介绍的曾国藩“潜龙在渊”的手段密不可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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