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文人读书的首要目标，然而，古训有云：“不为良吏，便为良医”，如果不能考取功名，潜心医道、以图在医学上有所建树，便成了文人的第二条出路。可以想象，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文人与医术之间会建立何等密切的联系。医术药材不仅于文人诗作中随处可见，许多文人自己本身就是良医，而文人们对中医理论的建立与完善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宋代豪放派词人辛弃疾，有几首药名词流传于世，读来饶有兴味。“山路风来草木香，雨余凉意到胡床。泉石膏肓吾已甚，多病，提防风月费篇章。孤身寻常山间醉，独自，故应知子草玄忙。湖海早知身汗漫，谁伴?只甘松竹共凄凉。”这首名为《定风波》的词，每一长句内含一个药名，分别为：木香、禹余粮、石膏、防风、常山、栀子、海藻、甘松等。既表达了词意，又不显得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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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孙叔顺写的套曲《粉蝶儿迎仙客》段，把一个丽人思春，踟蹰花园，留连忘返的情态勾勒的活灵活现，其词曰：“行过芍药圃，菊花篱，沉香亭色清情何太急。停立在曲槛边，从容在芳径里，待黄昏不想当归，尚有百部徘徊意。”曲中借用了芍药、菊花、沉香、停立(葶苈)、苁蓉、当归、百部等七味中药，却没有丝毫斧痕，是一幅绝妙的游冶图。

唐代大诗人王维也曾以药为诗，不仅如此，他还因而获得了一段美好姻缘。据传，中唐王维赶考羁留京城，因病去药铺买药，见抓药少女美貌聪颖，顿生爱慕之心，有意结识，便试之。挥笔开出：“宴罢客何为？金甲壮士醉，出征行万里，黑夜金不迷；百年紫貂裘，艳阳牡丹妹；八月药吐蕊，蝴蝶穿药飞。”他边递药帖边说：“小姐，请问可有此药否？”姑娘接过一看，原来是用药迷诗考他，略加思索后，便随口答道：“宴罢客当归，雄黄酒壮威，远志在边疆，店中熟地美；百年裘陈皮，芍药牡丹妹；桂枝秋花芳，香附蝶双飞。”八味中药全部报出，悬壶济世，果然名不虚传。待到王维考中进士，便去药铺求婚，遂与姑娘喜结良缘。

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以其针砭时弊、抨击黑暗的《聊斋志异》斐声文坛，但他同时又精通医术的情况却鲜为人知。《草木传》就是蒲松龄根据中草药的性味、功能等特点，运用“生”、“旦”、“丑”、“净”等戏剧行当加以演化而成的著作。剧中的“清肺汤”则是《医宗金鉴》治疗肺热喘咳的方剂，主要由麦冬、天冬、知母、贝母、黄芩、桑皮、桔红、甘草等组成。蒲松龄用“剧中人物”的道白这样介绍道：“那一日在天门冬前麦门冬后摇了摇兜铃，内出两位妇人，一个叫知母，头戴一枝旋复花，搽着一脸天花粉；一个叫贝母，头戴一枝款冬花，搽着一脸元明粉。金莲来求咳嗽药方，黄芩抬头一看，即知头面各般，所有枳实俱是止咳奇药，放下兜铃，汇成一方，便把那热痰喘咳一并治去。”

关于蒲松龄行医，还流传着一个颇具传奇意味的“诗医”的故事。相传早年流落苏北宝应，身无分文，只好挂牌行医糊口。有次他为县太爷治好了病，县太爷送了块“药到病除，圣手时医”的匾给他表示感谢，谁知一时大意，错把“时”写成了“诗”字。

匾一挂起，就触怒了当地一班儒生：这副寒酸相，竟然能医“诗病”，他有多大学问？便蜂拥而来发难，宣称蒲松龄如稍有差错，就要砸掉他的牌匾，赶出宝应。一位秀才抢先道：“先生号称诗医，学生觅得小诗四句，请圣手赐教。”说罢递上一张纸，上提：“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蒲松龄略一思索，当即提笔批下“此诗宜补，方有起色”八个字。众儒生一看，哄笑起来：“诗文哪有吃补药的？”蒲松龄笑道：“首句补‘十年’，二句补‘千里’，三句补‘和尚’，末句补‘老童’，诸位意下如何？”吃了“补药”的诗变成“十年久旱逢甘雨，千里他乡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烛夜，老童金榜题名时”。补得有理，众儒生一时无言以对。

过了一会儿，另有一瘦个子秀才走出人群，从袖中取出一纸道：“学生姓杜，这首诗是老祖宗遗墨，请圣手诊治。”蒲松龄一看，原来是杜牧的《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蒲松龄看罢，灵机一动，也写了八个字：“泻药一剂，脚轻手快。”众儒生不解，便问怎么泻法？蒲松龄提笔边删边说：“清明就是时节，还要‘时节’何用？行人自然在‘路上’，此二字应泻去；何处就是问路，不必‘借问’，最后一句，‘牧童’也似觉多余，也可泻去。”杜秀才笑着作难道：“前三句泻得好，末句却万万不可泻，否则有谁来指路呢？”蒲松龄笑道：“牧童所指甚窄，难道没有其他知情者指路吗？可见你从来不回家祭祖扫墓的。”几句话把杜秀才羞得面红耳赤，怏怏而退。

“诗医”之说，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亦足以作为蒲松龄医术高明的佐证。其实不独蒲松龄，唐代诗人刘禹锡，宋代诗人陆游，大文豪苏轼、欧阳修等，也都是医术大家。

刘禹锡属于典型的“久病成医”，他自幼体弱多病，经常服药，对医药颇有研究。三十年持之以恒，遂成良医。治病用药，讲求实效，不固守古法，提出“弭病于将然之先，而以攻治为后”的预防思想，治病善用单方、验方，并重视收集整理民间医药经验。他曾奉诏参加编撰本草和经方，著有《传信方》二卷，此书包括他在连州时，薛景晦送他的十通方及民间经验效方共五十余首，因每方皆有所据，故以传从为名。其内容涉及临床各科，兼载急救内容，用药具有简、便、廉之特色。

陆游行医更加专业，据《宋史》记载他曾著有一本医书名《续集验方》。南宋淳熙二年，陆游在成都作一个小官，其时疫病流行，他目睹患者贫病交加之惨，便在街头煮大锅药给患者服用，救了很多人。并有诗云：“我游四方不得意，佯狂施药成都市，大瓢满贮随所求，聊为饥民起憔悴。”晚年居山阴，他还亲自种药，配制丸散膏丹，走乡串户，为乡亲治病。有诗云：“村西行药到村东……杖藜到处即春风。”很多人为感谢他的活命之恩，生下的儿子都起名叫“陆”：“驴肩每带药囊行，村巷欢呼夹道迎，共说向来曾活我，生儿多以陆为名。”竟完全是一个受群众欢迎的职业医生了。

苏东坡在宋代文人中，不仅文章、诗词、书法冠绝当代，在医药上的成就也首屈一指。他不仅创立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公私集资合办的医院——“安乐坊”，对气功强身却病也有深入的研究，曾写过好几篇《养生论》谈到气功。然而，意外所得的处方圣散子，却给苏轼带来过毁誉参半的名声。

这张处方是苏东坡在黄州得之于家乡人巢谷的，巢氏是在东坡落难时从眉山到他的住所，任他的家庭教师的。能作东坡的“西席”无疑是饱学之士。圣散子是巢氏的秘方，他传给东坡，“凡伤寒不问证候如何，一以是治之，无不愈。”东坡奇之，为之作序，又传授给他的朋友，《伤寒总病论》的作者，名医庞安常。适黄州连岁大疫，使用此方“所全活者，至不可数”。然而后来永嘉瘟疫，用之，则“被害者不可胜数”。叶梦得《避暑录话》说：“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言”，陈无择《三因方》也说：“宣和间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中医的特点在辨证论治，圣散子方多辛温燥烈之药，用于寒疫固效，用于温疫，则为祸不可胜言矣，东坡也因此大受后人抨击。

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写到令狐冲身受内伤，无法医治，但听到任盈盈所奏的《清心普善咒》时，“热血上涌、便欲呕吐的情景却已大减”。这里描述的“音乐治疗”奇迹虽属小说家言，不足为信。但在历史上，却真有文人曾有过弹琴治病的经历。

欧阳修在《送杨寘序》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他写到：“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其疾之在体也。”欧阳修通过弹琴，不仅陶冶情操，更治好了自己的忧郁症，所以，在饯行时，他才送给杨寘一张琴作为纪念，并且写了这篇谈弹琴的文章，还把学弹琴的老师孙道滋也请来一起喝酒。

历史上，中国文人与医术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文人擅长医术的比比皆是，而医生自己也往往文采飞扬。不过，在社会化分工日趋细腻的今天，每个人都潜心于自己某一特定的领域，能身兼文人与医生称号的人已然鲜矣。古语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天研究者纷纷放弃其他学科而专攻一项的做法，不对社会进步而言，不知道究竟是在促进还是阻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