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巧英读初中了。

当年，三角圩人民公社初中招生以大队为单位划分学区，除了原有的三角圩中学之外，边远的大队分片办联合初中，简称联中，三角圩中心小学则加开初中部，俗称戴帽初中。无论成绩好差，无论家庭成分怎么样，也无论家境和社会关系如何，小学毕业生一律直接升初中。

棉花籽油吃了对身体好不好（棉花籽油有什么功效与作用）

因为保卫大队距离赵家舍较近，保卫小学刘巧英的同班同学们都进了三角圩中心小学初中部。

说是初中部，其实也就是一个初中班，这个班级招收的是赵家舍大队和附近几个大队的农村学生，只有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小儿子是城市户口，大概因为他的姐姐就任教这个班级，他才没有如同公社级各个单位人员的子弟那样直接进入三角圩中学。

到了这个时候，刘巧英才知道，这公社社部所在地的赵家舍其实也算不上城镇，除了赵田庆那样的公办教师是本地的国家户口之外，具有城镇户口的也就是公社部分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又因为三角圩人民公社本来就是大跃进年代从紫云山人民公社划分出来的，这里的事业单位公职基本都是紫云山老集镇城镇居民的招工招干岗位，而这些招来的紫云山人，又很少拖家带口到赵家舍安营扎寨，只是过过宿舍生活，基本是周一来周六归，甚至是早出晚归。难怪有人会偷偷抱怨三角圩人民公社其实就是紫云山人民公社的殖民地了。

真正与刘巧英的保卫大队不同的是，赵家舍除了公社大院以外，还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街，路面是红砖铺就的，大街两旁有些个保卫大队绝对不会有的单位，比如三角圩人民供销社，比如三角圩加工厂，比如三角圩农具厂，比如三角圩人民邮电所，比如三角圩人民供销合作银行，比如三角圩人民医院，比如三角圩人民大会堂，比如三角圩食品站。

最重要的是，就在刘巧英所在的学校附近，还有一家烧饼铺子，而那里的烧饼，和供销社里边的副食品加工区生产的馓子、果子之类一样，是要拿粮票和人民币购买的。

刘巧英的家到三角圩小学有约五里远，一般情况下，和其他同学一样，午饭也是要回家吃的，只有连绵阴雨天或者寒冬下雪封路，刘巧英才可以在学校吃午饭。

三角圩小学紧邻公社机关大院，没有住宿生，当然不会有自己的食堂，单身老师要么在自己的宿舍里用煤油炉烧水做饭，要么就到公社机关食堂搭伙吃大锅饭。有家室的老师住校的好一点的有炭炉子做饭，差一点的也和刘巧英家一样，用草烧灶做饭，住在校外的，一般也都是回家吃饭。至于学生，说是在学校吃饭，其实都是要自备的，要么从家里带熟食，要么用自己的饭盒到公社机关食堂搭锅蒸饭，每次还得交二分钱蒸饭费。当然，公社机关食堂也可以拿粮票或者大米另外加点人工费换饭票，需要就餐，带上碗筷直接拿饭票打饭吃。而像刘巧英这样的农村学生，家里一般是很少有粮票的，如果有粮票，也要么是城镇户口的亲戚接济的，要么是用大米到粮管所换取的。自己带饭或者搭锅蒸饭，吃得怎么差都可以，用饭票可都得是先拿出白花花的大米的。

每当在学校里吃午饭，自然就能多出许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刘巧英也因此多了到赵家舍街面上溜达的机会。唯一的南北街道，每个自由的午饭后，刘巧英都能来来回回走上好几趟。从南到北是七百步，从北到南也是七百步，走着走着，刘巧英脑海里竟然冷不丁冒出个套用新学的语文课文里的句子来，倒是着实吓了一跳。

如果雨雪天不适合街面上溜达，刘巧英则会到几步之外的烧饼铺打发多余的时间。“乡下人上街，不是咬饼就是相呆。”生产队里的大人们常常拿这句熟语自嘲或者相互嘲笑，刘巧英在烧饼铺里，也不能咬饼，而只能相呆。因为她没有粮票，也拿不出能买烧饼的钱。但是，来烧饼铺的次数多了，刘巧英也有新的发现。这烧饼铺能卖那么多烧饼，其实也并不是专供有粮票的城镇人口的，乡下人用小麦、面粉甚至大米，也是可以兑换到烧饼的。

这个新发现，解决了刘巧英一个由来已久的大疑问。农村妇女生小孩坐月子，吃煮馓子吃煮烧饼连同一副猪腰子二斤猪肉和二斤红糖，据说都是有特供票供应的，而亲戚送月子礼也送馓子和烧饼却没有特供票，这馓子和烧饼到底是怎么买成的呢？

原来都是农村人拿自家的口粮换来的。

刘巧英跟随母亲到小姨家送月子礼吃过煮烧饼，但不记得什么时候干吃过烧饼，更没有像现在人家在烧饼铺里吃得上刚刚出炉子的热烧饼。

这特有的烧饼香要怎么诱人就怎么诱人。

刘巧英有几次亲眼看到同班的男生用蒸饭的大米来换烧饼当午饭吃。半饭盒大米总是够不上一斤，也就只能换三两个烧饼，吃得饱吗？吃的够吗？

但无论怎么克制，刘巧英也还是有些心动了。

还当真是天助刘巧英，一场大雪过后，连续一周时间，刘巧英得在学校里吃午饭。又因为是数九严冬，不适宜早晨从家里带饭等到中午吃。这几天，刘巧英必须到公社机关食堂搭锅蒸饭，必须的。

这一周，刘巧英都不让母亲陆萍芝淘米装好饭盒，而把饭盒留在教室课桌的桌肚子里过夜，只用小布袋装上蒸饭的粮食带到学校自己淘洗。

星期一，刘巧英吃午饭，饭盒里只有半盒蒸烂的山芋干。

星期二，刘巧英吃午饭，饭盒里蒸出了麦片粥。

星期三，刘巧英吃午饭，饭盒里是几根粗大的胡萝卜和黄黄的胡萝卜汤。

星期四，母亲陆萍芝破例给刘巧英带的是纯大米，中午饭，刘巧英则什么也没有吃。

星期五，母亲陆萍芝在刘巧英的小米袋子里边另加了一个不知道怎么来的玻璃罐头瓶，里边装着已经加棉花籽油和盐炒成半熟的青菜：这是要让刘巧英中午吃一顿香喷喷的蒸菜饭。而刘巧英到了中午，却只是喝了半饭盒青菜汤。

星期六，刘巧英终于交回给母亲昨晚带回家的饭盒，谎称同桌的女同学大饭盒能蒸一斤米，说好今天分一半给她当中饭，自己不用再蒸饭了。

这天上午，刘巧英真的是相当的兴奋，什么数学课，什么英语课，什么语文课，刘巧英都不能集中精力听讲了，她的满是冻疮的一双馒头手，差不多就没有离开过课桌桌肚子里边的书包。书包是母亲陆萍芝亲手缝制的，布料是暗红色的回纺布。书包里边的书本和文具，星期一就已经被她拿出来了。这半天，刘巧英的冻疮手，其实是埋在书包里的大米之中取暖：整整一个星期，她已经积攒了半书包白花花的大米，差不多有三斤重。今天中午，她这个乡下小姑娘，不靠城里人的粮票，也能饱吃一顿新出炉的热乎乎的的大烧饼了。

刘巧英的确在想入非非。她这个乡下小姑娘，会像她的母亲陆萍芝一样，无论怎么能干，都注定永远是农村女人吗？农村女人坐月子，总会有吃饱烧饼的机会，尽管那已经是煮烂了的放上红糖和猪油的连汤夹水的面糊糊。

一个哑炮的提问，引得老师发了一通小火，把刘巧英的思绪拉回到课堂来，刘巧英这才发现已经是上午第四节课了，政治老师正在吃力地讲解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比如孵小鸡，鸡蛋加上一定的温度可以孵出小鸡，而如果是石头，则无论有怎么样适宜的温度，是断断孵不出小鸡来的。刘巧英知道那鸡蛋还必须是色蛋，政治老师怎么就没有说呢？没有公鸡加入的母鸡鸡群，生出再多的鸡蛋，拿来孵化小鸡，其实和石头是一样一样的啊。

想着这些，刘巧英感觉到自己圆圆的脸蛋有些发烫了。刘巧英立即调转思绪：如果政治老师换一个例子，这内因与外因的关系，是不是能更通俗易懂些还又没有任何破绽呢？比如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与城里人相比，户口性质到底属于内因还是外因呢？如果我们也想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也就是像我妈妈陆萍芝说的出人头地，又得有多少外因呢？

刘巧英结合自己的命运思考起与她的年龄与性别不相称的的哲学问题，在今人看起来简直匪夷所思，但那时的社会曾经是人人学哲学用哲学的社会，政治老师的那个鸡蛋与石头的经典例证，在刘巧英所在的生产队，当时就都是妇孺皆知的。

刘巧英被自己的问题绕得头昏脑涨，有些怏怏然了。幸好没多久就下课放中学了，刘巧英的注意力又回到了她那半书包的大米上来。

当务之急是解决午饭问题。待老师同学全部离开了教室，刘巧英拎起那个布书包站了起来：该去烧饼铺换烧饼了；现实其实很简单，对热烧饼的梦寐以求是内因，半书包的大米就是外因，既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起作用，那这大米今天就只有让我刘巧英换成烧饼吃了才有价值了。至于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本质原因与非本质原因，它们与内因外因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就都不是现在换烧饼既填肚子又解馋的决定性因素了，实在不值得继续费神思辨了。

刘巧英的半书包大米二斤九两重，因为没有加工费可给，只换到了十五个烧饼。刘巧英知道拿粮票买烧饼是一两粮票贰分半钱一只，这二斤九两大米如何折算成十五只烧饼的实物交换法，一定是刘巧英一辈子也不能弄明白的大学问。

但不管怎么说，这十五只烧饼还是足够刘巧英这个十四岁的农村少女饱餐一顿了，一两一只的烧饼，十五只毕竟也是一斤半的食物了。不过，我们也不用怀疑，只要刘巧英真正放开肚皮吃饱饭，一斤半米的蒸饭未必吃得下，一斤半的烧饼还真不在话下。要知道，那个时候，农村里许多人家，“忙时吃干，闲时喝稀”，而且饭粥一般都难得纯粮食煮成，免不了还要在大米麦片面粉之中加些瓜菜之类的代食品，至于下饭菜，多是自家腌制泡制的咸菜、豆腐渣团、豆豉、面酱之类，如果偶尔奢侈一回，大人们也会干瞪眼，因为小孩们个个会像那个著名的老和尚一样，拿出“豆腐卜页是我的命，有了鱼肉我就连命都不要了”的架势大快朵颐。刘巧英虽然是少女，但毕竟是农家女孩，一年到头很少有油水下肚，解决温饱已经不易，那肚子里的空可想而知，更何况，现在装在她布书包里的还是令她朝思暮想、垂涎三尺的热乎乎、香喷喷的烧饼呢？

刘巧英找到了一个僻静的墙角面朝墙壁蹬下，开始慢慢地品尝起她的美味了。

刘巧英知道，作为一个农村女孩，是不能落下馋嘴的恶名声的，好吃懒做，本来就是农村女人的大忌。刘巧英吃烧饼，绝对不能让同学、让老师、让任何一个认识她的人看到了，传出去，必须是鬼子的进庄：悄悄地进行。

默默地吃完第一只烧饼，刘巧英并没有吃出什么好味道，伸手从布书包里掏出第二只烧饼咬在嘴里的时候，刘巧英的鼻子有了酸酸的感觉，眼泪不由自主地扑簌簌地掉落到脚旁依然冻着的雪地上了。

刘巧英在暗暗地责备自己了，农村女孩的她，怎么也会如此嘴馋呢？一个人在这里吃独食，怎么对得起在家劳作的父母？怎么对得处处起疼她事事让她的哥哥？怎么对得起连水果糖都很少吃得上的两个妹妹呢？

刘巧英想到了自己生产队里的上海下放户和无锡知青点，他们都是大城市里来到农村的城里人。他们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换一个环境几乎就不能生存。但社员们觉得为他们砌房子建家、拿生产队里的粮食养着他们天经地义，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农村人，他们本来就不是种地的料，他们本来就没有干体力活的命，归根结底一句话，他们本来就不该来农村。而他们既然来生产队生活了，即使大家都扎紧裤带，也不能眼睁睁地饿着他们：农村人从来没有自顾自吃独食的习惯。至于他们为什么要到农村来遭这份罪，社员们问不着也没法问。许多人甚至都把他们比作当年来村子里发动组织农会的地下党，坚信他们总有一天还会回到大城市过他们的好生活的。

不过，同情归同情，羡慕归羡慕，社员们还是要常常取笑这些城里人的千奇百怪的馋嘴吃法，责备这些城里人怎么就学不会紧日子紧过。

城里人不懂得“口（嘴）是万丈深渊”的小道理。城里人竟然拿猪油泡饭吃；城里人竟然用猪肉丁、鸡肉丁煲粥吃、煮饭吃；城里人竟然把几角钱一斤的河虾、螃蟹当饭吃，城里人竟然那么喜欢吃膻气味十足的羊肉，而在城里人来之前，社员们养的羊子差不多都是只剥下羊皮、取了羊油卖给公社物资站，而把羊头、羊身子、羊内脏直接扔到河里或者埋到地下了事的；城里人竟然满世界打狗、打猫，吃农民们世世代代都没有吃过的狗肉、猫肉，他们难得不知道狗是土命、猫有七条性命吗？

城里人甚至连喜鹊麻雀、连癞蛤蟆、连青蛙、连毒蛇、连乌龟王八蛋这些社员们想都不敢想还能吃的飞禽走兽都敢吃。

城里人的屋子里竟然能常年挂着咸肉、咸猪头。

城里人逢年过节回趟城，竟然差不多能把一个生产队社员家的老鸡老鸭、鸡蛋鸭蛋加价买去大包小包地运回家。

城里人难道生来就是为了一个“吃”的吗？

而当坐吃山空之后，这些城里人在生产队里的日子又会比普通社员家还难熬。刚分回口粮的时候，他们会顿顿吃饭，而到了青黄不接的日子，如果没有张家李家的及时接济，他们又差不多要天天喝粥。

想着这些下放户和知青馋嘴坐吃山空立地吃陷，刘巧英不寒而栗，何况现在还是冰天雪地的数九寒冬？

人家大城市的人尚且不能生来只为一个“吃”字，我一个清贫的农家女，又怎么可以馋嘴下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