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年过九旬的抗日杀奸团勇士叶于良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眼中依然有寒光闪现：“我亲手干掉过的，有当时的伪建设总署署长，是在别人冲背后开枪没打中之后，我上前冲心脏补了汉奸两下。我们刺杀一般都是要求近身开枪，基本在两三米内，有时更近，位置首选太阳穴。”

1939年加入北平抗日杀奸团的叶于良被编入行动组，先后参与了对川岛芳子、周作人、吴菊痴、陈辋子、日军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多田骏的刺杀行动：刺杀周作人，两枪都打在纽扣上，降低了子弹杀伤力；刺杀多田骏，叶于良准好了四颗手榴弹，还没用上，就被叛徒出卖而于1940年8月被捕了。

从时间上推算，出卖抗日杀奸团并将全部名单交给日伪，应该是王天木或裴级三而不是陈恭澍——陈恭澍是1941年10月30日才被抓的。

叶于良被日伪判处终身监禁，吃着越来越少的窝头、豆渣、麦麸子、土豆，硬撑到抗战胜利，这才有机会讲述他们在这群不到二十岁的热血青年，是如何在燕赵大地上演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与电视剧演绎的“抗日奇侠”不同，抗日杀奸团的少年勇士们，大多数都不会武功，手里也没有带瞄准镜的狙击步枪，炸药也是少得可怜——如果炸药足够，他们能把京津沪的鬼子司令部都轰上天。

曾任军统天津站站长、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在《英雄无名》中回忆：“这般爱国青年，十之八九都是在校学生，除了在电影上，根本没见过真的枪，更谈不上怎么使唤了。处于当时那种样样受限制的环境里，又不能找个地方打靶，或是在隐秘场所来个实弹射击，充其量也只能摆个姿势，比划比划而已。”

抗日杀奸团的青少年们不是缺乏训练，而是根本就没有训练，所以有经验的特工组长都告诉自己的组员：射击的时候尽量靠近，能顶在胸口和脑门射击最保险！

陈恭澍感叹：“以一群没有受过训练，年纪不过十八九岁的青年学生们，能够干出这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实在太难得了！”

陈恭澍和叶于良的回忆有很多吻合之处，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包括在天津击杀伪河北教育厅长陶尚铭、伪天津上回会长王竹林、阳津海关监督程锡庚，在北平击杀伪建设署总务局长俞大纯（就是叶于良说的署长）。

在铲除汉奸的行动中，抗团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失手十九次，被捕八十三人，抗团重要人物曾澈、冯运修、李如鹏、纪树仁、纪念华、朱云、陈维霖、袁汉俊、李鑫、黄克忠等先后牺牲——这些名字都不应该被忘记。

冯运修以寡敌众战斗到了最后一颗子弹，叶于良回忆：“1940年8月，日本华北特高课和北平宪兵队牵头，利用已经掌握的线索开始大逮捕，冯运修首当其冲。当时他也很机警，半夜听到敲门没开，先把东西卷好藏起来。后来他父亲被抓住，特务让冯大爷走在前面为自己挡枪子儿，但还是被打中了腮帮子，于是所有特务跟冯运修枪战，他寡不敌众牺牲了，我们全团也被破获，7日被送去了宪兵队。”

就在被捕的一个月之前，也就是1940年7月7日，冯运修刚在日伪组织举办“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上击毙了《新民报》的社长兼总编吴菊痴。

在庆祝现场，冯运修听着吴菊痴和副总编陈辋子在台上不仅辱骂抗日军民，还喊头号老鬼子“万岁”，马上伸手到怀里掏钱，叶于良赶紧拦住：沉住气，现在打了跑不了，到处都是汉奸、特务，得等他们出来，到僻静的地方再动手！

散会之后，吴菊痴和陈辋子等一干汉奸坐上车去同和轩饭店吃狗粮（看来鬼子和汉奸的做派，一直没有太大变化，还是撒狗粮与吃狗粮），冯运修和叶于良等人骑着自行车尾随，一直走到西华门外大街，正赶上一个出殡的队伍吹吹打打而来：“冯运修就趁这个机会跑上去冲着吴菊痴的太阳穴打了两枪，吴当场毙命。但为了不暴露，李振英让我撤，别再继续打陈辋子了，所以他逃过一劫。”

正是因为枪支弹药缺乏，且准头不佳，抗团少侠们击杀汉奸只能以身犯险，能凑多近就凑多近，这也是无奈之举——过去的手枪，十米之外就不知道弹头飞哪儿去了，拿小手枪跟步枪对射，那只能出现在神剧中：有时候手枪弹在近距离射击，被纽扣和棉袍挡住，也会失去杀伤力，周作人就是因此逃过了制裁。

为了一击致命，抗团在伏击川岛芳子的时候失手了，失手的原因，就是他们想再靠近一点。

川岛芳子这个人读者诸君都很熟悉，自不必笔者赘述，但是有一点要澄清一下——她长得并不好看，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剧照或经过过度美颜修整的照片，真实的历史照片复原，她就是个矮墩墩的龅牙女，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亲自提审过她。

沈醉在《我的特务生涯》中回忆：“狱卒领来一个中等身材四十岁左右的女犯人，她身穿囚服，面色憔悴，目光呆痴，一进门就直勾勾地盯着我们，毫无表情。如果不是监狱长说她就是川岛芳子，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人们传说中那个神秘的风流传奇人物。”

川岛芳子恶贯满盈，人人得而诛之，抗团当然也不会放过她，而动手的最佳机会，就是5月24日，那一天是川岛芳子的生日。

叶于良记得很清楚，那天言菊朋（玛拉特·延锡，京剧名家，言派老生创始人）父女同台演出，川岛芳子包下整个戏院二楼招待狐朋狗友，但一楼还正常对公众开放。

叶于良行动小组买票混了进去，戏开锣之后，川岛芳子穿着长袍马褂，戴着墨镜，被一群遗老遗少、大小汉奸、文人记者前呼后拥地簇拥上楼，坐在了正中前排包厢，叶于良等人需要扭头才能看到。

前面咱们说过，抗团锄奸基本都是在两三米内对着心脏或太阳穴开枪才可能奏效，楼下楼上距离太远，没放过几枪的青年们想一击命中，那是完全不可能的。笔者打过六四式，十米之内一弹不曾上靶，用八一大杠打一百米半身靶全靠瞎蒙——根本就看不见红心在哪儿。

笔者可以负责任地说：出现在谍战剧里的狙击步枪瞄准镜，百分之九十九在那个时代没有，不但军统特工没有、小鬼子没有，就是德军美军也没有——他们的瞄准镜小得现代人根本就看不上眼。

叶于良等人不敢在演出期间随意走动，就准备在散戏时动手，可惜的是川岛芳子嗅到了危险气息，刚坐了半个小时，突然起身就走，叶于良一看情况有变，也顾不得许多，跳起来撒腿就追：“我一听哗啦哗啦人走的声音就赶快追下去，但追下去已经晚了，她已经上了汽车跑了，刺杀行动没搞成。 ”

川岛芳子侥幸逃过一劫，但她逃得一时逃不得一世，最后还是被逮捕后一枪轰掉了半边脑袋。

被打得面目全非的那个女囚是不是川岛芳子无须争论，咱们今天要说的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杀奸团的年轻壮士和烈士们：在艰难的抗战之中，他们只能凭着青春热血，拿着简陋的武器与鬼子和汉奸拼杀，如果他们有电视剧里十分之一的枪械，百分之的弹药，不早就把小鬼子赶紧杀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