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浙江嘉兴市政府直属的城建投资型国有企业集团——嘉兴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嘉城集团”）主导运营的长三角（嘉兴）Token运营中心正式启动运行的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

据介绍，长三角（嘉兴）Token运营中心扮演的并不是词元（Token）工厂的角色。与Token工厂专注于生产Token不同，Token运营中心自己不生产算力，而是把分散的算力、各种人工智能（AI）大模型统一整合起来，再以标准化服务的形式提供给企业，可以理解为一个区域性的AI算力和模型服务“总代理”或“批发市场”。

不少人好奇，以前修路、盖楼的城投公司，开始下场“卖Token”了？

要知道，在不少公众眼中，各地城投公司主营业务是“修路、盖楼、铺管网、建广场”。具体到嘉城集团，原业务涵盖城市更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城市产业运营等。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本质上是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逻辑的平移。他说：“城投过去修路、铺管网，如今卖Token，将分散的AI需求聚合成可计量的算力网，充当‘模型批发商’，试图让AI像水电一样成为公共品。”

在他看来，随着土地财政退潮和城市建设转向集约化，城投急需寻找能承接财政补贴、具备长期现金流的新经营性资产，Token平台恰好契合这一诉求。

7月30日下午，长三角（嘉兴）Token运营中心正式启动。图/“嘉兴发改”微信公众号

多城入局

事实上，对于城投“卖Token”存在疑惑的，还有嘉兴当地的官员。

“为什么是你们城投来做？”据报道，2026年8月初，浙江嘉兴一位市领导在现场调研长三角（嘉兴）Token运营中心时，抛出了一个很多人都好奇的问题。

“这两年，全国各地城投公司普遍面临转型压力——城市建设已不再依赖大拆大建，转向集约化发展。”嘉城集团办公室主任马寅枭表示，刚好市里面也有统筹算力资源优势的想法，“我们就主动去对接，主导运营了长三角（嘉兴）Token运营中心”。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要下场“卖Token”的不只嘉兴。据不完全统计，7月中旬到8月中旬，温州、苏州、扬州、广州等城市，均建设了类似的Token运营平台。

只不过，与嘉兴城投下场主导运营不同，这些城市更多是将原有国资平台的数据资源运营、算力调度及数字基础设施业务，延伸至模型接入、推理服务、Token计量和交易结算等环节。

比如，今年7月15日，位于浙江温州的东南Token运营中心正式启动。该中心由温州市政府主导、温州数据集团控股子公司负责落地，定位为立足温州，辐射浙南、闽北、赣东的算力和Token服务枢纽。7月23日，扬州Token区域运营中心揭牌，该中心由扬州大数据集团牵头建设，整合上游大模型与算力资源，打造“Token市集”模块，还同步发布了人工智能Token券。

而在长三角（嘉兴）Token运营中心成立的当天，7月30日，广东词元交易和服务中心揭牌。与城投运营的模式不同，该中心依托广州数据交易所建设运营，定位为词元交易的组织方和规则制定者。

广州数据交易所战略规划部负责人谭天怡表示：“词元交易市场当前不缺参与方，缺的是一个独立的组织方，即一个不卖自己的产品、不偏袒任何一方、利益绑在市场整体繁荣上的角色。”

而广州黄埔区的国资平台则直接下场做卖方，该区区属城投国企科学城集团旗下的科学城数科集团，不久前发布了“湾区智城模型超市”，核心卖点非常直白：国企自有合规算力，Token价格更低。

在江瀚看来，地方城投熟悉本地产业痛点，拥有天然的政企信任背书，能统一结算和政策抵扣，有效打破“算力孤岛”，降低中小企业使用门槛。

不过，他也坦言，城投长期受工程建设思维影响，普遍缺乏懂AI技术的专业团队，容易陷入“重建设、轻运营”的误区。另外，还可能面临财政依赖与同质化“内卷”等潜在问题。江瀚分析，若平台长期靠政府输血，缺乏市场化盈利，会沦为资金空转的管道。同时，各地盲目跟风建平台，接入相同模型，极易造成新的资源闲置与低效投资。

专家：不能盲目铺摊子

在业内人士看来，各地通过国资平台密集下场“卖Token”，背后是各地抢抓词元经济新风口，“抢滩”万亿产业新赛道，期望从中“分得一杯羹”的渴望。

作为大模型智能服务的标准化价值载体，Token是连接算力、模型与应用的核心计量单元。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3月，全国日均词元调用量突破140万亿次，较2024年初增长超过1000倍。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在今年3月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说，预计到“十五五”末，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要突破10万亿元。

分析认为，这对于各地无疑具有十足的吸引力。更何况，人工智能还是战略性产业，对于谋求产业转型和寻找新增长点的地方政府而言，词元经济自然而然成为积极争抢的“香饽饽”。

“这不是地方城投和国资第一次扎堆下场，之前光伏和新能源车都出现过扎堆投资的情况。”知名经济学者、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这种现象背后，是国资和城投存在多元目标压力，比如为地方创造财源、提供就业岗位、打造地方产业链等。这些压力促使城投和国资不断追逐各种投资热点。

有观点认为，曾经的城投公司，靠土地升值和基建投资滚动发展。但在土地财政退潮的现实下，“卖算力”乃至“卖Token”成为更轻、更快的转型切口。

不过，在盘和林看来，地方城投和国资在Token领域没有实质的技术优势，往往是将一些算力租赁企业和模型企业组织起来，搭建一个平台，将零散的算力和模型整合成一个整体的AI解决方案。他分析说，词元经济是规模效应显著的领域，而地方城投和国资组合的Token平台往往规模不足，很难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获得盈利。

在江瀚看来，不能盲目铺摊子，应坚持将资源集中到与本地主导产业相匹配的赛道上，避免脱离产业基础凭空造风口。与此同时，要恪守“搭台”而非“唱戏”的功能边界。国资应保持中立性，不与市场主体争利，重点解决企业用不起、建不起的痛点，通过“存量租金保运营、增量投资求收益”实现自我造血。

无论如何，“卖Token”已经成为不少地方国资抢抓的新风口，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城市下场。

江瀚认为，各个城市要找准差异化定位，避免同质化“内卷”。第一梯队城市应瞄准全球竞争力，攻坚底层核心技术；而中西部等特色城市，应深度绑定本地绿电、跨境数据等资源禀赋，走“单项冠军”的错位突围路径。

记者：孙晓波

编辑：蔡如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