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评论员项向荣

图源：新华社

广州一家环保公司永兴集团最近干了件“怪事”：跑到填埋场，把埋了十几年的160万吨陈年垃圾挖出来，重新送进焚烧炉发电，暴露了行业尴尬局面。

挖掘陈年垃圾有诸多好处，既为焚烧厂提供了燃料来源，也为填埋场生态修复和土地再利用创造了条件。广州的情况并非个例，据媒体报道，多个城市都在挖陈年垃圾以供焚烧。

然而，一边是城市垃圾似乎越分越少，另一边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全国却有5%的垃圾焚烧炉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处于停运“晒太阳”的状态。曾几何时，我们担心垃圾太多没处烧；如今，过剩的焚烧产能却在“等米下锅”。不仅是挖陈年垃圾来维持运转，甚至还出现了跨区域“抢垃圾”的尴尬局面。

这一变化，并非因为垃圾总量减少了，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垃圾分类政策持续见效，进入焚烧环节的干垃圾比例下降；焚烧设施建设在过去十年迅猛扩张，产能增速超过了垃圾产生量的自然增长；部分地区垃圾收运体系尚不完善，导致“有炉无料”。一旦存量垃圾被消耗殆尽，过剩的产能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垃圾不够烧”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源于过去十年部分地区垃圾焚烧厂建设“一哄而上”，布局不均，最终酿成产能过剩。未来，应更科学地测算垃圾产生量、分类后干垃圾的实际流向，避免重蹈覆辙。

那么，在产能过剩的现实下，如何优化？

首先，企业的运营思路要因时而变，正视布局失衡的问题。一方面，一线城市、核心城区的焚烧厂“僧多粥少”“饿肚子”；另一方面，农村地区仍有垃圾违规倾倒、露天填埋的现象。几年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接连发文，释放推进“垃圾焚烧下县”的信号。在不少东南部地区，城市里的焚烧设施因等不到垃圾而闲置，而附近一些农村的垃圾却无处可去，随意堆放污染环境。以广东省为例，虽然广州、深圳已到了挖陈年垃圾的地步，但许多县域和农村的垃圾处理率仍然不高，全省整体垃圾焚烧率仅为54.41%，位列全国倒数第四。针对这一情况，部分企业已开始主动下沉，到县城、乡镇寻找未被充分覆盖的垃圾来源，并研发适合当地的小型化设施。环保治理从来不是“单打独斗”，城乡协同、科学规划才是关键。

其次，企业可以把目光投向海外，探索跨境垃圾能源化的可能性。东南亚，尤其是印度尼西亚的垃圾焚烧市场，正成为“香饽饽”。今年3月，伟明环保先后中标印尼巴厘岛与茂物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各项目总投资均不超过1.75亿美元；同月，旺能环境中标印尼勿加泗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目前，我国企业参与海外垃圾焚烧项目已超过100座。这种“走出去”“抢”垃圾焚烧的做法值得鼓励——既让国内过剩产能得到利用，也帮助其他国家解决人口膨胀带来的垃圾围城难题。

垃圾焚烧行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增量扩张”到“存量优化”的转型阵痛。“抢垃圾”现象提醒我们：靠大规模建设解决垃圾问题的时代正在过去，精细化管理、区域统筹、多元协同才是未来的方向。与其盲目抢垃圾，不如理性调结构。让焚烧炉烧该烧的垃圾，而不是为了烧而烧，这才是行业成熟的真正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