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鲁西南地区，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四省交界的地方。这里地势开阔，四通八达，但却被互联网贴上了“观念保守”的标签。“保守”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高价彩礼。

在半个世纪以前，这片土地上并没有“高价彩礼”现象。我父亲在1978年结婚时，民间用的词是“聘礼”，所谓礼物不过是几尺布或一篮馒头。2007年，我大姐出嫁，当时彩礼是3300元钱。2017年，二姐出嫁，彩礼已经普遍到6.6万元了。今年，同族兄弟结婚，发现彩礼18.8万元已是“标配”。

如果一户人家全靠种几亩地过日子，一辈子都凑不够约20万元的彩礼钱。农人只能离开土地，去异乡打工漂泊，终年小心翼翼生活，不敢生病不敢买新衣服。攒几十年钱，甚至还要借债，才能存下给孩子结婚的钱。许多人认为，高价彩礼源于民间传统。他们内心里无比排斥高价彩礼现象，但却总被更为强大的传统观念，牢牢裹挟入困局中。

从一篮馒头到“现金彩礼”

我父亲出生于1953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在公社面粉厂工作。在那个物质匮乏、统购统销的年代，面粉厂是份不错的工作。当时年轻人结婚都是秉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亲因为工作原因，给他来提亲的人并不少。但奶奶自有主意，决意让父亲迎娶一个远房亲戚同村里的姑娘。

两家老人都认可这门亲事，原因自然是各取所需：奶奶想要一个勤俭持家的儿媳妇；姥爷则觉得女儿嫁给一个面粉厂职工，能更有希望吃上白面馒头，不用再啃杂粮窝窝头了。按照当时习俗，年轻人亲事完全由双方父母定，也完全由父母选择结婚时间，年轻人无需私下见面。但在1978年春天，小河刚刚开化，父亲瞒着奶奶，偷偷和母亲见了一面，送给她一小布袋面粉，说是聘礼。

母亲说，把面粉做成馒头吧，这样结婚时还能给客人吃。父亲仍能清晰记得那个场景：母亲梳着两条麻花辫，穿着碎花棉袄，眼睛水灵灵的有神，手指也巧，将面团揉成一个个碗口大小的馒头。

成亲仪式是在“私下约会”的几天之后。父亲当场拿着一篮盖着红布的馒头递给姥爷。姥爷很高兴，他在将馒头分发给来参加婚礼的客人时，逢人就夸父亲手艺好，是个伶俐人。直到二人成婚后，姥爷在女婿家小住几日才发现，父亲完全不会做饭，甚至也不擅农活。实际上，直到今天，父亲都没有学会做饭。

在思想比较活跃的20世纪80年代，“自由恋爱”已成城市风潮。我大姐出生于1980年，受当时去南方打工的同乡人影响，她在1996年就辍学去广州打工。打工时认识了我现在的大姐夫。大姐夫的老家离我家只有三公里远。两个年龄相仿、口音相同的同乡人，在南国异乡，一见如故，很快就擦出了爱情火花。

大姐和大姐夫完全是自由恋爱，二人见过双方父母后，就自主选择了领证和婚礼日期。老一辈人并没有表现出过多震惊。因为当时，村里已经有好几对因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夫妇了。他们都有一个共性，在外地大城市上过学或者工作过。此外，2000年后，电视机在鲁西南乡村地区开始大范围普及，宣传“自由恋爱”的电视剧或节目比较多，鲁西南人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城市里的现代婚姻观念。

但一种看似脱胎于传统的事物，开始在鲁西南乡村里出现，就是“现金彩礼”。2006年，大姐夫和大姐订婚的时候，大姐夫送来了3300元现金和几只鸡鸭作为彩礼。对此，人们觉得，男方娶亲，给女方些现金是理所当然的。而女方家庭一般也不会白收彩礼，会给新婚家庭添置一些家具、衣物等，作为陪嫁的嫁妆。

我堂哥是在2004年和堂嫂自由恋爱结的婚，当时双方没有约定任何和彩礼有关的东西，只请了一众亲戚宾客，在老家祖宅院子里举办了一个朴实而热闹的婚礼。堂哥是20世纪90年代毕业的重点大学大学生，当时农村里大学生还凤毛麟角。他是长辈们为晚辈们树立的楷模；“男孩还是要好好学习，有文化才有出息。这样结婚时人家连彩礼都不要。”

彩礼钱“狂飙”：5年从6万涨到20万

老家村里有200多口人，基本农田共有大几百亩地。几乎每户人家周边都栽有树林或竹林，树林里不乏上百年的老柏树，有猫头鹰天天立在枝头上叫。在老村生活时，村民结婚的场地，一般都会在祖宅院子里，由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主持婚礼仪式。

在2010年后，老村整建制搬迁到城镇。村民都住进了规划整齐的楼房。人们离城市近了，挣钱的门路又多了些。更多的青壮年离开农田，去城市打工、做生意。人们也和城里人一样，婚礼选择在大酒店进行。

随着“90后”迈入婚姻殿堂，彩礼价格迎来“狂飙”。2017年二姐结婚时，彩礼是6.6万元。2020年同乡朋友小伟结婚时，彩礼已普遍在10万元以上。除了彩礼，男方还要买一车的礼物，被称为“十个十”。第一个“十”是指的十种礼，如鸡、鸭、羊腿、酒等；第二个“十”指的每种礼物都要十份，比如鸡要十只，鸭要十只，羊腿要十个、酒要十箱等。另外，男方还要再给女方备好“三金一钻”：金戒指、金手镯、金耳环和钻戒。

小伟老家有三亩地，全靠母亲一人操持，还要抚养妹妹并赡养公婆。父亲当包工头，一年有200多天时间四处奔走揽活。他们家一年能挣十来万元钱，这在鲁西南乡村地区已经算是比较殷实的家庭了。小伟的彩礼钱花了18.8万，“十个十”礼物花了2万元，“三金一钻”花了5万元，买车花了16万，在县城买房子花了40万元。他结完婚后，平时向来寡言的父亲和他喝了一夜酒，说了一宿话。他记得父亲说，家里积蓄都花光了，还借了亲戚家4万元。小伟发现，父亲的皱纹比以前深多了，穿了12年的皮大衣，衣服领子皱巴巴的，像一截老树皮。

“彩礼”不仅在农村司空见惯，在城里也很盛行。1996年出生的朋友顺子在县城工作。他在2023年结婚时，给女方的彩礼钱是现金18.8万元，以及金戒指、金手镯等，共计花了20万元左右。顺子说，在整个结婚环节中，彩礼钱还只是“开胃小菜”。一般情况下，男方要买好车子房子，才能有订婚资格。车、房、彩礼，共达百万元之巨。

媒婆陈姐，是个快言快语的中年女人，号称极擅成就男女姻缘。她说，其实鲁西南彩礼没有网上说的那么邪乎，大部分女方家庭收了彩礼后，也都用来支持新婚夫妇了。也有人家见钱眼开，用女儿婚姻挣钱，但这种现象极少。

关于彩礼存在的必要性，彩礼为啥那么高？陈姐能说出一连串理由，“这几十年，老百姓也确实挣到钱了。以前都种地，大家都穷得叮当响，哪有彩礼！现在谁家一年不能弄个十万八万的？还有啊，你看你们90后，多少男孩多少女孩，不就清楚了？咱们这个村里，90后男孩有10多个，女孩不到5个。因为女少男多，所以婚姻市场，就是女的选择男的，彩礼能衡量一个男人的经济实力。”

但陈姐也承认，现在彩礼要价太高了，高到普通家庭无力承受，“简直是买卖婚姻。”

政府发意见，践行文明婚俗

45岁的潘叔一提起给儿子凑明年的彩礼钱，他就眉头紧锁，不住地诉苦。为挣钱，他从2023年初做起中长途物流生意。他说，这一年时间，每天晚上十二点睡觉，天天凌晨三点就醒了。他不舍得花钱雇人帮忙，所有活儿都是他和妻子两个人干。还不到五十岁，他已经须发都白了。

如果仅凭种地，要攒够18.8万元的彩礼钱，恐怕一个农民家庭永远都攒不够。老家村里一般人家有五六亩地，一年种玉米、小麦两茬作物，总收入也就1万多元。刨去种子、化肥、机耕、灌溉等成本，只剩下四五千元。这些钱仅能供一家人温饱，倘若家里有老人生病、子女升学，家庭财政立即捉襟见肘。为了多挣些钱，人们只能离开土地，去打工、做生意。

“万事不能被别人戳脊梁骨”，是老一辈鲁西南人常挂在嘴边上的话。所谓“戳脊梁骨”，就是失去了颜面，被别人看不起。“彩礼钱就是这样，别人家的女儿都能收到红礼盒装的18.8万元钱，如果你家女儿收不到，左邻右舍就会说三道四。”媒婆陈姐说，高价彩礼事关两个家庭的颜面，其实是做给旁人看的。为了不失面子，不惜掏空一方家庭的里子。这个道理，人人都明白，但似乎谁也走不出这个困局。

随着近些年高价彩礼愈演愈烈，该现象也引起了官方重视。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强化村规民约激励约束功能，持续推进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鼓励各地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民婚丧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降低农村人情负担。

2024年7月，有网友在人民网上留言说，菏泽多县区高价彩礼年年上升，居高不下，高价彩礼给需要结婚的年轻人造成了很大压力，特别是九零后、零零后的年轻人，结婚要买车、买房、高价彩礼等各种支出，父母一辈子的积蓄都不够，只有贷款解决。

菏泽市政府官方回复称，近年来，市委市政府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移风易俗工作的意见》。市民政局牵头开展全市“树新风兴万家”移风易俗专项行动，党员干部带头践行文明婚俗。不断加大集体婚礼筹办组织力度，2023年举办次数参与人数均创新高。下一步，持续推进村规民约修订完善工作，做好红白理事会全员培训和日常监督管理，发挥好基层在抵制高价彩礼上的自我管理作用。大力推广集体婚礼、免费颁证服务等新婚俗形式，开展文明婚俗宣传，选树正面典型，引导更多新人及家庭抵制高价彩礼，文明节俭办事。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彭林此前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礼”的核心是相互尊敬，婚礼既然带了个礼字，并不是要人们铺张浪费、大显奢侈，而是让人们对结婚有敬重之心。“婚礼其实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而现在的高价彩礼，很明显把这一层给冲淡了。”

正月初三，村庄上空飘下农历乙巳年的第一场雪。潘叔家里，有三个20多岁的侄辈亲戚来看望他。大家围坐一起，喝茶聊天。他抬着满是皱纹的额头，看着年轻的面孔，认真地说道，“真希望你们这一代人，不要再有彩礼了。结婚还是朴实点好。俺们这些人那么穷讲究，砸锅卖铁凑彩礼钱，是图个啥。”

新京报记者赵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