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9月21日，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的课堂上，叶公超教授正在上课。来听课的学生很多，所以叶教授没有留意到，有一个人逃课了。

这个逃课的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

“我以为老叶不上班，他却上了。我没去，不知放了些什么屁。”

此人逃课都逃得这么理直气壮，可以称得上是逃课界的一股清流了。

他就是季羡林。

季羡林，是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人们对季羡林的印象，可以用张中行老先生的话来概括：学问精深，为人朴厚，有深情。

但其实，季羡林还有另外一个特点：真实随性。

他好像一条狗啊

前段时间，清华大学蹦迪的视频霸屏。让人们认识到，学霸的世界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苦大仇深。

时间回到19世纪30年代，在清华读书的季羡林，校园生活也非常丰富。读书、翘课、去看女子篮球员的大腿、写书评骂人、与友人出游、畅谈，季羡林样样不落。

1933年11月11日，那时候还没有双十一，季羡林百无聊赖，所以决定午饭过后进城去会朋友。并在临行前，与他的北大朋友约定晚上找他。

进了城，季羡林却没能找到朋友：

“过午进城，先到静轩处，不在；又访印其，不在；到盐务里去访他，仍不在；折回来又访他，依然不在。”

用“四处碰壁”这四个字，来形容季羡林一下午的遭遇，也不为过。季羡林无奈，只能站在天桥上，看了半天车水马龙。

不过这还没完，黑夜已悄然而至，终于到了与北大友人约定的时间，季羡林的手电筒又出了毛病，只能摸黑进去找。

由于季羡林对北大宿舍不熟悉，又没有手电筒，东摸西碰费了好大劲，才找到友人。

过后，他形容自己好像一条狗：

“当时真如丧家之犬，一切对我都不熟悉，何况又在黑暗里。”

那时候还没有星爷的无厘头，季羡林开了先河。

打脸的事，总是来得很快

除了嘲笑自己，季羡林大学时主要干另外一件事：读书换饭碗。

1930年，季羡林同时被清华和北大录取。他左思右想，选了清华。原因是，季羡林认为上清华，可以更好的抢饭碗：

“我老觉得学生生活的高贵，尤其是入了清华，简直有腚上长尾巴的神气。”

至于读书有什么意义，对他来说，没什么意义，只是为了饭碗而读书。所以，季羡林虽然每门课都认真学习，并且每天苦读，前途却仍然一片迷茫。

转眼，季羡林就要毕业了，碗还没抢到，他很着急：

“我对学生生活起了反感，因为学生生活在学校里求不到学问，出了校门碰壁。我看了这些摇头摆尾的先生，我真觉得可怜呵！”

只不过有时候，打脸的事总会来得很快。

1934年，季羡林大学毕业，仍然没有找到工作。此时，他的母校济南高中抛来橄榄枝，请季羡林回去当国文教员。终于，季羡林也成了摇头摆尾的先生。

人生呢，无非是你嘲笑嘲笑别人，别人又嘲笑嘲笑你，而已。

特殊的朋友

季羡林没有被嘲笑多久，短短一年之后，季羡林就去德国哥廷根留学了，并且一去就是十年。

正是在德国，季羡林结识了一群特殊的朋友。

有一天，季羡林忽然接到地方法院的一个通知，命令他于某月某日某时，到法院里出庭当翻译。

通知上标明：不去，则罚款一百马克；去，则奖以翻译费五十马克。季羡林啼笑皆非，只好遵命前往。

到了才知道，被告是浙江青田商人。在法庭上，也须“重译”才行。被告不但不会说德国话，连中国普通话也不会说。于是又从他们中选出了一位能说普通话的，形成了一个翻译班子。审问才得以顺利进行。

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这一位被告在德国，走街串巷贩卖小商品，还缺斤短两忽悠德国老太太。德国老太太们吃了亏，一气之下就告上了法庭。

有几个原告出了庭，指明了时间和地点，并且一致认为是那个被告人所为。被告人矢口否认，振振有词，说在德国人眼里，中国人长得都一样，有什么证据说一定是他呢？

这样你来我往几个回合后，把法官们都弄得大眼瞪小眼，无言以对了。于是，他们扯了几句淡，就匆匆宣布退庭了。

临走时，一位警察跟季羡林说：“你们这些老乡真让我们伤脑筋，我们真拿他们没有办法。我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人来告，我们就听之任之了，反正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季羡林却同他开玩笑，劝他两只眼都闭上。他听了大笑，同季羡林握手而别。

退庭后，一群青田商人簇拥着季羡林，到了他们住处。他们的住处很简陋，基本都是地铺，更谈不上有什么家具，看了让人心酸。

他们请季羡林吃饭，绝口不谈法庭上的事。季羡林偶然一问，他们就说：这都是家常便饭，小事一桩。同他们德国人还能说实话吗？

季羡林听了，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想着这一批祖国来的青田商人，在异域奔波，不知道有多少危险，有多少困难，辛辛苦苦弄点钱寄回家去。不少人客死异乡，即使幸存下来，也是十年八年甚至几十年回不了家。

他们不懂德语，也不识汉字，无依无靠，没有留学生肯同他们打交道，季羡林同情他们，直想流泪。

就这样，虽然是他乡萍水相逢，彼此也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这群背井离乡的青田商人，却成了季羡林的朋友。

命运没什么不同

其实，季羡林自己又何尝不是背井离乡呢？与其说，季羡林不畏别人的眼光，而是遵从内心，与青田商人做朋友。倒不如说，季羡林是在接纳真实的自己。

季羡林小时候，是一个很外向很调皮的孩子，打架逃课样样不少，绝不是现在世人看到的内敛的性格。

六岁的时候，季羡林便离开母亲，去济南的叔父家求学。这一去，便再也没能回到母亲身边。

在他乡，季羡林是个不受待见的孩子。不能躺在婶母的怀抱中打滚撒娇，也不能无拘无束地玩耍，无时无刻都要扮演着小大人。

叔婶并非父母，虽以礼相待却也总感到生分。而且，平日里叔婶做衣服，有时会自然而然地忽略季羡林。在平常琐碎的小事中，也会偏心自己的亲生女儿。

这一切，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是天大的事。时间久了，在季羡林潜意识中，难免留下些印记，从而影响到季羡林的行动，让季羡林从一个调皮的孩童，逐渐长成一个内敛的人。

人贵有自知之明

认清事实，收起张扬的个性，季羡林成了一个脚踏实地的人。

季羡林的家庭，属于那种刚能吃饱饭的。季羡林作为季家唯一的男孩子，读中学，唯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能抢到一只“饭碗”。

于是，19岁的季羡林没有第一时间考大学，而是去报考了邮政局。

那时候的邮政局是洋人开的，不管时局如何动荡不安，洋人的地位却从来没变过。所以，考上邮政局，就意味着得到了“铁饭碗”。

一碗在手，则终生会有饭吃，衣食永无忧。季羡林的叔父，也希望他在高中毕业后，能抢到这样一只饭碗。

季羡林若能考上，可以当一名邮递员。如果肯吃苦耐劳，又不出娄子，干上十年或者二十年，就可能熬到一个佐长，那样，在邮局里好歹有个小官当；虽说平淡无奇，可也平安快乐，也挺好。

结果，过了初试，面试的时候，却因为面试官看季羡林不顺眼，把他刷掉了。

季羡林没考上邮政局，却也没想过做什么学者，读清华，也就想着能找一个工作，有饭吃。对他而言，做邮务生，或者做一个农民，和做学者并没有区别。所以，季羡林从骨子里，对自己的认知是普通人。

季羡林并没有优越感，反而心里踏实脚踏实地。没偶像包袱，反而更真实。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季羡林经常告诫自己：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白岩松采访季羡林时说：“先生已经写了800多万字了”，季羡林却说：“那里边水分也不少”。

他的《清华园日记》原本在出版时，可以将“妈的”和“看大腿”等字眼去掉的。但是，季羡林说，没什么不能看的。

不被世事的繁杂所左右，不被“大师”的头衔扰乱心智，永葆真我，不做圣人。真实随性，了然一生，这样，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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