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记者李沐子于瓅

“我在大麦App上买到阿哲成都演唱会内场最贵的1399价位门票，到了现场却那么远，连阿哲的脸都看不清。”11月14日，来自洛阳的施露（化名）向潮新闻记者反映，她买到的张信哲成都演唱会内场门票强遭“降档”。

施露并非唯一“被降档”的消费者。目前，她所在的维权群已有200余人。

买了最贵的门票

分到“降档”座位

和许多80后一样，张信哲可以说是伴随了施露青春的偶像。因此，在知道张信哲要开巡回演唱会后，她便在购票平台设置了抢票提醒。

10月11日，施露在大麦App抢票成功，“当时内场就1399元和1099元两档价位，买到1399元的票，我觉得肯定是前排座位了。”施露回忆，在退票期限过后，她才收到官方公布的座位信息，内场分A、B、C三个区，其中最靠前的是A区，而她的座位在B1区，“因为我第一次在国内看演唱会，没有概念，后来到现场才知道自己被坑了。”

演唱会当天，施露才反应过来，自己明明买了最高价位的门票，但实际位置却离舞台非常远，“连阿哲的脸都看不清。”与旁边的观众交流后，施露才知道，按以往演唱会的情况，1399元的票确实应该在最靠前的A区，但这次却被安排在了B区，“A区是1至50排，那这么算我的位置都跑到60多排了，能看到人才‘有鬼’了。”

演唱会当天，施露拍摄的B区视角，只能看到大屏幕。

施露身旁的观众向她透露，座位之所以被“降档”，可能是较前排的座位被“黄牛”控票了。演唱会结束后，这位观众将施露拉入了这次演唱会的维权群，“维权群里不少消费者此前曾购买过张信哲其他场次的演唱会门票，比较后才发现大家的位子均遭遇‘降档’。”施露说，自己在维权群里看到购买1399元门票的消费者，基本都是坐在B区的。

施露还在另一个票务App上发现，张信哲其他场次的演唱会门票无法选座，但成都场却能精确到几排几座，并明码标价，其中1排30座内的票价达到4859元。

随后，记者也联系到其他去看了张信哲成都演唱会的观众，其中一位通过“黄牛”购买到了内场A区4排的座位，票价4000元；据施露了解，还有粉丝买的黄牛前排座位要价8000元。不过，另一位在大麦App上购买了1399元的门票的观众称，座位也是在A区。

“黄牛”控票？

消费者该找谁维权？

11月14日，潮新闻记者搜索到，在四川省网上群众工作平台“问政四川”以及黑猫投诉上，演唱会举行前就有多位网友投诉此次演唱会门票涉嫌欺诈，要求退差价或将B区门票调整到A区。

在这些留言中，记者发现“1399元”的观众并不是唯一被“降档”的。一位网友称自己购买了799元的门票，却被平台安排在其他演唱会399元或599元的价位区域，最终和599元的观众坐在同一个区内。该网友与购票平台沟通后得知，安排原则为按照付款顺序优先进行排位，这位网友称：“那敢不敢公布可售票源信息、我个人付款到账时间排名？”

施露向记者透露，维权群就此事已多方投诉，相关部门表示11月15日前会给予回复，但截至发稿前，维权群仍未收到相关回复。

11月14日，潮新闻记者联系到四川文旅厅办公室，接线工作人员表示确实收到了关于票务情况的投诉，投诉已给到相关业务处室，业务处室将根据相关规定进行答复。

当天，潮新闻记者就此事联系了大麦App的在线客服，对方仅回复称该场演唱会已结束。随后，记者向大麦App媒体联系邮箱发去采访邮件，截至发稿前仍未收到回复。

根据施露提供的一张投诉截图显示，成都主办方为成都艺典奥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当天，记者联系到该公司工作人员，她表示他们是承办方，仅帮忙跑手续。记者也联系了主办方上海铭彦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但电话并未接通。

企查查App显示，上海铭彦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燕燕，注册资本50万元，成立时间2018年5月25日，显示为小微企业。

此次事件中，消费者到底要找谁维权？主办方和“黄牛”又是否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接受潮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如果购票者是通过正当途径购票，购票者与主办方之间就达成了买卖合同关系，主办方出售门票时，应当保证购票者获得与所购票价格对应的座位。“如果主办方擅自降低座位等级，则构成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购票者可以要求主办方按照购票等级提供相应的座位或者要求退款。若因为主办方降低座位等级的行为造成购票者无法享受合同约定的座位，权益受损，则主办方还应承担侵权责任，如交通费、住宿费等。”

付建称，若购票者是通过黄牛购票，黄牛未按照约定提供对应座位或者出售虚假或低质量的门票，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的，也要承担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此事件也提醒广大网友在购票时尽量选择正规渠道，若出现侵权事件，通过合法途径维权。”

潮新闻记者将持续关注事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