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生日是7月1日，为何直到57年后才考证出真正的建党日期？

一大场景

1941年夏，六月流火，地处黄土高原的延安更是炎热耐。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处于全国抗日大本营的延安正在展开一场重要讨论。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挤在窑洞里开会，这一年正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决定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纪念活动。

但“一大”召开的具体日子是在哪天呢？由于已经过去了20年，毛泽东已经记不清具体日期，他只记得是“放暑假，天很热”，就去问董必武，因为在所有的“一大”代表中，只有他们两人在延安。

但董老也无法确实说出具体日期，但他肯定是1921年的7月。

经过讨论，就把每年的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这一天就被当成建党节。

次月（即7月）1日，延安出版《解放日报》，用一个整版刊登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并发表了很多领导人的纪念文章。

多年之后，新中国成立，在当年的7月1日，毛泽东发表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有一段重要文字：“1949年的7月1日这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二十八年了。”

一年之后，胡乔木发表文章《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文中明确说7月1日是党的生日：“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五四’运动以后发展起来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十二个代表，在中国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那个时候，很少有人知道，真正的建党日期并非7月1日。

一大会址

开会惊魂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当年这里属西门区，后来属卢湾区，现属黄浦）。

这里在当时是上海典型的石库门：以石为框，箍住木门，里面是经典的江南两三层小楼，或者类似四合院，形形色色的人们挤住在里面——以石箍门，应该叫“石箍门”，但宁波话以“库”为“箍”，所以就叫石库门了——宁波人和上海土著的关系，基本就是血和肉的关系。

这是一幢沿街的石库门，一楼是起居室，二楼住人，房子很新，去年刚刚竣工的，主人是一个叫李书城的同盟会员，但人当时在日本，房子由他的弟弟李汉俊住着。

23日这一天，房子里集聚了不少人，差不多有十五、六个，大部分像是读过书的，大的有四、五十岁，小的还不到二十岁，甚至还有两个洋人。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是互相闻名而并没有见过面，在一阵吵吵闹闹中坐了下来，开始开会。虽然叫开会，但会议主题、会议议程、会议目的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文件，以讨论为主。所以其中就有一些争论，甚至有时候会吵起来。

过路的人常常听到房子里爆发的争吵，嗓门最大的是那个苏俄人，他经常情绪激动地大声咆哮，引得有事的路人驻足往楼上张望。

没有人知道，包括当时参会的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做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即将诞生！

青年毛泽东

参加一大的共有7个党小组代表：

湖南代表：毛泽东和何叔衡；上海代表：李达和李汉俊；山东代表：王烬美和邓恩铭；北京代表：张国焘和刘仁静（都是北大学生）；湖北代表：董必武和陈潭秋；广东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

上述代表共12人，另有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以及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参加会议的所有人中，年龄最大的是湖南代表何叔衡，45岁；年龄最小的北大学生刘仁静，年仅19岁——他也是一大代表中最后一个离世的，他于1987年8月5日在北京因车祸去世。两个外国人中，一个是尼克尔斯基，是苏联人，另一个是一个英国记者马林，隶属于上海《东方经济学家》杂志。

这其中，要重点说说马林。

马林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但马林并非英国人，而是荷兰人，他也不是什么记者，而是代表第三国际的革命家。因此，他在春节从欧洲动身到中国的路上，就被各国“重点照顾”，他的伪装身份早已被各国掌握，并通告了中国方面。如果不是中国方面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不予重视，马林早吃上牢饭了。

但中国上海的工部局必须得秀秀存在感，他们一直对马林保持近距离监视。

一大代表铜像

会议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开着，到30日，马林再次出现在会场，这一次，他明确地提出了几个原则：首先，中共是共产国际（第三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在路线上和组织上都必须服从国际的领导。

正在开会的时候，一个人突然闯了进来，李汉俊问他找谁，他说要找什么王主席，四处张望了一下，又说找错地方了，又慌慌张张退了出去。

地下斗争经验丰富的马林马上嗅到了危险的味道，他本能地认为这个可疑人物就是上海当地的“包打听”（线人），立即宣布中止会议，所有代表立即疏散，只有李汉俊因为是房东的弟弟走不了，由陈公博留下来陪他聊天。

果然，不一会儿法国巡捕带人前来会场搜查，还询问他们是否从日本回来（怀疑他们是日本归国的激进分子），最终什么也没查到，不了了之。

马林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个贸然闯入的人确实是巡捕的人“包打听”，也就是巡捕房侦探程子卿。

这样一搅和，会议无法继续下去，李达的夫人是浙江嘉兴桐乡乌镇人，就安排大家乘火车到嘉兴南湖，租了一条画舫继续开会，就在这条画舫上最终完成了一大，中国共产党就此诞生——这条画舫就是著名的南湖红船，如果你现在去南湖，还可以看到它的复制品。

嘉兴南湖红船

一大的参加者，包括列席者，分别有不同的命运。

先说两个外国人：马林的祖国荷兰在二战中沦于德国铁蹄，马林坚持抗战，不幸被捕，于1942年慷慨就义；尼克尔斯基后来在1938年因误判为间谍罪被冤杀。

王烬美、邓恩铭、陈潭秋和何叔衡4位前辈，或因积劳成疾去世，或因为革命牺牲，都没有看到新中国的太阳。

刘仁静、李达、李汉俊不久离开了革命队伍。

而张国焘、周佛海和陈公博则走到了历史的对立面，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

1987年8月5日早晨6点左右，一名须发皆白的老翁手提木剑，准备去马路对面的北师大练剑，不幸在过马路时被一辆公交车撞倒，倒在血泊之中。这位死于车祸的老者，就是当年北大大名鼎鼎的学生领袖、中共一大参加者刘仁静。

他既是当年最小的一大代表，也是最后离世的一大代表，至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全部离开人世。

会议最后一天转至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

根据谢觉哉的回忆，一大不可能在7月1日召开

时间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距离一大召开已经过了57年，会议到底是哪天召开的都没有定论。

有一天，一批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者们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看到了谢觉哉老人的一篇日记，这篇日记写于1921年6月29日，上面有这样的文字：“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OOOOO之招。1921年6月29日特记。”——谢老为何用了5个圆圈？因为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不能直说，这5个圆圈是“共产主义者”的意思。

因为何、毛二人是从长沙出发去上海的，而且，他们也并不是乘飞机或高铁到上海，而是乘轮船顺江东下——一天的时间，根本不可能乘船从长沙到上海，按当时轮船的速度，到达上海最快也得是7月4日以后。再结合其他代表的到沪时间，只有张国焘、王烬美和邓恩铭3人是在7月1日就到达上海的，其他人都在途中，所以会议在7月1日召开是不可能的。

1952年，谢老曾回忆过：“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刻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日记和谢老后来的回忆对上了号，这说明，7月1日不可能是一大召开的日子，因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党的生日。

那么，一大真正的召开日期是什么时候呢？

毛泽东和董必武在开国大典上

弄清此事原委的关键是陈公博。

陈公博参加了一大，也算是党的创始人，但他不久就背离了革命，抗日战争期间追随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人，汪精卫死后，陈公博顶替汪逆成为中国头号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判处死刑。

陈公博死前一年，曾出版过一本散文集，起名《寒风集》，在这本书里，记述了另外一桩恐怖的命案。

就在那天法租界巡捕程子卿“误闯”会场之后，晚上陈公博和他的新婚夫人回到大东旅社休息，到天刚放亮时忽然听到一声枪响和一声呼叫，后来看报才知道原因：“那件命案是男女的情死。女的名唤孔阿琴，男的名字我已忘记，是一个洋行的西崽。”

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中，陈公博写明了这桩血案的具体日期：“7月31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在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一个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这篇文章发表于《新青年》第九卷第3号，名字叫《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

陈公博的好友、一起参加了会议的周佛海也有回忆文章提及此事，不过没有讲到具体日期。

根据这一线索，历史学者们灵机一动，既然是命案，上海当地的报纸没有理由不报导啊！于是，他们去查当年的老报纸，结果，谜底还真让他们给揭开了！

《申报》

在旧上海的报纸中，有两家报纸都报导了这桩血案，其中《新闻报》的标题是《大东旅行内发生谋杀案》，《申报》的标题则是《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少妇》，在提及本案的发生时间时，异口同声说是7月31日。

这已经很明确了，7月31日凌晨发生孔阿琴被杀案，头一天即7月30日是代表们在上海召开的最后一天会议，因为陌生人的闯入就改到嘉兴南湖了，接下来需要确定的就是往前推。

学者们看到了一篇来自俄国的珍贵资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其中有这样的内容：“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假定这份资料说的是对的，那从7月23日开幕，到7月30日在上海最后一次会议，再转战嘉兴南湖红船，能对得上吗？

结合各种资料，特别是当事人回忆，如果会议是7月23日开幕，前两天整理资料、起草文件，之后的会议用了6天，在上海共8天，直到7月30日法租界巡捕闯入，马林宣布休会，次日凌晨即7月31日孔阿琴在大东旅社被杀……

安全对上了！

到此，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终于被弄清楚了。

一大会址

除了开会的具体日期外，还有开会地点和参会人数，也是费了些周折才弄清楚的

开会地点也曾是个难题，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当事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大上海经历了沧海桑田，变化巨大，不管是毛泽东还是董必武，都对上海不是特别熟悉，因此，会议地点也曾是个难题。

不过，这个难题早在50年代就被破解了，这和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有直接的关系。

1959年，为迎接建党30周年，当时的上海市委决定寻找当年的一大会址，陈老总对此事特别关注，专门成立了一个地址寻访小组来负责此事。他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最终找到了当事人周佛海的夫人杨淑慧，在她的帮助下确定了会议地址，经毛泽东和董必武确认之后，会址一事得到圆满解决。

由于一大召开时的特殊性，没有留下书面的会议资料，这对以后的史料搜集留下了不少难题，其中一个难题就是与会代表是到底是多少人？是12人还是13人？

最终代表人数确定在13人，其中包惠僧比较特殊，因为他并非是哪个省的代表，而是陈独秀的个人代表。包惠曾是革命早期的重要人物，曾在大革命中继周恩来之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大革命失败之后脱离革命阵营，新中国成立之后从澳门回归祖国，1979年病逝于北京。

最后说一下那个惹了祸但又当机立断中止会议的荷兰人马林，他其实对一大的召开有着非常大的贡献，连代表们的每人100元路费都是他从第三国际筹措的的，一大是他推动召开的，会议是他主持的，最初纲领是他起草的（即《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很多革命家对马林的印象非常深刻，第三国际革命家罗易对他的评价是“是一个典型的荷兰人，胖得有点虚软，牛奶吃得不少，营养状况良好，面如满月，白里透红”，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很简短：“精力旺盛，能说会道”，所说列宁对马林也相当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