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第九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一部纪录片收获满满好评。银幕上藏羚羊群与青藏铁路列车同框，难得一见的藏羚羊产子画面震动人心。雪山如银龙蜿蜒，卓乃湖畔的羊群在风里低头饮水，耳廓上的绒毛清晰可见。

《可可西里与我》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上举行首映

无人区的荒原壮阔静谧，镜头的背后是曾创造中国女子滑翔伞百公里越野纪录的冠军运动员，用一部纪录片完成了从“征服天空”到“倾听土地”的蜕变。在此之前，顾莹和她的团队记录下的影像以电视、网络为载体传播，而将拍摄的素材剪辑成为一部电影，还是第一次。

“我们在青藏高原拍摄了十年，积累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是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情的。”电影中，藏羚羊的迁徙成为主线，而那个相较于广袤天地渺小却不可忽视的“我”，是电影中同样无法忽视的存在。人与自然应当如何共处的老问题，答案不在宏大叙事里，在每个普通人的行动中。

顾莹在平遥与观众进行映后交流

镜头里的中国荒原：藏着世界瞩目的生命密码

三江源地区平均海拔四千多米，气候及光线变化极快，想要呈现理想拍摄效果，让观众看到更接近自然的真实画面，对拍摄者提出了极高要求。更何况，在可可西里拍动物，人类是“闯入者”，需要付出极大的艰苦和耐心。她打趣自己比藏羚羊起得早、睡得晚。每天早晨五点，天还没亮时，便悄悄钻进帐篷，默默等待着拍摄目标的出现，直到晚上九点天黑后，才从帐篷出来回车上休息。“不能吃有味道的食物，连呼吸都要放轻，不然棕熊会循着气味来，藏羚羊也会受惊逃离。”而等待的意义，在藏羚羊、雪豹等动物一次次懵懂靠近镜头时悄然浮现。

顾莹刻意避开了“猎奇式记录”，转而聚焦“生命共同体”的日常。她记录下狼血淋淋地吃藏羚羊，也记录下保护站的人救助受伤的小藏羚羊。车子或者人陷入泥沼都如家常便饭，无人区的危险可以因为天气、动物或者交通工具失灵等因素随时降临，但身在其中的人处置这些处境也总带着乐观豁达的举重若轻。

纪录片首次完整展现藏羚羊的迁徙

影片中大量世界级稀缺影像，成为中国荒原生态的鲜活注脚。除了是第一次展现出藏羚羊迁徙这一“地球上三大有蹄物种迁徙”的壮观景象，更具深意的是一组对比镜头：青藏铁路的修建穿过不可避免地要阶段一条藏羚羊千百年来世代沿袭的迁徙路线。

2016年拍到的藏羚羊在铁路桥下止步不前，到七年后，羊群主动从铁路桥下穿行与火车同框，画面中火车的轰隆声诉说着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那些看似离我们无比遥远的生物，依然和我们发生着关联并进化着。“作为一个摄影师，我有必要把这些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藏地，了解保护它们的人。”顾莹说。

《我与可可西里剧照》

从征服蓝天到荒原

2009年之前，顾莹的人生关键词是“突破极限”。六年滑翔伞生涯中，她不仅四夺全国冠军，更成为国内首位实现女子点对点直线越野百公里飞行的运动员。那些在气流中博弈的日子里，她习惯了以俯瞰视角丈量大地，却从未想过命运会让她以匍匐的姿态重新认知自然。备战世界杯时的一次失速坠落，导致第二节腰椎粉碎性骨折，三个月病床生涯让她不得不告别热爱的蓝天，也让她一度以为人生的飞行就此终止。

顾莹翱翔于蓝天

转机出现在深圳湾的观鸟湿地。借来的相机捕捉到黑脸琵鹭振翅的瞬间，顾莹突然觉得“自己跟着鸟儿重新飞回了天空”。滑翔伞运动员都叫自己“鸟人”，就是能够在天上自由飞翔，从那一瞬间，我觉得飞翔的情感通过这个镜头释放了。”这张照片成为她的人生分水岭。

2011年，她驾越野车独闯藏区，在海拔四千米的深山里潜伏数周，凌晨三点背着三十公斤器材爬山，靠方便面和寺庙酥油茶维生，终于拍到难得一见的珍禽。十多年间，顾莹的镜头逐渐从“捕捉瞬间”转向“守护永恒”，而她的身份也从“冠军运动员”悄然变为“荒野记录者”。2016年她成为“中华文化人物”，2017年获NBP世界最佳自然摄影大奖，作品被美国华盛顿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永久收藏。

《我与可可西里》海报

2016年，顾莹第一次进可可西里是为申遗拍素材，却被荒原的生命力绊住了脚。”作为可可西里申遗特邀摄影师，她带着三台无人机和上百公斤器材深入无人区，而这里的一切如此原始纯净，她一来就爱上了这里。生活在高原上的野生动物，有着与其他地域动物完全不同的特征与生活习性。能够近距离地观察与记录，让顾莹感到振奋，“是一种恩赐，也是一种幸福。”

顾莹在南极拍摄帝企鹅

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和北极圈的北极熊、南极腹地的帝企鹅共同组成了顾莹的“地球三极”选题。好像“冠军”是一种体质，顾莹换了一个赛道，依然有着丝毫不输当年做运动员的野心和拼劲。“作为一个中国本土的摄影师、导演，虽然我们起步比较晚，但是我们现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其实整个中国的自然领域的影像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我们能够拍摄到的内容在国际上也能达到领先的水平。”

顾莹希望能够靠着自己“扎根”青藏高原的优势，“够做出一个纪录片来，让世界能够看到中国，能够看到中国野生动物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