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80后栖霞人，专门为烈士寻亲，3年为300多位爷爷找到亲属

这是我们讲述的第2573位真人故事

我叫李小胖，今年40岁，是一名烈士寻亲志愿者。

工作后，有一天早上去买早饭，遇到了几个为烧伤的孩子筹款的志愿者，当时很感动，就要了联系方式，当时不知道这个行为影响了我一生。

后来，我加入了一个爱心组织，逢年过节跟着去看望孤寡老人。疫情的时候，我和朋友们想为武汉做点事，于是就组建了“搭把手公益服务中心”，疫情过后我们的团队就保存了下来。

2020年，河北籍老兵张洪卓老师的委托我们，帮忙寻找烟台籍的104位烈士。从那之后，我就走上了为烈士寻亲的道路。这几年，我们为300多位烈士找到了亲属。

（做公益活动的我）

我叫李小胖，1984年出生在山东烟台栖霞，我的家乡是一个山美水美人更美的地方,中国第一个苹果就出自这里。

我的父母以前是工人，下岗后在农村开了一家超市，同时也做养殖。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但从小儿教育我要心地善良。

我的家人里有多个军人，像二爷爷和大伯都是军人，从他们身上我也学到了许多军人身上的品质和处事作风。

也许因为此，多年后，我走上了寻找烈士的道路。不过，最初的我，只是做一些简单的公益。

大学毕业后，我做了六年的汽车销售。记得有一天早晨，出去买早饭碰见一帮志愿者，他们在街上为一个被火烧伤的孩子筹措善款。那个场景，让人动容，内心深处也希望自己能做点事情帮助他们，便要了志愿者的联系方式。

大约2011年，我加入了当地的一个爱心组织，节假日期间去看望孤寡老人、残疾人等。要说以前看志愿者募捐是动容，亲自参加志愿活动是更深的触动。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他们做点事情，让他们脸上绽放笑容，让我感到了人生的价值。那时，我决定要尽自己的努力帮助更多的人。

（我在接受采访）

疫情的时候，我组建了一个叫“搭把手公益服务中心”团队。武汉疫情紧缺的厉害，当时，我想家乡的苹果比较多，能不能把苹果给他们送点儿过去，也算是解决一些生活问题。说干就干，我找了几个朋友，共同发起了一个支援武汉的活动。

通过我们以及社会的力量的努力，先后总共筹集了将近价值100万元的苹果，然后我们又找了当地的快递公司。对方一听说是支援武汉，二话没说免费把物资运了过去。

那次疫情之后，我们的团队就保留了下来，后来陆续参加了当地的防疫工作。三年以来，我们一直在防疫一线，协助政府给大家做核酸，也曾给高速路口执勤的防疫人员和民警送了半个月的晚饭。后来，河南水灾支援、河北水灾，我们都不遗余力地为灾区运送物资。

也是在疫情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

2020年，河北籍老兵张洪卓老师在《烟台日报》发表了一篇“烟台籍104位烈士寻找亲属”的文章。文章发表后，报社朋友找到我，询问有几个栖霞籍的烈士能不能帮忙寻找？

我一听这件事，非常有意义，便一口答应了。后来，张洪卓老师提供了名单，我们就开始根据名单走访村庄，从那之后，我就走上了为烈士寻亲的道路。

（我和小伙伴去河北支援）

寻找烈士很艰辛，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去各个村子寻找，可经过七八十多年的变化，以前的村庄早已变了样，有的建了新房，有的老房子已经拆掉，有的成了一片荒芜，更难的是，同时代的老人大多数已经不在了。

为了更好的寻找，我们经常在一块讨论一个历史的信息很久，里面的每一个字眼都拿来琢磨。墓碑上的信息，错误率也很高，需要我们所有人的智慧，以及相关的知识去综合分析，然后翻译过来。

翻译过来之后，我们还要去联系当地的相关部门以及志愿者，去村里排查。每一步都很不容易，需要十分的耐心和毅力才能完成。

我们目前寻找的烈士，不光是我们当地的，也包括全国各地的，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单凭个人力量是无法做不到的。

寻找烈士亲属的过程中有很多感人的故事，记得去年的时候，86岁高龄的高淑娥奶奶，通过朋友找到我，让我帮忙找她丈夫于益善烈士的墓地。

（奶奶在于益善爷爷墓地哭泣）

于益善爷爷是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县人，1930年5月出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的领航队长。1960年6月27日，于益善爷爷在安溪县福田乡郭埔村空军战斗训练中，遭遇后方突袭，战斗机爆炸坠毁牺牲。

当时我们和当地相关部门联系，他们确认于益善爷爷是在那里牺牲的，又去村里核实，最终在山上找到了墓地。

当时高淑娥奶奶坐着高铁从山东到福建，跨越千里去祭拜她的丈夫。那天下着雨，高淑娥奶奶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踏着泥泞，步履蹒跚地来到了于爷爷的墓地前，她抚摸着于爷爷的墓碑，泪眼滂沱，多少思念和遗憾，都化在这泪水里。

看到这样的画面，我感叹不已，这是我们目前找到的，唯一一位还有妻子健在的烈士，高奶奶终于圆了她六十年来的心愿。

很多烈士，他们有父母，也有妻儿。可他们的亲人没有他们的消息，一等就是一辈子。他们也希望能魂归故里，能让自己的妻儿，让自己的亲人看到他们。

（我在接受采访）

还有一位90岁奶奶，他委托我帮她寻找她舅舅宋奇峰将军的墓地。

宋奇峰将军是红五军团的后勤部部长，是我们目前找到的级别最高的一位烈士，是1934年在长征前期牺牲的。

80多年来，她一直不知道她的舅舅埋在什么地方，跟很多宋奇峰将军的部下打听，也请了相关部门的领导帮忙排查，但始终没有消息，于是就找到了我们。

他们家里只有一张宋奇峰将军的照片，是在部队拍摄的，说等到战争胜利了，再回来给他立墓碑。

我们紧跟着这张照片寻找，在网上和当地的志愿者比对了几千张照片，比对当年长征开始时附近的山脉，最后是在长征纪念碑起止点的后面找到了这座山。

我们初步确定大概的方位，但时间过去太久，周围变化很大，我们确定不了最终的方位，照片上也没有记载，墓地具体在什么地方，我们只能确定那座山，但山后什么位置就不知道了。

当时有房子，可是后来建长征公园，把房子拆除了。拆除之后，没有任何的标志物了。

找宋奇峰将军的时候特别难，我们先后给起义博物馆、西路军的博物馆、南昌相关部门,打了几百个电话去查询相关的资料，一直没有查到。

最后，我找到了一幅和相片类似的照片，当地的志愿者开车50多公里拿着照片，去当地比对，又走访了村民，最后确定了大概的范围。

不过老人说，这已经很好了，圆了她多年的愿望。

（我在台上讲述烈士爷爷的故事）

2022年，退休老师于和民23年来默默守护两座无名烈士墓的消息，让人十分动容。

当年，日军进村，两名八路军与他们交火，敌人撤退后，村民发现两名八路军已经牺牲，于是把他们就地安葬了。此后每年清明，当时还是小学生的于和民就和同学们一起祭拜烈士。后来他做了老师，他就带着学生去扫墓。退休后的他仍然坚持守墓。

这期间，街道办也下来调查过散藏墓的情况，但是于和民想着自己还能守就没有上报。

如今老人已经73岁了，身体不如从前，就想着让烈士归队。

了解情况后，我们走街串巷察访当年战争的情况。根据松山街道南庄村村民的回忆，有人说烈士是大韩家，有人说是大蔡家的，还有一名烈士村民说姓李。
烈士寻亲是一件非常严谨的事，为了得到确切的结果，相关部门对可能是烈士血缘的父系亲属的蔡洪清采集了血样，和无名烈士牙齿上的DNA做了提取对比，最终确认。

这名烈士是大蔡家蔡系家族的，名叫蔡周政，1942年9月入伍，1943年在山东栖霞市胶东抗大大路营担任排长，当时为了保护抗大的师生和群众和日本人战斗牺牲。

（寻访蔡周政烈士的情况）

当年，他入伍后，母亲因病去世，继母路氏曾经骑着毛驴（也有说骑着骡子），来找他，结果无功而返，蔡周政牺牲时年仅20岁。

2022年清明节，栖霞市有关部门已经将两名烈士迁入了栖霞烈士陵园，忠魂安息，也了却了于和民老人的心愿。目前为止，这是烟台市第一例通过DNA技术寻找到亲属的烈士。

当然，我们在寻找烈士亲属的时候，也遭到人们的误解，以为我们有别的目的，问我们：“你们找到烈士，政府是不是给你们钱？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好处？”

我们会和误解我们的人一一解释，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出的费用。我们自己开的车，陪同家属去陵园祭拜，也都是我们自己出的钱，没有任何的组织，或者政府部门给我们提供费用。

有些人相信我们，也有些人不相信，对此我不在乎，做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可以。

我们“搭把手”公益把五湖四海的烈士家属集结在一个群里。有一天，衣元培烈士的家属在群里求助团队，希望可以为烈士画像。

（衣元培烈士的弟弟衣元芹爷爷看到画像的情景）

于是，我们向烟台职业学院的美术老师发出了邀请，希望可以他们能够参与这项公益活动，接到邀请后，老师们没有迟疑便答应了我们。

他们用图像处理软件，通过烈士的父母和亲戚的相片，反复对比和修改，复原了烈士的容貌。

衣元培烈士是第一个画像的人，他1943年8月参加革命，1948年12月在淮海战役中牺牲。

当我们捧着衣元培烈士的相片去他家的时候，88岁的弟弟衣元芹爷爷，看着哥哥的照片边哭边喊：“我的老哥啊！”就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衣元培的侄子回忆说：“我的爷爷奶奶日思夜想大伯，奶奶眼睛都哭瞎了。”又说：“我的父亲今年88岁了，他每次说起这个事非常激动，等了70多年，今天终于回来了，我们表示非常感谢。”

2023年搭把手公益已经为15位烈士画像，以后我们也会找更多的专业老师为更多的烈士画像，以绘画的方式来追忆英烈。

（史宝堂爷爷在看望哥哥）

我们找到的烈士，他们大部分是没有后人的，极个别是有家人和儿女的，他们见到我们都是热泪盈眶。

曾经找到了一位叫史顺堂的烈士，他是山东烟台栖霞的，他的弟弟叫史宝堂，已经84岁高龄了，而且患有心脏病。

爷爷见到我的时候，拉着我的手泪流满面地说：“我80多岁了，还能在死之前知道哥哥的消息，下去之后和父母也有交代了。”

因为他的父母在临终之前和他说过很多次，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哥哥的墓地，把他带回家，让一家人团圆。
2020年11月14日，我陪着史宝堂爷爷坐大客车，去山东济南烈士陵园祭拜了他的哥哥。他在哥哥的墓碑前坐了半个多小时，一直坐那儿哭。两个老人在70多年之后，以这样的方式第一次重逢，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可越是这样，越激发我们坚持把这条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