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束光》书稿放到我案头时，我被这三个平平常常的字击中了心灵……越是黑暗的时候，再微弱渺小的光，都会给人类带来无穷的希望与力量。”5月26日，在《一束光——梁兴安传1966-2021》新书分享会上，已故教育及公益界知名人士梁兴安的兄长、领科教育集团董事长梁洵安，谈及这本纪念传记和弟弟梁兴安时，不禁哽咽落泪。

2021年5月3日，领科教育集团总裁、阿依土豆项目公益法人梁兴安，在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考察支教项目的途中，不慎坠崖身亡，将55岁的生命奉献给了公益事业，永远留在了他牵挂的大凉山。

大凉山是打开梁兴安生命的一把钥匙

2022年，梁兴安的亲人和挚友们为了纪念他，决定用出版传记的方式记述他的一生。在近半年的时间里，作者任柳（笔名树溪）沿着梁兴安的生命轨迹，赴安康、北京、西安、深圳、上海、凉山等地实地采访。在近百位采访对象中，大凉山和那里的人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去凉山是打开梁兴安生命的一把钥匙。”任柳说。

他们到凉山的第一站是美姑县洒库乡的岗洛小学和华岗小学，这里也是2014年梁兴安第一次来凉山时探访的校点。

在那里，一个叫西西的小女孩一直跟着任柳，问他们从哪里来，能不能带她出去看看。询问之后任柳才知道，西西已经上二年级了，她的姐姐比她大六七岁，早已辍学外出打工，没过多长时间就嫁人了。任柳听后非常唏嘘，“西西的个头和我女儿差不多。”

在大凉山的第一个夜晚，任柳是在教室打地铺度过的，教室说不上现代，但是干净整洁，课桌旁的塑料瓶里还放着新采摘的波斯菊。

当时恰逢阿依土豆新一届支教老师培训的结营仪式，很多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大家在一片废弃的矿区间的矿山小学相聚，在操场上点燃篝火。在绵延不绝的大山之间，这些不同地方、不同身份的人的差异变得很小，大家围着篝火聚在一起，握手、拥抱、举杯、流泪。

“在我们拥抱或流泪的那个瞬间，脑海里不约而同地浮现的是梁兴安先生的面孔。”任柳说。那一刻，她明白了梁兴安坚持公益的意义，两个素昧谋面的陌生人精神世界产生了某种联结。

阿依土豆前总干事蒋咏玲还记得，十年前梁兴安第一次到访凉山时的情景：“那是2014年的六一儿童节，孩子们为他背诵了《少年中国说》，他被孩子们单纯善良的眼神和走出大山的渴望深深触动了。”回到上海后，梁兴安“就像着魔了一样”，全情投入公益事业。

他马不停蹄地四处寻找优秀的公益机构学习经验，还注销了自己身上所有的企业法人身份，担任阿依土豆的公益法人。这意味着他的活动仅限于其章程所规定的公益范围，不能从事任何营利性活动。

“在上海他是国际学校的校长，面对的都是一线城市家庭条件优渥的孩子，到了大凉山，他看到的是中国最贫困地区之一的孩子。”任柳说。据阿依土豆的支教老师们回忆，即便梁兴安工作再忙，他每年到凉山也有十几次，“他不是简简单单地捐个款、助个学就完了，他是实实在在地在为乡村教育做事情。”

阿依土豆是为大山深处的村小提供支教老师和其他帮扶项目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梁兴安在一份工作总结里写到：

“现在随着大凉山社会环境的变化，政府对支教组织的期望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我们将条件已有很大改善、政府力量能够覆盖的支教点交还当地中心学校，在更偏远、条件更差、政府力量不能及的山村开设新的支教点。同时开发第二课堂教学体系，希望也能帮助当地中心学校的孩子。”

目前，阿依土豆在凉山的支教老师已有100多位，每学期约有1900名孩子得到帮扶，阿依土豆已累计陪伴23000名孩子成长。

大时代中的“平凡人”

梁兴安1966年出生于陕西省西康市，1990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济学硕士毕业后，任教西北大学经济系。两年后，梁兴安在深圳“下海”，作为联合创始人创办了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梁兴安来到上海，任领科教育集团总裁，与胞兄梁洵安一起投身教育事业。在《一束光：梁兴安传1966-2021》中，记叙了梁兴安的这些人生经历和他的成长、判断和选择。

“他是生活在我们中间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你不要去神话他。”梁兴安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读EMBA时的班主任罗永新曾这样对任柳说。任柳就将梁兴安放在大时代的真实语境中去采访和写作。

“梁兴安先生一生的成长都伴随着时代的变革，我想呈现一个平凡的人，面对一个巨大的时代他的选择、承担，他巨大的勇气和行动力，还有他对善的坚持，他对世界的爱，如何成就了他不平凡的人生。”任柳说。

在新书分享会的现场，与梁兴安人生不同阶段有过交集的嘉宾们一一分享了他们与梁兴安的过往故事。即便距离梁兴安已经去世了三年，大家仍不免悲痛，分享嘉宾数度泪洒现场。

“兴安和我不同，他一直非常稳，而我的人生大起大落。在我人生几次遇到低谷的时候，是梁兴安无私地支持了我。”梁兴安生前好友陈大鹏说。他还记得，自己当年在深圳创业遇到瓶颈，借住在梁兴安家里，梁兴安在一次出差前默默在他的枕头下放了钱。

“凡是关于阿依土豆的事。梁叔都非常关心，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倾力相助。有时他下午飞到西昌，把事情解决后，晚上又飞回上海继续工作。”蒋咏玲说，“有一次机构要支出一大笔钱，我一天3个电话打给梁叔，说，不行了没钱了。他就心平静气地安慰我说，没事，如果最后还是没钱，他私人掏腰包。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他是我们这代人的一个缩影，他很平凡。但今天再回看他做的这些事情，他的每个选择、每次坚守，又是那么不凡。我们纪念他，他是一个大写的‘人’。”分享会结束后，一位观众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