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修改《劳动法》的起草委员会在中央苏区成立，张闻天和陈云正是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

然而，从张闻天和陈云来到中央苏区开始，两人就意识到了党中央领导人的“左”倾错误，并在一些问题上给予了批判。

就在被指派负责《劳动法》修改工作的同时，张闻天和陈云一齐发表了批评《劳动法》的文章，指责苏区工人经济存在“左”的偏差。

张闻天在文章中指出：“《劳动法》硬搬大工业城市的模式，严重脱离苏区的实际情况，其结果就是师傅带不起来徒弟，业主难以承担员工的福利，根本就是‘先吃饭完资本再说’的政策……”

不久后，张闻天和陈云带头修改了《劳动法》，删除了其中不符合苏区要求的条例，并最终获得苏区政府的批准……

一、并肩战斗、鼎力支持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事件发生后，陈云协助周总理紧急撤离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机关，避免严重的损失。

事件结束后，陈云奉命重建中央特科，并迅速开辟了情报工作的新局面，而张闻天则是冷静沉着地接管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1932年3月中旬，周总理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陈云和张闻天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两人并肩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

陈云和张闻天每天都会伪装成富商，来到公共租界的一处洋房内，交换情报和商谈工作，碰头结束后，张闻天会留在洋楼写文章，陈云则是前往上海各大工厂，指导工人进行罢工运动。

张闻天对陈云的工作倾力支持，在陈云创建的《红旗周报》上，张闻天多次发表陈云对工人运动经验的总结。

在共同的工作实践中，张闻天和陈云均认识到了党中央领导人的“左”倾思想，并对此提出了批评的观点和纠正的措施。

1932年10月，随着对黄色工会的进一步了解，陈云意识到民族反帝伟大斗争，才是全党团的工作中心，为此，陈云在党团会议上指出：“要采取方法动员群众，改正‘左倾’思想！”

从苏联回国后，接触过共产国际内部实际斗争的张闻天，愈发对“左”倾思想感到不满，并逐步成为反“左”倾阵营的一员。

张闻天反复表示：“在民族革命斗争中，全党已经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没有利用民族觉醒来进行革命运动！”

10月底，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再一次作了批判“左”倾思想的报告，并强调了“左”倾问题的严重性。

张闻天义正言辞地说道：“当今的‘左’倾关门主义已经成为革命最大的障碍，这与以往所提的大有不同。”

为了将反对“左”倾思想落实到工作内，张闻天多次发表关于文艺和宣传工作的文章，点名批评了党内“左”倾的领导人。

1933年1月，张闻天和陈云先后来到中央苏区，博古组织成立新的中央政治局后，两人由此开始担任党内常务委员。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陈云和张闻天一直在一起共事，两人始终没有忘记反对党中央“左”倾的思想错误。

4月份，苏区政府决定修改《劳动法》，陈云和张闻天联手负责修改工作，于是，开头的一幕便发生了。

敌人加紧封锁中央苏区的经济后，陈云随即提出三项应对方法，并在《斗争》中阐述了具体的措施，为苏区政府生产发展和对外贸易提供了指引的方向，并被博古等人所采纳。

在修改《劳动法》期间，陈云发现党内基层干部存在作风上的问题，便借此来发表多篇纠正“左”倾思想的文章。

陈云意味深长地写道：“要掌握群众的心里，我们党要把握好领导的方式，我们需要一张灵巧的工作方式！”

面对陈云的恳切提议，张闻天选择支持陈云的观点，在《斗争》中连续发表四篇文章，详细地论述了如何解决领导群众的问题。

通过对新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的阐述，陈云和张闻天极力克服强迫主义的作风，彻底与党内的“左”倾思想决裂。

1933年9月，19路军积极响应抗日三条件宣言，博古认为这是一次绝佳的宣传机会，遂与19路军达成停战协定。

张闻天却对博古的“左”倾思想展开批判，认为抗日三条件包含范围过于狭窄，应该推行至国民党所有军官均能适用。

不仅如此，与19路军签订协定的博古，却并不配合19路军的行动，张闻天多次主张配合19路军行动，策应反“围剿”作战，并由此批评博古等人存在错误的关门主义思想。

在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问题上，陈云的意见始终与张闻天一致，陈云犀利地指出：“这种关门主义已经妨碍了统一战线的形成，也妨碍了我党争取群众的工作！”

二、遵义支持、共事东北

1934年12月，红军穿过老山界后，面对党内日趋严重的“左”倾局面，毛主席、张闻天和王稼祥开始与博古和李德展开斗争。

进入12月下旬后，张闻天已经完全认同了毛主席的思想，他专程找到王稼祥，提议要让毛主席来指挥红军的军事。

不久后，红军开始强渡乌江，准备向遵义进军，在行军的路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权被剥夺，在遵义会议召开的前夕，陈云和张闻天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谈话。

在这次谈话中，两人各自阐述了“左”倾思想造成的危害，还谈论了与博古和李德争论的内容，并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听了张闻天讲述的内容后，陈云对毛主席和王稼祥的意见持完全支持的态度，多年以后，陈云感慨地回忆道：

“我得知毛主席、张闻天和王稼祥与李德争论的情况后，洛甫已经告知我第五次‘围剿’的损失，我深刻地认识到军事上的错误，我们党需要毛主席这样一个人，来领导党和军事！”

遵义会议上，博古和周总理相继做完报告后，张闻天第一个起身作了反对的报告，指责博古采用单纯军事防御的战略。

张闻天的报告提纲，是由毛主席和王稼祥提出观点，张闻天起草而成的，此时的张闻天已经坚定地与毛主席站在了一起。

张闻天发言后，陈云紧接着起身发言，在反对博古所作的报告同时，支持张闻天的报告，随后，与会者多数与陈云的意见一致。

会议结束后，陈云撰写了遵义会议扩大会议的提纲，陈云在提纲中写道：“党内的所有同志均同意毛主席和王稼祥的意见！”

张闻天晚年回忆说：“陈云拥护毛主席领导党的路线是绝对正确的！”

1935年2月上旬，张闻天接替了博古的领导职务，陈云对此十分赞成，不久后，张闻天在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

一个月后，任弼时向党中央发来上海组织危急的电报，张闻天立即与陈云展开谈话，并安排陈云前往白区工作。

抵达上海后，陈云见到了潘汉年，两人齐心协力恢复了上海的地下组织，随后，陈云又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向共产国际传达了毛主席担任党内领导的决定，完成了张闻天交代的任务。

1937年11月，陈云离开莫斯科来到延安，在张闻天的提议下，陈云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两人又继续在一起共事。

在筹备创建马列学院之初，张闻天被任命为学院的院长，为了能够讲好党建理论和基本问题的知识，张闻天特意请来陈云授课。

1945年11月，张闻天奉命前往东北，刚赶到沈阳，张闻天便找到陈云，说明了与东北局同志对于东北战略方针不同的情况。

陈云对张闻天的意见表示支持，两人仔细讨论了东北局势，并根据当前的形势，拟定了具体应对政策的电报。

党中央收到这封电报后，毛主席亲自批示道：“应采纳张闻天、陈云提出的东北工作方针，广泛发动群众积蓄力量！”

陈云认为佳木斯是绝佳的战略后方，张闻天对此表示认同，并派遣陈云前往佳木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陈云欣然答允。

1946年11月初，张闻天与陈云再次会面，对于东北解放区的“土改”的问题和南满的严峻斗争形势，两人展开了深入地交流。

张闻天认为土改工作不彻底，执行的人思想也不够积极，陈云对此感到认同，并随即传达了张闻天深入推广土改工作的意见。

谈到陈云在南满进行的游击战争时，张闻天坚决支持陈云的作法，而陈云在南满的斗争，有力地拖住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为解放全国的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运筹谋划、深切缅怀

1951年4月，张闻天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在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张闻天结合了苏联的工业建设经验，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建议信，提出了对新中国工业建设的意见。

毛主席收到这封具有实际意义的来信后，十分高兴，并在大会上传阅给党内干部，周总理表示：“所提意见基本是正确的！”

毛主席更是意味深长地说：“对于新中国工业化的方针和具体意见非常好，我等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不久后，毛主席指派陈云与张闻天对接工作，陈云看到这封来信后，致信给毛主席说道：“闻天在信中的道理是对的！”

在接下来的党组干事会议上，陈云等人特意讨论了张闻天的来信，对于张闻天提出的自力更生思想，陈云等人拟定了12项对应措施。

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重心是156工程，而这项工程是根据苏联援建制定，周总理和陈云负责指挥，张闻天负责具体落实。

1952年8月，周总理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张闻天和陈云均在其中，两人陪同周总理见到了斯大林，聆听了斯大林提出的援建计划。

在此期间，就两人的工作任命问题，张闻天与陈云交心说：“我不愿意搞外交工作，我想搞经济工作。”

陈云打趣地说道：“我是极力同意的，可是毛主席不赞成啊！”

在接下来9个月的时间里，张闻天一直协助李富春，从事与苏联商议合作项目的工作，并向国内发挥了许多宝贵的建议信。

对于党中央交付的1953年贸易订单，张闻天仔细地分析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速度过快”、“不可跳跃过大”和“稳步前进”等看法，毛主席对此极为重视。

庐山会议结束后的实践，证明了张闻天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陈云对张闻天惋惜地说：“恐怕再有三年，经济也难以恢复！”

在六七十年代，正直的张闻天受到“伍豪事件”的牵连，被迫害长达九年的时间，最终在江苏无锡抑郁而终。

然而，张闻天去世后，因为种种原因，党中央并没有为他召开追悼会，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才决定为张闻天补开追悼会。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张闻天的遗孀刘英就致信给陈云说道：“闻天同志的事，该有一个说法了，给他一个结论吧！”

陈云意味深长地回复道：“我完全同意，先提给各位主席审阅！”

1978年12月下旬，陈云正在杭州休养身体，胡耀邦打来电话说：“张闻天的追悼会由你来主持，致悼词也由你来负责……”

其实，代表党中央宣布这一安排的胡耀邦，是参考了刘英的意见，在张闻天被平反之后，刘英的工作也得到恢复。

就为张闻天补开追悼会一事，考虑到陈云与张闻天多年的挚友关系，刘英便向党中央提出了这一请求。

对此，陈云却另有看法，由于张闻天的情况过于严重，为了彰显补开追悼会的意义，陈云对胡耀邦说道：“有人比我更合适，依我看，还是让小平同志致悼词吧！”

陈云的考虑也是有道理的，作为党内的实际领导人，邓小平为张闻天致悼词，更能体现“沉冤昭雪”的含义。但是，对于刘英的提议，陈云还是仔细斟酌了一番，并改口对胡耀邦说道：“我致悼词也可以，不过，你们要等我返回北京，张闻天的追悼会，我陈云是一定要参加的！”

陈云来到北京，见到邓小平后，两人认真地商议了追悼会的事项，最终决定由陈云负责主持追悼会，邓小平亲自致悼词。

1979年8月25日，张闻天的追悼会如期举行，在致悼词时，邓小平庄重地说道：“张闻天同志一生忠于党和人民，忠于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