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胡炜（新京报传媒研究院）

近日，湖南衡阳扶老人被索赔事件，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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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梳理

一场“好人被索赔”的纠纷，因媒体的接力报道迅速引爆舆论。

事件最初由店主儿子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视频曝光，随后新京报等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并确认了事件核心事实：老人进店休息晕厥、店主帮扶送医、老人离世、家属索赔10万元、经两次协商后以1.9万元“人道主义补偿”了结。

在随后的持续跟进中，呈现更多信息：有关部门确认店主“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社区提出可为店家补贴1.9万元；店主儿子在23日晚已删除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视频，发文称“也许昨天需要一个答案，但是今天已经不需要了，这件事到此为止吧”……

根据最新报道，当地司法部门正式介入调查，提出全额返还店家支付的1.9万元补偿款，以主动作为纠偏个案。

从社交平台到主流媒体，从地方调解到全国热搜，媒体的参与贯穿了事件纠偏的全过程，也正是媒体的持续跟进和不懈追问，才最终促成结果的反转。

02

历史唤醒

在报道中，多家媒体评论直接援引“彭宇案”作为参照坐标，采用了“类比彭宇案”的叙事框架，将地方纠纷升级为全国性公共议题，放大事件的象征意义，在事件传播中发挥了关键推动作用。

钱江视频一篇时评的标题即为《扶老人被索赔不能成为第二个彭宇案》，指出：多年前的彭宇案，曾留下深刻的社会创伤，“老人跌倒该不该扶”成为旷日持久的争论。此后多年，社会为修复那份被撕裂的信任付出了巨大代价。如今这起事件，绝不该成为第二个彭宇案！

湖北日报评论直言：多年前，诸多扶人被讹的案例，让大众的行善之心层层设防，而衡阳这起无过错赔付事件，更是雪上加霜。……当善意一次次被现实敲打，最终变冷的不只是某一个人的心，而是整个社会的温度。

央视网评则将事件置于“扶不扶”的长期争议框架中审视，指出“真正的问题是：店主到底有没有责任？大家关心和期待的是一份经得起追问的结论：店主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责任如何划分？今后类似情况，普通人该怎么做、能怎么做？”

在此阶段，媒体通过唤醒“彭宇案”的集体记忆，让公众迅速调用已有的认知图式来理解事件。这种类比放大了事件的象征意义，使其不再只是“一家一店”的纠纷，而成为“好人是否应有好报”的社会信任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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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的锋芒

媒体还进一步发挥舆论监督功能，对基层“以调解代是非”调解逻辑，以及“无责仍需赔钱”治理逻辑展开评论，追问基层治理逻辑与法律落地困境。

央视网评论“湖南扶老人被索赔事件”时指出“法律不能和稀泥”，直接挑战了“花钱息事”式调解的正当性：调解成功不等于处理正确，公众担心的不只是这一笔转账，而是“花钱息事”成为一种惯性。在鼓励助人为乐这件事上，法律边界不能被“人道主义”四个字模糊。有责依法担责，无责理直气壮。保护善意，法律不能和稀泥。

新京报评论发表《老人进店离世事件，“和稀泥”式调解得不出正义 》一文，批评基层处理中的“稳定优先、是非靠后”的惰性思维，认为派出所协商下的1.9万元“可能成为一张衡量闹事成本与收益的畸形报价单”，助长了“不占理就闹事”的风气。

澎湃新闻在《和稀泥式调解，快速灭火还是放大舆情？》一文中指出：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患上“舆情恐惧症”，也是造成和稀泥式调解成为普遍现象的重要原因。出了事情怕担责，怕“闹大”，所以躲事情，搞“拖字诀”、打“太极拳”，把矛盾转嫁给矛盾双方，导致负面情绪不断积聚。

另有评论指出，“和稀泥式调解”实质是“牺牲是非换取一时安宁”，可能助长“小闹小赔、大闹大赔”的歪风。

媒体通过持续追问，将议题从“店家是否该赔”这一具体问题，提升到“基层执法能否成为善良人的铠甲”等制度层面。揭示了基层治理中的“稳定优先、是非靠后”惰性，将“按闹分配”的治理逻辑置于公共审视之下，促使公众重新审视“法律善意”与“基层实践”之间的落差，推动公共讨论向纵深发展。

媒体的价值不仅在于信息发布、情绪共鸣，还在于可以进行价值判断、塑造社会认知，更为关键的是，将舆论热度转化为对制度层面的持续推动。

此次事件中，正是媒体的不断追问，将舆论关注的焦点从“谁对谁错”引向“制度如何改进”，推动了司法局的介入调查，充分体现了媒体舆论监督的建设性维度。

好的报道，应当能够促进相关法律解释的完善、推动基层调解机制的优化，甚至促成对恶意索赔行为的依法追责。当媒体的监督能够真正转化为制度进步的推力，“扶不扶”才不再是一个需要犹豫的问题。

校对 | 刘军

值班编辑 | 吴梦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