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是我国非常重要的林业资源生产基地，这里百分之七十四的森林覆盖率，在为珍稀动物提供居所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生活必需的木材。

然而，就在1987年5月6日，这里遭遇了一场烈焰浩劫。直到今天，提到燃烧在大兴安岭森林的熊熊大火，幸存者们还是心有余悸。说起来，这场火灾还与一个叫杨钟的正部级干部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杨钟曾担任过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来自于四川西充。杨钟出生于1932年，1932年之后的西充并不太平，随着日寇在四川的猖獗，西充的不少老百姓都遭到了屠戮。

日寇走后，老百姓本以为能够过上好日子，却又要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剥削。就这样，直到1948年，反动派的势力已然日薄西山，杨钟的父母才敢让他上中学。

西充县立中学，经过了90年的发展，这里已经为国家培养了数万的人才，杨钟便是被这里培养出的正部级干部，从1948年到1950年，杨钟曾在这里和朋友们一起读书，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

1950年，看着反动派再也没了嚣张气焰，乡亲们终于有希望过上好日子，18岁的杨钟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他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决定为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同年，为了贴补家用，杨钟不得不选择中断学业，找了一份工作赚钱。

为了在反动派倒台之后，做好对地主的管理，从地主那里为乡亲们要到土地，杨钟来到了岳池县的坪滩区工作队做副队长。与南充地委的其他同志们一道帮助南充的农民们做好减租退押的工作。

减租退押对于农民们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减租，减小了农民身上的租税赋役压力，既有利于提高他们耕地的积极性，也是在打击地主们的势力。

因为在减租退押工作团的表现非常认真，不久之后，杨钟就从副队长变成了乡组长。

在减租退押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很快让杨钟得到了赏识。1952年，在坪滩区工作了两年的杨钟被调到了白庙区做副区长。

当时，做一整个区，管理整个区的基层事务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杨钟依然没有在工作中出现纰漏。

不久后，南充地委考虑到政策研究室还缺少一名秘书处干事，而杨钟又有过多次管理方面的经验，便将他安排到了政策研究室。

从1953年开始，杨钟又辛苦工作了七年。这七年之中，他的工作也多次发生了变动。从政策研究室的秘书处干事，变成了南充市郊区区委书记，不久又被南充市委安排到农村工作部，在那里担任了副部长、部长等重要职务。

当时，一些宵小之徒经常找机会举报同事，许多年轻人常常因此遭到莫名其妙的审查。有一个人因为同学被怀疑是特务，就被这群宵小盯上了。

在这个年轻人被审查之后，杨钟不忍心他一直被蒙在鼓里，便告诉了他这件事。对于一些后辈，当时的杨钟总是免不了要关心几句。

因为工作能力强，又善于与他人相处，杨钟于1960年被提拔为四川省广安县的县委书记。当时，由于广安正值灾荒，忍受不了饥饿的百姓们连刷了沥青的梧桐树皮都吃。

后来，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他们成群结队地离开广安，打算到外地乞讨。是杨钟将县里的干部们分成五组，才将百姓们劝回来。因为熟悉广安的各种掌故，性格又相对随和，杨钟深受广安百姓的喜爱。

在广安县工作将近三年之后，看到杨钟在安抚等方面的能力非常不错，能够沉下心来应对饥荒这样的极端情况，1963年，省里又将杨钟安排到了武胜县做县委书记。

在武胜县刚刚工作三年多，杨钟就遭遇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打击，由于当时正值重大挫折时期，杨钟也和身边的其他干部一样受到了波及，在这场浩劫之中遭遇了一次又一次审查。一直到1970年，风波稍稍平息，才被重新安排到武胜县革委会做副主任。

1972年，因在武胜县革委会的表现还算尚佳，杨钟被南充地区革委会选中，做了农林局的副组长，在这里，杨钟第一次系统地掌握了林业管理方面的能力。

在南充地区革委会接过了农林局副组长、农工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之后，因在农业等方面的管理经验比较丰富，杨钟于1974年再度被安排到广安县，在这里担任了县委副书记、书记、革委会主任等重要职务。

1979年12月，在广安劳苦了五年多之后，47岁的杨钟迎来了一件大喜事，这一年，他成了四川省的副省长。

1981年，四川遭遇了一次非常严重的洪灾，得知许多居民因为洪水缺衣少食。杨钟在与记者们一起视察灾情之后，立刻赶到赵镇指导救灾，并与省委其他干部一起指导专机在赵镇空投了将近五万公斤的食品。

杨钟在救灾工作中的表现很快得到了上级的认可，当时，受历史原因、人为破坏等影响，我国的森林生态问题十分严重，特别是沙漠化、乱砍滥伐等问题，都需要一位有着应急能力的林业部部长解决。

1982年，杨钟接过了上级的任务，到林业部做起了部长，同时又担任了“三北”防护林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这一重要职务。

接过林业部部长这一职务之后，杨钟立刻对西北的森林建设与防护问题做出了重要的安排，在他看来，加强西北的森林防护以应对风沙是非常重要的。

在重视对森林覆盖率的提高的同时，杨钟意识到，老百姓对木材的需求也是不能忽视的，于是在一次会议上，他提出了定向培育、集约经营等法子。

看到国家与外国在木材开发上的合作存在不公平的现象，一些发达国家经常采用进口木材等方式节约本国的森林资源，杨钟认为，可以与巴西等其它国家一起开发这些国家的森林资源，直到现在，进口木材还依然被国内使用着。

在做好林业部部长的同时，杨钟也没忘了“三北”防护林的事情。在东北，他先后在湾沟、临江等地区的林业局做调查。

在云南西北部，他不辞辛苦，与其他干部们一起经历了2500多公里，在云南西北的一些林区做了视察。与此同时，对于绿化工作，他也没忘记提点。

看到许多地区在义务植树方面总是忽略自身的特点，杨钟特别严肃地指出，我国的气候差异是很大的，义务植树不能照搬其它地区，在种树方面还是要因地制宜才行。

就这样，在杨钟等干部的努力下，我国的“三北”防护林工程的进展非常顺利，看到人们利用草灌结合的方式将森林恢复得特别好，杨钟很是欣慰。

然而，仅仅过了五年，杨钟就做了一件堪称晚节不保的事情，许多人都不敢相信，身为林业部长，他竟然如此消极地对待森林救灾工作。

1987年5月6日，经历了春季的干旱之后，上级三令五申，告诫林业部门一定要做好对大兴安岭的森林火灾防护工作，因为这里真的太重要了，这里蕴含着大量的森林资源，是发展木材加工等行业的重要材料基地。

然而，不知道是不是侥幸心理作用，还是并没有重视灾害这个因素，林业部门的干部们并没有重视防火力量配备问题。当时，整个大兴安岭的灭火机连四百台都不到，森林警察中队还被撤销了76人。在当时的林业部门干部看来，大兴安岭会发生大火简直是笑话。

林业部门的都不重视隐患的发生，普通的林业工人、农民自然是更不会重视了。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他们竟然经常违背防火制度，在大兴安岭里随便使用明火。

汪玉峰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在大兴安岭干活的时候，他竟然使用割灌机。割灌机引燃了地面上的汽油之后，自身也燃起了大火，随着紧张的汪玉峰拖着机器的奔跑，火焰瞬间引燃了树冠，继而在引燃了整片森林。

得知古莲林场等多处林场都遭到了大火的伤害，人们立刻开始扑打林中大火。虽然熄灭了明火，但由于余火未清，再加上狂风四起，明火再度复燃，很快就席卷了100万公顷的林地。

由于大兴安岭林区虽然是林业部的直属企业，但版图位属内蒙古，地方行政又由黑龙江管辖，因此，内蒙古等三个地区都不肯为了大兴安岭的消防问题浪费自己的资源，都觉得既然大兴安岭的林区防火问题是由大兴安岭地方管辖，那出了火灾这样的大事，自然是不归自己管的。百姓都已经在森林大火中哀嚎了，县领导们却还在考虑从哪里灭火的问题。

普通的基层林业干部这样做也就罢了，就连身为林业部部长的杨钟也是如此消极。此时的他全然没有了各处调研时的积极，面对着必将因大火损伤的人力财力，杨钟表示自己在住院。其实，他当时病得并不重，就在火灾前不久就出院了，还很有精神地出席了多次外事活动。

收到了杨钟住院的消息，上级愤怒不已，立刻批评了杨钟。然而，被批评之后，杨钟还是没有改正错误，尽管在5月25日抵达了大兴安岭，但在救灾工作中的态度特别消极。就连基本的自我检讨都没做，直到又被领导们多次批评之后，才不情不愿地写了表态性检查。

身为林业部部长，不但消极怠工，还不知悔改，原本对杨钟很是信任的国务院领导们，对他非常失望。

得知101万公顷的森林全都在大火中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害，211名无辜的人被烧死在了这场火灾中，想到被毁坏的珍贵木材，想到70多亿的经济损失，上级宣布立刻撤销杨钟的林业部部长职务。

直到接受了撤职的处分，55岁的杨钟这才明白，不只是洪灾是需要重视的，森林火灾也是要重视起来的。林业的发展不只重在建设，更重在对隐患的消除。

然而，再怎么改悔，此时的杨钟也已是于事无补。从1987年的6月到1988年的1月，将近一年，他都处在撤职待分配的尴尬处境里。

不知道是否是因为这种尴尬彻底打醒了杨钟，1988年，在重新被任用，接过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一组组长这一职务之后，杨钟的态度又积极起来。发挥自己在农业方面的工作能力，他很快又变成了农业部党组的成员。

1991年，扶贫工作被提上了日程，因为曾经见识过贫困时期的广安等地，又曾长年处理农业方面的各项事务，杨钟被安排到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在该小组担任专职副组长和办公室主任。

在扶贫工作方面，杨钟提出了很多直到今天都在被采用的扶贫理论。在杨钟看来，对贫困户的帮扶还是要让他们明白自力更生的重要性。

在看到妇女被许多扶贫干部忽视之后，杨钟表示，对妇女的脱贫工作一定要重视起来。不仅如此，他还表示要在2000年之前帮助100万名妇女摘掉贫困户的帽子。

2003年，做了将近多年扶贫工作的杨钟因为身体原因选择了退休，此时，我国的扶贫工作还在有条不紊地向前进行着。

退休之后，杨钟过起了恬淡安逸的老年生活。2012年，由于已经年至80，杨钟的各项器官已经全都衰竭，身体也常常遭受病痛的折磨，就在这一年的6月11日，无法再忍受病痛折磨的杨钟在北京永远地合上了双眸。

时至今日，许多人依然以消极应对工作为荣，在他们看来，积极应对工作并不会带来好处，还很可能带来麻烦。

事实上，消极怠工引发的问题不会比积极承担责任少，杨钟就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了这个道理。用住院等理由逃避救灾又不积极承认错误的他，很快就受到了撤职的重罚。

所幸的是，后来的他，能够知错就改，又积极地投入到了扶贫工作中，为了扶贫工作提出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正所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明白了消极怠工付出的代价更严重，在杨钟经历的启发下，相信很多人会慢慢改变态度，过上更加积极进取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