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能耗“双控”、限电限产等措施的持续发力，对经济运行形成了强烈冲击。此外，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双循环”不畅、增长潜力下降、经济的脆弱性增大。我国的结构性问题突出表现为城乡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的失衡。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近64%，说明在城镇工作和生活的人口正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而不断扩大；而我国农村户籍人口仍占55%，这意味着我国人口大多数仍是“农民”身份。这也反映出我国的社会转型明显滞后于经济转型，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对经济循环中的供给和需求都会构成严重拖累。老龄化的加速，也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和社会抚养负担。再比如市场结构，在城乡分治体制下，呈现明显的二元特征，产权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等要素市场都是分隔的。诸如此类市场的不统一，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妨碍了规模经济的形成。

为加快结构化改革步伐、消除经济发展中的“二元结构”，建议构建公共政策协同的生成机制，更好发挥财政金融政策的协同效应。

一是经济增长、减污降碳、数据安全、反垄断、共同富裕、部分行业回归公益性等公共目标之间应构建相互协同的生成机制，避免各行其是、相互对冲，给市场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转向以结构性改革为重点，推动社会供需良性循环。应形成清晰的多级改革目录和实施方案，着眼于中长期，把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治理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解决城乡分治带来的结构性扭曲与资源错配等问题，进一步增强经济韧性。

三是把握降息的窗口期，发挥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现代经济与金融日渐融合进而转变为金融经济，在这种条件下，可谓“成也金融，败也金融”。金融已经深度嵌入供给与需求之中，对促进供需良性循环具有关键性作用。由于美联储量宽政策不可能一直搞下去，一旦转向，将会加大我国资本外流及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因此，留给我国的政策窗口期或正在收缩。降息是当前缓释风险、抑制经济收缩的关键一招。一方面，当前资本过剩、储蓄率高，具备降息的条件；另一方面，在高杠杆条件下，企业财务成本、政府利息支出压力越来越大，也迫切需要通过降息来对冲再融资风险，为货币政策传导减少障碍。为更好地把握宏观政策的“时度效”，应考虑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择机下调政策利率。

四是明年财政政策应适度加力，以对冲经济收缩风险。预测明年财政收入增速回落明显，广义财政收入的增长空间有限。为实现稳增长目标，明年可考虑适度提高赤字率限额。另外，建议适当调整政府债务结构，提高中央债务比重，在地方债务中适当扩大一般债务比重。来源：尚希观察

刘尚希：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