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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圣者开辟朝圣道路

人们的朝圣活动对中世纪英格兰的交通提出了要求。在中世纪西欧并不十分畅通的交通要道上，风尘仆仆进行远行的除了那些极少数不畏艰辛的远程贸易的商人外，还有就是那些虔诚的朝圣者。

中世纪的西欧是个很信奉基督的世界，当然中世纪的英格兰也不例外，在当时以封建经济庄园为特征的社会中，最先突破这种封闭局面的是基督教教会提倡的朝圣活动。

朝圣者从水陆两路，前往圣地，路上会遇到别的朝圣者，语言、习惯都不一样，但都有一个目标，都走向一个圣地，都指望来世得进天堂享福，

早在10世纪的时候，英国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塞瑞克前往罗马朝圣，他从伦敦出发，途经罗切斯特、坎特伯雷到达英吉利海峡附近的多佛，跨越海峡后到达法国的加莱。

此后，塞瑞克从加莱经今天的比利时以及法国的阿拉斯、兰斯和位于马恩河畔的沙隆等城市到达莱茵河畔的波恩。

993年，坎特伯雷的一位主教在罗马朝圣后返回英格兰，他途经锡耶纳、卢卡，翻越亚平宁山脉后进入维切利，此后过阿尔卑斯山隘口进入法国南部，向北经普罗旺斯、巴黎，跨越英吉利海峡回到英国。

朝圣是一种完全宗教性的、基督教表示忏悔赎罪性的活动，那些朝圣者不远千里、万里前往朝圣地，沿途跋山涉水。

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很多地方教堂本身不仅是礼拜活动的场所，而且往往是其精神灵魂的寄托之所。

斯滕顿指出：除了遥远的英格兰西南部，每座英格兰神殿几英里内都有一条明确界定的中世纪道路经过，没有证据也没有可能性表明，朝圣者更喜欢人迹罕至的小道而不是公路，因为在大道那里可以买到食物，有过夜的住处。

如果一座教堂里隐居着某位贤者、隐士，终日闭居在教堂门旁的小室中；或者这所教堂内埋葬着某位圣贤的遗骨，这些都足以吸引那些虔诚的教徒；如果这所教堂有宗教圣地的美名，它就更能吸引人了。

保存这类遗骨的教堂和修道院成了香客们朝觐的目的地，尤其是英格兰的地方民众，他们从每个的郡各处乡村角落，向着坎特伯雷出发，去朝谢他们的救命恩主、那个殉难圣徒——圣托马斯·阿·拜基特。

这个大主教的遗骨埋葬在坎特伯雷，这些东西吸引人们到该城市，其引力毫不亚于政治自由或商业利润的引力。人们渴想着朝拜四方名坛，游僧们也立愿跋涉异乡。

从伍斯特到伯明翰的中世纪主干道上，怀奇博尔德大道上随处可见一车又一车的朝圣者，朝圣活动并非偶然个别的现象。除了西南部边远地方外，英国每处圣迹距离道路都在数英里以内。

“香客一般会倾向于大道而非便道,因为大道有旅馆可以买食物并能借宿过夜。一马车的乘客可能会在威奇伯德歇脚，因为它位于从伍斯特到伯明翰的大道上。”

“1221年，有人向国王法官抱怨说，德罗伊特威奇附近的威奇伯德人对经过他们村的马车征收新过路费，还有人揭发说当地人还厚颜无耻地向一个朝香的妇女勒索了2先令。”

“1300年以后，从英格兰到西班牙的朝圣者大量增多，朝圣者们乘坐的英格兰船只进入大西洋，经直布罗陀海峡至加斯科尼和伊比利亚，然后航行到波尔多、里斯本和安达卢西亚，由此在大西洋上形成了条新的海路。”

英格兰的史料中就曾经有这样的记述，“朝圣者威廉威尔欲从普利茅斯港出发去西欧大陆朝圣，他在那里同时找到了6艘可供他选择的等待运送朝圣者的船只。”

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有一位赦罪僧，他是伦敦龙斯服修道所的一员，这次才从罗马教廷回来。

他是出来游逛的，没有带上兜颈，却把它束成一捆收在佩囊里，他骑在马背上，头发蓬松，除了一顶小便帽外，头上没有任何东西，他认为这才是最新的装束。

一块圣弗龙尼加的手帕缀在便帽上，佩囊放在身前马鞍上，里面装满了才从罗马带回来的赦罪符。

高夫地图上也标明了一条朝香的路，即贝里圣埃德兹一布兰登渡口一皮肯哈姆一沃尔辛厄姆，它方便了香客前往瞻仰小沃尔辛厄姆著名的圣玛丽亚圣迹。

这些都表明中世纪英格兰的朝圣者们对交通的需求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二、慈善捐助行与道路的维护

为了拯救灵魂、取悦上帝，人们纷纷捐款给善堂、大学等，我们称为公共工程的桥梁和道路的许多交通设施的建筑受益于那些希望能够拯救个人灵魂的人们的慈善捐赠行为。

修桥补路，被认为是一种最积德的服务，是在上帝面前一项虔诚而有价值的工作，就像探访病友和照顾穷人一样。

修道院特别是以这项功德著名的，修道院往往建造在辽远偏僻的地方，常在沼泽或森林地区内，因而它们需要建造道路。

在英国亨利八世的摧残修道院和都铎王朝时代的道路窳败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足以看出修道院与道路发展之间有着紧密关系。主教常常会通过赐予人们赦罪符的方式来鼓励人们进行修桥补路。

据传说，伦敦泰晤士河上由一个宗教团修建了第一座木桥，又有文献称，在12世纪后期由一个名叫柯尔秋契的彼得的宗教团首领建造了泰晤士河上的第一座石桥。

这项建筑工程耗时三十年，这个忠实的修道士却没有看着这座桥落成，死于它的完成的前四年，最后葬在了他自己所建的桥头小礼拜堂内。

在布里奇恩德有处吉尔伯特小修道院，据称其主要作用就是用年收入20镑的地产来维护霍兰桥的一段。马蒂尔达王后捐给巴金修道院土地，用其地产收入来维护斯特拉福德的鲍桥。

当时的宗教界接管了修桥补路的任务，并鼓励信徒们通过馈赠或个人劳动，这将给予他们特别的宽宏大量。

因此，除了教会外，中世纪公众对良好道路的兴趣也反映在各方面，如修桥补路或做关于这方面的劳动，就可以解除罪孽，如同赈灾或去进香一样。

按照中世纪教会的说法，捐款给桥梁和道路和其他善行一样，能减少炼狱的时间。下列情况也是常有的：若干家庭、租户或个别的人联合负责，来保养附近的一座桥梁、道路。

我们会发现，在中世纪末期，商人们慢慢地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完成一项生意总要捐出一两个便士给慈善机构。

这是因为当时基督教教义把财富看作是罪恶的源泉，认为依靠商业赚钱、靠追求利润获得财富是卑贱的，而当时的神学家提出“善功”可以帮助灵魂得救，所以那些商人常常慷慨地向教会捐赠或施舍，企图以此来“拯救”灵魂。

这时的商人慈善活动往往充满强烈的宗教色彩，其初衷多是为了灵魂救赎，虽然有时还有一些虚荣心、功利心在内。

出于这种宗教目的，商人的慈善活动住往采取遗产捐赠的方式完成，有的商人还关心市政建设。

休·米德尔顿爵士修建了新河，爱德华·杰克曼和大卫·伍德罗夫关心伦敦城的供水系统，分别为此出资100至20英镑。

克里斯托夫·德雷泊爵士捐赠60镑来修茸伦敦与赫特福德郡的兰利之间的道路，约翰·格勒善也为此捐款50镑。

中古晚期的遗嘱也经常提及向道路桥梁捐款，城市居民们希望能好好维修那些对他们的商业起重要作用的道路，如“萨德伯里的那位织工在1496年遗留了10英镑用于维修从萨德伯里到萨福克郡的另一个织布重镇内兰的路。

沃里克郡东部农场主约翰·斯宾塞1496年立下遗嘱留下钱款维修班伯里道路，在那有一个有名的牲畜集市。

某些富裕的城镇，如萨福克郡拉文翰在1485-1540年，周边地区的道路网的改进与当地居民的捐款有关，18份遗嘱平均捐资25镑。

不论是教会捐助还是私人慈善捐赠，这些都为道路桥梁的建立或维护提供了资金来源。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时人们的捐赠，如商人捐赠，可能除了慈善赎罪的宗教心理外，还有一些虚荣心、功利心的因素。

但是首先，虔诚和虚荣心与功利并不矛盾，休·克罗普顿受到了赞扬，因为他的新桥和堤道使穿越埃文的旅程更加安全、方便，而且增加了前往斯特拉福镇的人数。

建造桥梁被认为是一种慈善行为，因为它很有用。其次，主要河流上桥梁的位置表明，它们是在合理和经济有效的地点建造的，这些地点往往在城镇内或城镇之间对交通的需求最大。

如果桥梁建设是由虔诚的动机决定的，而没有考虑到公用事业，那么大桥就会建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但事实并非如此，虔诚与经济理性似乎是协同作用的。

第三，如果这些桥梁是累赘，人们可能会预料到人们对它们的维护或维修兴趣不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倒塌和消失。除了少数例外，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第四，当代证据表明，好的桥梁吸引了大量的交通。例如，阿宾登桥的建造吸引了来自沃林福德的游客，而大巴福德桥则把他们从贝德福德接了过来。

所以我们可以很确切的说，中世纪教会及私人的慈善捐赠行为对于当时道路交通网的发展完善有着十分显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