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广智21世纪以降，当生态灾难一次又一次地袭击人类时，我总是想起一位历史学家的“警世通言”：“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

作者：张广智

21世纪以降，当生态灾难一次又一次地袭击人类时，我总是想起一位历史学家的“警世通言”：“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的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

出此言的这位历史学家，就是现代国际史学界的大家阿诺德·汤因比（1889-1975年），上述引文出自他传世的压轴之作《人类与大地母亲》（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该书以抒情诗般优美的笔调，展示了人类与其生存环境（即“大地母亲”）的相互关系，描述了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相互交往和彼此融合的全过程，系统介绍了苏美尔—阿卡德文明、法老埃及文明、叙利亚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安第斯文明、拜占庭文明等区域文明类型，时间跨度上起约50万年前人类形成，下迄20世纪70年代。

《人类与大地母亲》 [英]阿诺德·汤因比 著 徐波等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投身社会实践的“斗士”

汤因比生在近代西方社会莺歌燕舞的盛世，其时英国维多利亚王朝的雍容华贵与轻歌曼舞风光一时。然而，进入20世纪，世界进入大变局，风雷激荡。在这动荡的百年，汤因比足足生活、奋斗了四分之三个世纪。他是20世纪西方史学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变革潮流中的弄潮儿，反叛传统的史学理念，继承与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说”，以其皇皇12卷本的巨著《历史研究》崛起于西方史坛。而后又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成为20世纪西方史学界的一代宗师。

然而，汤因比不只是一个在书斋里坐而论道的学者，还是一个投身于社会实践的“斗士”。在一战、二战时期，他就任于英国外交部智囊团，参与了两次巴黎和会。直至晚年，他仍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反对战争，捍卫和平，抨击种族歧视，并时刻关心着人类的命运，显现出浓厚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汤因比还非常关心环境问题。他发现，20世纪以来，由于人类顽固地坚信其支配自然的无限能力，而毫不节制地对生物圈疯狂开发，其结果是全球性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仅以美国的一些地方为例，西部残存的原始森林已被砍伐殆尽，许多地区50%的居民住在空气污染超标的环境之中，99%的有毒垃圾正污染着供水源。另据联合国的报告，非洲至1950年以来已经丧失了23%的森林、喜马拉雅山分水岭丧失了40%。1960年以来，中美洲有30%的森林遭到破坏。据报告，前捷克和斯洛伐克，占全境28%的河流已没有鱼类生存，70%的河流被严重污染。波兰政府已经宣布有5个位于西里西亚工业区的村庄由于污染已不适宜人们居住。正是对人类灾难的苦觉，迫使汤因比作出了严肃的思考：人类文明的性质怎样，人类将往何处去。

概言之，汤因比不愧为一位政文双栖的“智者”，20世纪西方史学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

人类必须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与“大地母亲”同命运，共生共荣。 视觉中国供图

从全人类的角度去思考

让我们把历史定格在1973年，那时，这位“智者”已是耄耋之年。

据我所知，这一年世界政坛并无什么大事发生，但是在国际史学编年史上，汤因比却正在此时写下了精彩一页。与古希腊智者苏格拉底一样，他总是接受访谈，虚心地与任何愿意同他对话的人聊天。该年5月，已过杖朝之年的汤因比结束了与日本佛学家兼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跨越两年的举世闻名的对话，后成书名为《对生命的选择》（《Choose Life》，中译本据日文版译名为《面向21世纪的对话》，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两年后，他就溘然长逝。这是一位老人在谢世前对世界的奉献，且不说那场以“关注人的生命”为主旨的对话，更令人惊叹的是，他在1973年还以高龄完成了长达70余万字的大作《人类与大地母亲》。

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创作《人类与大地母亲》时，就选择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汤因比曾毫不犹豫地说：“到1973年，人们迫切需要对历史进行一次综合的考察”，“我总是试图抓住这种机会进行全景式的考察”。1976年，在汤因比逝世后不久，牛津大学出版社将汤因比的手稿出版，以表达对汤因比漫长学术生涯的纪念。

《人类与大地母亲》，倘与其成名作《历史研究》相比较，有一同二异。一同，是指两者都是整体性与综合性的通史之作，前书的“从世界性的角度去观看”与后者的“对人类历史做一番宏观鸟瞰”，其宏观视野都是相同的。二异，一是其史学旨趣或落墨侧重点不一。《历史研究》以文明或文化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书中阐发的“文明发展的同时代论”“各个文明价值等同论”“文明之间相互比较论”等新论，使他成了“文化形态说”的发扬者。而《人类与大地母亲》则以人类与生存环境（“大地母亲”）的相互关系为中心来展开。恩格斯说过：“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此言甚是。事实上，人与生存环境之关联，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发展史，汤因比的《人类与大地母亲》则以自己的史学实践，为读者作出了范例。

细究全书共82章（有的名为“章”，实则短小，可为“节”），从“自然现象之谜”开篇，至1973年的“生物圈”终结。它与常见的世界通史迥然不同，其政治编年史极其简略，如从1773年至1973年这近现代世界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200余年，历来为中外通史作者编纂世界历史时的浓墨重彩部分，汤因比却以“生物圈”为章名，以很少的篇幅——两章约24000字，围绕人类与生存环境的相互关联陈述之。

另一“异”，在于两书风格不一。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一部思辨型之作，在历史哲学层次上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宏阔的世界历史图景，但他所构建的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四阶段论”，毕竟还不能代替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本身；而他的《人类与大地母亲》则不同，他在“序言”中公开表明该书是“按编年顺序”、采“叙事体形式”写作的，不管是书名还是行文，都显示出长篇叙事型的史诗风格，文采斐然，环环相扣，引人入胜，颇具可读性，很适合大众社会的读者阅读口味。在我看来，具思辨之长，备叙事之才，合二而一，乃良史之求也。汤因比的确不乏史才，从成名作的《历史研究》到晚年的《人类与大地母亲》，从思辨型之作走向叙事型之作，且互为补充而一，又皆成气候，我辈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又，读者在阅读《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时，倘把他的《历史研究》作为陪读，实为阅读之雅事。借此，顺便说及，一般非专业的读者，可以选择《历史研究》的节本，现有几种节本，我推荐汤因比的单卷本《历史研究》，其书的一大特点在附有大量精美插图，另有地图、大事年表（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来自历史的呐喊

汤因比的《人类与大地母亲》最后一章题为《抚今追昔，以史为鉴》，作者紧扣人类与生存环境相互关系，用简练叙述（6000多字）对1973年之前的人类历史作出了整体性的反思，实为点睛之笔，可作为全书的“结语”，值得读者格外重视。“抚今追昔，以史为鉴”，在这流畅与精悍的文字中，挥洒出的如下几点，更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其一，关于人类技术进步。作者写道，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发展到近世的工业革命，尤其从1773年至1973年这最近200年间，人类在技术方面出现了快速的进步，他敏锐地指出：它“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财富和力量，人类作恶的物质力量与对付这种力量的精神能力之间的‘道德鸿沟’，像神话中敞开着的地狱之门那样，不断地扩大着裂痕”，它犹如一把双刃剑。纵览世界，这种不平衡还在不断扩大，正在把人类引向“地狱之门”，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情景啊。须知，人类的技术进步，物质文明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大地母亲”为代价。进言之，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响彻大地，方能构建好“地球村”的美好家园。

其二，关于“人类之爱”。汤因比指出：“人类之爱应该扩展到生物圈中的一切成员，包括生命物和无生命物。”在这里，汤氏所说的“人类之爱”，广袤无垠，大爱无疆，这和他在1973年与池田大作对话中所说的“慈悲和爱”，其旨意是相合拍的。无疑，这种识见，既应和对话者、佛学家池田大作的信仰，也与他本人的信念相吻合。在他们两人看来，“慈悲”与“爱”的普世性，道明了人类社会的共同诉求，而关注人的生命和尊重人的尊严，无疑成了题中之要义。观当今，在国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那种以生命映照生命的“大爱仁心”精神普照着神州大地，感人的场面目不暇接，比如那张落日余晖的照片，不知温暖了多少人的心。正是“因为有爱，人间值得”，那位年迈的患者，在送别上海援鄂医护人员时，用小提琴奏出的，分明是“人类之爱”合奏曲的东方强音。

其三，关于“警世通言”。笔者借用我国明末冯梦龙纂辑“三言”中的一部书名，来感悟和比称文前引用的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之末段，庶几可矣。每当我一遍又一遍重读汤因比的“警世通言”，其“言”醍醐灌顶，其声振聋发聩，不啻是一位智者谢世前的“广陵散”，可谓惊世的呐喊，生命的绝响。

汤氏的“警世通言”，不由让我联想起莎士比亚在悲剧《哈姆雷特》中的名句：“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环顾寰宇，人类若不能处理好与大地母亲的关系，则古时“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瑟鬼唱歌”的惨重画面，依然不能完全避免。重温两位先贤之遗训，深刻反思，人类必须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与“大地母亲”同命运，共生共荣。“抚今追昔，以史为鉴”，我笃信，在全球生态危机频发的时代，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认知、我国率先倡导与秉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全球协同发展的进程中，将会不断地得到彰显，闪现出华夏文明光华与大国担当。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