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培乐

历史滚滚向前，一眨眼快40年了，可对于亓树杰来说，战场的一幕幕还像在昨天，还像在眼前，“忘不掉，永远忘不掉”。直到现在，他依然不愿意过多的去回忆，只有和战友们一起，他才会偶尔回到这段血与火的时光。他说，每次回忆起来，心里就不是滋味。

一生最危险最艰苦的岁月

也是最荣耀的时刻

亓树杰在现在居住在济南市莱芜区，穿着朴素，性格爽朗。在邻居的眼里，他就是一个和气的“老头”。可是不少邻居不知道的是，他是战场归来的功臣，他是经历过血与火的勇士。说起参加过的对越防御作战，他声音低沉，“忘不掉，一辈子都忘不掉”。爽朗性格的他，只要提起战场，便会沉默，眼睛里噙满泪水，“那是我一生最危险最艰苦的岁月，也是最荣耀的时刻。”

他说，在战友们的多次鼓励下，他试着写下了当年的种种，“很多的章节，是我用笔蘸着眼泪写完的。”一想到失去的战友，他内心仍然十分难受。作为当时原67军某师597团的政委，在血与火的战场，最难受的就是听到阵亡战友的报告。

“我永远忘不了，一位老大娘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有的人没有回来吧。”这一句话，让亓树杰双眼模糊。随后的岁月，只要想起牺牲的战友，他忍不住流泪。他说，战争是残酷的，只有经历的人才能体会这种战友的生离死别。

黑屋子、土台子，

里面坐着一群泥孩子

亓树杰1946年12月25日出生在莱芜杨庄镇杨庄村。作为贫下中农家里的第二个男孩，他从出生起就在忍受着饥饿，在记忆里树叶地瓜叶都成为果腹之物。

但即便如此，亓树杰还是坚持读书。当时，一个屋子里有四个不同的年级，就一个老师，很多同学只能找一片破瓦片当石板。对于学校的记忆他这样描述，“黑屋子，土台子，里面坐着一群泥孩子。”条件虽苦，但正是这段学习时光，成就了后来的亓树杰。

在这样的状况下，亓树杰完成了初小四年，高小两年，初中三年的学业生活。初中毕业后，没能继续学业的他，开始在思索自己的人生路径。1963年，像人民解放军学习的热潮兴起，亓树杰也更多了解了军队，内心埋下了当兵的种子。当1964年招兵的工作人员来到村里，他第一个就报上了名。

“部队苦不说，吃得真好！”

作为农家孩子，没有吃不了的苦。随着部队到了青岛，开启了严格的训练。冬天，再冷也要外出训练，五点天不亮，他们就已经集合，在卧冰踏雪，经受耐寒训练。每周一次紧急集合，往往就是打起背包，一下就是十几里地的长途奔袭。他记得，背着47.5斤重量，包含手榴弹、水壶、枪支等等。

扔手榴弹，30米及格，40米良好，50米优秀......为了练出优秀，胳膊都甩肿了。一聊起当年的军事训练，亓树杰如数家珍，没有丝毫抱怨训练的艰苦，反而很感谢当时的训练给了自己一个好的身体底子。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部队的伙食，“吃得好，感受非常强，到部队后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大米。”

亓树杰喜欢写作，在部队这一爱好得以发挥。新兵连里，他就成了连队文书。后来，在连里做黑板报被营长相中，到了营里，后来凭着前卫报上屡屡上版的文章，又被调到团机关，一路调到师政治部。“感谢部队栽培，我们营长参加过抗美援朝，给我们讲他抓俘虏的惊心动魄，我就写成文章投到前卫报，没想到发了。”

1800多封决心书血书

“没一个熊包”

在1984年10月，亓树杰离开机关，来到了597团，担任政委，“我当时问首长，是不是让我去带兵打仗，他说就是。”带着这份责任，在1985年，他和全团登上了闷罐车，汽笛鸣起，他们一路来到昆明。“没有一个熊包，大家积极参加战前训练，我们全团决心书和血书收了1800多封。”

虽然，开始的时候，大家难免还是有一些紧张，但是上了战场就没有任何恐慌和紧张了，亓树杰总结说，“脚一踏上战场就忘掉了一切，枪一响就淡化了生死。”

他清晰记得四连的徐国光，为了争当突击队员，闹着出院。当徐国光来到昆明空军医院门口时，碰上了来看望自己的妈妈和哥哥，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快回去，别影响我回部队。”坐了四天四夜的火车来到昆明的徐国光妈妈和哥哥，结果一见面就被撵着回家。最后，一家人照了一张照片，就分开了，“他没有和妈妈说再见，一路上眼睛红红的，因为他知道可能再也见不着了。”亓树杰当时听到他的事情，很感动，就写下了《再见吧，妈妈》。好在，命大的徐国光，参加突击队执行任务只是受伤了轻伤，并且荣立了一等功。

现在看到晚霞

还会想起当年的那红色天空

说起战场，亓树杰说，那就是一个大型的施工现场，也就是“采石场”，漫天的炮火堪比最锐利的铁镐，一块块的巨石变得龇牙咧嘴，秀美的热带雨林变身白花花的乱石岗。

现在看到晚霞，亓树杰还时常想起战场上那红色天空，那嗖嗖飞过的炮弹，那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经常一夜一夜的不停。在这样的生死场200多天，亓树杰说基本把一辈子的苦都吃完了。

在前线，供应充足的哨位“吃不下”，而大部分阵地是供应不上，也就是“吃不上”。“吃的基本都是压缩类食物，压缩干粮，罐头等。”他在团部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相对于前沿哨所的战士来说，条件要好很多。

到火葬场拿战友骨灰

捡出14块弹片

作为团政委，他和团长要根据战场的全局，根据战场的需要挑选队伍参战。1985年的8月份，前线决定要攻打405高地，他们决定让让四连作为主攻。

为何选择四连呢？亓树杰说，因为四连有光荣的历史传统，打过很多的硬仗，有传承。“他们解放战争中多次立大功，被成为‘钢铁四连’，这个连队善于啃硬骨头，训练严格，干部作战能力突出。”

定下主力后，部队开始做充分准备工作，了解敌军作战素养状况，还要摸清地形地貌以及比例部署，同时还要侦查清楚周围火力的配置。

一切准备就绪，1985年12月2日战斗打响，猛烈的炮火覆盖后，突击队开始冲锋。

四连副连长梁岭一进入阵地，炮弹就在身旁爆炸，弹片钻进他的腿里，他就把弹片包在绷带里，继续战斗，后来肩膀又被子弹打穿，但他依然继续活跃在炮火中。当他登上405高地后，一排子弹袭来，腰部留下几个血窟窿，高大的身躯已经无法站立。这时一发炮弹在他右侧爆炸，头部背部都被炸伤，梁岭就这样惨烈牺牲。

“我到火葬场送烈士骨灰返回故乡时，火化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在他的身上捡出了14块弹片。”后来，梁岭被评为二级战斗英雄。

后来，亓树杰曾对同样是四连的战斗英雄都昌林说，“在我心目中，梁岭如果不牺牲，以后的发展会在你我之上。”他说，梁岭是他见过的最优秀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在我心中当时就觉着陨落了一颗将星。”

上去211高地1号哨位的

没有一个囫囵下来的

战场的惨烈，往往让经历的人不愿意提起，因为不敢去想那些曾经鲜活的战友。

在亓树杰的记忆里，211高地也是难以跨越的坎。当时211高地总共三个哨位，一号哨位三个人，二号哨位四五个，位于山脚下的三号哨位七八个人，这些哨位基本都是不规则的水溶洞。

这个高地，几乎天天死人。“高地周围，一天要落下二三百吨的炮弹，我们死守，敌军拼命想夺回去。就这样，这个高地就像是一台绞肉机，天天吞噬着双方军人的生命，57天的时间7连15个人牺牲，伤的就更多了。”亓树杰说，特别是1号哨位，上去几乎就没有囫囵下来的，下来的非阵亡即重伤。

“有一个代理班长叫刘国庆，他多少会点功夫，身体灵活。到了前线看到炮弹打得邪乎，就跳出洞去，把敌人的火力往自己身上引，尽管身体灵活，坚持一会也牺牲在敌人的炮弹下。还有顾立伟，上战场前说，‘假如我负伤了，千万别让别人去救我，不能为了我再搭上一个人。’当时听了顾立伟这句话，副连长气得大手一甩，‘不会说人话别说，上去是打仗的，不是送死的，都给我安安全全回来。’三连连长田传贝也牺牲在战场上。”亓树杰说，“在前线，每天的心情都很沉重”。

战前“满载”而去

归来时不少车却空了

经历了战场血与火的考验，在1986年6月份，597团回到驻地章丘。当时，地方上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看到老百姓像过节一样欢迎我们，其实心情很沉重。”亓树杰说，当时整个团牺牲了九十多人，住院的有四五百人，所以很多车都空着。

一位老大娘走向前，拍着亓树杰乘坐的敞篷车，嘴里喃喃自语说，“你们回来了，好呀！是不是很多孩子没有回来呀！”说完，大娘伤心地看着后边空荡荡的车辆，这一句话让亓树杰瞬间就破防了，他再也忍不住，“泪水一下就出来了”。

“不说了，不说了。”说到这里，亓树杰眼眶湿润，连连摆手着说道。

从部队退役后，亓树杰担任过莱芜建委副主任，曾经主持规划过钢城大街。现在的他，更愿意含饴弄孙，他内心期盼子孙不用再去经历血与火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