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谋略和思想的影响来看，曾国藩排第一；从维护国土和为人品格来讲，左宗棠排第一，从承受的压力和是非争议来看，李鸿章排第一，从处事稳妥和官场周旋来看，胡林翼排第一。

第一，先说说曾国藩。曾国藩的影响很大，在现代，年轻时的毛泽东对曾国藩非常重视，常谈起他，读他的书，而蒋介石更是一生都对曾国藩很崇拜，三番五次提起他。曾国藩的影响一直保持至现在，前几年，中国曾掀起了“曾国藩热”，关于他的书籍成了畅销书。比如，湖南文史研究专家、著名作家唐浩明是国内研究曾国藩的最著名学者，它编辑出版了《曾国藩全集》，创作了闻名世界华人圈的历史小说《曾国藩》，还写编撰了《唐浩明点评曾国藩家书》《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等，成了读者非常喜欢的一位专家和作家，他把近代史上出现的所谓“曾国藩现象”研究得很深，让不少读者了解为什么会有“为官当如曾国藩”这样的话题。曾国藩在清朝所谓的“中兴名臣”中影响是最大的，而他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他的谋略和思想方面，他的高超政治谋略和深刻的思想使他能屡败屡战，最后成为清朝最成功的汉人政治家。

从为官谋略来看，曾国藩的表现是十分出色的，在晚清的乱局中，一位读书出身的文人，能在清朝官场中快速升迁，并利用回家丁忧之际，在满清权贵对汉人掌兵十分忌惮的时局中，白手起家，创立了湘军，这其中的辛苦和韬略不是常人能做到的。曾国藩从文人变成了湘军统帅，成了中国历史上能文能武的杰出军事统帅之一。他以文人的理念治军，以忠孝仁义作为湘军的精神支柱，他使湘军成了超过清王朝八旗子弟，胜过满清绿营兵的最能打的军队，为清王朝打败了太平天国强大的起义军，成了中兴名臣。这其中，他运筹帷幄的官场智慧和极具谋略统帅才能是出类拔萃的。所以，曾国藩在后世的影响很大。

从清朝汉臣的成就来看，曾国藩的成功是空前绝后的，曾国藩在晚清政治局势中，其权势之盛，为清朝开国以来汉人所能达之最高峰。当湘军攻陷了“天京”之后，江南半壁江山实际上已是由曾国藩所掌控，长江以南区域内的总督、巡抚等政治大员，绝大多数是曾国藩的门生或宗亲；当时清廷靠曾国藩所统帅的湘军支撑着。曾国藩这位“中兴名臣”不仅是理学名臣、两江总督，更是执掌着当时最强大军事力量的军事统帅。晚清时期，曾国藩手握重兵，位列三公，拜相封侯，其地位之高在清朝历史上的汉臣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也是曾国藩影响大的原因之一。

从自我修养方面看，曾国藩忍耐、执着和自省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作为文人，他谦虚、内敛、儒雅、执着，特能忍，特能以理智来应对危机；而作为军事统帅，他坚定刚毅、杀伐果断、气度宏大，特有韬略，特能运筹帷幄。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曾大事赞扬曾国藩编著的《挺经》，认为该书提供了“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为官秘诀。李鸿章说的很有道理，曾国藩是特能“挺”的。他之所以能在官场纵横捭阖、一次次升迁，就是因为他特能“挺”。“挺”就是他的为人处世的诀窍。他善于忍耐而求稳，以退来求进；他不惧强压，特有韧劲，能在困境中挺直腰杆，能在厄难中找到出路。他“挺”出了一种文臣特有的忍耐和韬略，他“挺”着一股子统帅的气度。他有一股子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执着蛮劲；他能以超凡的意志去应对极度危险的困境；他善于以出世的心态来对待入世之事；他在兴盛时能思考衰败时的危机；他刚柔相济，以柔克刚，看似无为而又执着于无不为，硬是“挺”到了功成名就。这种特有的修养心性和处世妙方是他之所以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另一原因。

在思想理论上，曾国藩是晚清的理学名家，他以程朱理学为治理湘军的指导思想，他举起捍卫孔孟之道的仁义旗号，借用中国传统思想来对抗太平天国军队的“外来宗教”思想，以宗法政治来对付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其治军理论之高深是近代其他将领所不具有的。曾国藩还善于明用“程朱理学”，暗用“申韩之道”，并糅合道家的“无为之术”，他以传统文化的哲理和谋略来御将领兵，应对太平军。他是最善于利用传统思想资源的近代杰出军事统帅，而这也是他之所以为后世将帅所赞赏和推崇的原因之一。

曾国藩像

在用人策略上，有专家认为曾国藩远胜于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曾国藩善于识人、用人，他知人善任，能用人之所长，大胆提拔有能力有专长的人才。比如，李鸿章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政治韬略，虽然在其他方面他并不出色，但他有了这政治方面的才能，曾国藩便提携他为第一接班人，并让他组建淮军；再如，左宗棠有不少缺点，性情急躁，桀骜不驯，但他有气魄，有韬略，有正气，很能领兵打仗，虽然他屡屡与曾国藩过不去，但曾国藩还是着力培养和提拔他，他助左宗棠干成了一番大事业；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莽撞凶恶，自高自傲，但他勇猛善战，胆识过人，曾国藩就让他统领湘军最精锐的吉字营，成了攻陷“天京”的前线指挥官。再如，湘军中的高级谋士赵列文，水师都督彭玉麟等，皆是被曾国藩量才其用，发挥了很大作用。曾国藩有非常高明的用人策略，致使当时两江总督幕府，人才济济，湘军之所以能不断强大，这与曾国藩的人才策略是有极大的关系的。这也是曾国藩为后世所称道的重要原因。

曾国藩的高深谋略还表现在他能很巧妙地“急流勇退”方面。湘军攻陷“天京”之后，湘军与清廷的矛盾凸显出来了，曾国藩当时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历来，清廷都提防汉臣掌兵权，而太平军败亡了，湘军成了对清廷构成重大威胁的强悍军事力量。曾国藩如果与清廷的关系处理得不好，曾国藩和湘军就面临着“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命运，而曾国藩非常睿智地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处理危机，他让他胞弟曾国荃请病假，裁撤湘军最精锐的“吉子营”，并裁去湘军的相当一部分作战部队。之后，他主动请求停拨江西等地给湘军的厘金；他修建南京贡院，请旨恢复科举考试，整修秦淮河，恢复秦淮河两岸的商业经营等，总之，他尽其所能向清廷伸出“橄榄枝”，表明他和湘军是忠于朝廷的，是不会造反的。这“以退为进”的高明策略，让清廷对他彻底放心，而他却依然能掌握中重要权力，比如，他借助他的门生李鸿章所掌握的淮军，让清廷不敢将他边缘化。他是史上最成功地进行“急流勇退”的军事统帅之一。太平军败亡了，而曾国藩依然能掌控江南的政务，他的家族依然是当时最强势的汉臣家族。因而，曾国藩的“急流勇退”方式，是后世颇受赞赏的高明策略，这使得他备受后世关注。

第二，谈谈左宗棠和李鸿章。

左宗棠与李鸿章是很有意思的两个晚清名臣，一个率直急躁，胆略过人，勇谋兼备，性格鲜明，一身正气；一个老奸巨猾，有胆有谋，熟知世情，手段老辣。有人将他们两人进行对比，说左宗棠正气凛然，胸怀坦荡，而李鸿章老于世故，阴险老辣；左宗棠心气高傲、敢作敢为，李鸿章心机极深，虽善周旋；左宗棠忠诚爱国，李鸿章卖国求荣。当然，这样的对比是漫画式的，有夸张，有渲染，但是，他们两个确实是很不一样。

从他们两个政绩和影响来看，左宗棠收复新疆、忠诚爱国的政绩和品格在晚清“四大名臣”中是排在第一位的；而李鸿章在创建淮军、组建水师、办理洋务、割让土地等问题上颇受争议，就褒贬评价来看，李鸿章在晚清“四大名臣”中是排第一位的。

以对待新疆的态度和主张来看，左、李两人所持的意见是完全不一样的。新疆自汉代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乾隆时代，清军平定西域大小和卓叛乱，收复全部土地，而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把本属于我国“旧疆”的西域命名为“新疆”。而随着清王朝国势的衰弱，同治六年（1867年），匪首阿古柏在新疆自封为王，自立国号为哲德沙尔汗国，宣布脱离清廷。俄国乘机占据了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眼看，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将从大清的实际版图上消失。

在这种局势下，当时的三朝重臣李鸿章向慈禧太后启奏：“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

显然，李鸿章是主张放弃新疆的，如果当时清廷真的接受了李鸿章的建议，那中国就亏大了，从李的这一主张来看，李鸿章确实缺乏爱国心，想轻易放弃中国的土地，这种态度是应该谴责的。

与李鸿章的意见完全相反，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却上奏：“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

在左宗棠看来：“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冠进尺。”

左宗棠熟知西北局势，他执意于收复新疆，不可放弃，胜固当战，败亦当战。在他看来，若是不战自退，将万里腴疆拱手让人，将成千古罪人。这种态度表现了一位久经沙场、铁骨铮铮的老将的爱国之心，他比李鸿章更有爱国情怀，是值得赞赏的。

左宗棠像

其实，李、左之争不单是个人观点之争，也不只是关于新疆放弃与收复的意见之争，而是涉及到“海防”与“塞防”的重大分歧之争。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主要是为了让朝廷把财力使在“海防”上，当时，李鸿章独掌淮军，平定捻军后他军功第一，任直隶总督，创办北洋水师，重“海防”有助于他扩大淮军实力，大力发展北洋水师。当然，也对他提高自己在朝中地位，执掌更大权力是有利的。可见，放弃新疆完全是出于满足李鸿章的个人野心的需要。

还好，最终左宗棠的 “塞防”策略得到多数大臣的拥护，并得到慈禧太后的重视。慈禧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这位雄心未老的近七旬老将，带着当年林则徐绘制的新疆地图，克服了“兵疲、饷绌、粮乏、运艰”等难以想象的的艰难，率领六万湖湘子弟从兰州出发，进军新疆。

1876年，左宗棠指挥多路清军讨伐阿古柏，次年1月占领和阗（今和田），收复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阿古柏在绝望中服毒自杀。左宗棠随即上疏建议新疆改设行省，以收长治久安之效。1879年中俄伊犁交涉时，左宗棠抨击崇厚一任俄国要求，谴责其轻率定议约章，丧权失地，极力主张“先之以议论”，“决之于战阵”。1880年春，左宗棠在新疆部署兵事，出肃州抵哈密坐镇，命令三路大军并进，彻底击溃了阿古柏残余势力，收复大片国土。1881年初，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中国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领土。

新疆收回之后，左宗棠在新疆发展经济，保证军粮供给，兴办屯垦业，使新疆安定。新疆全境收复是晚清历史上少有的巨大胜利，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节节败退，丧权辱国，几乎没有赢得过战争，正是左宗棠为清政府干成了这最让人扬眉吐气的大事，这也是晚清夕照图中难得的一处光彩。江巡抚杨昌睿在清廷恢复新疆建省后去西域，据他所见所感，曾写下了《恭诵左公西行甘棠》：“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可见，在收复疆土、忠诚爱国方面，左宗棠理所当然在晚清“四大名臣”中排名第一。

与左宗棠相比，李鸿章是清王朝没落时期的一位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他是晚清名臣、重臣，他是文武能臣。作为文臣，他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写奏章是一流高手，其政治眼光特别敏锐，他曾是两江总督衙门幕府中的一等谋略人才；作为武臣，他是淮军的创始人，是北洋水师造者和实际掌控者。他见多识广、圆滑老辣。

李鸿章像

李鸿章站在慈禧太后的立场上来处理官场上的事，竭力维护慈禧太后的专制统治，他紧跟在没落的清王朝统治者屁股后面摇尾巴，对慈禧太后俯首帖耳；可是，他又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人之一，他任直隶总督时兼北洋通商大臣。他在清王朝的众多朝臣中，属于对洋务、洋人比较熟悉的；他思想并不守旧，能接受新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能理解年轻人重视西方的观念；他与维新派的关系并非水火不容，与洋务派也能交往得来；他重用盛宣怀搞官商，虽有图私利的一面，但却也表现能与时俱进地接受西方新技术的积极一面。

一方面，当慈禧太后把朝廷的银子拿去祝寿而大肆挥霍时，李鸿章虽明知北洋水师非常缺钱，而且日本想打败中国水师的狼子野心不死，知道当时装备好海军军舰至关重要，但他却对慈禧挥霍银子的事不敢吭一声，忍气吞声作忠臣。可是，在另一方面，他扩大江南制造局，扩建为金陵机器局，接管天津机器局。在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他还提出了“练兵以制器为先”的先进观念。之后，他又督办创立了“轮船招商局”，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天津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等。他促进了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的经营方式转变。

他以督、办实业的务实举动促进了中国迈开近代化步伐，但是，他却又从中揽权图利，让他本人及其家族从洋务活动中大发横财。

在外交上，他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他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与洋人周旋，但却因为清朝实力软弱和他的“和戎”态度而签下一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如，1895年，李鸿章赴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当时，李鸿章被慈禧太后任命为全权大臣，赶赴日本议和，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经过四次谈判，从清政府赔款3亿两白银减少为2亿5千万两，但却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据说，李鸿章曾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后来，有人认为李鸿章“一把骨头一把泪为清政府省下近亿白银，为清政府的苟延残喘做出了极大贡献”，其实，正是由于之前李鸿章紧抓北洋海军权力，实行“保船避战”政策，且贪污腐败，才使北洋海军经费紧缺，甲午海战的失利，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不能算有功而是签下了丧权辱国的合约。

对李鸿章评价的褒贬一直争议不停，他有维护中国的利益，以洋务图强，据理力争的积极一面，但他根本无法改变当时清朝落后的现实，他所签订的合约，有丧权辱国的 ，也有争到不割地的结果的，比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他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了事件，这也表现出他很强的谈判能力和维护清廷的立场。总之，在褒贬评价方面，李鸿章在晚清“四大名臣”中排在第一位。

第三，谈谈胡林翼。

胡林翼是道光十六年进士，授编修，他先后充会试同考官、江南乡试副考官。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咸丰四年，他迁任四川按察使，次年他调湖北按察使，并逐步升任湖北布政使、署巡抚。在抚鄂期间，他注意整饬吏治，大力引荐人才，特别是极善于协调各方面关系，他曾多次推荐左宗棠、李鸿章、阎敬铭等，是官场很有名的“伯乐”。

胡林翼像

曾国藩对胡林翼十分尊重和佩服，他在评价胡林翼在湖北巡抚任上的政绩时说：“以湖北瘠区养兵六万，月费至四十万之多，而商民不敝，吏治日懋，皆其精心默运之所致也。” 曾国藩还认为，胡林翼有是晚清协调能力最强，治理策略最高明的能臣，他自认为比不上胡林翼，曾国藩说：“林翼坚持之力，调和诸将之功，综核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进德之猛。”“润芝（胡林翼）之才胜我十倍。”（《风流儒将胡林翼》益阳新闻网．2009-05-06[引用日期2013-11-23]）

胡林翼文武双全，且能诗能文，书法也非常好，而且，他特能带兵，蔡锷将军特别欣赏胡林翼的军事才能和用兵思想，也欣赏曾国藩的治军方略，在编写兵法时，把胡林翼和曾国藩放在一起，编成了《胡治兵语录》,用于指导和武装他的部队。胡林翼的兵学思想的一个基本点是主张“用兵不如用民”，“用兵”只能治标，收一时之功，“用民”才是治本，享长久安定。

胡林翼于1859年会同曾国藩、多隆阿、鲍超等部击败了太平军石达开、捻军张洛行、龚瞎子联军，攻克太湖城，收复潜山。之后，曾国藩授两江总督，于1861年8月率领湘军等攻克安庆，当时，曾国藩推荐胡林翼为攻克安庆的首功之臣，奏请朝廷加其太子太保衔，给骑都尉世职。曾国藩最佩服胡林翼在官场的协调能力，多次请教胡林翼，求他帮忙。显然，在官场协调斡旋方面，胡林翼在晚清“四大名臣”中是排第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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