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音乐家魏东明先生的一次音乐会上，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她就是王洪文的大女儿王亚萍。

“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

1972年，王洪文进京前，交给秘书廖祖康500元钱，让他把自己的儿子带到上海，和这些钱一起交给了崔根娣，并向崔根娣提出要离婚。

王洪文还让廖祖康告诉崔根娣，离婚也是为了她好。

廖祖康到了上海之后，崔根娣也没有多说，只留下一句话：他做他的官，我做我的工，把孩子留给我就行。

那时候的王洪文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三个孩子会被妻子教养的非常好，大女儿王亚萍，还因为白酒起家，成了上海有名的女富豪。

宁跟讨饭的娘

王亚萍能不受父亲的影响，成为一个女富翁，母亲崔根娣的教养十分关键。

崔根娣出生在上海一个工人家庭，认识王洪文时，她还是上海国棉17厂的一名普通女工。

王洪文家里三代务农，他在1950年加入解放军，后来又参加抗美援朝，成了一名通信兵。

战争结束后，王洪文也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上海国棉17厂，当了一名保卫干事。

王洪文长相英俊，加上大小也是个干部，所以进厂之后，就有很多人给他介绍对象，在这些姑娘中，他一眼就相中了崔根娣。

于是三代务农的转业军人，和工人家庭的孩子组成了新的家庭。

结婚之后，崔根娣先后生了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三个子女的诞生，让这个双职工的家庭也一下紧张了起来。

当时两口子都是普通工人，工资都不高，养三个孩子日子有点苦，所幸两人是穷苦人家出身，能吃苦，日子倒也过得凑合。

崔根娣文化水平不高，却是个贤惠朴实的女人，把家里打理的井井有条，这也让王洪文没有后顾之忧，一心发展自己的事业。

后来王洪文被调到北京，崔根娣也带着孩子一起去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不过她跟丈夫同事的家属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共同话题，所以没过多久又回到了上海，在厂里继续上班。

回上海时女儿跟着她，儿子则跟着王洪文在北京生活。

王洪文在北京，很快就得到上面的赏识，职位也越来越高，后来竟然当上了副主席。

不过即使王洪文职位再高，对于崔根娣来说也没有什么影响，她依旧带着女儿，做着自己的纺织厂女工。

生活中，崔根娣不但从不借王洪文的身份给自己和女儿谋取福利，还一再告诫女儿，让她只管好好学习，别在外面张扬。

因为崔根娣的低调，再加上王洪文到北京后几乎不回上海的家，王亚萍的同学和他们的邻居也就很少知道母女俩的身份。

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王洪文让秘书廖祖康把两个儿子送回了上海。

跟着儿子一起回来的，还有王洪文的一封长信。

信里，王洪文提出要和崔根娣离婚的要求，还把三个孩子一起托付给了崔根娣。

王洪文说他们家乡有句俗话，叫“宁跟讨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希望孩子能跟着崔根娣平平安安地长大。

对于丈夫提出来的离婚要求，崔根娣表现的很平静，只要孩子在自己身边她就很满足。

崔根娣虽然答应了王洪文离婚的要求，但是两人事实上还是未能离婚。

王洪文被捕后，组织上曾问过崔根娣要不要和王洪文离婚划清界限，崔根娣却摇头拒绝了。

从这里就能看出崔根娣的品性，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母亲，才有了王亚萍姐弟日后的成就。

有人说王洪文提出离婚时，可能是预感到了自己以后的事情，所以想给孩子留一条后路。

不管这种说法是不是属实，崔根娣确实把几个孩子教养的很好。

和母亲撑起这个家

王洪文被抓那年，王亚萍还没有成年，正上高中的她放学回家后，看到妈妈与弟弟哭成一团，瞬间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王亚萍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忙忙碌碌的，一年也见不到他几回，当父亲的职位越来越高的时候，王亚萍也一天比一天懂事了。

那时候在大街上，甚至是学校里，总是贴着各式各样的标语，人们也总喜欢挥舞着拳头，高声喊着那些标语中的内容。

王亚萍虽然还小，但也知道这些人喊的是什么，有一次她还试图去撕掉墙上的标语，还被一个男的骂了一顿制止了。

回家之后，王亚萍忍不住把这事告诉了母亲，崔根娣让她好好学习，不要管这些大人的事情。

王亚萍把妈妈的话记在心里，放学了就回家，一头扎进家里那些线装书和古籍名著里面。

在书里，王亚萍学到了很多道理，再加上妈妈的言传身教，让她也学会了在学校里低调一点，和邻里和睦一点。

父亲出事后，母亲虽然没有告诉她，她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两个弟弟还小，她却快要成年了，面对变得有点憔悴的母亲，王亚萍暗下决心，要和母亲一起撑起这个家。

高中毕业后，王亚萍没有继续求学，而是和母亲一样，也去当了一名纺织女工。

在厂里，王亚萍继续保持低调的态度，从来不和别人说起自己的父亲，即使被别人问起来，她也只是笑一笑从不多说。

王洪文升职后，并没有提携家里的亲戚，三个兄弟一直在老家务农，崔根娣也从来没有嫌弃过老家的这些亲戚。

结婚后，即使王洪文不回去，崔根娣也会时常去看望王洪文老家的亲戚。

王洪文出事后她也没有忘记这些亲戚，还是一如既往地带着孩子去乡下看望他们，即使自己日子再艰难，也会带上礼物回去。

每逢国庆节，崔根娣也不忘带着孩子去探望王洪文。

有了母亲的言传身教，三个孩子也养成了淳朴、善良的品性，对事对物都有自己的看法。

后来两个弟弟渐渐长大，家里也不再那么拮据，在工厂上班的王亚萍也有了自己的想法。

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个体经济逐渐冒头，动了心思的王亚萍也想要做点什么。

但丢掉“铁饭碗”去做个体户，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还是比较冒险的，王亚萍对此也有点顾虑，于是就去找母亲商量。

崔根娣听了王亚萍的想法后表示赞成，她拿出了自己辛苦攒下的一点积蓄，鼓励王亚萍放手去做。

手里有了资金之后，王亚萍也没有贸然出手，而是谨慎选择能赚钱的生意，很快就让手里的钱翻了几番。

资金多了之后，王亚萍又根据自己的观察，看上了高端白酒的生意。

我是中国人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中国人的饭桌上也少不了白酒，只要能做出高品质的白酒，肯定能有市场。

考察好市场后，王亚萍说干就干，她先是凭着一股子毅力，一头扎进了白酒酿造技法的学习之中。

通过了解白酒的酿造技法，她认识了一位白酒酿造大师，还死磨硬泡地让大师答应为她酿造白酒。

大师亲自酿造的白酒果然品质很高，但是想要打开市场，光凭酒好可不行，要形成品牌效应，就得把牌子打出去。

王亚萍灵机一动，又使出了自己软磨硬泡的本事，求得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老爷子题词，“老爷子酒”就这样正式和消费者见面。

“老爷子酒”一经上市，凭借绵密的口感，再加上王亚萍前期的营销，很快就在高端白酒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后来还成为了国宴用酒。

品牌打出去之后，销量自然源源不断，市场也很快扩张到了欧美去，王亚萍也凭借“老爷子酒”发家致富，在上海和北京都买了不少房产。

当了一辈子纺织女工的崔根娣，也因为女儿的成功得以安享晚年，学习钢琴、绘画，虽然年事已高，日子却越过越舒心。

经商的同时，王亚萍也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两人认识的时候，王亚萍并没有告诉丈夫自己父亲的真实身份。

后来两人一起经商，生意越做越大，王亚萍的身份也被很多有心人提起，丈夫这才知道自己的岳父原来是王洪文。

不过他并没有怪王亚萍对自己的隐瞒，而是和她一起加倍孝顺崔根娣，照顾妻子的家庭和他们的小家。

孩子出国留学之后，王亚萍和丈夫因为孩子和生意的关系，出国的机会也多了起来，这让很多人由此有了其他的想法。

海外一些势力看中王亚萍的身份，主动向她抛出橄榄枝，邀请她和家人移民美国，并承诺给她许多好处。

这些条件让王亚萍的丈夫也非常动心，但是王亚萍却坚决地拒绝移民美国。

她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她热爱自己的国家，所以不想离开中国，这是她从父母那里和书里学到的道理。

至于父亲的事情，王亚萍也表示得很坦然，她知道自己的父亲曾经犯下严重错误，但也知道这怪不得别人。

1992年王洪文去世后，王亚萍姐弟三人和母亲一起接回了父亲的骨灰，就供奉在家里。

对于他们来说，不下葬或许是最好的方式，而且每天晚上看到父亲的骨灰盒，就好像看到了父亲在对自己微笑，这对她来说也是一个安慰。

如今他们姐弟三人虽然都事业有成，但是他们只想过平静的生活，并且在有生之年，能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家和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结语

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

对于王亚萍来说，父亲犯下的错误给她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母亲却很好的呵护了她。

正是因为有了母亲，他们姐弟三人才能树立起正确的认识，不抱怨、不消沉，用自己的努力把日子过的花团锦簇。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那个人人都以“出国”为荣的时期，即使面对国外给出的诱惑，她还能坚守本心，时刻想着自己的国家，拒绝国外势力给她的优厚条件。

自己挣到钱之后，王亚萍也没有忘了回馈社会，也会经常做慈善捐款捐物，这才是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国家的中华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