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再道从小父母双亡，受尽人间疾苦。他是个没文化的大老粗，但是他17岁就参加敢死队，在血与火的边缘学到了军校都学不到的战争知识。他不畏强权，更敢于反抗，还有着一是一、二是二的直率认死理的性格。

1967年，“七二零”事件发生后，陈再道被召到北京做解释和检查。在北京，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不过是不好的欢迎。打倒他的吼声，响彻北京大街小巷。期间发生一次数万人，公然突破警卫，闯进宾馆质问陈再道。

陈再道幸好得到周总理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保护，躲到楼层间的电梯里，这才躲过一劫。陈再道后来再回忆此事，苦中作乐地开起了自己的玩笑：“真没想到，当时我都快60岁的人了，还玩了一场躲猫猫。”

之后，开了一场碰头会，开会通知上还写陈再道为“同志”。陈再道一开始不理解，后来才知道，远在南方的毛主席，特别关注此事；毛主席在批阅中央复电时，原本陈再道后面没有“同志”二字，毛主席亲笔添了上去。

正因为毛主席这一笔，陈再道没像一些老干部那样。

碰头会召开后，陈再道等武汉军区的高层，就不被允许坐下，要他们站着“听话”。会议一开始，谢富治抢先说话，给“七二零”定性，讲故事。紧接着的就是吴法宪，他的发言气势汹汹，还把贺龙、陶铸、刘志军也牵扯进来。

因为他的发言越来越不像话，愈发偏离主题，周总理实在听不下去，接二连三地打断，要他讲主要问题，不要扯东扯西。然而，吴法宪这时又把徐向前扯进来，说他早在二月份，就听说徐给陈打保票，所以徐要负连带责任，这个责任还得追究。

前面的话，徐向前都可以当吴法宪，仰仗后面之人打击异己，但他说到自己怎么保人、有责任要追究，徐再也忍不了了。徐向前说了一句，“我是讲过，但是根据当时情况讲的，都有记录”，说完他给周总理写去一张条子便离场了。

但是吴法宪没有因为徐向前的愤然离场而收手，而是更加过分地动起手，狠狠地给了陈再道一巴掌。虽说类似的事件不是没有过，但像这样当众打的，真是闻所未闻。在场的陈毅、谭震林等人，实在看不过眼，但他们自身难保，无法阻止，只能选择离席表示反对和不满。

对于这一记巴掌，吴法宪有个来龙去脉。他在回忆录中自称跟陈再道的交往很少，对“七二零”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开会之初，没打算发言的。但他想到周总理的专机，改降山坡机场的事，顿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如果飞机出个什么意外，自己就成千古罪人了。吴法宪当时是空军司令。

于是，一气之下的吴法宪，箭步冲到陈再道面前，说如果周总理的飞机出了什么差池，你我都要掉脑袋。说完就打了陈再道一巴掌。

当然，这只是吴法宪的说辞。会后，周总理对吴法宪进行了批评，并要他在第二天做检讨。几十年后，吴法宪对这个巴掌感到十分后悔，觉得自己太过鲁莽、不理智了：周总理专机不能降落在原定机场，是因为数十万、上百万群众的一致行动造成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控制的；更何况，群众冲进机场、占领机场，也不是陈再道指使的，闹成那样他也始料未及，不想看到。

还有一点是吴法宪没有说的：在“七二零”前不久，周总理乘机要来武汉这事，吴法宪的空军系统没有事先通知陈再道等武汉军区高层，直到周总理到武汉后，提出要见陈再道，陈才知道周来武汉了。

总之，这段历史扑朔迷离，即便是当事人也摸不清头脑。“九·一三”后，吴法宪沦为万人唾弃、人人喊打的阶下囚；陈再道却在台上，已成军委顾问。在清算吴法宪的罪行时，有人说吴打过陈再道两个耳光，罪大恶极。陈再道在听说这事后，多次站出来声明：“是一个，就打了一个。”

一个、两个区别大吗？对一般人来说，这事能不提就不提，毕竟是倒霉伤心事。但对陈再道而言，差别太大了。他就是这样一个耿直的革命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