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暴君，那莫过于商纣王了，此人在传说中可谓是凶残异常，其宠幸妖妃妲己，杀害忠诚比干，发明“炮烙”等酷刑虐待人民，最终在商周决战（牧野之战）中，竟然逼得己方军队都倒戈，断送成汤28世天下。

但是，有一个可能令人颇感意外的事实：商纣王很可能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人，商周易鼎的历史和大家印象中那种“无德让有德”也不太一样。

怎么这么说呢？关于商纣王史书写得很清楚啊，但是，大家注意一点，商纣王和后面的隋炀帝等暴君不太一样，隋炀帝的时期好歹还是中古，有很多历史记载，还有考古证据，隋炀帝的暴虐基本不能否认，但商朝嘛，它离现代太久远了，所以关于商纣王的史料其实有些迷雾。

目前在考古学上，学者认为，殷墟遗址的1567号墓是帝辛的墓。而关于商纣王暴虐的记载，基本都是周朝灭商之后遗留的，那大家应该明白了：周朝可能说商纣王的好话吗？周朝灭商以后，纣王与夏桀一起被当作是暴君的典型，但经过研究，近年以来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怀疑。

殷墟

近代史学家顾颉刚综合考证，发现纣的70多条罪状都是周朝以后逐渐增加，剧情也逐渐强烈，战国时期增加了20项、西汉增加21项、东晋增加13项……大家应该有常识，关于史书记载，距离时代越久远的就越不可信，所以商纣王的这种“暴君形象”，很可能就是后世故意树立的一个反面典型。

子贡就觉察到这一点，他表示：【帝辛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第十九》。

帝辛

那比较久远的记载是什么样的呢？《尚书·牧誓》中：周武王只列举了帝辛的四条罪状，听妇人言、不认真祭祀、不重用亲戚、任用逃犯做官，这其实反映出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商与周的制度文化出现了差异。“听妇人言”、“不重用亲戚”与“任用逃犯做官”，其实反映出的是商代比较松散，其有着很强的母系社会残留所以女性地位相对较高；有一定的原始民主残留，所以“不重用亲戚”与“任用逃犯做官”，但周部落已演化出了完整的礼乐制度，而对商朝的作为表示怀疑。

从现在来看，似乎商朝还进步一点：女性有一定权力，政府不任人唯亲嘛。但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就像很多人很难理解从原始民主走向奴隶制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一样（其实这本质反映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在当时的情况下，商周的差异体现的是周朝奴隶社会更进一步的发展，社会规章制度化，国力更强。

武王伐纣

而且，这其实只是一个方面，事实上周朝的制度更先进，西伯昌返国后，周朝团结贵族与国人，礼贤下士，共有八虞、二虢等等贤人相助。制定“罪人不孥”与“有亡荒阅”等管制奴隶的法律，周朝对奴隶的利用效率远远高于商朝，统治集团内部也远比商朝团结。商朝和周朝之间的对比其实有点类似甲午之时的日本和中国，周朝虽然体量相对小，但制度等方面却先进的多。

那商纣王本身是什么样的人呢？其本人可以说是一代雄主，其非常重视农业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国力强盛。在位期间，继续对东南方的人方（东夷）用兵，最后将其击败，将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

有一种说法就认为，商朝其实正是因为事情做的多，国力耗损比较大才被周人趁虚而入的，甚至牧野之战商军倒戈就是因为当时商朝军队大多数都是东夷的奴隶。

其实周朝灭商朝远远没有小说中说的那么顺利，商朝也没有那么不得人心，牧野之战之时，商将蜚廉、恶来仍然奋力作战，周武王灭商后，在牧野举行告捷礼的时候也不敢太造次，其自谦为“小国”，表示征服商朝称是源自天命，并且安抚庞大的商朝遗民与属国， 为了安抚商人，甚至封商王帝辛之子武庚于朝歌，仍为殷；复位微子启（商纣王帝辛的哥哥）于微（今山东微山），后迁封至宋（今河南商丘），即便如此，殷商地依旧动荡不安，使他十分焦虑。

而商纣王最终以身殉国，自焚而死，也可以说是很壮烈了。

宋国是商朝继承者

其实，商朝灭亡后，商王朝的残余势力还是相当强大的。商纣王可能由于某些原因， 不太受商部落内部一些统治势力的欢迎（商纣王帝辛认识到各部落内外的深重矛盾和众多贵族的腐败无能，继位后，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改革。他加强王权，驱逐、囚禁或诛杀一些为非作歹的贵族，大量任用庶人为官，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周朝灭商还可能就有这些商朝内部“反王势力”的配合，但商部落本身仍然有相当的势力，商朝灭亡后，商文明仍然存在很久，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