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天空、向世界，未来城市的成都实践

4月11日，成都天府国际空港综合保税区首发推介会在成都东部新区举行。此次推介会吸引了全国航空运输、航空物流、临空服务、航空维修制造领域的行业协会、企业和相关中介机构代表等多方参与，共同见证又一个国家开放平台的“首秀”。

这次推介会也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了人们头顶上的天空。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交通始终是塑造城市形态的隐形推手。从古时驿站到现代机场，技术进步与交通升级不断突破地理限制，重构经济版图。

从历史上看，内河及海洋港口、火车站、汽车站、机场都充当着枢纽角色，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着交通枢纽的重要性以及枢纽经济的主导形态不同，且每一次枢纽形态演变都伴随着产业技术变迁和经济制度更替，市场容量也越来越大。

随着航空制造和运行技术的进步成熟以及知识经济、虚拟经济、网络经济等新经济业态的显现，以机场为核心的综合交通枢纽孵化出枢纽经济的高级阶段和主体形态。机场已超越单纯的运输节点功能，演变为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在这一演进过程中，机场与城市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机场不仅是城市的机场，它本身就可能演进为一座机场城市。

空间重构：打破地理桎梏拥抱世界

美国学者约翰·卡萨达(JohnD.Kasarda)提出“第五波理论”和“航空大都市”，认为机场已经成为全球生产和商业活动的重要节点，在枢纽机场周围会形成打破边界限制形成向外扩散的一种新型航空大都市，通过空间辐射、产业联动和资源配置效能，深刻改变着城市发展的底层逻辑。

全球航空业协会数据显示：航空运输对城市GDP贡献率约4.5%；机场每创造100美元的产出，会带动其他附加产出325美元；大型枢纽机场客运量每增加100万人，将拉动地方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增加就业岗位1万人；每新增一班国际直达航班，可为当地增加1500多个就业机会……

传统城市规划受制于地面交通的线性延伸模式，而航空枢纽凭借面向天空、立体交通网络的优势，理论上可以在任何地理节点打造枢纽。

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是一座71万人口的小城。丹佛深居内陆，距东海岸直线距离3000公里，距西海岸直线距离2000公里。闭塞的地理环境导致丹佛铁路网密度仅为芝加哥的37%，物流成本高出42%。交通不便也制约了城市的吸引力，上世纪末，丹佛人才年均净流失率高达1.2%。

2003年，丹佛以《机会长廊规划》开启了逆袭，该规划以机场为抓手，构建空港新城，将地理劣势转化为发展优势，重塑城市活力。2024年，丹佛机场以7783.79万人次的客流，跻身全球第六大机场。在丹佛之前的，是亚特兰大、迪拜、伦敦、东京这样的城市。

相似的故事也发生在中国西部。1992年，中国第一个临空经济区——以成都双流机场为核心的“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正式成立，掀开了中国临空经济区发展的序幕。

双流机场见证并参与了成都经济的腾飞，不过随着城市发展，双流机场逐渐遭遇“围城”之困。几经扩建后，双流机场已不再具有扩建空间。

此后，成都将新机场选址在了龙泉山以东。2020年，四川省政府批复设立成都东部新区。这让天府机场与东部新区的双向奔赴，机场与城市的深度融合，成为可能。

这样的双向奔赴与深度融合，有力打造“空中丝绸之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双走廊的核心支撑，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有利于成都以大开发促进大开放，加快提升开放区位、拓展开放空间，助力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全面开放新格局，打造四川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支点。

2024年底，成都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发展迎来双突破——年旅客吞吐量正式突破80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突破100万吨。其中天府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仅用3年半便突破5000万人次，成为中国内地第6个迈上5000万台阶的机场。

4月11日，在成都东部新区举行的天府综保区首发推介会，对外发布天府综保区战略定位‌、区位优势‌、政策机遇、通关体系，推介全新市场和机会清单，并与首批入驻的12家企业完成现场签约。这标志着机场与城市双向奔赴与深度融合的又一次探索。随着高效联动大通关体系的构建，全球供应链核心枢纽呼之欲出。

今天的成都，处在从区域中心城市迈向“世界城市”关键一跃的节点。成都东部新区自成立之初，就承担着推动成都开辟产业、人口的空间使命，也因天府国际机场的存在，肩负着四川对外开放的门户使命，同时成都东部新区作为成渝直线间唯一的特大型开发建设区，也高度影响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冲刺世界级城市群的进效能势。

产业集聚：从临空经济到空港新城

进入21世纪以来，机场所扮演的角色已远不仅是交通设施，在许多发达国家，重要机场的周边区域已发展成为由复合的交通体系、综合的产业集群所构成的临空经济区、空港新城。相对于临空经济区，空港新城更强调与机场、航空业的连接性，以及城市与机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市场机遇的把握将更具前瞻性，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未来城市”的探索。

凭借史基浦机场城(空港新城)，人口不足百万的阿姆斯特丹，成为与伦敦、巴黎、法兰克福比肩的欧洲四大航空都会。

相对于伦敦、巴黎、法兰克福背后的英法德，荷兰是一个小国，国土面积4.18万平方千米，人口1680万。上世纪60年代，荷兰在设计现代化机场时，就提出了一个设计理念——航站楼要大，设施要好，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得方便。既要有发达的航线网络，也要有便利的服务设施，这样才能吸引旅客来荷兰中转。史基浦机场为此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实现了机场200公里半径以内拥有4000万人口的市场，中转旅客占总旅客人数超过45%。

上世纪90年代，荷兰意识到单纯依赖航空客运增长的局限性。通过联合麦肯锡、罗兰贝格等国际咨询机构开展专项研究，机场管理层最早提出“机场城”的核心理念——不止是机场，还是一座城，不仅拥有正常都市拥有的所有基础设施，还拥有具备多重运输方式的运输网络枢纽，实现人、企业、物流、零售、信息和娱乐等的有机结合，共同创造出一个空间整体。

空间布局上，以史基浦机场为中心，形成四大功能圈层：内圈(0-1.5公里)聚焦核心交通与商务服务，中圈(1.5-3公里)发展高端制造与数据中心，外圈(3-5公里)布局创新型产业集群，最外围则通过轨道交通网络连接周边卫星城镇。这种空间架构不仅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更通过产业梯度布局实现了经济乘数效应。

四大“圈层”所涵盖的产业不仅包括航空制造、维修与物流产业，还包括如医药研发制造、计算机软件开发、服装设计与生产以及金融咨询服务等多种产业，形成了稳定的产业链和产业规模，带动地方经济和区域贸易协同发展的多元化综合经济体。

“圈层”内部的聚集，联动，融合，不断激发创新与产业活力。史基浦机场城主导的“Delta计划”吸引了苹果、ASML、飞利浦等跨国企业设立区域总部或研发中心，形成以航空物流、电子信息、生命科学为核心的产业链，大幅提升了全球供应链响应能力。

战略跃迁：从交通枢纽到开放高地

阿姆斯特丹的成功，让更多城市看到空港新城可以促进城市与产业共同进化。一些城市以空港新城为契机，撬动了整座城市的战略转型。

20世纪70年代，迪拜只是波斯湾沿岸一个以珍珠贸易和转口业务为主的中小型港口城市。凭借对航空枢纽的战略性投入，迪拜仅用四十年时间便跃升为全球瞩目的国际化都会。核心路径在于：以迪拜国际机场为支点，将航空流量转化为商业资源、会展动能与旅游吸引力，并以此为基础培育金融、法律、教育等高端服务业，最终完成城市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升级。

以高端服务业为例，迪拜在机场周边设立自贸区(DFZ)，航空枢纽的流量优势，通过制度创新与产业链整合，转化为金融、法律、教育等高端服务业的全球竞争力。2024年，DFZ聚集了1.2万家高端服务业相关企业，贡献了22%的GDP。

迪拜是平地起高楼，上海是“大象起舞”。

早在2006年，上海就确定在虹桥机场西侧建设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将虹桥新航站楼、京沪高速轨道交通、长三角高速城际线以及城市公交系统有机结合起来。有了综合交通的基础，虹桥枢纽得以吸引超过4.38亿人次的年客流量。

“大虹桥”发端于“大交通”，但绝不仅局限于交通枢纽。2011年，商务部与上海市决定开展部市合作，共同建设一个大型会展综合体，最终选址落在虹桥商务区，也就是今天的国家会展中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单体和会展综合体，该项目成为“大虹桥”跨越式发展的“引爆点”，特别是成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举办地之后，带动了从“大会展”功能向“国际商贸”功能的跃升。虹桥商务区几经扩容，面积达到151.4平方公里，集聚了7.7万家企业、370余家各类总部。

“升级”没有结束。2021年，《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将虹桥从最初的“综合交通枢纽”的定位蝶变为全新的“国际开放枢纽”。根据总体方案，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覆盖沪苏浙的14个区县，在布局上，以上海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为核心，包括向江苏苏州延伸的北向拓展带和向浙江嘉兴延伸的南向拓展带，总面积达7000平方公里。

从“流量型”的虹桥综合交通枢纽，演变为“留量型”的虹桥中央商务区，再跃升为“开放型”的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上海以虹桥机场为原点，在空间重塑的同时，也完成了城市的战略转型。

人城境业：生态公园中的城市活力

工业革命以来，转型升级的产业化与扩张建设的城市化，交织成现代文明的核心发展逻辑。工业革命最典型的表征就是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也就是以产带城。

空港新城作为产业的承载以及未来城市的形态，同样需要处理产-城关系。也有精明的空港新城关注到了人。通过生态修复、景观营造、生活体验的完善，重新理顺产-城-人逻辑，以焕发城市活力，实现真正的产城融合。

去年丹佛以7783.79万人次客流，跻身全球第六后，又开始了面向未来的新一轮空港新城规划规划。目标是打造一系列集中布置、活力澎湃的开发区，为国内以及国际商业机构服务。值得一提的是，这份规划着墨颇多的并不是基建升级，而是生态景观、人居环境与城市活力。

规划方案锐意营造“开敞式”“过渡式”“沉浸式”“俯瞰式”四种观景体验，并以这些主题为设计规划手段的先决考虑，为出行游览方式各异的访客提供截然不同的视角。无论人们是在路上步行、骑自行车、开车，或者身在火车或飞机上，风景是近看远观皆宜。风景的形态在一天之内不乏变化，焕发感官的新鲜感。

丹佛市长迈克尔·汉考克(MichaelB.Hancock)认为，丹佛空港新城周边山脉、草原等丰富的自然景观的得天独厚的，通过创造以人为本、有吸引力的新城，聚集人气与机遇，进而与区域、国家以至全世界接轨。

无独有偶，坐拥天府国际机场的成都东部新区，从规划到建设都积极践行公园城市理念。并且始终锚定党中央关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部署，紧扣“增强省级新区产业承载能力”目标，以“服务全省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为使命，构建起“一山一江三廊多湖”的生态基底与产城融合新格局。

在国家批复的《成都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特别提到新区将以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为统领，通过实施区域协同发展和推动山水资源生态价值转化两大路径，做优做强国际航空门户枢纽、先进制造业承载和创新策源转化核心功能，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现代化新家园。

未来城市：港-产-城融合的价值挖掘

空港新城本质上是一场“未来城市”探索。核心并非简单叠加空港功能与城市形态，而是通过港-产-城要素的深度耦合，探索未来城市发展的底层逻辑。成都东部新区的探索呈现出三个特征：依“港”建“城”、以“港”促“产”、“产”“城”融合。

依“港”建“城”：成都东部新区紧紧围绕天府国际机场，加密航线，拓展了客货运通道。并且大力发展“空铁公”多式联运，通过成渝中线等高铁，实现成渝城市1小时到达，周边省会城市3小时连接，依托多条高速快速路网，构建毗邻区域快速互联网络，提升了集疏运能力。同时对天府国际机场及机场高速沿线、重点区域的景观进行打造和风貌整治，提升了城市环境品质，擦亮了新区窗口，城市会客厅亮眼夺目。

以“港”促“产”：成都东部新区成立以来，积极培育以先进制造业为根基、以临空经济为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具有比较优势的临空经济示范区、高端制造业核心承载区和成渝科技成果转化的新高地。并且瞄准未来，围绕低空经济、可持续航空燃料、核医学、生命科学等新领域，提升科技成果孵化转化能力，打造前沿技术转化高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

“产”“城”融合：成都东部新区通过构建区域协同发展的桥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成德眉资同城化的深入发展。通过打造以绿色低碳为特征的高质量增长极，推动企业向绿色化和智能化转型，并构建起多能互补的绿色能源保障体系，为成渝共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提供关键支撑。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的关键之年，更是实现改革攻坚突破的奋进之年。

在这一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成都东部新区正全力开展“立园满园”行动，实施园区综合体制改革，深化落实省级集成授权改革试点和市级产业园区放权赋能安排，推进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生物技术等特色优势产业“建圈强链”。以产业园区为载体，进一步发挥“1个国家级综保区+1个省级经开区+1个市级产业园区”叠加优势，持续深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和扩权赋能，聚焦产业细分领域走特色化、专业化发展路子，加快打造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