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96年12月底，河南卫生系统厅领导在召开大会时，在台上十分气愤地起身，接着又声嘶力竭地说道：

“是谁胆大包天，居然把河南的卖血丑闻捅到北京，抹黑我们9000万河南人？一定要把这个害群之马揪出来！”

话音刚落，一位十分柔弱的女子便从台下站了起来，之后语气平静而有力地回答称：

“我是一位母亲，报告是我写的。”

而这位女子，便是此次事件的主人公王淑平，让其没想到的是，她的人生却因为这次事件，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全球泛滥“艾滋病”

王淑平出生在河南省一个医生世家，家人的熏陶使她自然而然地成为一名医生。

1983年，王淑平从河南医学院毕业后，根据学校的分配，她进入了当地一家医院从事护理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在欧美各国蔓延开来，成为全球重大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

不过我国当时与西方国家的接触还相对较少，外籍游客到中国游玩的人也为数不多，因此传播途径有限，所以艾滋病感染的情况相对较低。

可是那个年代的人思想并没有现在这样开放，加上人们对艾滋病的认知比较浅薄，所以人们对其有一定的偏见，并普遍将其认为是一种“脏病”。

而且坚持认为，只要是感染上这种病的人，一定是因为生活不检点所导致。

然而我国在1985年时，也出现了第一例艾滋病患者，该患者是一位来自阿根廷的游客。

面对此情况，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防止艾滋病的传入和扩散，其中之一就是禁止进口除了血红蛋白以外的血液制品。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我国却在想要关上一扇门的前提下，意外打开了一扇窗。

血浆经济

但由于血液制品的市场需求很大，用途广泛，在不能够进口之后，国内血库也面临着供不应求的局面。

当时人们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便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各式各样的血站。

除此之外，他们还采取了一些鼓励措施，例如，献200ml的血便可以领到40-50元的人民币。

要知道，那会可是八〇年代，大多数家庭都还没有到百元收入的标准，但人们只要抽两管血便能够轻松得到，所以当时不少人都因此沉入到了献血的狂热浪潮中。

为此，大街小巷中还出现了一系列的标语，如：

“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想要奔小康，快来卖血浆。等”

其中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南，因为经济条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导致许多人生活水平相对较低，收入有限。

所以当献血站在河南开放后，便有许多老百姓前去“捧场”。

有些家境贫穷的人为了改善生活，经常一天跑好几处献血站献血。

虽然我们现在知道每日的献血量是有限的，但那会儿的人们并不知情。

后来相关部门为了确保献血者的健康和安全，以及血液供应的可持续性，便针对献血次数进行了限制。

但血浆也是制造血液制品的重要原材料之一。

一些血站将采集到的血浆出售给生物制品公司，之后这些公司将血浆加工成各种高价值的血液制品，如免疫球蛋白、凝血因子等。

其中，一些商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于是便抓住了这个市场并投资开设了献血站，从中赚取差价。

这巨大的利润面前，许多商人都纷纷投资开设了多个献血站。

1994年时，光河南周口地区的固定献血摊点的数量就已经达到了33家。

然而这巨大利润的背后，却暗藏着多处危险。

尤其是一些私人的献血站为了降低成本，直接将牛棚进行了改造，而且就连抽血用的针头和针管，都是共用的。

要知道，许多传染病都是通过血液传播的，但当时的老百姓根本不懂，只是一门心思地想挣钱。

但当时的他们却不知，自己已经处在了艾滋风暴的边缘位置。

危机来临

在1992年，周口防疫站设立了一个名为“单采血浆站”的补充部门福利的副业。

由于王淑平在血液分析方面的专长，她被任命为副站长。

结果这天她却意外在工作时发现了艾滋病毒携带者到血站卖血，这可以说是十分可怕的存在。

虽然她所在的站点和私人献血站相比，十分卫生。

但仍然无法避免人们通过交叉感染的方式，将病毒传给健康的患者。或者更多无辜的健康民众被血液制品等渠道感染。

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想，王淑平立马自掏腰包在卫生局旁边建立了一个临床实验室，每天筛选血液样本。

结果她却从400份的血液样品中发现：

阳性62例，HIV抗体阳性反应率在15.35%左右。其中一位艾滋病毒携带者，曾在4个血站献过血。

之后，王淑平连夜给上级领导写了一份两万字的报告，反映情况，希望能够尽快引起上级重视。

结果王淑平这一等，便是好几个月，此事也像是石沉大海一般，没有下文。

在这之后的时间中，王淑平又发现了许多以卖血为生的父母，剩下的孩子都带着艾滋病毒。

更可怕的是，人们到那会都不知道艾滋病毒到底是什么东西。

接着，村子中也出现了多名患者，先由最开始的发烧拉肚子，到之后的相继去世。

其中某个村子里，有近100名青壮年接二连三地去世。

而且全部都是因为感染的艾滋病，因此人们还称其为“艾滋村”。

此时王淑平觉得这事再也能等了，于是便带着一些相关资料去了北京。

“吹哨人”

为了再做一次权威的检查，王淑平于1995年12月出现在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结果她刚进门，便被告知样本检测需要4万的检查费，加上王淑平并没有将个人行为报告给组织，所以这钱需要她再次自掏腰包。

可当时王淑平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才有五百，就算她不吃不喝，也要七年才能攒下来。

因此，无助的她只能躲在大门口哭泣。

结果就在这时，中国流行医学熟悉科学家曾毅从人群中走了过来：

“大妹子，你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我叫曾毅，在研究院上班。你有什么难处可以和我说说，我看看能帮你吗？”

一听此人身份不简单，王淑平忙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全部告知了对方，曾毅听后瞬间察觉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忙回复：

“大妹子你别哭，这不是钱的事，这关乎了全国人民的健康。你把样本给我，我先给你做16份。”

很快，曾毅便给出了结果，其内容中显示：

16份样本中，13份是艾滋病阳性，剩下的3份样本虽然不确定，但高度疑似。

很快，中央便得知了此事。

为了减少艾滋病的传播风险，相关领导立即下令停止了所有私人献血站，并要求抽血部门在抽血前，先对“卖血人”的身体进行检查。

而王淑平这样勇敢的行为，也成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但许多商人也因此受到了损失，所以王淑平在这之后没少受到他们的报复。

客死他乡

之后王淑平便在1996年底的河南省卫生系统大会上，主动站了出来，并将自己给卫生部门写报告的事情全部做了证实。

接着，卫生局为了让她改动一下感染报告人数的数据，还和她约谈了很多次。

毕竟三十万这个数字，多少有些吓人。

加上人们当时对艾滋病有些执念，所以大都对其唯恐不及。

然而，王淑平并没有答应卫生局的请求。

因此，王淑平的家人也受到了排挤，无奈之下，她便选择了离婚。

与此同时，上级也将周口地区的防疫站人员进行了优化。

而王淑平也算是变相被开除，丢掉了铁饭碗。

更让人寒心的是，就连不明白实情的孩子都埋怨母亲，和其逐渐疏离。

2001年，不甘于此的王淑平便选择了出国。

而中央也是在这一年，将河南艾滋病危机进行了曝光，报道中显示至少有60万人因“血”感染了艾滋病。

因此，王淑平的报告也得到了证实。

可是好景不长，2019年9月21日，王丽萍因为心脏病复发，在的美国结束了年仅59岁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