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四老是哪几个(中国航天四老素材)

任新民是中国导弹和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他曾直接参与领导了我国早期所有战略导弹、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发射。

自任新民投身航天事业以来，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他担任过20多个大型项目的总设计师，立过一等功，获得过两次通令嘉奖，两项国家科技特等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中国航天四老是哪几个（中国航天四老素材）

他被誉为中国“航空四老”之一、中国航天的“总总师”。曾有人这样说：如果说钱学森是中国的“火箭之父”，那么任新民就是中国的“火箭亚夫”。

任新民在1928年就加入了共青团，但是他只有14岁。1931年，宣城冒埠起义失败，任新民也失去了组织的联系。这逼迫任新民走上了一条路：通过科技救国、强国、富国。

任新民后来信后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重庆兵工大学造兵系，后来又公费赴美，在密歇根大学读完了研究生，还获得了机械工程学的硕士学位和工程力学的博士学位。

1949年，远在美国任教的任新民听到了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消息，他依然放弃了美国的优越条件，于1949年8月辗转回到了祖国。

后来，记者曾问他为什么会选择回国，任新民说自己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干一点事儿，为国家干一点事，没有其他的想法。”

回国后的任新民先在华东军区工作，不久后就被陈赓大将邀请到哈军工教学。

50年代初期的中国，时常会受到战争乃至核战争的威胁，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更是声称自己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

在这样的背景下，任新民和三位同事给中央军委递交了《对我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他们的这个建议受到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和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的重视。一年后，中央制定了著名的“十二年远景规划”，其中就有中央关于导弹、火箭技术发展的规划蓝图。

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专门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任新民被点名调到了这里工作。

任新民报到的第一天，发现这个部门只有2个人。很显然，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任新民在回忆这段艰难的草创之路时说，当时最困难的并不在于技术，而是我们国家的整个工业条件跟不上。火箭导弹都是非常考验一个国家的工业制造能力的，各种各样的元器件，各种各样的材料和工艺，必须要有全国的工业系统作为基础。

比如要搞一个发动机，不仅需要材料，还需要焊接、冶金等系统的配合。就好比吃饺子，不仅需要馅料、调味品、面粉，还需要案板、擀面杖、刀子等等。反过来说，通过造导弹，全国的工业系统也得到了完善和发展。

任新民作为深度参与者，认为苏联这个问题上对我们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当然，苏联并没有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援助，但他们在专家选派，提供导弹样品，和为中国留学生提供导弹专业知识学习这三个方面都提供了帮助。

任新民回忆说，自己在57年12月底接到了一项绝密任务，去满洲里接收了102名苏联火箭专家和苏联送给中国的两枚P-2导弹。

1960年10月，苏联突然停止了对中国的技术援助，不仅撤走了专家，还带走了相关的技术资料。很多西方媒体开始幸灾乐祸地说：“中国的导弹工程夭折了”、“中国的导弹梦碎了”等等。

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17天之后，中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这是从零到无的突破。

然而，仿P-2导弹的问题还是很多，最致命的问题在于它的射程太近了，无法投入生产。要想让射程变远，就要改进导弹的发动机。

改进发动机因此成了“东风二号”导弹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在这艰辛的探索期内，由于在研发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故障，有人还联名告了任新民一状，把问题捅到了聂荣臻那里。甚至有人开始怀疑任新民这个人靠不靠得住。

在这段时间，聂荣臻给了任新民最大的支持。他不仅没有责怪任新民，反而鼓励说：“最困难的时候，就是成功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就是光明快来临的时候。”

1962年3月，“东风二号”首次试飞，然而起飞69秒后，随着一声巨响，导弹坠落在了离发射架只有300米的地方……

记者曾问任新民，在这样的“至暗时刻”，他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任新民回答：“我的想法就是出了问题，一定要把问题解决掉。我没想过从此就不干了，因为我觉得一定够可以干出来。”

1964年6月，“东风二号”试射成功，一举击中目标。数年的艰辛终于有了成果，所有的质疑也烟消云散，但任新民从来不认为自己应该止步于此，他很快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指出：“我们的导弹射程还是太短，对加强国防来说，仍属空谈。”周恩来回复：“我支持你的建议，你还得继续搞下去。”

任新民再次率领团队向更远的目标发起了冲击。

1964年10月，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无疑是一个振奋国人的好消息。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立刻出现在了眼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运载工具，就好比只有子弹而没有手枪。打击不了敌人，也保护不了自己。

如果不能让导弹拥有更远的射程，如果不能做到两弹结合，那么我们就不能说中国在真正的意义上拥有了核武器。这个重担又压在了任新民等人的肩头。

1966年10月，装载着原子弹弹头的中近程导弹成功发送到预定地点，并完成了爆炸。这标志着中国“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

这个消息震撼了全世界。美国防长麦克纳马拉曾说：“中国至少需要10年才能拥有核武器的运载工具，因为美苏都用了12年的时间。”但中国没有用12年，也没有用10年，从原子弹的成功到两弹结合，我们只用了短短的两年。西方媒体惊呼：中国人用了最短的时间就进入了核导弹时代！

两弹结合成功后，中国航天的主要任务也就转移到了发射人造卫星上。

“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开始于1967年，任新民作为运载卫星的火箭——长征一号的技术负责人，再次投入到了中远程导弹技术的攻关中。

中国作为火箭的故乡，中国人作为龙的传人，自古以来就有“上九天揽月”的愿望。1958年，在苏联卫星上天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但由于当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都很有限，而且要优先保证导弹和原子弹的发展，人造卫星的项目就被推迟了。

直到1965年，钱学森才向国防科委提出了人造卫星的计划，这个计划受到了周恩来和聂荣臻等人的高度重视，并将该计划命名为“651工程”。

1967年，人造卫星项目正式提上日程，3年后，“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在酒泉发射成功，中国成了全世界第五个靠自己的力量把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国家，而且我们的卫星比前四个国家的卫星还要重很多。至此，中国人民成功地完成了两弹一星的光辉伟业。而钱学森等人随即提出了中国应该发展载人航天的工作，报告提交上去后，毛泽东亲笔批示：同意。

在东方红卫星发射前，按照预定的飞行路线，卫星会经过巴基斯坦、也门、乌干达等第三世界国家的首都。中央因此对卫星发射工作提了一个特殊的要求：要投得准、看得见、听得见。

所谓“投得准、看得见、听得见”指的是卫星经过各国首都的时间都要预报准确，让第三世界的友人们能准时看见我们的卫星，听到《东方红》的歌曲。

在一次次地推算中，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卫星坠落，甚至更坏一点，坠落到敌对国家的领土上该怎么办？

一般来说，大部分的导弹都会装载自爆系统，这也是国际惯例，要不要在东方红卫星上也装上自爆系统呢？虽然没有国家这么做过。

周恩来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他询问了“长征一号”火箭总设计师任新民的意见，任新民说：“卫星在空中容易受到信号的干扰，而自爆系统一般来说都是很敏感的，因此发生误炸的可能性很大。”

他认为：“这就好比硬要在一间屋子里放一颗定时炸弹，对屋子里的人是没有好处的。”任新民主张不装，但有人不同意他的看法。

周恩来最后把这个问题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拍板决定不装，他说：“听技术人员的，没有好处就不用装。”

这个决定让“东方红一号”卫星得以轻装上阵，把嘹亮的乐曲从太空传遍了整个世界。

1970年劳动节，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在天安门上接见了参与研制和发射“东方红一号”的科学家代表，周恩来特地向毛泽东介绍了任新民，周恩来说：“他就是我们放卫星的人。”毛泽东高兴地和任新民握了手，连声夸赞他说：“了不起，了不起！”

按照最初的设计，“东方红一号”的寿命只有20天，在实际运行28天后，“东方红一号”的电池耗尽，信号发射因此停止，《东方红》乐曲的播放也随之停止。但卫星的轨道寿命并没有结束，直到今天，“东方红一号”还在太空的轨道上运行。算起来，它如今已经52岁了。

人们如今在北京天文馆看到的“东方红一号”卫星，是按照实体一比一制成的模型。

在“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后，任新民又年后担任了试验卫星通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等重要项目的总设计师。当时中国试验卫星通信工程下辖数百个小部门，每个部门都有一个总设计师，而任新民则是所有这些部门的总设计师，所以他又被尊称为“总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