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起源于“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其在本源上，就是把国家政权的作用与经济资源的配置作为一个相联系的系统来把握的。一般人们奉为经济学开山鼻祖的亚当·斯密，认同“守夜人”国家职能定位的同时，在《国富论》中专门讨论了税收与公债及政府支出，这就自然而然形成了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密切联系，并被后人认为创立了初始的财政学学说。

楔子：换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方式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包括哪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区别表格）

既然是作为学习的前奏，我们想在此谈谈对学习方式的思考。

现在的经济学学习过程往往是从知识开始的，比如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沿着特定的体系逻辑逐步认知。这当然不失为一种十分高效率的方式，然而，也往往由于这样的认知集成方式，容易掩盖或淡化经济学发展的“深层理路”。知识体系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但当我们走进这个领域之后，往往会发现，一方面仅仅掌握知识还远远不够，因为这充其量只是做到了“知其然”，另一方面随知识体系延伸出去总避免不了晦涩和枯燥，加上路径之间时不时有迂回转折，更使探索“知其所以然”的过程异常繁复。

其实，经济学、财政学都是有基本理论逻辑脉络可循的，这种脉络沿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沿着代表人物的代表性思想对其的提升而更新与丰富。各种经济学流派固然存在许多不同点，其学术地位和历史贡献会各有特长，各具千秋，然而在几十年、几百年的时光流逝中如还被人们屡屡提及和加以讨论，则必定会有其值得肯定的建树，至少有给后人带来启迪的特定发现或阶段性认识总结。后人完全可以先作“兼容并包”的了解，再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集大成。因此，我们可以先尝试换一种综合集成方式来看待经济学，在更具综合融汇与提升意味的同时，也会轻松和有趣一些。

意在提升整合：“六维”框架

我们之所以提出形成一种综合集成方式来看待经济学，是因为与财政学密切联系的经济学沿其历史发展脉络，最开阔地看，可认为是构成了传统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信息及行为经济学“六维复合”理论框架（如图0-1所示）。

图0-1“六维”经济学发展时间谱

传统经济学起源于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问世，作为“六维复合”框架的发端，主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的经济学，离不开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以1859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式出版和1867年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后来出版《资本论》的第二卷、第三卷实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合著）为主要标志，以思辨性与批判性为鲜明特征，内容深刻、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英国古典经济学是其来源之一）；由传统经济学派生而来的多学派经济学理论发展中，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1899年凡勃伦《有闲阶级论》面世为起点的制度学派，二是以1937年科斯《企业的性质》发表为起点的新制度经济学，聚焦于制度及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作用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发展经济学以1945年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博士论文为起点，主要研究农业国家的工业化或者说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进程；转轨经济学可被认为是具体化的制度经济学分支，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与过渡为主要研究内容；信息经济学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行为经济学以卡尼曼为代表人物兴起于其200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前后，以市场中不完全信息对人预期的影响、人的偏好及心理学特征和行为特征为基点，研究经济发展。

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沿这六维脉络，都曾经不同程度地产生对经济理论和实践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及思想。距离我们较近的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所倡导的规制经济学，正是建立在信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基础上，利用先进的数学分析方法所构建而成。

“传统经济学”沿需求—供给关系的认识脉络

亚当·斯密认为，看重城市产业的就是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看重农业产业的就是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1]，其后的理论发展中，“政治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是打通为一体的。

经济运行是以供给不断满足需求的循环所形成的资源配置，如果对传统经济学思想脉络进行梳理，则不难发现其伴随对需求和供给的认知与态度，呈现出两轮关于供给侧重要性质的“否定之否定”：从19世纪初“供给自动创造共需求”的“萨伊定律”提出所标志的供给学派开端伊始，历经成就辉煌的“凯恩斯革命”对其几近全盘的否定，又迎来20世纪70年代“供给学派”兴起所构成的明显带有“螺旋式上升”新特点的第一次供给学派复辟，并接着又继续放低身段于“凯恩斯主义复辟”的浪潮中，直至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供给思想重新以“供给管理”这一带有继续“螺旋式上升”新特点的形式，回归至举足轻重之位。

沿着两轮“否定之否定”，传统经济学供给思想的发展以历经“古典派”与“新古典派”两阶段的自由主义取向下的供给侧考察为基础，遭受过以凯恩斯和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第一代凯恩斯主义的批评，后在以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实现供给思想的首次复辟，接着迎来以新生代经济学者群体为代表的第二代凯恩斯主义浪潮，且此次浪潮中所发展的凯恩斯主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带有重要的供给思想要素，也为后危机时代基于美国和多国“供给管理”反思而“破”与“立”的新供给经济学之供给思想理性回归，提供了铺垫。

——古典自由主义的供给思想

以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为产生标志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大体上经历了“古典派”和“新古典派”两个重要阶段：以萨伊、西斯蒙第、马尔萨斯、李嘉图和穆勒等经济哲学家为代表的古典派，供给思想主要以“萨伊定律”为核心，后得到李嘉图和穆勒的发展，其中不乏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对其的批评，然而这些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带着滥觞时期的阶段性色彩，与其看作是一种批评，不如看作是当时完善经济学理论体系必经的打磨切磋；此后，古典派历经边际革命，以剑桥学派、奥地利学派和洛桑学派为代表的新古典派崛起，尤其是在经济思想史上独树一帜的剑桥学派，其开山鼻祖马歇尔探究的经济学原理中以“静态均衡论”（thestaticaltheoryofequilibrium）为核心的静态经济学体系，不仅构建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新基础，而且为凯恩斯、尼科尔森、庇古等后来者开拓了继续攀登经济学理论高峰的道路，并包含了重要的供给思想。

——供给思想的第一轮否定：第一代凯恩斯主义的批评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将需求管理思想引入政治经济学体系，将需求划分为需求程度和需求强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效需求”概念，认为当供给与需求相等时所对应的需求就是有效需求。以有效需求为核心，马尔萨斯认为在需求为有效需求时，市场上商品的价格可以由生产的费用来决定；而在需求不等于有效需求时，市场上商品的价格由供求关系来决定。这种以需求为核心的思想实际上构成对萨伊注重供给思想的异议与批评。在马尔萨斯的影响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于1936年出版其旷世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后，经济学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如凯恩斯著作名称的关键词所示，其理论建立在货币金融理论的基础上，以承认存在非自愿失业为前提，而以解决就业问题为核心，认为出现失业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并认为自由放任的经济无法自我缓解所面临的危机，应当通过政府干预经济来刺激需求、解决失业、振兴经济。“凯恩斯革命”之后，以保罗·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又成为凯恩斯主义框架下最有影响力的学派。沿袭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思想，萨缪尔森明确主张在进行需求管理时采取“逆风向而行”的调控政策，并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总需求，这一套政策主张对全球大多数经济体（既包括发达经济体又包括新兴经济体）产生了空前重要的影响。

——供给思想的第二轮浪潮：供给学派与新自由主义

脱胎于“自由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和哲学思潮的新自由主义，可认为最早发端于托马斯·希尔·格林（ThomasHillGreen），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爆发严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他提出的经济自由主义复苏形式，核心点是认为自由应当是制度框架内的自由而非放任自流，主张在秉承自由主义传统的同时实施国家干预，但其后这一视角上的理论流派发展，主要表现为国家干预的最小化主张。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思想也几乎影响了整个20世纪，其理论学派包括以哈耶克（Hayek）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为代表的现代货币学派、以小罗伯特·埃默生·卢卡斯（RobertEmersonLucas）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及以布坎南（Buchanan）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若特别关注供给侧考察，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尤其包括了以拉弗（Laffer）和费尔德斯坦（Feldestein）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的认识与主张。

——第二代新凯恩斯主义：20世纪70、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后，凯恩斯主义出现复辟浪潮，尽管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逆风向而行”调节总需求的政策主张仍然具有重大影响，但是以罗伯特·约瑟夫·巴罗（RobertJosephBarro）、劳伦斯·M.鲍尔（LaurenceM.Ball）、尼可拉斯·格里高利·曼昆（NicholasGregoryMankiw）、保罗·罗默（PaulM.Romer）、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Blanchard）、乔治·亚瑟·阿克洛夫（GeorgeArthurAkerlof）、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JosephEugeneStiglitz）、珍妮特·露易丝·耶伦（JanetLouiseYellen）等新生代经济学家为代表的第二代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与第一代凯恩斯主义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多思想层面构造下，第二代新凯恩斯主义囊括了巴罗的技术模仿模型、鲍尔的货币金融理论、曼昆阐述的新经济学原理、罗默的高级宏观经济增长理论、布兰查德的货币金融宏观理论、阿克洛夫及夫人耶伦的信息理论，及发展理论和斯蒂格利茨的信息经济学等。处于理论百花齐放的时代，所谓第二代新凯恩斯主义的诸多代表性新生代经济学家在切实影响着经济增长与经济生活，但可以认为对于第二代新凯恩斯主义的划分尚属未定，并且随着2014年1月6日新上任美联储掌门人开启耶伦时代，而使未来相关经济学说的新发展更加值得期待。

但在这一时期中，2008年，由美国金融系统爆发的“次贷危机”，迅速传导引发欧洲诸国陷入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世界经济美欧两足并立局面发生巨大动荡，进而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和被格林斯潘称为“百年一遇”（实为与“大萧条”相提并论）的世界金融危机，直接导致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的质疑，也伴生了对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思路的再次质疑。在此次金融危机救市政策的关键性事项上，美国实际上断然摆脱所谓“华盛顿共识”，从“供给侧”进行足以影响全局的“区别对待”的政策操作与结构性调整，明确地对本国宏观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供给管理”，而不限于所谓的货币总量调节或者需求侧调节，在传统经济学的思想发展经历“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复辟”的发展阶段后，又切实表现出“供给侧”调控思想对凯恩斯主义的第二次否定，揭示了供给侧经济学沿传统经济学发展脉络应运而生的又一轮理性回归及回归中的“螺旋式上升”。

“发展经济学”的脉络

通常认为，新发展经济学以张培刚于1945年出版其基于博士学位论文的著作《农业与工业化》为起点，经历了其后至20世纪60年代初的第一阶段和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的第二阶段，是以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从而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发展经济学作为研究经济发展的学科，如果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框架，基于中国经济实践作出更深入的研讨，则新供给经济学沿着发展经济学脉络承认经济体间非均衡发展，进而研究实现经济追赶—崛起之中长时段的“赶超战略”，应属必然。经济赶超战略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属于决定经济发展大方向的至关重要的顶层战略抉择。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三步走”式“追赶—崛起—赶超”现代化战略内涵，固然肇始于作为战略性决策人物的综合性（乃至某些直觉）的判断，但在经济发展理论的已有成果中，却不乏与之吻合、呼应或可资梳理、整合与深化认识的思想材料。赶超战略的学理探索，沿着经济发展理论的脉络，按照标志性学说或模型的提出，大致可将关于经济赶超的西方理论分为六个阶段，这些标志性学说或模型基本上都以同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特点、理论及模型为基础，可以贡献于经济赶超的独特理论体系。上述西方理论的六个阶段是：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提出后发优势理论，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从现代化的角度提出的发展后发优势理论，阿伯拉莫维茨提出的追赶假说，伯利兹、克鲁格曼和丹尼尔?东提出的“蛙跳”模型，罗伯特?J?巴罗提出的独特的技术模仿函数，R?范?艾肯建立的技术转移、模仿和创新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些标志性学说或模型，以研究者可观察的经济增长特点、可获取的理论成果或模型为基础，形成经济发展理论不应忽视的组成部分或分支，而它们串联在一起，又可启发和形成关于经济赶超的独特理论体系。

“制度经济学”的脉络

从发展史来看，制度经济学大体可分为以李斯特、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和以科斯、诺斯、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然而，旧制度经济学与其称之为“制度经济学”，不如称之为“制度学派”更为准确，其研究对象可认为是某特定制度（例如：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经济及其处于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特征，制度学派实际上由其先驱乔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GeorgFriedrichList）所成就的德国历史学派发展而来，其性质很大程度上虽可归属于历史学派，但其最早对法律、冲突、秩序、交易等问题的特别关注，为新制度经济学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而以制度为研究对象的新制度经济学实质上研究的是制度对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反过来经济发展对制度演变的影响，以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及制度变迁理论为基础，可说开启了经济学研究的新时代。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兴起并传入中国以来，以顾钰民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者，将马克思研究重点之一的“生产关系”概念明确地纳入经济制度的研究范畴。

——制度学派

19世纪40年代，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List）强调本国国民经济及创造财富的国民生产力建立在国家规模分工和相互合作等的基础上，后来制度学派逐渐形成于20世纪初，以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BVeblen）、康芒斯－约翰·罗杰斯（Commons-JohnRogers）为代表，基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阶段的研究，认为“制度”是经济进化的动力所在。凡勃伦创立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应是1899年出版、影响广泛的针对性著作《有闲阶级论》。自有闲阶级产生时（“未开化文化的阶段”）及发展历程开始，凡勃伦从“金钱的竞赛”、“明显有闲”、“明显消费”、“金钱的生活标准”、“金钱的爱好准则”、“服装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等内容逐渐延伸至论述的重点“工业的脱离与保守主义”。制度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康芒斯则在凡勃伦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对该学派作了发展，他总结出凡勃伦的理论实际上建立在通过“无形财产”概念认识到“物质”与“所有权”有所区别的基础上，而这种分离是探讨制度经济学的前提，或说“所有权”是制度经济学的基础，这为制度经济学一脉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十分重要的概念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以及经济分析法学的产生，虽然在一开始被认为是旧制度学派的重新崛起，但是基于旧制度学派的思想基础确实又向前走出很长一段路，具有里程碑意义。尽管“制度演进”、“所有权”、“冲突”、“集体行动”、“交易”、“法制”等概念在旧制度学派中都得到思考，但当时以“点”的形式出现的思想火花最终归于康芒斯笔下的“法制”，而并没有“捅破窗户纸”来揭示真正属于制度及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质性内涵，直至20世纪4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开启了经济学理论的新时代。1937年，27岁的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HarryCoase）发表了两年前完成的学术论文《企业的性质》，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之作。科斯将人们所认识到的生产“外部性”问题内化，进一步推进到以“权力界定”（“产权清晰”及其后的交易）视角作重新解读，实质上是对设计和选择社会制度安排总结而成的一种要求。同样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道格拉斯·塞西尔·诺斯（DouglassCecilNorth）则重点研究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及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Demsetz）在1967年发表《产权理论探讨》一文，进一步讨论了产权的经济理论要素。作为科斯理论的追随者，张五常在1969年发表的《佃农理论》一文中通过对分成租佃制度的研究，得到制定土地私人产权、明晰产权制度、允许土地自由转让才能让生产要素与土地的结合发挥最大效率的结论，深入研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的本质与交易费用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制度经济学内涵

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等为代表作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实质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等重大发现和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矛盾运动的剖析，面对现实社会问题，廓清如何客观合理地认识世界之经济、社会变化内在机理（规律性）而引出以未来理想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为目标导向的改变世界的群体性能动努力。这一哲理层面的主线和“理论密切联系实际而改造世界”的精神实质，对于人类社会其实也必然具有普适价值，亦可以解释本原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具有历史性的、长久不衰的思想影响和学术地位。中国人在经历可能要几代人才能最终收功的历史性经济社会转轨（以“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为普适性导向的艰巨豪迈的现代化）过程中，显然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制度分析思路与相关领域的一切人类文明之积极思想成果打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代，应当在“中国的奋斗”过程中产生其应有的发展、丰富与提升的新成果。

正如诺斯认为马克思实现了“对长期制度变革的最有力的论述”[2]，以顾钰民为代表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试图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制度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并将经济制度的分析分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具体的产权制度”和“资源配置的调节机制”三个层次[3]。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蕴含的制度经济学内容所进行的研究，实际上是清晰归纳和再次印证“制度”与供给侧研究中在“人”这一基点的连通，即基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一社会发展基本矛盾演变，而伸展为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与动态考察，进而寻求“认识世界”基础上“改造世界”的思路与方略。

“转轨经济学”的脉络

就“转轨经济学”而言，虽有概念和研究者的积极努力和有益成果，但总体发展状态仍显系统性明显不足，但不妨将其看作是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与中国等经济体具有天然的对应性。若从逻辑关系上来看，其实际上是将制度经济学的系列成果，特别是关于制度变迁内容具体化和对象化展开，而后所形成的一门理论，尤特指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苏联东欧解体后的经济和社会变革阶段上，理论界“与时俱进”地与改革、转轨密不可分的相关研究认识的集合。计划经济通过改革实现向市场经济过渡之制度变迁的简要概括，在苏东和中国均可以两个“轨”之间的转变而称之，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从计划经济一“轨”转入市场经济一“轨”，被形象化地称为“转轨”[4]，经济理论上也就成为转轨经济学；要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所以转轨经济学也被称为过渡经济学。当然，不同经济体的转轨、过渡实践与相关分析，又可表现出种种大相径庭之处。中国经济目前仍处于“转轨”中，对于经济转轨的起点及终点、选择渐进式还是激进式等基本问题，学界固然见仁见智，但也在凝聚一些基本共识。显然转轨过程中将面临许多攻坚克难的问题（尤其在“渐进”已形成“路径依赖”的中国），亟须设计针对性的过渡方案，联结制度安排总体战略构想的动态优化与贯彻实施，力争尽可能合意地渡过转型时期。作为一门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理论，其特定追求和基本范式，可谓是与供给侧的制度供给问题（制度安排与体制变革问题）形成了核心部分的一体化，并不断以学术话语作出表达和争鸣。相关理论分析的重要参照框架，在前面一个时期最典型、最具影响的范式之争，即有“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华盛顿共识：由针对拉美而影响其他

“华盛顿共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三家重量级机构，针对1989年饱受债务危机困扰的美洲国家提出的经济改革思路与政策的组合，其核心要领是约翰·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提出的包括“财政纪律、公共支出优先权、税制改革、自由化利率、竞争性汇率、贸易自由化、输入性FDI的自由化、私有化、放松管制、保护产权”在内的10条政策措施。可以看出，这些政策措施都以更为自由化的主张为共性特点。然而，这一首先针对拉美国家进而也在其他新兴的、转轨的经济体产生重要影响的转轨方针政策组合，并没有成功地帮助拉美解决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及推动经济崛起，有效扭转拉美地区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后的令人沮丧的现实，并随着中国等亚洲国家转型转轨中多样化可参照经验的不断产生，越来越多地产生了对于“华盛顿共识”的现实疑虑与思想挑战，至世界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后，一时间很多的评论者甚至认为“金融海啸”实际上已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当然，从学理层面作中肯分析，“华盛顿共识”所体现的政策供给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制度供给理论与制度转轨设计思路，确有其一系列可取之处，只是如把其“自由化”倾向性与“新自由主义”极端化见解和主张简单合并，很容易形成认识和实践中的偏颇；虽在一些主要方面很合乎某些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却难以有力支持指导应对金融危机等事关全局的重大实践。

——北京共识：中国发展模式之争

所谓“北京共识”，是由高盛公司顾问库珀针对“华盛顿共识”提出的中国通过努力、创新、实践摸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一种发展模式，该模式试图揭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立足的三原理，从定位创新价值到将国内生产总值与人民生活质量挂钩再到多渠道快速实现更多的变化和创新，这种为提出人所肯定的“成功模式”，无形中传达出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但其在基础理论层面的支撑因素还明显不足，并且未能有效回应方方面面对中国随“黄金发展”特征而来的“矛盾凸显”特征的普遍关切。与之相关的“中国模式”概念与内容之争，在中国的内外都相当热闹，也显然密切关联供给侧的“区别对待”（“中国国情”是其最代表性的大概念之一）和制度供给、体制转轨方面的种种热点、难点问题。

——思考：两模式的偏颇

无论是“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对于正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面临诸多发展陷阱的中国而言，都难免有偏颇之嫌。尽管一方面，中国经济历经较长时期高速发展甚至被称为“中国奇迹”，但距离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之林的目标尚远，不得不面临后发经济体和先易后难“渐进改革”路径上的诸多尴尬和严峻挑战，远不及发达经济体通过工业革命捷足先登后一路而上（也遭遇过“大萧条”等严重危机）那样可以按照需求管理“自由化”取向下的简单规则行事。另一方面，中国转轨中的成绩和初步经验方面虽然可以给人以深刻印象，但与形成相对清晰、稳定的“模式”级概念还相距甚远，宁可说作为“真问题”的中国抉择的大考验还在进行中，“攻坚克难”的关键性事件还在后面[5]。中国制度供给方面事关前途和命运的决定性考验，在于如何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为指导方针，不惜“壮士断腕”并运用极高的政治智慧推进实质性的制度变革，尤其是要在改革中创造性地处理好后发的现代化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以求持续走完实现“中国梦”的成功转轨道路，这也正是转轨经济学与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支撑点及相互结合的意义之所在。

若从理论实质看，转轨经济学所追求的研究成果，必然是属于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大框架之下，但其针对性更加鲜明，尤其是突出地标示发展中经济体“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渡”、“全面改革”等约束条件，始终环绕“制度”的研究与思考，从而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建设问题。从中国学人努力以“新供给经济学”框架来认识于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果断采取“供给管理”重大实践举措，加上对经济学需求侧研究已有模型、假设、主流范式的综合性反思与批判性接纳，不难得知其力主的应当直面中外思想成果和经济实践而“融汇古今贯通中西”包容性发展的特点，是必然需要跳出容易滑为“贴标签”式展开“两种共识之争”的老套路的。

“新兴经济学”的亮点

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信息经济学，从微观角度研究信息的成本和价格，并提出不完全信息理论，将理想假设模型与经济运行实际结合起来深化认识。作为一门将人类行为分析与经济运行规律、心理学与经济学有机结合的学科，行为经济学的出现和产生影响仅30余年，如果试图为其认定一个里程碑式的登堂入室的标志，那么不妨以2002年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作为一个心理学家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始。然而，正如尼克·威尔金森（NickWilkinson）所说“如果我们的研究目标是人们在各种条件下如何配置资源，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经济学都与行为有关”，行为经济学正是将以心理学为基础而认识到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并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带入经济分析当中的理论。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并非完全的创新，可认为是由传统经济学的“偏好”及“期望”理论，加上所谓“心理核算”等方法共同构成的。

在对“逆向选择”、“不完全信息”和“动物精神”进行再解读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在信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框架下，沿着乔治·阿克洛夫（GeorgeA.Akerlof）、迈克尔·罗斯查尔德（MichaelRothschild）、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桑福德·格罗斯曼（SanfordJ.Grossman）和罗伯特·希勒（RobertJ.Shiller）等学者的研究序列，并纳入对博弈论的相关思考，恰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理性预期失灵”逻辑线索[6]。基于此，我们可认为，所谓“理性预期失灵”，主要是指在国民经济实践中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理论失效的领域，这一领域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基于理性预期假设下的“柠檬”市场，二是基于理性预期假设下的不完备信息市场，三是以“动物精神”为代表的非理性行为。非理性因素的存在有助于我们理解新供给经济学所主张的实施理性的供给管理矫正“理性预期失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若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对此三个层次进行考察，不难发现，第一和第二个层次实际上属于信息经济学的理论范畴，第三层次则属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范畴，信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由此可以共同构成“新供给经济学”的第六维理论基础。

“新供给经济学”创新

“六维复合”的理论综述及思想脉络考察中可以发现，传统经济学在贯穿六维体系的主线上，主要研究范畴是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由传统经济学派生而来的多学派经济学理论发展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包含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批判性内容，又包含超越资本主义眼界而认识经济社会长远发展规律的建设性内容；制度经济学以制度及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作用为主要研究内容；发展经济学以研究农业国家的工业化或者说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为主要研究内容；转轨经济学可被认为是具体化的制度经济学分支，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与过渡为主要研究内容；信息及行为经济学则以市场中不完全信息对人之预期的影响、人的偏好及心理学特征为基点研究经济发展。有意以“问题导向”而从事“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创新性研究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群体，在把需求侧与供给侧的经济发展动力体系与认知理路打通的努力中，其侧重点与创新发力点，在于形成供给侧的全面深入分析认识，立志于在融汇古今贯通中西“集大成”的包容性框架下，把“物”与“人”的分析认识打通而提升经济学的解释力与指导力。

所谓“供给侧”的“物”和“人”，剖析起来，对于“物”和“人”两大基本视角的划分，可认为不仅源于对经济学大家思想脉络的考察（例如：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关系的唯物史观；亚当·斯密关于人际分工与“看不见的手”使物资配置达于合意的内洽性原理），而且源于对经济社会现象的“通识研究”或广泛认知（例如：保罗·肯尼迪所言大国兴衰的秘密是“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变化）。实际上，所谓“物”，也必是指“人与物”的关系，即“生产力”层面，由劳动对象、劳动工具而推及劳动者（人或“人力资本”）——具体到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而言，即“技术”的层面（邓小平所说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为由人实现的科技创新供给形成的生产力乘数效应）；所谓“人”，则实质上必是指“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层面，或具体到现代经济发展而言，即如何组织经济活动的形式与制度安排、利益分配；而无论是强调“生产力”（即由“物”切入）的层面，还是强调“生产关系”（即由“人”切入）的层面，归根结底都是居于“生产”的方面，即都隶属于“供给侧”，以回应“需求侧”的原生诉求（人类从生存、温饱底线上必生发并必升级的需要）。反过来认识“六维复合”的理论基础要素，供给侧的“六维一体”考察是在以传统经济学需求和供给研究两轮“否定之否定”演进的主线下，以发展经济学为一大基点——既突出于“物”的供给研究，又以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信息及行为经济学为另一大基点——即突出于“人”和人际关系的研究，进而作“打通”之努力。

基于“物”的研究告诉我们，由于存在后发优势，欠发达的后进经济体可以追赶发达经济体，并通过“蛙跳”、技术扩散、“干中学”等方式方法，实现技术上的乃至组织结构方面的赶超，从而实现经济上的赶超。基于“人”的研究告诉我们，制度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供给因素，尤其是产权和交易成本的机制联结状况，直接影响某一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在制度变迁即制度安排的供给演变过程中，既会出现制度滞后现象，又会存在制度潜力的能动性空间，计划经济制度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其相对劣势已然较充分暴露，而作为原属计划经济制度的国家，怎样成功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无论是稍早风行而标榜全面“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还是稍后期兴起、对并未定型的“中国特色”充分肯定而将其推向模式化的“北京共识”，都难免失于偏颇。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优化提升，仍须进一步肯定其摸索前行的基本姿态，加之信息的不完全和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例如“柠檬市场”、“不完备信息市场”、“动物精神”、“羊群效应”、“王庆悖论”等因素的存在，往往造成理性预期失灵，亟需讨论如何加入“理性的供给管理”的矫正力量。两大基本视点可展开的相关理论研究都表明，以矫正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之缺陷为切入点而初具形态的强调以“有效制度供给”与“理性的供给管理”为核心（在当下中国即以改革攻坚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绝非“为创新而创新”无的放矢，而是在致力于经济学者理应尽责的学科发展建设和对时代要求的积极回应。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