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兴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担任过福建省厦门市工委书记、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中共西江区工委副书记兼粵桂湘边副政委等职务。一九四八年冬，在祖国黎明前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终年三十九岁。

一

钱兴乳名阿树，原名钱岁年，号发瑞，曾用名钱瑞年、老陈(在闽南、桂林)、蔡十(在广西钟山)、李先生(在广西昭平)、李伟民、李钱兴(在广东西江)等，还曾用邨夫、林人、金等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一九0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出生在广东省怀集县(解放前属广西)诗洞凤南村一个地主家庭里。兄弟共四人，长兄统年，三弟汉年，四弟范年，他排行第二。父亲早丧，由母亲日夜操劳，抚养儿女长大。

一九二二年，钱兴在协和乡(今安华乡)凤南初级小学读书；一九二六年升入怀集第一高级小学；翌年，又考入怀集县初级中学。诗洞地处怀集南部，距县城一百多里。钱兴自挑行李上学，平日勤奋刻苦，善于思考问题，成绩优良。他的班主任兼语文课教师、地下共产党员梁一柱，见钱兴勤奋好学，为人正直，经常向他讲解革命道理。在梁一柱的启发、教育下，他开始思索：怎样才能挽救国家危难，使国家振兴昌盛?为了表示自己“毕生要为复兴中华而奋斗”的抱负，他后来给自己取名为“兴”。

一九三0年，钱兴在怀集中学初级中学毕业后，前往广州求学，在广州知用中学念完高中一年级；又转考入中山大学附中高中就读。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蒋介石下令“绝对不抵抗”，将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寇。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又进攻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战争。蒋介石依然坚持“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把中华民族推入灾难的深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卖国政策，使钱兴无比愤慨。他经常与一些志同道合的爱国青年学生一道，秘密阅读进步书刊，探索抗日救国的道路，并积极參加抗日救亡运动。

中山大学附中有一名加入了“中国青年党”的教师，见钱兴勇敢有为，在同学中有一定影响，便想诱骗钱兴入伙。一天，他借“散步”、“谈心”为名，向钱兴大讲了一通青年党“外抗强权”、“內除国贼”，和加入青年党，日后生活、政治方面都有好处的谬论之后，从身上掏出一份“申请表”，要钱兴填写。钱兴从“九一八”以来中国时局的发展中，已经对各党派的政治纲领有所了解。他顾不得讲究什么“师道尊严”，向那个反动教师质问道：“你们标谤什么‘外抗强权’，‘內除国贼’，为什么不敢公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强权’对中国的侵略?为什么不敢公开谴责那些叫喊‘攘外必先安內’主张的卖国贼?”一句话，问得那个反动教师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只好收回“申请表”狼狈离去。

一九三三年秋，钱兴进入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系读书。他在学校结识了一批进步同学和进步教授何思敬、邓初民等，受到他们的影响和教育，思想认识不断提高，便与一些进步青年秘密组织“读书会”等团体。他还同曾振声(即曾生)粟稔等同学在市郊的白云山上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思想小组。这个小组联系着一个校外读书会(设在曾振声家里)，广州各校好些进步同学都参加了这个读书会。读书会收藏有不少革命书刊和马列著作，供大家传阅，还经常讨论国家前途问题，探索中国革命道路。

钱兴平常喜欢写文章，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提倡爱国青年应做创造新世界的“开路先锋”。邓初民称赞他的文章立论明确，切中时弊，读后“深受启发”。

一九三五年六、七月间，王均予从上海来到广东工作，在中山大学、勳勤大学和广雅、知用、执信等中学的进步青年中活动，并在他们中间建立了中国青年同盟(简称“中青”)的组织。“中青”的宗旨是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推销进步书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中山大学里，钱兴首先加入了“中青”组织，接着，他又介绍了曾振声，粟稔等进步青年加入。最初，中山大学“中青”小组共七人，由钱兴担任组长；后来陆续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使组织进一步扩大。不到半年时间，“中青”在全广州各大中学校里发展到一百多人。钱兴等除了组织“中青”小组成员学习革命理论外，还通过“中青”在同学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抗日主张，把广大青年学生团结在“中青”周围，开展各种活动。

钱兴品学兼优，工作热情，乐于助人，在同学中享有较高威信。当时钱兴家里有其叔父掌握经济，很少寄钱给钱兴。钱兴在学校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往往要靠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稿子所得的稿费来维持生活。但如遇到别人有困难时，他就毫不犹豫地解囊相助。一次，钱兴了解到一位姓张的“中青”会员经济有困难，就立即将领到的一点稿费赠送给他。后来，那个会员十分感动地说：“钱兴同志雪中送炭，我是毕生难忘的!”别的同学见他生活俭朴，也常为手头无钱犯愁，劝他不要这样做，他笑着说：“我吃点粗粮就够了，有的伙伴比我困难，更急需解决嘛!”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侵略。中国共产党于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內战，一致抗日。钱兴与曾振声、粟稔等同学一道，积极宣传《八一宣言》。他们还编印了一份油印小报，刊载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以及其它有关抗日文章，在师生中秘密散发。小报的刻印工作，都由钱兴一人负责。为了躲过特务的耳目，他经常跑到中山大学附近的石牌茶山上，以石头为桌子，或刻写腊纸，或编印传单、撰写文章、显得格外繁忙。在钱兴等“中青”骨干分子的组织发动下，中山大学不少学系班级，都先后成立了抗日会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同年十月间，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在校内召开抗日大会，钱兴被选为大会主席。会上，他带领同学们在校内举行示威游行。法学院院长郑彦棻闻讯赶来威吓，说：“你们没有向学校报告，擅自进行政治活动，召开什么大会，这是非法的，应立即解散!”钱兴反驳说：“我们爱国同学开会讨论关于抗日救国大事，为什么不合法?难道你们愿意让国家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者手中，让中国人民当亡国奴吗?”其他同学也纷纷发言，斥责郑彦棻压制抗日救亡运动。郑彦棻被批驳得哑口无言，悻悻离去。这次抗日大会，使同学们深受教育。

二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北平爆发“一二九”青年救亡运动。广州青年学生奋起响应。中山大学爱国师生员工的抗日情绪更为高昂。在“中青”、“突进社”等进京社团组织的领导下，在全校同学的强烈要求下，经过钱兴等骨干的串联，中山大学于十二月十日晚上举行讨论抗日问题的各班代表会议，排除西南军阀所把持的“抗声社”分子的干扰，决定十一日晨召开全校抗日大会。班代表会议结束后，钱兴等又连夜发动进步同学组成了几个“夜呼队”，分头到文、法、理、工、农各学院的宿舍去高呼： “明天上午在大礼堂开抗日大会!”，把班代表会议的决定通知给中大全体师生。

十一日上午，全校三千多师生举行规模盛大的抗日大会。虽然大会主席团为陈济棠操纵的“抗声社”分子所把持，但慑于广大师生的威力，大会仍一致通过了呼吁全国实行抗日的通电，并通过了十二日到广州市区举行抗日救亡示威游行等项决议。会后，钱兴等人又分头进行有关举行抗日示威游行的各项准备工作。

十二日，全校师生(包括中大附中)共三千多人，高擎“中山大学抗敌示威大游行”的大横额，浩浩荡荡地离开了石牌，向广州市区进发。邓初民等进步教授也满腔热忱地参加了游行。途中，其他学校学生一千多人也相继参加了游行队伍。他们沿途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防共自治”、“争取爱国自由”、 “全国一致抗日”等口号，还散发了《告同胞书》等传单。马路两旁市民十分兴奋，有的跟着高呼爱国口号，汇成一股伟大的力量。这次游行一直到下午四点钟才结束。“钱兴、曾振声是这一次抗日示威游行的总指挥及带头人”。

此后一连几天，在钱兴、曾振声等带领下，中山大学学生又组成若干小组，分头到广州各主要街道，公开场所，以及芳村、佛山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演讲，散发抗日传单和张贴抗日标语等活动。他们还到广州各学校进行联络，推动了广州地区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广州青年学生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活动，引起了广东省反动当局的不安和恐惧。他们布置了一些反动分子，在各校成立所谓“广州市学生救国会”、 “抗声社”等团体，分裂和破坏抗日救亡运动。

广州青年学生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活动，引起了广东省反动当局的不安和恐惧。他们布置了一些反动分子，在各校成立所谓“广州市学生救国会”、“抗声社”等团体，分裂和破坏抗日救亡运动。

面对这种情况，钱兴、曾振声、粟稔等“中青”骨干分子开会商量对策。他们认真总结了前一段活动的经验教训，找出存在问题，认为当前广州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发展还不平衡，其领导权还没有牢牢掌握在进步力量手中，经常受到反动分子干扰。为此，他们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联络和发动工作，揭露反动当局操纵破坏抗日救亡活动的阴谋。为了防范反动当局的破坏、迫害，他们作了分工：由曾振声等人公开出面，负责担任各项工作，钱兴不公开担任抗日职务。“在这次抗日救亡运动中，钱兴是领导人之一。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在后台，不在前台。”

十二月三十日，中山大学学生再次召开抗日大会。由于钱兴、曾振声等骨干在会前做了较充分的组织发动工作，同学们在会上纷纷谴责“抗声社”分子把持和破坏抗日活动的行为，一致决议撤销他们所把持的大会主席团的职位，当场重新选举出曾振声等五人为临时主席团，以曾振声为主席。钱兴以一般同学资格发言，提出再次举行抗日示威游行的建议。大会采纳了钱兴的建议，决定联络广州市各校学生于次日再次举行抗日示威大游行。

三十一日这一天，中山大学学生冲破了“抗声社”分子的阻挠，集队出发到广州市区游行。途中，庚戌、执信、广雅、知用、教忠等中学进步学生，也参加了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越华路“西南政务委员会”门口时，曾振声等六名学生代表向当局提出抗日要求，要求当局答应爱国学生有抗日行动、言论、出版及集会等自由。一九三六年一月九日，中山大学与广州各校学生再一次举行广州市学生抗日大会，一致通过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作为全市学生开展抗日活动的领导机构。曾振声当选为主席。从此，广州地区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钱兴、曾振声等为代表的进步力量手中。

在上述一系列示威游行中，钱兴都始终带头参加卜并与曾振声等一起指挥。他还与宣传队员一道，沿路向市民进行宣传演讲。有一次，他慷慨激昂地向群众宣传说：“同胞们，我们愿意做日本帝国主义的牛马吗?不!我们中国人民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同胞联合起来，一齐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坚决反对卖国投降政策!”他讲到激动处，常常声泪俱下，周围听讲的群众，也感动地流出了热泪。

面对爱国学生如火如茶的抗日救亡活动，广东反动当局陈济棠悍然下令镇压。一月十三日，当中山大学等校学生的抗日示威游行队伍走到市区荔湾桥时，陈济棠事先布置在那里的暴徒狂叫“杀呵!”向游行队伍冲过来，大打出手，用报纸包住的铁棍毒打游行学生，当场有一百多学生被打伤，冯道先等多名学生当场被绑架。后来，粟稔、张风楼、李驹良等人又被捕去；邓初民、何思敬等进步教授住宅被搜查；中山大学学生冯道先(中山大学学生纠察队队长)后来还惨遭杀害。这就是骇人听闻的“荔湾惨案”。惨案发生后，一名反动分子向当局告密说：中山大学的抗日运动是受曾振声、钱兴两人操纵的，一个在台上(指曾)，一个在幕后(指钱)。为此，中山大学当局悍然宣布下学期不准曾振声、钱兴、李志民(朝鲜籍)等一批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学生注册上课。

随后，反动当局派出军警四处搜查钱兴等人。钱兴在进步同学的掩护下，机智地摆脱了反动当局的追捕，继续坚持斗争。他冒着危险，住宿在文明路中山大学附中的一座旧楼房中积极工作着。 “荔湾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他和其他进步同学一道，连夜起草和油印抗议反动当局破坏、镇压学生抗日爱国行动的“抗议书”；紧急部署各校抗日救国联合会的领导成员转入地下，并继续组织进步同学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声讨反动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罪行。

与此同时，钱兴与其他进步同学一起，设法“奔走营救被捕同学”。他用中山大学全体同学的名义，起草和油印了一个“通告”，揭露当局横蛮逮捕迫害同学的真相，一一列举被捕同学的姓名，提出要召开大会，向学校当局交涉，呼吁人们行动起来，营救被捕同学。与此同时，中山大学学生金昌华(朝鲜族)、罗范群、黄焕秋等三百多人联名上书中山大学校长邹鲁，要求当局负责救援被捕同学，并收回不准曾振声、钱兴、李志民等同学注册上课的布告；十七名朝鲜籍学生亦上书学校当局，声明要与被捕的朝鲜籍学生李志民共命运，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在各方面的压力下，邹鲁恐怕招致更大麻烦，遂亲自驱车警察局把粟稔等人保释出来，并在车上一再表白他“不知道”同学们被捕，请栗稔代向同学“解释”。他还被迫宣布撤销不准曾振声、钱兴等人注册的决定，恢复他们的学籍。

钱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经受了一次深刻的锻炼与考验，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拯救祖国于危亡之中的重任。因此，他与曾振声、粟稔等知己一起，迫切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争取党的教育与领导。

一九三六年，中共中央北方局王均予、薛尚实等在广东重建党的组织。七月，王均予向北方局汇报工作后回到广州，开始在“中青”成员中吸收党员。一九三六年八月，钱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政治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转变。从此，他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钱兴入党后，奉党组织关于壮大党的队伍的指示，积极介绍中山大学以及广州地区其他一些优秀分子入党，为广州地区党组织的重建做了不少工作。一九三七年初，因钱兴原来住处收藏的《红旗周报》被盜，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安全，决定调他到香港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工作。

三

一九三七年三、四月间，因原厦门市委书记他调，钱兴奉“南委”的命令，调到福建工作，担任厦门市工委书记。他深深感到，这是党组织对自己的莫大信任，也是对自己一个很好的锻炼与考验。因此，他在工作过程中，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不久，“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新的形势下，钱兴与市委其他同志一起，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合法形式(如派一些党员到《星光日报》等处工作)，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积极宣传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组织了青年战时服务团等抗日团体，使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厦门地区形成热潮。他还注意对驻厦门的国民党军一五七师进行统战工作，利用一切机会或社会关系，向他们进行抗日救亡的爱国宣传教育，争取他们站到抗日的立场上来。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日军占领厦门。钱兴等市委领导人，与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等抗日团体一起撤往漳州。当时正是闽南红军独立第三团在卢胜等率领下开到龙岩白土与闽西红军汇合，正式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之后不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也已随军北上，留下方方担任中共闽粵赣边区省委(对外则称闽西南、潮梅特委)书记，负责领导闽西南、潮梅等地区党的工作，发动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斗争。根据中央的指示，原闽粵边区特委改为漳州的中心县委，属闽西南特委领导。漳州中心县委下设漳州工，平和县委、漳浦县委、云和诏县委等。钱兴被任命为漳州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并负责领导云和诏(即云霄、平和、诏安三县的边区)县委工作；何濬任漳州中心县委书记，朱曼平任中心县委组织部长。

闽西南地区当时的形势特点是：长期的内战局面虽告结束，但国民党反动派还在继续坚持反共活动，我红三团等部队开赴抗日前线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乘机向我进攻；当地群众长期备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迫害，尽管生活等方面困难很大，但心向共产党；日寇虽已占领厦门，但仍未侵入闽西南。根据这种形势，特委书记方方曾向各级干部提出了“巩固闽西南”和“保卫闽西南”的任务，并指出今后的斗争是长期的，残酷的，要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与有利斗争形式，壮大革命力量，为保卫乡土，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奋斗。

钱兴坚决拥护这一指示。他到闽南工作，面对的是农民问题、武装斗争等，过去的工作经验已不适应，加上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斗争复杂，困难很大。但他迎难而上，在敌特活动比较猖獗的云和诏地区坚持斗争。白天，他和同志们一起深入山村，发动群众，开展工作；晚上住宿在山上的茅棚里；有时吃不到饭，就挖些野笋和野菜充饥。为了避过敌人的袭扰，他们有时一个晚上要搬三次家。山路崎岖难行，加上钱兴同志眼睛深度近视，有一次夜间转移，竟跌落到田头井里。别的同志把他救上来时，他忍着伤痛，风趣地说： “多谢马克思在天之灵，跌我不死!”把同志们都逗得笑了起来。

闽西南红军整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后，原与红军战士一起坚持斗争，几个儿女都为革命献身，被人们称誉为“红军阿姆”的李梨英，奉党的指示留在闽南。大约一九三九年，李梨英在漳州中心县委机关工作时，钱兴夫妇曾与李梨英战斗、生活在一起。钱兴夫妇十分尊敬这位“红军阿姆”，象对待自己的亲娘一样，关心她，照顾她，体贴她，使老人感动不已。由于钱兴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当地干部群众都喜欢接近他，有情况及时向他反映，使他很快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打开了工作的新局面。

在钱兴主持下，漳州中心县委出版了一份油印小报《前哨报》。他对撰稿、审稿以至编排、刻印等工作的要求都是一丝不苟的。他说：“我们的报纸是代表党说话的，一定要认真!”这份小报内容充实，版面活跃，除了通俗地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外，还经常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对曰英勇作战的消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的言行，使群众深受鼓舞和教育。

平和县地处山区，文化落后，群众迫切要求解决子女读书问题。钱兴在根据地山区筹办了一所小学，委派一位从厦门撤退到漳州工作的干部担任教师。学校除向孩子们讲授文化课外，还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深受学生家长的欢迎。

四

抗日战争初期，广西的党组织原由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领导。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逆流后，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一九四0年冬，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为了加强广西地下党的领导，决定派钱兴到广西筹建党的广西省工作委员会，由他担任工委书记。一九四一年新年前夕，他和爱人邹如冰(任广西省工委秘书)从闽西南来到了桂林。钱兴的公开身分是中学教师，大家称呼他“老陈”。

当时，党的组织基础比较薄弱。钱兴到桂林后，根据上级指示，首先筹建中共广西省工委，由苏曼任工委副书记，黃彰任组织部长，彭维之(后叛变)任宣传部长。他与苏曼、黄彰等同志分头深入了解和掌握情況，有步骤地把桂林、南宁、桂东南、左右江和柳州等地党组织的关系恢复起来，整理与键全各级党组织，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工作。

省工委成立后，根据党中央关于“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结合当时革命斗争形势和广西地下党组织的实际情况，大力加强对各地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钱兴亲自起草了《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组织的决定》等文件，把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作为巩固发展党组织的中心环节。为此，省工委先后在桂林、灵川等地举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钱兴亲自给学员讲课，与同志们一起讨论问题，提高了大家的马列主义水平和对形势与任务的认识。与此同时，省工委还根据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开展广西抗日民主运动。

皖南事变后，广西反动当局也策划在后方掀起一个反共高潮。当时，党内一些同志对形势发展的分析不全面，认为广西的政治动向不会很快逆转，对桂系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钱兴听到这种思想反映后，立即指出：广西是桂系的老巢，C．C．想插手，他们之间确有矛盾，焦点是争夺广西的控制权；但他们在反共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皖南事变后，桂系反共已成为他们的需要，那种认为桂系与C．C．有原则区别而丧失警惕的思想是不对的。为此，钱兴根据中央关于充分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指示，亲自起草了《关于切实作好准备应付地方性突然性事变的通知》，指出全国性的全面破裂可能不会马上出现，但地方性的突然事变则是随时可能发生。因此，从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省工委在钱兴领导下，将全省党组织的各级领导机关的组织形式作了相应的调整和必要的改变，把“委员制”改为“特派员制”，在基层建立平行支部，不发生横的关系；加强对党员进行气节教育；制定应变的联络符号和寻找组织的方法。

为了掩护省工委机关，钱兴与黄彰等商量决定，由黄彰的爱人高天梅负责，在桂林市东郊六合路开设一间“健民牛奶棚”，既是联络点，又叮解决活动经费。钱兴和苏曼、黄彰等经常在牛奶棚內秘密碰头开会，分析情况，研究策略，指导全省工作。当发觉牛奶棚被敌人注意时，钱兴立即布置转移，在东江镇江边街另设联络点，仍由高天梅以摆故衣摊为掩护。

当时，广西大学有些党员认为局势逆转，C．C．特务统治加强了，没法再搞群众工作了，工作缩手缩脚。钱兴耐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动高潮，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反动面目，说明他们在政治上日趋孤立，因而有利于我们发动群众。我们要放手在各种倾向的学生中交朋友，开展个别活动，把工作做深做细；还要善于把C．C．特务与桂系军阀相区别，把反共分子与落后分子相区别，把各种抗日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在钱兴的教育、启发下，该校的党员增强了信心，除加强在进步学生中的工作外，还利用各种关系打入同乡会、同学会、基督教青年会等一些灰色团体中去，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一九四一年夏，广西大学爆发了一次拒高学潮。因原校长雷沛鸿被C．C．特务挤下台，C．C．准备拥李运华为校长，但桂系不同意，经协商，推出C．C．头子陈立夫的表兄、亲日派头子高阳为校长。学生们为了表示反抗，提出“拒高拥雷”的口号。钱兴分析了桂系与C．C．间的复杂情况，及时给该校党组织指出： “拥雷”是桂系的心愿，不能在口号上与桂系混同，以免在群众中造成分裂。实际上，雷、高、李都应该拒绝。但由于我们力量尚小，许多党员已在放暑假时离校，不能左右局势；另外，到一定时候，桂系与C．C．又可能联合起来镇压我们。因此，我党对此次学潮的态度应当是：只支持“拒高”，但不支持拥谁。后来，国民党以武装保护高阳登台，由于该校党组织在学潮中没有暴露，故高阳登台后我党没受到什么损失。

当时，广西建立了一支拥有五六千人的学生军，我党秘密派了一批党员和团员到学生军中去工作。学生军在宣传抗日救亡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九四0年冬，日寇从南宁撤退，把主力指向越南，广西战事暂时缓和，因此，桂系于一九四一年夏趁机把学生军解散。钱兴与省工委其他同志及时作了研究、布置，把学生军中的党团员全部转入后方：一能回学校读书或当教师的，便动员回到学校去；二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打进国民党的机关团体，如三青团，地方干校和“合作指导室”、 “合作训练班”等；三是到农村去，加强农村抗日宣传工作。这些措施的实行，既为党保存了力量，也继续发挥了他们在抗日中的作用。

一九四二年六月中旬的一天，钱兴与苏曼、黄彰等正在东江镇江边街黄彰的住处开会，有个人鬼头鬼脑地从窗口探头向里面窥看。接着，高天梅又前来报告，说有一个凶神恶煞的家伙到故衣摊查问老板的来历。钱兴等立即研究分析，认为在形势越来越恶化的情况下，敌人很可能要向我地下党开刀，遂决定马上暂时分散转移。当晚七点钟，省工委领导同志都迅速转移，留下高天梅作掩护。第二天，果然有便衣特务前来搜查。由于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敌人一无所获。事后，在钱兴的安排下，高天梅也安全转移了。

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桂系军阀在桂林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七九”事件。这一事件是由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出了叛徒郭潜引起的。郭潜带领国民党中统特务首先破坏粵北省委和南方工作委员会，然后到桂砵同桂系特务一起破坏广西省工委。七月八日，敌特首先秘密逮捕了在桂林市委工作的地下党员梁耀宝。梁被捕后也叛变投敌，并供出省工委负责人和其他地下党员的名单。

七月九日，省工委副书记苏曼、桂林市委书记罗文坤(苏曼爱人)、省工委交通员张海萍等相继被敌逮捕(后壮烈牺牲)，并到处辑捕钱兴。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钱兴没有考虑个人安危。他仍然坚守在桂林市内指挥还没有暴露的同志们撤退。他通过桂林市委、桂林中学党支部、广西大学党支部等党员骨干，星夜通知广西大学、师范学校、被服厂、航空站、修炮厂等单位的党团员迅速转移。同志们知道钱兴有高度近视和断指的突出特征，容易被敌人辨认出来，都劝他赶快撤离桂林。

他镇定从容地说： “我不要紧，等同志们撤退完了再走。”事件发生的第三天，应该撤退的党员都已经及时地转移，钱兴仍然没有离开，一直关心着苏曼等被捕后的消息和等待南宁、桂东南地区的来信。身边的同志焦急地说： “请你快点走，大家都挂心着你的安全!”直到他对以后桂林的工作作了具体布置之后，才决定转移。

当晚，钱兴回到盛家园住所，收拾东西，准备与爱人、小孩一起转移。这时，房东上楼急切地说： “有几个人跟踪在你后边来了，我已经把大门闩奸加固顶牢，请你赶快从后门走!”不一会，外面便有人拍门。房东夫妇俩，一个当即带钱兴夫妇从后门出走；一个在门口与敌人周旋。在好心的房东夫妇掩护下，钱兴和爱人、孩子终于安全脱险。第二天一早，他们由桂林师范的学生党员肖雷掩护，搭了第一班火车离开桂林到灵川县。这班火车开出后，敌人就下令封锁桂林水陆交通三天，连续三晚进行全市大搜查。

五

钱兴夫妇带着初生小孩到达灵川后，先住在县城南街城门口肖雷的家里。几天后，转移到县城北面七里多路的横岭村小学暂住。他们的公开身分是阳雄飞(当地人，地下党员)的老师，暑假期间来乡下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在那里住了二十多天，又转移到县城西面约三、四里处的西峰山南侧山沟里肖雷的亲戚家里。

在这里，钱兴怀着对敌人反共暴行的无比义愤，起草并印发了《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继续摧残告全体同志书》、《告父老书》等文件，揭露顽固反共分子残酷逮捕，虐杀革命同志和叛徒出卖革命的罪行，赞扬在“七九”事件中英勇牺牲的苏曼、罗文坤、张海萍等革命烈士的崇高精神，号召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严重的时期中，必须坚决地执行党的纪律和实行党内团结互助及刻苦耐劳坚韧奋斗的精神”。

他主张“要更加严密我们的组织，遵守秘密条件，以严防叛变分子(如梁耀宝之流)和顽固分子的鹰犬——特务与侦探的继续破坏与打击”；“每个同志要深切地与群众联系和更深地依靠群众，这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加强自我学习，每个共产党员应该认识，不学习就没有前途，就要迷失方向”；“将‘七九’以来所有顽固分子向我们进攻的残酷事实，一丝不挂地向全省父老开明人士和文化先进、爱国侨胞及各界人士作普遍的揭露”，“不管党今天遭受了如何严重的打击，中国抗战一定要坚持下去，而中国革命也一定要胜利的”。

文件印完后，钱兴便派肖雷等秘密送到桂林等地张贴，有的投寄给省府、三青团、国民党省党部和警备部等。广大人民群众看到这些著各“中共桂委”(即广西省工委)的文件传单后，探受教育和鼓舞；而反动派看后却十分恐慌，立即在桂林进行全城戒严和搜查。

当时，广西地下党与上级党失去了联系。钱兴面对十分严重的局势，对革命充满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定信念。他经常鼓舞同志们说： “革命形势是好的，党的力量暂时掩蔽起来，国民党的嚣张气焰是不会长久的，叛徒是会受到惩罚的!”，“虽然‘南委(即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被破坏了，我们暂时无法和上级党取得联系，但党中央一定会关怀我们。我们党的利益是和群众一致钓子群众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必然取得胜利。”

钱兴根据党的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分析了当时形势，确定把党的组织和活动重点转移到农村。他有时化装成商人，深入到各地部署转移工作，把已经暴露或可能暴露的同志转移到农村来，并把因“七九”事件而断了关系的同志设法联系回来，重新建立各地党组织。

一九四二年十月，钱兴从灵川县转移到钟山县英家乡白沙井，在桐林中建立了中共广西省工委临时机关。为了加强省工委临时机关和英家乡附近党的工作，他先后从各地调了黄嘉、吴赞之、肖雷、庄炎林、黄悦卿、草舜思等来到英家，在当地党员张赞周，王家纪等掩护下，开展党的工作。英家特支也在这时候建立起来，由黄嘉任书记，具体领导英家乡党的工作，并吸收了一些经受考验的优秀分子入党，壮大了党的力量。

这些同志来到英家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有的当了私塾教师，有的当了小学教师，有的挑货郎担，有的当庙祝等。钱兴在英家的公开身分是广东难民、张赞周的朋友。他在桐林中搭了个茅棚，在小茅屋前开垦了一块土地，种上了芋头、豆角等庄稼，还养了一群鸡，这一方面可以掩护身分，也可以帮助解决生活费用。

钱兴当时正患肺病，而生活条件很苦，每天靠张赞周等送来一点米，营养之类根本谈不上。他爱人很担心他的身体健康，钱兴却乐观地说： “这里是养病的最好场所，空气清新，胜过打针吃药!”有一天，他跟一位同志到外面抓到一条大蛇，回家后高兴地说： “我们有营养品了！”他的病一直没有很好治疗过，伹却始终带病工作。

省工委临时机关建立后，钱兴一方面迅速设法把大批党员从城市转移到农村隐蔽；另一方面，设法通过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撤退后留下来的地下党员张兆汉，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了间接联系，把广西发生“七九”。事件以来的情况报告上级党组织。后来，中央和南方局有什么新的指示精神，张兆汉也及时向广西省工委传达。

一九四三年秋天，钱兴把省工委机关迁到钟山县的黄宝村。有一次日寇路过黄宝村，钱兴一家人随群众到村后的一个小山上暂避，他便趁这机会，在山上找到一个岩洞住下来，但仍经常到英家一带活动。一天，一位从别处撤退下来的地下党员来到岩洞与钱兴一起居住，在闲聊时，他们从该地的岩洞谈到延安的窑洞，钱兴满怀豪情地说：我们是为解放全中国而住山洞的，我们要象毛主席在延安一样，身在山洞，心怀天下，不要只看见洞前几棵树，而要看到全中国和全世界!”

后来，钱兴带着爱人和小孩，和吴赞之一起转移到钟山县燕塘乡的牛峒，与吴赞之组成一个简单的家庭。钱兴化名为“蔡亚十”，吴赞之化名为“蔡亚祥”扮作叔侄关系，说是从广东新会逃来的难民。钱兴故意蓄起胡须，说他已四十五岁，其实他才三十出头。

牛峒四周有石山环绕，中间方圆七八里全是荒地，被月小寨姓莫的地主霸占着，谁要在那里开荒或割草、烧石灰，得先经过他的同意，而且要送礼请酒；种的作物要交租，烧的石灰，也要以比别人便宜的价钱卖给他。该地住有莫晚叔等四户穷苦人家。钱兴通过地方党组织的关系，认识了莫晚叔。莫晚叔是一个饱经患难的贫苦农民，原籍贺县，妻子早亡，遗下两个儿子，一个卖给地主，另一个给地主放牛，他自己孤身在牛峒开荒种地，有时给地主打零工或割草、烧石灰，过着悲惨的非人生活。

钱兴他们来到牛峒后，通过莫晚叔与地主讲情，在牛峒开了一块荒地，盖了一间茅屋。几口人生活十分艰苦，每餐仅得三、四两米煮粥充饥。后来，他们还开始烧石灰、经济状况虽逐渐好转，但生活仍很艰苦。

牛峒的秘密机关建立起来后，各项工作相继开展，各地党组织也逐步恢复发展起来。但是，由于一些党员刚从城市转到农村来，有的怕苦、怕累；有的缺乏工农感情，与群众关系搞不好；还有的对革命前途信心不足，钱兴认为，若不及时解决这些思想问题，便不能提高党的战斗力，无法带领群众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因此，他在忙着领导全省工作的同时，组织省工委机关和英家特支的同志进行整风学习。根据党內存在的各种思想和延安整风精神，他提出整风的任务是：提高思想觉悟，坚定革命信心；批判各种错误认识，树立长期隐蔽在农村的思想；加强革命气节教育，随时准备为革命献身。

他设法弄来了毛泽东在延安的整风报告和有关整风的文件，利用晚上时间，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在此基础上又引导大家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钱兴带头检查自己在“七九”事件以来的缺点错误，认真总结广西发生“七九”事件(桂林)、“一一三”事件(玉林)、“一一五”事件(南宁)的沉痛教训，并主动承担领导责任。在他带动下，同志们纷纷自觉地作了深刻检查。通过这次整风，提高了大家的政治觉悟，党的战斗力大大增强。

正当钱兴满怀信心规划牛峒春耕生产和发展全省党的组织工作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国民党八步专员公署发现了牛峒这块肥沃荒地，决定在牛峒建立一个农场，要驱逐住在牛峒的贫苦农民，强夺他们勤劳开出的几十亩熟地和几间茅屋，甚至连夜放马吃光农民的庄稼。钱兴决定组织大家起来反抗。他把附近的五户穷人发动起来，与八步专署建设科长为首的一伙人进行说理斗争，揭露了反动派的丑恶嘴脸，教育了群众，然后，搬出牛峒。钱兴把省委机关搬回英家白沙井桐林里原来的地方，并立即紧张地开展工作。他与其他同志商量，把在牛峒烧石灰和货郎担卖货得来的钱做本，在白沙井马路边开设了一个粥店，作为党的联络站，一面掩护桐林里的秘密机关，一面扩大党的经费来源。

一九四四年夏，广西省工委通过张兆汉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当前抗战形势有了较大的变化，日寇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从湖南直下广西、贵州、广东，过越南，通南洋，准备把那里的军队搬回大陆；国民党在日本侵略军新的进攻面前，势必张惶失措，逃跑退却，广西将沦为敌后。在日寇入侵广西后，省工委主要领导拿省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钱兴认为中央这一指示十分正确和及时，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他立即派出一批干部分头到桂北、桂南、桂东南等地进行传达、部署，发动宣传群众，利用各种关系，组织抗日武装。钱兴自己与庄炎林扮成商人到来宾县大湾板塘村(现属柳江县)找“七九”事件后担任省工委副书记的黄彰，研究贯彻中央指示和组织抗日武装问题，决定在桂东北，桂东南建立抗日根据地。钱兴负责桂东北，黄彰负责桂东南一带的工作。

在省工委的领导下，各地的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在桂北，有从抗日服务队发展起来的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即临阳抗日联队)、由灵川特支建立的潞江抗日自卫队；在柳北，有长安、三江、融县一带建立的柳北人民抗日挺进队；在桂东南，有博白、玉林、容县、兴业、陆川、贵县一带建立的桂东南抗日游击队和武鸣抗日义勇队等武装。

一九四四年冬，仅博白县的人民抗日武装人数就达千人以上，与广东南路游击队互相呼应。他们广泛袭击入侵日寇，武装保卫家乡，有些县还建立了抗日民主新政权，开辟了抗日游击根据地。一九四五年二、三月间，在我地下党领导下，先后举行了包括贵县、陆川、博白、兴业等县的桂东南起义和钦廉四属(合浦、灵山、钦县、防城)武装起义。这些英勇武装起义虽然被敌人所镇压，但仍给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以沉重的打击，为配合全国抗战，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此同时，省工委还通过文化教育界的民主人士，组织了一支宣传抗日的文化队伍，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当时，有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从事城市文化工作的干部从桂林疏散到昭平县的黄姚地方，其中有演戏的、唱歌的、绘画的、教书的、搞新闻的，等等，还带有电台、机器。

钱兴非常重视这一支抗日宣传力量，及时派出一批党员到黄姚，做这些文化教育新闻界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把他们发动起来，团结在我党周围，并把《广西日报》 (昭平版)掌握在我地下党手里。《广翠日报》 《昭平版》这一时期的很多社论都是经我地下党研究后由民主人士撰写或我党同志起草的，其编辑方针是宣传发动群众坚持抗日斗争。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省工委机关从英家搬到黄姚中学，并先后安排了二十九名党员到该校任教，以教师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钱兴同志十分重视这一阵地，并亲自过问黄姚中学党支部的工作，使黄姚成为当时抗日活动最活跃的地区。

在全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传来了省工委副书记黄彰同志在桂东南起义中牺牲的消息。钱兴对此感到无比悲痛。他冒着危险到贵县慰问黄彰的爱人高天梅，并安排她撤退别处。这时，省工委领导只剩下钱兴一人，全省地区辽阔，组织分散，领导工作十分困难。钱兴挑起了这副重担，经常在外面奔跑，检查、督促各地工作，有时年三十晚还在半路上，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坚强革命毅力和崇高革命品质。

六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在全国欢庆胜利的时候，钱兴更加思念上级党的领导，迫切希望能在新的形势下得到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与指示。为此，他于同年九月，与省工委交通员庄炎林一起，前往重庆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请示工作。他们由桂东出发，过桂东南、桂南、桂中，沿途分别向当地的党组织布置了工作，于十月中旬到达重庆山城。

钱兴到达重庆时，“双十协定”刚刚公布几天。他通过张兆汉找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局派王若飞和钱瑛听取钱兴的汇报。王若飞和钱瑛代表南方局领导，赞扬了广西地下党几年来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绩，并向钱兴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双十协定”虽然已经公布，但这只是纸上的东西，国民党可能执行，也可能不执行，打內战的可能性很大，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尽一切努力制止内战、尤其要准备应付蒋介石打内战。

一九四六年春，钱兴带着上级党的指示和鼓励，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广西昭平黄姚，向省工委机关的同志们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并联系广西的实际情况，研究贯彻执行。他指出：蒋介石随时都可能发动大规模内战，我们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把武装斗争搞起来，扩大农村游击根据地，推动各地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开展。接着，他不顾旅途的疲劳，又动身到各地传达、部署，使广大党员认清形势，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并适时地将各地已经暴露的同志转移或调动工作，从而保存了党和革命的力量。

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撕毁停战协定，全面发展内战。桂系军阀也加强对广西的法西斯统治，加紧搜刮民脂民膏，迫害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 “围剿”我革命武装，镇压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同年七、八月间，钱兴接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此时广西党组织改属香港分局领导)的通知，专程到香港汇报、联系工作。他在香港，会见了离别多年的老战友和老首长，听取了方方等领导同志关于国内外形势、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党组织建设等问题的重要报告。

此间，他利用汇报工作的空余时间，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等著作、文件，联系过去在广西革命斗争的实践，深深体会到：自从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后，由于没有系统地、经常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刊党报，故只能在实践中摸索，有时摸索得对，有时摸索得不对，就是摸索对得，也还是朴素、零碎的。对此，他后来写给中央香港分局的报告中曾经感慨地说： “从香港回去后，我认为得了很多东西。”

十月初，钱兴带着香港分局的指示和许多重要文献回到广西昭平县黄姚。首先，他用二十多天时间，组织省工委机关的同志学习、研究香港分局的指示，提出对广西局势的分析和贯彻分局指示的意见，并翻印有关文件材料，发给各地主要干部学习、研究。然后，他带着上级党的指示和省工委的意见，到桂中、桂南等地传达、贯彻。时近旧历年底，他爱人又刚生下一个小女孩，家里很需要他照顾。但他为了党的工作，一如既往，把家庭托给同志们，便立即出发了。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即旧历的大年三十晚上，他到达来宾县大湾村，与在那里坚持地下活动的高天梅等一起过春节，并检查部署工作。二十六日(正月初五)又起程前往桂南、玉林五属、横县等地。

在省工委的领导下，桂林、柳州、南宁、梧州等城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在农村，广泛开展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的群众斗争。这两股革命洪流相汇合，形成为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击了国民党的内战政策。

一九四七年二月以后，钱兴集中精力抓两项工作：一是筹措活动经费，解决由于经济困难而对工作带来的阻碍问题；二是准备召开主要干部会议，总结过去广西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克服存在的缺点，以迎接新的战斗。

四月七日，在全国革命斗争迅猛发展的形势下，钱兴在横县陶坪六秀村主持召开各地区地下党员负责同志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桂东、桂北、玉林五属、桂南、融县、横县等地主要负责干部共七人。会上，钱兴根据香港分局的指示，作了题为《一切为着准备武装起义而斗争》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传达了香港分局的指示，详尽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和广西的社会状况，以大量事实说明：广西统治当局本质上是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政权，今天首要一环就是在党内外彻底肃清对广西反动当局的幻想。

会上，钱兴还引导大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广西党六年来的经验教训。钱兴带头在会上作自我检查，从领导思想、工作作风及工作方法各方面作深刻的检讨，丝毫不以自己过去的工作成绩而功臣自居。他的这种谦虚谨慎、严格要求自己的思想作风，使同志们深受教育。大家称赞他是对党忠诚，政治上坚定、党性强、组织纪律性强、思想作风优良的好领导。

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了广西当前斗争的总方针是：进一步发展壮大“第二条战线”，放手发动群众，积极组织武装起义，广泛发动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自下而上地摧毁国民党各级反动政权，进一步建立扩大解放区。为了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次会议又重新划分了各个中心游击区。并确定以桂西为全省武装斗争的中心。会后，钱兴带领工委同志分赴各地，为完成新的斗争任务而努力工作。

七

为适应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一九四七年上半年，香港分局决定撤销广西省工委，将桂东南、桂西南分别划归即将与邻省毗连地区共同建立的各边区党委领导，其余地区由新建立的桂柳工委领导。由于工作需要，横县会议不久，钱兴奉命调到粵桂湘边区工作。同年六、七月间，他在香港经分局组织部长黄松坚的介绍，与接替他工作的陈枫见面。钱兴即将广西地下党的有关工作与组织关系移交给陈枫，然后前往广东广宁，担任中共西江区工委副书记、粵桂湘边纵队副政委职务。当时西江区工委领导绥江地委、连江地委和桂东特委。

钱兴到达广宁后，化名为李钱兴、李伟民，人们称他为李副政委，更多的人昵地称他为“四眼李”。钱兴主要负责党的工作和抓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还兼管桂东工作，他经常深入部队，以普遍一兵的姿态，与指战员们生活在一起。他十分关心战士们的学习与进步，经常对部队进行形势教育、传统教育，工作做得十分扎实、细致。有一次，一批刚由香港回来的知识青年加入到部队中来，他及时地把思想工作做在前面，给他们讲形势，讲任务、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讲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鼓励大家不怕艰苦，不怕牺牲，还帮助他们学军事、学做群众工作，使这群满腔热情的知识青年很快就安定下来，表示要在战场上为人民立功。

钱兴不仅在部队和战士打成一片，在地方上也经常同农民一起犁田耕田，促膝谈心，关心群众疾苦，深得战士和农民群众的拥戴。一位曾与他一起在西江工作过的干部还回忆说： “我在与钱兴相处的日子里，觉得他组织观念很强，不怕困难，忠心耿耿地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他有一股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英雄气魄，遇到困难时，毫不畏惧退缩，临危受命，表现了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一九四七年秋，钱兴到怀集县南区他家乡一带发动和组织群众武装斗争。八月十五日，在他和怀南游击队领导人筹划下，举行了一次武装暴动，攻占了国民党诗洞区公所，歼灭敌人十几名，缴获枪支弹药一批。翌日，怀南游击队在诗洞召集当地士绅开会。钱兴在会上讲话、宣传党的政策。他们还举行了军民联欢会，吸收了一批民兵参加部队。十一月四日，怀南地区成立了革命政权——六龙坑乡政府。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怀南游击队的配合下，德庆县地下党于三河地区举行了武装起义。此前，钱兴与西江区工委其他领导人一道，具体研究讨论了起义计划。起义打响后，部队攻下了敌人三个据点，使西江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之震惊。在此基础上，怀南游击队、德庆起义武装及纵队派出挺进西江的部队，共同组成了广德怀人民抗暴义勇总队。西江地区的广宁、四会、怀集、德庆、封川、开建等县游击区亦因而连成了一片，并有五个区成立了民主政权。

五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乘我游击队主力远出执行任务之机，袭击了钱兴的家乡怀集凤南村，杀害了积极配合我游击队筹粮筹款的钱兴的胞弟钱汉年，捉去了老百姓十一名，并洗劫了全村。钱兴闻讯，于第二天夜晚赶回家乡，挨家逐户的慰抚乡亲们，勉励他们化悲痛为力量，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

此时，西江、桂东地区国民党反动派成立了粵西桂东联剿指挥部，积极部署对我粤桂湘边区根据地的“扫荡”。西江区工委根据当时形势，确定了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积极开展军事行动，坚持老区，发展新区，保存力量，保护群众利益的斗争方针。七月十四日，钱兴就西江区形势及区工委的反“扫荡”方针等问题向香港分局作了书面汇报，表示我军民对于敌人的进犯“已有了准备，早已提出这是生死斗争，已广泛号召人民一致起来，为保卫四雍而战。”

七月间，国民党广宁县县长冯肇光与县党部书记陈白运相勾结，在广州弄到了一批枪枝弹药，雇用了两艘轮船，准备从水路装运至广宁，以加强其“扫荡”部队的装备。根据我部队侦察到的这一情况，钱兴当即与贺绥支队副政委欧新等开会研究。会上，钱兴全面分析敌我形势，指出伏击敌人的军火运输队，对粉碎敌人的“扫荡”具有重大意义，既可争取时间，又可打乱敌人的部署；但必须估计敌人运送这批军火，必会集中广宁、四会两县的反动武装护送，因此，我们除了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外，还必须正确选择伏击敌人的地点。大家根据钱兴的意见进行认真讨论。决定在广宁的抉罗口伏击敌人。会后，大家立即分头进行准备。钱兴亦到部队作战斗动员。

七月上旬，敌人费了不少周折，把武器运到四会县城后，好几天不敢继续行动。敌人知道从四会到广宁，要经过游击队控制的地区，因此故意制造假象，混淆视听，有时放出从山路运走的空气，有时佯装从公路押运，有时又扬言在四会驻防。至七月中旬，敌人开始在四会起程，军火船走水路，陆上特派广东省警卫队和地方自卫队共二百多人押运。七月二十日，敌军火船到达抉罗口。我部队在抉罗口地方设伏了四日三夜，终于等到敌人的到来。是日，抉罗口渡口的船夫，先把岸上的敌人从东岸渡到西岸。

等敌人上岸进入我伏击区时，我主力迅速从右边山上、公路前后三方面合击敌人，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结果，俘敌副队长以下五人，打死副中队长以下九人，伤多名，而我无一伤亡，共缴获船上的长枪一百二十余支，轻机枪两挺、短枪六支，子弹万余发、敌重要文件一束，以及大米、布匹等军需物质一大批。伏击战的胜利，“补充了自己，削弱了敌人，提高了士气，振奋了人心”，为反“扫荡”斗争赢得了时间和物质准备。

同年九月，国民党反动派向我粵桂湘边区游击根据地广宁四雍地区大规模进犯。四雍地处广宁北部，与阳山、清远、怀集三县交界，西江区工委和粵桂湘边纵司令部就设在四雍。我军接到情报后，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对策，决定留下一部分兵力与敌人周旋，主力部队跳出敌人包围圈外，待机打击敌人。钱兴虽然到广宁时间不长，情况也不完全熟悉，按照他的具体情况，理应跟随主力撤走。但当组织要他留下坚持斗争时，他表示服从分配，把好的武器拨给主力部队，由他带领部分体弱伤残人员留在四雍坚持艰苦的反“扫荡”斗争。他说：“组织决定要我留下，我就坚决执行，坚持斗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九月十六日，国民党反动派分兵三路，在反动县长古绍辙率领下，向四雍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疯狂“围剿”。钱兴率领军民浴血奋战，但由于敌强我弱，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再加上一些变节分子从中破坏，致使我部损失较重，四雍根据地沦于敌人手中。国民党反动军队进入四雍后，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我干部、战士、民兵、以及他们的家属被杀害的达四百多人，房屋被烧毁的近千间，山林被毁的达数千亩。

在此严重的情况下，钱兴带领留下部队转移到山上，坚持五十多天的游击战争。为了避开敌人疯狂搜捕，他们经常转移，生活十分困难、艰苦。钱兴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并号召共产党员一定要坚定、乐观，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考验。

十一月六日，钱兴同意当地党组织的意见，决定暂时转移到怀集方向活动。四雍党组织派出数名党员民兵护送钱兴至两县交界处后，钱兴只带小队干部吴凡向怀集进发。那天天寒下雨，身上衣服全被淋湿。他们俩走到怀集坳仔时，天已黑，肚又饿，看到前面有火光，便进去避雨。那是一个纸厂，里面只有一个人，说是来挑米水的。钱兴便向他借锅煮饭。那个人表示同意后，便挑着米水去告密。当钱兴他们吃完饭，正在烤衣服时，一队乡警打着火把前来搜查。钱兴沉着地说： “我们是放木排的，有话慢慢说。”乡警回答：“既然是这样，就请你们到乡公所看戏!”钱兴看出他们不怀好意，便摆脱敌人向外突围，冲出去后，见吴凡还在屋里，便返回来找吴凡。两人冲出纸厂。分头往山上和山下突围，但是，在突围战斗中，钱兴不幸牺牲。

钱兴牺牲后，广东和广西人民无限悲痛。一九六三年，粟裕写了一首悼诗，表达了两广人民对钱兴的深切怀念。诗曰：卅年往事忆羊城，回首征途万里程。患难弥珍同志爱，艰危常念死生情。两江月黑英雄胆，古国天明万众心。从此江河饶画意，头颅掷处绿成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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