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在全军范围内的军衔评定中，杨宗胜将军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期待。作为一位经历丰富的老红军战士，他在革命中的贡献不言而喻，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后勤保障中，杨将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杨宗胜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在经历了年轻时期的苦难后，对封建制度和社会不公产生了深刻的反感。在他24岁那年，成为了转折点。在长沙努力谋生，机缘巧合下遇到了红军。这支队伍的理念和行动，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他们不仅反对旧社会的不平等，还积极为底层民众争取权利。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正义感吸引了杨宗胜，他没有犹豫，立即决定加入红军，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932年对杨宗胜将军而言，是一个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原先作为作战部队的一员，他在战场上有着不错的表现。然而，他的能力和潜力被更高层次的领导注意到，决定将他调往后勤部门，担任更为关键的职责。在那里，杨宗胜先后担任了财政科长和供给处长，他负责确保战士们有足够的物资支持，包括食物、装备和必需的医疗用品。

1935年初，当红军在艰难的长征途中穿越贵州时，杨宗胜由于饮用了受污染的水源，他染上了疟疾，这是一种在当时常见且难以治疗的疾病，尤其是在野外条件下。疟疾引起了严重的上吐下泻和持续的高烧，使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最终无法继续跟随部队前进。然而，身体的极度虚弱使他不得不留下来接受治疗，这是对他意志的一种考验。

他的上级决定将他留在一个当地老乡家中休养，以便得到必要的治疗和恢复。这位老乡表现出心地善良的人，不仅收留了他，还特意从邻镇请来了一位郎中来治疗杨宗胜的疟疾。通过把脉和配制草药，为杨宗胜提供了及时有效的医疗帮助。几天的时间，经过恰当的治疗，杨宗胜的病情显著好转。他的身体逐渐治愈后，杨宗胜对那位慷慨接纳他的老乡表达了深深的感谢，然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启程，独自一人朝北方向追赶部队。尽管路途艰难且危险重重，他的决心和对革命事业的执着推动他不断前行。经过长达一周的努力，杨宗胜终于找到了大部队。

抗日时期，杨宗胜作为八路军某旅的供给官，他负责的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确保部队的粮草和经费供应。贺老总对杨宗胜的评价“革命队伍的‘大管家’”。在贺老总眼中，杨宗胜不只是后勤人员，更是确保全旅官兵能够持续作战的关键支撑。

西野主要在陕北地区活动，这是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区域，土壤贫瘠，物产少，使得支持数万军队的后勤供应工作变得具有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杨宗胜的工作压力巨大，每天都要为如何筹措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发愁。他必须与当地社会进行广泛的交流和协调，动用一切可能的资源，确保部队能够得到必要的供给。

在1949年，随着西北地区的解放完成，杨宗胜将军与其所属的西野部队一起向南挺进到西南地区，参与围剿藏匿在四川和贵州的国民革命党残余部队。全国解放后，杨宗胜没有返回北方，而是留在西南军区继续其军事职责。在那里，他参与了地区的军事和行政工作，为新政府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1952年被调往北京的总后勤部，担任负责军马繁育与训练的主管。1955年，随着中国人民军队进行全军范围内的军衔制度建立，杨宗胜凭借其在多年军事生涯中累积的战功和革命贡献，自信地期待被授予中将军衔。

当杨宗胜将军最终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少将军衔的安排时，他的情况却出现了更加令人意外的变化。军委的决定再次调整，此次更为严厉，将他的军衔进一步降低至大校。杨宗胜的不满和沮丧源于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他是一位资深的老红军战士，自认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论是从贡献还是从资历上，他都认为自己至少应当获得一个与过去努力相匹配的军衔。其次，看到自己的老部下，那些年轻一辈的将领们得到了少将甚至中将的军衔，而自己却被降至大校，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心理打击和尊严的伤害。

他写信给中央军委表达了对军衔评定结果的不满，并明确请求重新评定，期望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然而，当中央军委没有对此作出任何回应，仍然决定授予他大校军衔时。为了维护自己的底线和尊严，他选择了不出席军衔授予仪式，并拒绝穿着新式军礼服接受检阅。

据了解，杨宗胜在土改过程中的某些选择，如包庇一名救过他的地主，可能是导致他被降级的主要原因。这一行为被视为与党的政策不符，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处罚。尽管如此，杨宗胜后来仍然坚持为国家和人民服务，转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继续他的革命事业，直至退休。

1956年后，杨宗胜被调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身于西部大开发和边疆建设工作，继续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即使在工作的晚年，他也持续致力于保卫国家的边疆安全。1970年代中期，因健康原因，他主动申请离休，并移居西安疗养。1981年，杨宗胜因心脏病去世，享年七十五岁。他的一生是对职责和原则的坚守，也是对个人信念和国家利益的不懈追求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