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祖籍浙江省浦江县，1944年10月25日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要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出名之后，他的三段婚史就受到不少人关注。尤其是任正非现任老婆苏薇，更是网友关注的焦点。

据悉，任正非的第一任老婆叫孟军，传闻孟军家庭颇有背景，与任正非也很有渊源，在任正非创办华为之前，老婆对他的帮助很大。国企南油工作期间，任正非曾在经营中被人骗了200万，当时孟军就是任正非的上级。

任正非并不止一个老婆，除了与孟军有婚史，还有两段婚史。任正非的第二任老婆叫姚凌，任正非在华为初期时候，他选择和秘书姚凌结婚，并育有一女，名字叫姚安娜。

另外，任正非第三个老婆叫苏薇，据说是四川人士，八零后，是成都电子科大的硕士。据悉目前任正非在深圳的饮食起居，都由苏薇照顾。据悉，任正非现任妻子就是苏薇，网上有她的照片，是一个气质型美女。

感情这种事真的不能勉强，三段婚姻，前两段婚姻都终结了，还好第三段婚姻比较幸福。任正非现任妻子是幸福的，因为她嫁给了一个伟大的男人，一个非常有能力的男人。任正非也是幸福的，因为他的现任妻子持家有道，现在两人生活很和谐。

第一章

谁是任正非？

俗话说：『穷人孩子早当家』『年少得志大不幸』。自小经历了清贫、忍受过饥饿的任正非，随着年龄的增大开始表现出自立自强、积极上进的品格，更在父母的伟大和平凡之间认识到了『不自私』的内涵，这的确难能可贵。

1.不凡的父辈

浙商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明代首富沈万三开始，浙商的特点便随之显露：他们低调且和气，在生意上却从不收敛丝毫的精明，敢想敢做，一击必中。任正非带领的华为，也一样不缺乏这样的“稳、准、狠”，冥冥之中，似乎与浙商后裔这个身份有着“一切都是天意”的联系。

出生在贵州安顺地区镇宁县的任正非，祖籍便在浙江金华。

任正非的祖父名叫任三和，来自金华市浦江县黄宅镇的任店村。任店村的居民依山傍水而居，面前是流水潺潺的浦阳江，身后是钟灵毓秀的官岩山。有山则有灵，有灵则有庙。在官岩山上就有一座官岩寺。明代文学家宋濂曾经到过此地，写下一篇《官岩教寺记》，其中提到：“俯瞰县北岩坑，仙华诸峰如万马东行，或驻或跃，而浦阳江之水蜿蜿蜒蜒，又如白龙南飞一泻数十里，绕岩腹而去，周围原野星罗棋布……诚天地间胜绝之地也。”这座始建于唐朝的古刹，陪伴着当地人走过了无数风风雨雨，见证了这个桃源之地的种种变迁。

在任店村，任姓是个大姓。任三和是任店村的能人，他有一门在黄宅镇远近闻名的手艺——制作金华火腿。他做出来的火腿色泽金黄、纹理明显，味道更是无可挑剔。凭借这门手艺，任三和盖起了一座气派的四合院，街坊邻里无不羡慕。

说起这个四合院，似乎与今日的“豪宅”不相上下，“雕窗花”便耗时三年光景，实在惊人。与这种外在的“奢侈”相映衬的，即是任家的优渥生活。那时的任家虽非首屈一指的大户，也着实衣食无忧。

任三和积极上进，在那个年月娶妻生子便不是难事。等儿子降生时，心气高又有不甘于人后特质的任三和给孩子取了个很出众的名字——任木生，字摩逊，意为儿子长大后不逊色于他人。任三和哪里能想到，不仅仅是任摩逊没有辜负自己的期望，连任摩逊的儿子、自己的孙子——任正非，也一样不负所望。

任摩逊自幼聪慧，好学、善学，再加上家境殷实，没在学业上受过磕绊。1931年，他考上了北平民大经济学专业，随后在父母族人的期许中去学校就读。

这一年局势骤变，日本开始入侵东北。任摩逊和满腔热血的青年学生积极参加了各种救亡运动。在炮火连天的动荡时局之下，任摩逊远在浙江的父母相继病逝了。突然间，他断了经济来源，无奈之下，只好辍学回家，在一所普通职业学校任教，以维持生计。

一次机缘巧合，任摩逊在同乡的介绍下来到了位于广州的国民党412军工厂工作，任职会计。在抗战期间，这家工厂先后迁址广西、云南、贵州。

颠沛流离的生活并没有让任摩逊丧失对人生和国家的热爱之情。他私下里宣传抗日，组织讨论会，用行动抒发着自己的爱国情怀。任摩逊的举动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们计划追踪抓捕他。

察觉这一情况的任摩逊不得不另做打算，他以送同乡回老家为由离开了工厂。可不久之后，他不得不又离开家乡。因为特务们一路尾随、纠缠不休，他佯装得了恶疾，委托村里人用被龙（类似于轿子）把自己抬到了当地的火车站。为了不给老家的人带来麻烦，也为了找个安全的避难所，他乘着继续南下的火车再次回返贵州，在这个看似危险实则安全的地方开始了自己的后半生。

在喀斯特地貌的山区，人们都知道那句顺口溜——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恶劣的环境造成了贵州山区落后的现实，经济的滞后更制约着这里的发展。不过，冥冥之中自有定数，重返贵州的任摩逊再执教鞭，还结识了任正非的母亲——程远昭。程远昭虽然也是在这个落后山区里长大的姑娘，却在父母的支持下念完了高中。在结识了任摩逊之后更是受其影响，开始自学，最后成了一名数学老师。

1944年10月25日，任摩逊和程远昭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爱情结晶。这一年，任摩逊34岁，程远昭17岁。看着这个呱呱坠地的儿子，任摩逊想到自己这些年的经历，个中是非交错，一时百味杂陈。这世间的是非永远没有定论，也永远不会彻底地平息。但是，任摩逊希望自己的儿子在以后的人生中能明辨是非，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任正非”的名字，也就这样落定了。

任摩逊和程远昭夫妻俩一共生育了7个孩子。在那个特殊年代，他们所要承担的生存压力可想而知，尤其对程远昭来说更是如此。

那时，任摩逊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教育上，家里的担子只有程远昭一个人扛。虽然如此，她却从不抱怨，朴实善良、性格开朗的她成了这个九口之家的顶梁柱。战乱年代，她要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躲避枪林弹雨，而是如何应付柴米油盐。

在家里，程远昭总是把其他人照顾周全了才顾得上自己。有时候，把家人张罗着都吃上饭，她自己便开始拾掇灶台，等活计都干完，家人又都吃完了饭，她又得开始忙前忙后。每每吃不上饭，成了常有的事。

程远昭身上有着典型的中国优秀女性的特质：勤劳、耐苦、慈爱、不服输。比如，她生孩子当天，便下地做饭；忍饥挨饿，时而有之；用野菜、树叶为孩子们做“特别”的美味……她的这些特质，十分难得，也自然影响着年幼的任正非。

社会物质的匮乏让底层的百姓度日艰难。任家的生计全赖任摩逊和程远昭微薄的工资维系。在任正非的印象里，每个学期两三元钱的学费最让母亲发愁，逢上月底，母亲总要四处奔走借钱，有时要走上几家才勉强能借到三五元得以度日。如此清贫的生活，的确让人心酸。

生活是艰辛的，可无论怎样难熬，任摩逊和程远昭从不多吃一口粮食，家里实行“分餐制”，以求家人中没有被饿死的。程远昭身上的母性光辉此时也愈发夺目，她那份本就不多的口粮，总会出现在急需填肚的孩子的碗里。

这段难忘的岁月，让任正非初尝了人生艰辛的一面。每日饥肠辘辘的他，哪里还有心思读书？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吃上一个白面馒头。

后来，直到他高考前，吃白面馒头的愿望仍未达成，倒是可以吃上一个小小的玉米饼了。这是程远昭对儿子的另一种爱吧，她希望儿子可以专心复习。而任正非也知晓，这小小的玉米饼来之不易。他曾说：“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弟妹的嘴里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在极度饥饿中度过很长一段岁月的任正非，从父母及家人身上汲取了巨大的动力。19岁时，他考上了大学，这份成绩也算是他对父母及家人的报答。

日后，任正非曾感慨：“我的不自私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之所以这么成功，与我的不自私有一点关系。”

任摩逊和程远昭，以言传身教的方式传递给了任正非无穷的力量。这对不俗的父母，似乎也注定会养育不俗的后辈。

2.一个特殊的时代

俗话说：“穷人孩子早当家”“年少得志大不幸”。自小经历了清贫、忍受过饥饿的任正非，随着年龄的增大开始表现出自立自强、积极上进的品格，更在父母的伟大和平凡之间认识到了“不自私”的内涵，这的确难能可贵。更难得的是，没有天赐良机、在学校成绩又不算出类拔萃的他凭借顽强的意志，在1963年以中上的成绩考入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这是他另一种人生的开端。

进入大学，任正非的心思全在不辜负父母恩情上，因此学习十分刻苦。按常理，苦学几年，等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工作单位，赚钱孝敬父母，这一切是可预见的。不过，任正非所在的时代并不允许他这样顺利，更不允许他这样“平凡”。

任正非在大学的前三年时间里废寝忘食，刻苦读书，谁知马上就要毕业时突遭变故，任家上下都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风霾之中。

任摩逊是知识分子，其背景和职业经历让他扣上了“臭老九”的帽子，很快身陷囹圄。受难期间，任摩逊常被造反派推到大街上游街示众，头上戴着高帽，脸被涂抹得漆黑，其惨景令人内心震颤。

那时，跟任摩逊有同样遭遇的人有许多，不少人因无法承受身心之苦而选择自杀，可他的脑子里被7个儿女的生活大计所占满，全然忘却了这份苦和难。他给自己打气，一定要活在这个世界上，自杀无异于“自绝于人民”，更何况自己的长子在读大学，这一切都成了他坚不可摧的生存希望。

在牢狱中的任摩逊心心念念都是希望儿子的学业不会因此受阻，程远昭在写给儿子的家信里也对孩子他爸的遭遇绝口不提。

这时的任正非还不知情，家里的变故都藏在了母亲善意的谎言中。也正得益于程远昭的隐瞒，任正非才能更安心地在学业上步步登高。他将高数的习题练习册从头到尾温习了两遍，在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简易逻辑和哲学等学科上也下了苦功，甚至还选修了3门外语，并将4本厚厚的《毛泽东选集》奉为圭臬，闲暇之余不断地阅读着、品味着，慢慢地汲取其中的精华。

这段时间，相当于是父母为任正非创造出的安稳时段，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1967年的一天，任正非从一位贵州老乡的口中得知了父亲的遭遇。心急如焚的任正非决定马上回家探望，由于不能买到车票只能偷着“蹭”车回家。

在一路小心谨慎地“扒火车”之后，任正非没能躲过因没有车票而被造反派们痛打或是被列车管理人员赶下火车的遭遇。不过万幸的是，一路颠沛，再加上徒步十几里的夜路，他总算回到了家，目睹了家中的一片狼藉。

幸而，在监狱中被多次羞辱的任摩逊终究被释放了出来，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家庭生活从此就风平浪静。任摩逊每天还要在造反派的监管下做各种苦力，经济上更遭到了无情的打击。此时的任家，每个月的生活费甚至只有10元，其贫困和不堪程度令人唏嘘。

为了分担家里的重担，任正非的6个弟妹不得不外出找活干。可他们太年轻，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活计，换取的薪水也就显得微不足道，支撑家里开销的担子仍然落在了程远昭肩上。

程远昭一边在家里扮演着丈夫的“挡风墙”的角色，一边又要在外面抬土方、挖沙子，甚至做巡道工。肉体和精神长年处于紧张的状态，让她心力交瘁，听力受到损害，还不幸患上了肺结核。

家中所遭遇的一切，任正非历历在目。痛心疾首之余，他觉得自己愧对父母。任摩逊倒是打起了精神，在困境和压力下仍表现出难得的强大意志，这也给了任正非莫大的勇气。他想到，如果要做一个孝子，就得马上回去继续在学业上深造。

任摩逊不愿让儿子耽搁学业，拒绝任正非在家里多照顾父母几日的请求，催促他马上返回重庆，更把自己穿的翻毛皮鞋给了儿子，鼓励他在最后的大学岁月里不要因心疼父母而虚度。

多年以后，任正非在回忆起这一幕时不无心痛地说：“我当年穿走父亲的皮鞋，没念及父亲那时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更需要鞋子。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太自私。”

任摩逊在送别儿子返回校园之前，再次叮嘱儿子，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中国的社会讲求的永远都是“学而优则仕”。只有在知识上过强过硬，未来才能更体面地照顾弟妹、回报父母。

回到学校以后，校内所有的学习活动都因时代的变故若存若亡。任正非不在乎这些，咬紧牙关，在僻静无人之处打开《毛泽东选集》，在伟人的思想里汲取着人生中永恒的积极能量。

除了对毛泽东的著作手不释卷，他还特别喜欢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早年被军事智慧洗礼，使他日后在商场博弈中也更有底气。

特殊的时代使任正非本已苦不堪言的家庭也随之变得更加千疮百孔。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早年的坎坷归咎于时代的不幸，而是将其化为另一种动力：“‘文化大革命’对于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了，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书呆子。”

任正非在命运的泥淖中脱颖而出，在完成了大学所有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后，踏上了崭新的人生之途。

3.军旅生涯

大学毕业的任正非，在同时代年轻人中算是比较出色的。他理工基础雄厚，掌握了数门外语，而且文科实用水平颇高，对毛泽东思想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这些能力集于一身，即便放在今天，也不失为高级的社会人才。在那个政治风云谲诈多变的时代，如他一般的人，实属罕有。

1967年，在离别了苦难交织的家庭以后，穿着父亲皮鞋的任正非面临着毕业以后的就业问题。尽管时局动荡，但他总算在1968年中迎来了分配工作的机会。

按照当时的通例，任正非应当成为工农大军中的一员，然而，他毅然决然地选择应征入伍，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非工非农，他成了兵。

任正非的职业定位十分鲜明：“一个人再有本事也得通过所在社会的主流价值认同，才能有机会。”

任正非对军旅生涯有着理想主义般的憧憬，但一个敏感的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他的父亲曾在国民党军界中担任过文职，“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被以“臭老九”和“走资派”的名义批斗过，在政审过程中一旦涉及这些因素，他的军人梦会在瞬间破灭。特别是在那个人们普遍畸形地认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时代里，一旦翻出任摩逊的问题，任正非就不可能开启军旅生涯。

万幸的是，没有十足把握的任正非在军人政审过程中，看到审核方对父亲的个人问题并未做出明显的评价态度，这让他十分欣慰。究其因由，也许那个时代被斗倒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多如牛毛，任摩逊普普通通，并不惹眼，掀不起多大的波澜。

侥幸跨越了这道坎儿，任正非在学问上的优势逐渐在被军队录取后表现了出来。尤其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他这样的人更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那时，国际博弈同样激烈，美国和苏联在各自全球战略的扩张活动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着军事技术，虽然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但科技强军时代的到来反而印证着一个“科教兴国”的新时代已经不期而至。

任正非在大学期间主攻技术专业，而军队中最缺的就是技术人才，他顺理成章地成为基建工程兵中的佼佼者。从1968年应征入伍到1982年以副团长的职位成功实现干部转业，14年的军旅时光是任正非认为的最美好的人生阶段。

问及任正非缘何放弃进工厂企业的机会，去过艰苦的军队生活，他后来道出的缘由是“锻炼自己”。这会被认作敷衍的回答，但从他后期的商界成就来看，这“四字箴言”意义非凡。

在军队的确又苦又累，却也能够提炼出最具男儿本色的坚强气质。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社会调查：在广东省深圳市这个最早的经济特区当中，企业大腕们绝大多数都是转业军人出身。而任正非，便是十几年后最为出类拔萃的一位。

任正非在军队的作用在新兵时就充分显露出来了，因为他掌握着军旅中至关重要的工程技术，地位自然高于普通新兵。他所属的部队是成立于1966年的基建工程兵部队，是解放军体系中新成长起来的一个新兵种，在国家基本工程建设和国防施工布局方面地位很高。特别是在周恩来眼中，这个崭新的兵种在新中国出现后最大的优势便着重体现在12个字上：“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

任正非所在工程兵部队很快有机会参与了一项规模庞大的军事工程的建设任务，这项工程的代号叫“011”。

早在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战略意义就得以凸显。到了新中国时期，政府意识到在这片风水宝地上兴建一座大兵工厂，增强新时期的国防实力已是刻不容缓，因而才选出精兵强将去完成任务。

有幸参与其中的任正非和他的战友们所要做的，是建立起成规模的军用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制造工厂。这项任务很对任正非的心思，因为工程的地点设在贵州省的安顺地区，这是他的老家，他能“忙里偷闲”地回家看望父母和弟妹们。

在兴建兵工厂的过程中，任正非还获得了一种特别的赞誉。这种赞誉，不在于他有多么卓越的功勋，而在于他比较突出的思想觉悟和文化素养。他对毛泽东的著作了然于胸，战友和领导们纷纷称赞其为“学习毛泽东著作标兵”。

经过这次军事工程的建设任务，任正非更体悟到了团队的力量和组织的重要性，这些都为他日后创建华为团队发挥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任正非的科技素养很高，在技术发明中表现优异，特别是两次对国家科技空白的及时填补，不禁让领导和战友们交口称赞。在他和各位战友的共同努力下，总装厂、防空洞、飞机洞库以及试验场地等数十个项目基地都在限定的时间内竣工。

表现出色的任正非很快当上了领导。

任正非在工程兵队伍中继续深造着、成长着。1974年，他迎来了更好的时代机遇。

这一年，邓小平同志开始了对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整顿工作。这也对军队产生了影响，具体表现为军用设备的空前增值。由于中国在联合国中已恢复了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在提高国际地位的同时，也加强了与欧洲各国的和平外交，英、法、德等欧洲强国的许多先进的科技设备开始引进中国市场。

基建工程兵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展当中，这些设备在军队中的运用发挥出了巨大的实用价值。

虽然由于父亲的背景原因，任正非在军队中除了一个“学毛著标兵”的口头嘉奖之外，再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嘉奖，但正是这些看起来的遗憾，让他养成了淡泊名利、宠辱不惊的心态。后来他曾说：“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但是，“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培养了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

任正非的军旅生涯，是他此生中非凡且意义重大的气质锻造时段。

4.转折：另一种人生的开始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国的经济终于回到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上。这一年，任正非32岁。

受制于时代的特殊性，加之父亲的因素，任正非在部队长时间没能入党。待“四人帮”被粉碎，部队首长在重新审视任正非的家庭背景后最终同意他入党。就这样，任正非终于成了一名党员，之后，大量的荣耀也不再因他往昔的身份而吝啬，都争相扑向了他。

多年后，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意味深长地回忆道：“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就直接去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外调，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我终于入了党。”

1978年3月，国家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使得知识精英们的社会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任正非有幸出席全国科学大会。

参加这次科学大会的与会知识精英共计6000多人。值得一提的是，35岁以下的“新兵蛋子”不足150人，任正非是其中之一。任正非不但参加了这次科学大会，还在多年以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两次经历，让任家上下引以为傲。

任正非的军旅生涯进入了“黄金时代”，但“革命与战争”时代带给全家人的创伤是很难抚平的。这虽未曾加深任正非本人对社会的抱怨和不满，却让他在这段“激情岁月”中得到了一个深深的教训：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苦练技能，并紧随社会发展，与时俱进。

任正非所想不虚，他所得到的一切当真在国家政策的变动中清零了。随着“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到来，国家实行了大规模的“裁军”。

经历过风浪的任正非对这种变动没有过大的心理波动。尽管他对军旅生涯依依不舍，但并不担心回到早年那个物质生活极端匮乏的时代。更关键的是，他是军队中的技术骨干，不会成为首批裁撤对象，而且部队的领导也已准备将他分配到一个军事科研基地。

此时，任正非已有家室，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孟晚舟和儿子任平很依赖他，一时间，任正非陷入了两难的窘境。

孟晚舟和任平系随军家属，姐弟俩常年随同父亲的工程部队调动，没过上多少安顿的日子。这种现实，更让任正非无法抉择。

任正非一共有过三次婚姻经历。他的第一任妻子叫孟军，是孟晚舟和任平的生母，她在任正非中途事业不畅的时候离去。后来任正非又先后结了两次婚，两任妻子分别叫姚凌和苏薇，都是华为的秘书。

孟晚舟上初中时，程远昭曾把她接到贵州都匀一中，但那时她功课基础较差，学习比较吃力，每一次期末考试的成绩都不尽如人意。直到升入高中，经过不断的努力，她的学习状况方见起色。而任平作为家中的幼子，性格又相对晚熟，学习上更是不乐观。

任正非考虑到儿女的前途，意识到自己如果选择留在科研基地，虽然个人前途光明，可是对于儿女来说多少有些不负责任。任平的学习成绩每况愈下，孟晚舟想求上进却被各种客观因素所束缚，这些现实困扰着任正非，令他陷入了巨大的愧疚深渊。孟晚舟甚至曾经这样对任正非说：“爸爸，如果我考不上大学，你要为我的前途负责。”

为了儿女，任正非最终选择转业。1982年，任正非离开了军队，他把目光投向了最具发迹希望的广东深圳。

20世纪80年代，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发展的主流，一时间，人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聚焦在经商办企业上。贫穷和出身，已不再是个人发展的桎梏，企业家、公务员和作家在这个新时代里都成为值得尊敬的职业。而邓小平同志为了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国家政策，将广东和福建的几个城市划为“经济特区”，其中就包括了广东的深圳。

1982年，离开军队的任正非紧随时代潮流，南下深圳，进入南海石油集团，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任正非凭借不断累加的业务经验和出色的业绩，被分配到南海石油集团下属的电子分公司，成了独当一面的经理，他由此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经商之路。不过，这看似简单又顺理成章的一切，仍裹藏着太多难以料想的难题。

在多元化的职业遴选中，“隔行如隔山”始终会是首要的制约因素，习惯了行伍生涯中的雷厉风行和直来直去，任正非在讲求变通和灵活的商海竞争中自然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一些难以预料的变故。陷入这样的窘境，他当如何是好？

5.华为诞生记

任正非在部队里表现很出色，领导和战友们对他都刮目相看。不过，纵然往昔的经验再丰富，他在下海经商这件事情上却是头一遭，全然不能把以往的经验以“拿来主义”的方式直接使用。任正非在职场上有过两三年的拼搏，但在商场上只算得上是毛头小子。与很多企业家一样，任正非在功成名就之前，也有过惨痛的挫折与失败。

任正非在南海石油集团下属的这家电子公司里坐上了经理的位子，一门心思做好本职工作，很快工作便有所起色。但是任谁都想不到，看似波澜不惊的表面下实则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危机——来自商海的风险落到了他头上。

那是一项很意外的经济往来，毫无理财经验的任正非被一家居心不良的贸易公司轻易地骗走了200万元！

200万元！且不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价值，即便搁在今天，也可说数目巨大。顿失这笔资产，任正非在南海石油集团里的地位岌岌可危。不久，他离开了这个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地方，不得不在事业上另辟蹊径。

远在贵州的任摩逊和程远昭闻听儿子遭遇这般难事，如遭了晴天霹雳一般。任正非倒是心宽，没有被打垮。他自幼好强，这种挫败对于一个从小缺乏商机意识、在贫困中挣扎奋斗的人来说，可能不算最糟糕的事情。只是，父母挂念儿子，两位老人不远千里赶到深圳，希望能以亲情来化解儿子的忧愁、烦躁。

于是，任正非的小家变成了大家，他开始“上有老，下有小”了。一家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面，连做饭、吃饭都只能在阳台上解决。为了节省花销，任摩逊从不上街买香烟，只吸从贵州老家带过来的劣质香烟，程远昭只在集市上挑选剩下的鱼虾和最便宜的蔬菜，一家人的生活实在是捉襟见肘。

虽然困难重重，任正非并没有被吓倒。这时，他打定了创业的主意。

一个好汉三个帮。任正非在遭遇如此变故之后，开始了解单打独斗的弊端，没有志同道合者的帮衬，想要干成一件事实在困难。于是，他联手在商海中结识的五位好友，筹措了两万元钱，草草地创办了一个名叫“华为”的公司。

“华为”，顾名思义，就是“中华有为”。任正非在人生的低谷阶段仍心系“中华有为”，他的这份爱国之心实在难得。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成立了华为，并不意味着马到功成，任正非与伙伴们仍要面对诸多挑战。

公司成立之初，资金短缺、经验有限，这些都成了发展的阻力。任正非和好友只能“打游击”，什么赚钱就做什么，比如养生保健领域中的减肥药品、安保设施中的火灾报警器和气浮仪等，颇有饥不择食的味道。令人欣慰的是，在经历一段时间后，华为的经济压力开始得到缓解，这是很大的成效。

得益于早年的历练，任正非颇具眼光。在华为有了盈余能拿出一部分钱做别的业务时，任正非积极寻找新的创富机会。

在同友人的交流中，任正非了解到一些具有开发潜力的新行业，其中最令他着迷的是交换机。

当时，市场经济环境正在改善之中，服务设施有了更大的“被需求”空间。工矿企业、酒店宾馆乃至公安部门，为了实现人力资源管理效率和质量的双重提高，都会购买适合的交换机，它也由此成为这些工作体制中比较抢手的技术设备。

有了目标，任正非说干就干。华为很快成为香港鸿年公司HAX交换机的代理商。

那时候，以销售HAX交换机为主的大陆企业不少于200家，但这些企业良莠不齐，其中不少企业的产品质量备受争议。有一些是企业自行生产和研发的交换机，质量很差，不能满足工作便利的需求；还有一些是从国外和港澳等地进口和输入的原装产品，虽然性能不错，但价格昂贵。

摸清了现实后，任正非意识到，HAX交换机一定会让华为尝到甜头，但在这之前还要做些准备。于是，自代理了这种交换机后，“华为团队”在质量和服务上大下苦功，由此得到了客户们的赞誉。

口碑效应的确强大，客户一传十、十传百，华为赢得了空前的市场效益，订单数量与日俱增，甚至使得香港鸿年公司一度“中断”现货供应。

摸透了交换机的销售门路，任正非很快让他的黄金搭档郑宝用组织起“攻关团队”开始搞研发，力图在最短时间内推出新款交换机，抢占市场。

郑宝用是何许人也？

他是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出身，是清华大学的博士。这个人技术强，颇具创新意识，有战略头脑，因而被任正非看中，成为华为的“元老级”人物。

兵贵神速。经过一番苦心研发，第一批成果摆在了任正非眼前。这就是48门HJD48交换机。这种交换机虽然不见得一定比HAX交换机更实用，但毕竟是华为自主研发的成果，起码在品牌上赢得了先机。

果不其然，在HJD48交换机走向品牌市场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华为取得了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这足以让人大吃一惊！很多人开始关注华为这个年轻的企业，慕名来投。这一年的华为，员工数量从当初的6人增至100多人。

再次打了胜仗，任正非干劲更足，但他不满于此，上进的他悉心寻找新的目标。很快，程控交换机跃入他的眼帘。

当时市面上的交换机种类繁多，程控交换机是其中使用价值最高的，同时，它对技术的要求也最高，需要投入的经费也最多。这种程控交换机可以用于企事业单位内部的沟通，甚至还能展开长途交流。

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种技术含量颇高的程控交换机仅仅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出现过，至于正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要造一部程控交换机，其难度不亚于詹天佑时代的清政府想要修建京张铁路。

困难摆在眼前，而且难比登天，任正非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