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漱石出生于1903年，江西临川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他的学习生涯，历经临川、南昌、九江等地，在青少年时期就参加革命，精通英语、俄语。1919年到1925年，饶漱石崭露头角，逐渐有了一定的声望和群众基础。

1930年4月，饶漱石因一桩莫须有的“破坏案”，被捕入狱，最初被定枪决，后经组织营救，才改为监禁。在狱中，他受尽各种酷刑，始终没有屈服，坚持领导狱友与敌人斗争。期间他还不幸染上瘟疫，差点一命呜呼。

1931年9月18日后，饶漱石被组织成功营救出狱。之后，饶漱石被送往莫斯科，接受重点培养。接受完系统的教育后，他又被指派到欧洲、美洲等地进行地下秘密工作，1932年才回国。

本来工作做得好好的，莫名其妙被说跟王明唱“对台戏”，职务遭撤销。不过很快，他就被重新任职了。1935年，饶漱石被再次派往苏联，穿梭于法国、英国、美国，宣传我们的抗日主张，募集物资。

1939年，饶漱石主动要求回国参加抗战，后成为项英的助手。1941年的皖南事变，项英遇害，组织决定让叶挺和饶漱石负责新四军的工作。当时顽军喊话，要叶挺去谈判，叶挺不同意去、更不愿意去，饶漱石一再劝说，最后用上组织的名义“请”他去。

叶挺的谈判，为新四军剩余的指战员，争取到一定的突围时间。眼见叶挺一去不复返了，饶漱石自知凶多吉少，便立即组织人员分散突围。突围过程中，饶漱石被顽军抓捕，用尽身上银元贿赂才得以逃脱。

后来，饶漱石回到重建新四军军部的盐城，担任政治部主任。皖南事变，可以说奠定了他在新四军的地位。一开始，陈老总和饶漱石相处得不错；陈老总是代军长，饶漱石是代政委。陈老总不拘小节，豪放坦诚；饶漱石严肃严厉，好从原则看问题。

若是没有间隙、相处得好，刚好互补，还算理想搭配。但是，饶漱石对陈老总的作风一直很有成见。什么作风？吟诗作词的作风，饶漱石认为他这样，迟早要跌跟头。反过来，饶漱石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失去联系、消失了一段时间，陈老总也是有过怀疑的。

而且陈老总认为，饶漱石在大会上对项英说的一些话，有不少过分的地方；陈老总因与项共过患难，两人感情十分复杂，对其了解也更深。

性格的差异，工作的分歧，对人处事的不同看法，使得两人关系愈发紧张。1943年10月，饶漱石在盱眙黄花塘主持的一场大会上，对陈老总公开点名批评。除粟裕、黄克诚等少数知道真实具体情况的人外，大部分不明真相的人都表态支持了饶漱石的发言。

事后，饶漱石发出一封“十大错误”、一千五百字的电报到延安，列出关于陈老总的种种问题。在当时的局势和背景下，本是新四军“老人”、“本地人”的陈老总，被“外来”、“后来”的饶漱石挤得“无处下脚”，连过去的棋友也不上门了。

他们之间生出矛盾，势必对华中的抗战产生负面影响，只能先调走一个，再慢慢调解。1943年11月，毛主席回电陈老总和饶漱石，要陈老总来延安参加大会。离开时，陈老总写诗抒情：“知我二三子，情深更何言。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

直到抗战结束，陈老总才南下回到新四军。这两年左右的时间，是陈老总的人生低谷期，也是他经历的火中涅槃。毛主席告诉他两句话：“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陈老总一开始不明白，经过一年左右才想明白。重新回到新四军后，有人问起陈老总对毛主席的印象，陈说：“他的进步太大了，我是望尘莫及。”

在冲突中，双方都会认为自己是对的、对方是错的。有的时候，越强调自己的对，越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因此要学会忍耐，在一个合适的时机讲出，才能改变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更何况在很多时候，谁有理、谁有错，明眼人都看得出，人家不说、不帮，是因为大势不在、情况不对，冒然出手只会引火上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