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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地铁口“电鸡”围城:路权、法律、管理、规划、停放如何补课?

深圳地铁阳台山东站外密密麻麻停放着电动自行车。

广东省人大代表王海

深圳市人大代表陈雄英

深圳市人大代表赵广群

深圳市政协委员王雪

深圳市政协委员陈宁

当550万辆电动自行车以日均超千万辆次的出行频次穿梭于深圳街头时,这座以“创新效率”著称的超大城市,正陷入一场因交通规划滞后与民生需求碰撞引发的治理困局。

在龙华清湖地铁站D口,公交站被各色“电鸡”占据,公交车被迫在马路中央上下客;宝安坪洲地铁站出口旁的非机动车道停满“电鸡”,人行道上的行人也被迫在车缝中跳起“芭蕾”;龙岗五和地铁站出口的盲道沦为停车场……这些场景,构成了深圳地铁口“电鸡围城”的日常图景。

截至2024年底,深圳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突破550万辆。这意味着深圳每平方公里有2754辆“电鸡”,每3人就有一辆“电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市仅28%道路设有非机动车道,路权分配的失衡,导致“电鸡”面临“无路可走”“无处停放”的尴尬局面。

面对这场急需“补课式治理”的硬仗,深圳在今年市两会明确提出“新改扩建非机动车道600公里”的攻坚目标,并首次将停车设施供给纳入刚性规划,计划在轨道站点、城中村等区域增建10万个专用停车位。

然而,困难远超想象,深圳地铁线网密度达0.30公里/平方公里、居全国第一,地铁口周边电动自行车加速聚集,乱停放问题日益严重,正成为城市治理和交通安全的一大挑战。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南都奥一网推出“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大调研——与城市对话”栏目,第二期聚焦深圳电动自行车围城困境,解剖超大城市治理痛点。当“电鸡”围城已成事实,公共交通接驳日渐变成“障碍赛”,深圳又该如何补上这一课?

走访

“电鸡”乱停放问题已演变为系统性顽疾

深圳地铁与公交、步行等接驳方式构成市民出行“毛细血管”,但“电鸡”无序停放引发“围城之困”。2025年2月以来,奥一新闻记者走访龙岗、龙华、宝安等区地铁站,发现“电鸡”乱停放问题已演变为系统性顽疾,试图还原这场“接驳困境”的真实图景。

记者调查发现,市民意见呈现两极分化:通勤族认为“电鸡”是短途出行刚需,其中多数市民遭遇过“停车难-取车更难”困境,但超半数的行人担忧停放混乱引发安全隐患。有基层工作人员指出:“现有停车位仍难以满足市民需求,不能简单归咎市民违规。需在执法中平衡出行刚需,通过前置规划提升接驳便利性。”

公交站台“沦陷”,盲道形同虚设

在龙岗区五和地铁站G口,四季花城1号公交站台被近30辆“电鸡”包围,候车市民被迫挤入机动车道。周边购物商场门口被大量“电鸡”围堵,D1口的非机动车道、A口和C口出来的部分盲道上也同样停满“电鸡”。

该区域居住人口9.7万,早晚高峰4个出入口日均停放“电鸡”3000-4000台次,远超2500个规划车位。市民倾向挤占地铁口50米内未画线区域,立交桥底停车区利用率不足60%。有市民反映:“行人与‘电鸡’共用单行道,安全隐患大。”

公交禁停区被占,盲区成“事故火药桶”

龙华区清湖地铁站D口旁,公交站禁停区被“电鸡”和共享车占据,导致公交车无法正常进站,乘客需穿行“车阵”到马路中央上车。一位上班族无奈道:“眼睁睁看着公交车到站却挤不过去,每次迟到都因这个‘停车场’!”

更严峻的是,公交站出口因“电鸡”密集停放形成视觉盲区。市民晓勤(化名)称:“从公交站下车的人一探头就可能被疾驰的‘电鸡’撞到。”而为在拥堵中突围,“电鸡”驾驶人频繁鸣笛、逆行抢道,更易进一步激化矛盾。记者现场听到有行人因被鸣笛而吐槽“嘀什么嘀”。

停车位超负荷运转,非机动车道遭“肢解”

坪洲地铁站乱象更甚:A口旁下沉广场的一楼梯通道入口被“电鸡”彻底堵塞,行人需侧身挤过约40厘米缝隙;C口未规划足够停车位的人行道被占据近半,盲道几乎完全消失,违停车辆绵延数十米;D口外非机动车道也被“电鸡”挤占,“电鸡”骑行者被迫绕行机动车道或人行道。

剖析

涉“电鸡”交通事故八成在人车混行路段

数据显示,2024年深圳涉及“电鸡”的交通事故中,81%发生在人车混行路段。这场“电鸡围城”不仅威胁交通安全,更暴露了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深层矛盾,五大方面亟待解决。

路权模糊:人车混行需从源头解决

当前城市道路空间路权划分不明,《深圳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试行)》仅禁止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行驶,却未明确其可骑行空间。深圳市政协委员练聪曾指出,应依托深圳特区立法权,明确城市道路空间路权划分,确保电动自行车及相似慢行车辆路权得以落地,从源头解决人车混行乱象。

法律缺位:监管真空与权责不清并存

《深圳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试行)》已于2024年8月1日到期,截至目前,新规定征求意见之后还未正式落地,导致执法工作存在法律依据真空期。

早在2024年两会期间,深圳市人大代表陈晓云表示,电动自行车作为非机动车,在各环节监管缺乏上位法支撑,存在法律空白和监管难题。深圳市人大代表赵广群认为,职能部门权责表述模糊,导致“多头治理”下推诿扯皮频发。例如违停处置中,交通、城管、轨道办、街道办职责交叉,基层遭遇“看得见管不了”困境。联合执法机制因法律空白难以落地,交警与街道数据系统不互通等问题加剧治理困境。

管理低效:人海战术难解资源错配困局

当前深圳地铁口的“电鸡”治理依赖“人海战术”,某街道日均出动60人次劝导、摆放车辆,但拖车速度赶不上停车速度。基层陷入“内勤变外勤”的资源错配,执法人力配比远低于违停增长。

“地铁站附近的现有空间已是‘应划尽划’,但大量公共区域的停车规划及后续的免费管理需要极大的管理成本。”有基层人士告知,智能识别设备单套采购成本超4万元,配套系统年维护费用则更高,财政压力巨大;拖车存放、损坏赔偿、火灾隐患等隐性风险加剧基层负担。老年志愿者成早晚高峰执勤主力,可持续性存疑。虽有立体停车库、社区微巴、收费停车场等规划设想,但资金缺口和法律缺失制约落地。

规划滞后:停车设施缺失加剧空间矛盾

新建地铁口缺乏前置停车区规划,老旧区域改造空间严重受限。深圳市人大代表陈雄英指出,大量电动自行车随意停放,占据了地铁站出入口、通道及周边人行道,导致行人通行困难,高峰时段出现拥堵,影响地铁站的疏散效率;无序停放的电动自行车容易被随意挪动或损坏,且部分车辆充电不当,增加了火灾风险;部分地铁站周边缺乏专门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地,无法满足市民的停车需求,进一步加剧了围堵现象。

素养欠缺:自律意识与执法刚性双重考验

部分市民规范停车意识薄弱,图方便随意停放,加剧地铁口“围城”乱象。广东省人大代表王海分析,深圳人口密集,地铁客流量大,大量市民依靠“电鸡”接驳地铁,停车需求旺盛,而现有停车设施难以满足,是乱停放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对此,相关管理部门没有预见性,在停车规划、引导和执法等方面存在不足,建议通过社区宣传、媒体报道、地铁站内广播和显示屏等多种渠道,广泛宣传规范停车的重要性和文明出行的理念,提高市民的文明意识和自律意识,通过普法宣传与刚性执法提升文明素养。

建言

路权划分、智能监管、空间挖潜、立法共治

尽管相关部门的治理措施已启动,但车位规划滞后、管理不足、执法薄弱等问题长期存在,市民对出行安全与秩序的焦虑加剧。对此,奥一新闻采访多位代表委员及专家,探讨路权划分、智能监管、空间挖潜、立法共治等系统性解决方案。

广东省人大代表王海:破解需求与规划失衡

广东省人大代表王海直击问题本质:首先,“电鸡”因其经济实惠、灵活便捷,成为很多市民解决“最后一公里”出行的首选;其次,现有停车位远远难以满足市民需求,规划缺乏预见性;然后,部分市民存在“先停为快”心理,缺乏公共空间意识。对此困境,他建议挖掘城市“边角料”空间(如高架桥下、闲置地块)增设临时或永久性的“电鸡”停车场,试点错峰停车定价机制;通过加密公交微循环线路,降低电动自行车依赖度。

深圳市人大代表陈雄英:从五方面建立治理体系

深圳市人大代表陈雄英针对地铁站电动自行车围堵乱象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一是完善设施,合理规划地铁站周边电动自行车停车棚/架,配备充电设施,设置清晰引导标识。二是强化管理,交通、城管、地铁方等各部门各司其职,定期联合行动,严查违停、占道、私拉电线等行为,依法处罚并曝光典型案例,运用视频监控、电子围栏实时监测停放情况,及时处置违规行为。三是开展宣传教育,通过地铁站宣传栏、社区活动普及规范停放知识,提升市民安全意识,建立举报奖励机制,鼓励市民监督。四是优化出行服务,优化地铁周边公交线路,增设共享单车点位,减少“电鸡”依赖,推广“一站式”服务,整合地铁、公交、共享单车信息至手机APP,提供便捷出行规划,引导绿色出行。五是建立长效机制,成立交通、城管、地铁多方联合工作组,定期研究长效解决方案,将停放管理纳入城市治理考核,定期评估成效,引入第三方机构或志愿者协助管理,形成共治氛围。

深圳市人大代表赵广群:特区立法制定管理条例

深圳市人大代表赵广群提出制度性解决方案:一是立法突破:运用特区立法权制定《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明确违停法律责任,明确各部门职责,减少执法权限交叉带来的问题。二是技术管控:参照宜停车模式,开发“违停10秒自动抓拍+即时处罚”系统。三是共治机制:建立违停举报奖励制度,市民可通过政务APP上传取证,形成全民监督网络。

深圳市政协委员王雪:建立三套独立路权体系

深圳市政协委员、深职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雪指出,当前电动自行车缺乏独立路权是安全隐患的核心根源。无论骑行在机动车道还是人行道,都会形成“非机混行”的冲突模式。她强调必须建立行人、机动车、非机动车三套独立路权体系,尤其要为以城市骑手为主体的非机动车规划专用通行空间。

深圳市政协委员陈宁:构建三级智能分析系统

深圳市政协委员陈宁提出构建三级智能分析系统:在前端建设“城市之眼”,在中台建设违法事件智能分析系统,最后再打造治理闭环流程与机制。“城市之眼”可以智能发现各类车辆违规事件,实现24小时全时段监管,在发现违规事件的环节减少对人工的依赖。

他山之石

“疏堵结合+科技赋能”多元路径

截至2024年,北上广深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均超百万辆(上海1200万、北京350万、广深各约550万),地铁站周边“停车难”成为超大城市治理痛点。各地通过“疏堵结合+科技赋能”的创新实践,探索出多维度解决方案。

空间扩容:保持车位周转率

北京昌平区实施“静态+动态”管理模式,清理占道车辆2.3万辆,利用公园空地建成临时停放区,高峰期利用率达75%。海淀区拆除12处花坛围挡,新增非机动车位1.2万个,引入卫星定位电子围栏技术,实现共享单车“定点停放、扫码取车”。杭州钱塘区在4个地铁站周边新增共享单车泊位1000米、非机动车位3000米,配备智能停车架625个,通过“三级巡查”机制(高峰定点值守、平峰全线巡查、低峰区域管控)保持车位周转率。

科技赋能:智慧化管理创新

上海莘庄站试点“第三方托管+收费调节”模式,对非机动车停放实行2元/天阶梯收费(过夜加收2元),日均周转率提升40%。依托“电子警察”系统,上海对未戴头盔骑行行为实现100%查处,推动头盔佩戴率从68%升至92%。西安雁塔区创新“U形管格挡”设计,结合企业动态清运,使早高峰违规停放率下降73%。

制度保障:法治化长效治理

上海将非机动车停放管理纳入《慢行交通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新建改建项目配建指标,三年内新增停放点位2.1万个。

多方协同:社会化共治格局

广州冲口街道通过成立非机动车专项整治队伍,通过第三方安保服务,构建2名安保人员+2名车站管理人员+6名执法队员的守点队伍,针对地铁坑口站周边停车区域进行8时-22时值守,机动巡查人员不定期支援补充。杭州钱塘区与美团、哈啰等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通过APP端实时显示车位状态,引导用户错峰停放。

当前治理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上海非机动车道设置率达90%,杭州地铁口平均找车时间缩短至2.3分钟。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还需深化四维联动:通过技术系统做实“停车画像”精准扩容,依托数字孪生技术构建“智慧停车脑”,完善法规体系确立路权分配标准,培育共享停车、分时租赁等新业态。唯有如此,方能破解“人车争道”困局,构建低碳出行与城市治理的共生共赢模式。

记者观察

构建精准协同的治理生态:在效率与安全、秩序与便利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

在深圳这座以创新、效率著称的超大城市里,550万辆电动自行车的狂飙突进与城市管理体系的适配难题,正成为检验治理能力的现实拷问。日均超千万辆次的骑行需求与不足三成的非机动车道覆盖率,暴露出城市交通规划与民生需求的动态平衡亟待重构。当“最后一公里”接驳困境演变为系统性治理课题,我们更需要理性审视制度设计、空间供给与协同机制之间的深层矛盾。

法规滞后的沉疴,正在侵蚀城市的肌理。《深圳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试行期满半年仍悬而未决,基层执法陷入“无据可依”的尴尬境地。数据显示,2024年涉及“电鸡”的交通事故中,81%发生在人车混行路段,这警示着制度供给的紧迫性。深圳在立法层面的迟缓,反映出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与超大城市治理需求之间的落差。

路权分配的失衡加剧着系统风险。全市仅28%道路设有非机动车道,当市民被迫与电动自行车在不足1米宽的狭窄空间混行时,简单归咎于“乱停乱放”显然有失公允。规划者需要正视的是:日均千万级的骑行需求背后,是市民对便捷出行的刚性期待,更是对公共空间供给提出的量化要求。

碎片化治理模式亟待结构性改革。“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违法数据难以实时共享,基层执法人员日复一日“打地鼠”,这种“人海战术”与“信息孤岛”并存的现实,消耗着有限的公共资源,消解着市民对规则的敬畏。究其根本,是跨部门协同机制的缺失,让治理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死循环。

破题之策在于构建精准协同的治理生态。深圳需要将电动自行车治理纳入城市治理现代化总体框架:加快出台《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明确路权分配细则;在重点区域试点智能停车引导系统;建立多部门数据共享的监管平台;更重要的是,在停车场选址、接驳动线设计等环节,充分听取市民和行业代表的实际诉求。

城市治理的终极命题,是如何在效率与安全、秩序与便利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当深圳提出2025年“新改扩建非机动车道600公里”的目标时,更应同步推进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治理模式创新。唯有将“协同治理”从纸面理念转化为制度实践,才能让“深圳效率”真正照进每个街角,让有序共生的愿景从交通末梢蔓延至城市肌理。唯有将550万辆电动自行车的治理课题,转化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实践样本,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之城”向“治理标杆”的跨越。当550万辆“电鸡”不再被视为“麻烦制造者”,而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当规则制定者和执法者能俯身倾听民生诉求,这座年轻的城市终将在阵痛中完成蝶变。这既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考验,更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生动诠释。

南都调研总第616期

监制:刘岸然谢江涛

策划:任笑一

统筹:陈璐璐刘晨

学术指导:陈文袁方成

采写:南都·奥一新闻记者蒋清君余悦刘正方蔡诗妍

摄影:南都记者赵炎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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