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曾祥铣，遵义市政协一届副主席。贵州省写作学会名誉会长。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一、二届会长。遵义市长征学会会长。著有《漫谈读书笔记写作》《黔北薪火》《人文遵义》，与人合著《黔北20世纪文学史》《黔北古近代文学概观》。参与策划或主编《遵义简史》等书籍10多种。

作者简介：曾春蓉，200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文学硕士。2000年，供职于于原贵州工业大学，两校合并后，现为贵州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艺术理论，发表相关论文数篇。

第二章唐中后期：飞云化雨渗山泉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洞庭西望楚江分全诗）

汉代的盛览仅留下了《合组歌》、《列锦赋》两个篇名，六朝至唐前期，迄今未发现任何诗文，李白关于长流夜郎的几十首诗歌，就成为洒向这片地域的第一场春雨。不管李白是否已到达夜郎，诗雨都已渗进了口口山泉，为后世的文学以至文化，提供着不尽的滋养。同时，李白长流夜郎，引起了不少人对于夜郎的关注，有的还有所吟咏。另外，唐代后期，罗荣、杨端先后率师入播，成为罗、杨二氏居播的始祖，他们也留下了关于当时一些情景的描述。本章试图对上述文学状况及其相关背景予以简要的介绍。

第一节千古之争：李白曾否到夜郎

唐天宝三载（744年），在京城长安作了3年翰林供奉的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李白离开长安，家寓鲁中而浮游四方。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年），李白至庐山时，时为山东南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等使的永王李璘，重他的才名，再三征召；为讨平安史之乱，李白成了他的幕僚。后李璘谋反，于至德二载（757年）二月兵败被杀，李白受到牵连，以“从逆”罪被关进浔阳（现九江）监狱。约七月间，宣慰大使崔涣和御使中丞宋若思为他昭雪，得以出狱。宋若思极力向肃宗举荐李白，肃宗未予任用。约于同年年底，李白被判处长流夜郎。

唐代有三个夜郎县，都在现贵州境内（据王燕玉先生考证）。一在现石阡县西边，置于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并入宁夷县，存在6年。一在现岑巩县东北，置于贞观八年（634年），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名峨山县，存在108年。一在现桐梓县境内的夜郎坝，置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其县名一直保持到北宋英宗年间，长达400多年。李白被判长流的757年，前两个夜郎县已不复存在，其流放地确为现桐梓县境内之夜郎坝。

关于长流夜郎这一史实，素无分歧；长流目的地之所在，历来大体一致；主要分歧在于李白是否已经到达夜郎这目的地。

未到达夜郎之说，始于北宋文学家曾巩，他在《李白集三十卷序》中，说李白“至巫山以赦得释”，沿用此说的，南宋有薛仲邕，明有杨慎，清有王琦，当代有王运熙、郭沫若等等。诗文中咏述李白已达夜郎者，唐有杜甫、项斯、李阳冰、李华、范传正等，宋有黄庭坚，明有宋濂、方孝儒，清有尤侗、张以宁、郑廉、杨恩、魏依介、赵遵律、陈怀仁……。

认为“至巫山以赦得释”的主要依据，是李白两首诗歌的诗题与相关诗句：一为诗题《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及该诗诗句“半道雪屯蒙，旷如鸟出笼”中均有“半道”字样；一为《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的诗句“去岁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长枯槁，今年敕放巫山阳，蛟龙笔翰生辉光”中，有“敕放巫山阳”之说。

贵师大教授王燕玉、周春元分别著专文《辩李白长流夜郎的时地》、《李白流放夜郎考》，以李白诗文为本证，他人诗文为他证，遗址遗迹为旁证，论证了李白确已到达夜郎（两文在李白留居夜郎的时间上有分歧）。两文的基本观点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支持，如李兴盛长达110万字的《中国流人史》中关于李白长流夜郎的介绍，就运用了王燕玉教授考证的成果。

王燕玉在文中指出：“‘半道’固可作路程中的‘途中’解，也可作时间的‘中间’解，要依具体情况而定，不应执泥，……赋诗遣词使用‘半道’，意谓本是长期流放，而在中间得到恩免回家。”“至于‘巫山阳’不可直解为巫山，表示方位在山的南面，完全可以姑勿论是什么地方，但非巫山可断。”除此反驳，证明已到达的大量论据与剖析，也很有说服力。

佐证王燕玉教授考证的李白长流夜郎时间、路线的诗作，大致如后。乾元元年（758年）春从浔阳（九江）出发，写下了《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乌江为九江之别名）、《赠常侍御》、《流夜郎赠辛判官》、《赠刘都使》、《赠易秀才》等诗。舟至浔阳西面长江岸边的永华寺处，舍舟登岸，赋诗《流夜郎·永华寺寄浔阳群官》回寄在浔阳交往的官员。3月尾，至鄂州武昌县东80里的西塞山下，写有《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一诗。行至武汉后，做官的熟人多，夏、秋两季均在此逗留，写有《张相公出镇荆州，寻除太子事，余时流夜郎，行至江夏（按：今武昌）与张相公去千里，公因太府丞王昔使东寄罗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赠余诗，余答以此诗》、《流夜郎至江夏陪长史叔及薛明府宴兴德寺南阁》、《鹦鹉洲》、《泛沔州（按：今汉阳）州城南郎官湖》、《赠汉阳辅录事二首》、《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寄王汉阳》、《醉题王汉阳厅》等诗。12月中，由江夏向西南行入洞庭湖。乾元二年（759年）春，在巴陵（岳阳）与谪居此地的诸友人盘桓游览，并去过长沙、衡阳、零陵等地，写有《春滞沅湘有怀山中》、《巴陵赠贾舍人》、《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与贾至舍人于龙兴寺剪梧桐枝望灉湖》、《留别贾舍人至二首》等（贾至此时也写有《初至巴陵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两诗）。冬初由沅水经武陵（湖南常德）、辰州（湖南沅陵），西穿锦州、思州、费州（现黔东北）及夷州、播州（现黔北），继而北上，约于年底到达珍州之夜郎县。在流放地写下了《流夜郎闻酺不预》、《放后遇恩不沾》、《南流夜郎寄内》、《流夜郎题葵叶》、《赠别郑判官》等诗。

上元元年（760年）六、七月间，奉获本年四月以星变大赦的诏令，在夜郎写下了《忆秋浦桃花旧游，时窜夜郎》一诗。随即北上巴州（今重庆巴南区），折东循长江东还，复经江夏，回抵浔阳。巴州至江夏途中，写有《九月龙山歌》、《九月十日即事》、《荆门浮舟望蜀江》、《上三峡》、《自巴东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巫山枕障》等诗。在江夏境内亦有诗作数首：《江夏赠韦南陵冰》、《江夏使君叔席上赠史郎中》、《江上赠窦长史》及《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等等。

到达与否的千古之争，或许还会延续下去；而李白长流夜郎这一史实，以及与此相关的大量诗歌，已成为黔北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黔北的文学及文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这却是毋庸争辩的客观存在。

例如，清代尊为西南巨儒的郑珍、莫友芝，都认为李白未到达夜郎，而他们于道光年间编纂的“或谓为府志中第一”（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遵义府志》，仍选录了李白长流夜郎的诗歌8首。其中的《题娄山石笋》，该志按曰：“此诗《太白文集》不载，即他拾遗本亦无之。《孙志》有此，不知何本。仍录，俟考。”《孙志》指遵义知府孙敏政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编纂的《遵义军民府志》，不见诸《太白文集》及其拾遗本而仍入志待考，可见两志对长流夜郎有关诗作之重视。由杨兆麟、赵恺、杨恩元先后主纂的《续遵义府志》，也明知李白《白田马上闻莺》一诗中之“白田”指“江南宝应白田渡”而非遵义之“白田坝”，但该诗被误认为与长流夜郎有关，且“既经刻石，次韵者亦甚夥”，故仍在该志的诗歌部分“录以冠首”。1930年及1997年分别编成之旧、新《桐梓县志》，均选入了李白长流夜郎的部分诗作，旧志还在人物传部分将李白列为“流寓”之首。上述方志的记载，清楚地表明，长流夜郎时的李白及其诗作，早已入籍桐梓、入籍黔北。

又如，李白到夜郎的遗址遗迹，据明清以来的部分史志记载，以夜郎坝为中心，广及贵州、重庆、湖南、湖北、广西这相邻5省（区、市）的11个县（区）。有的为相传事迹的遗存，有的为纪念性建筑；有的有因可寻，有的则明显为慕名假托。这一切均说明李白长流夜郎影响之广之深。遗址遗迹较多、较集中的地方，自然是流放目的地的夜郎坝：太白故宅，在故夜郎城中；太白望月亭、太白听莺处，均在现夜郎街附近；太白泉，在现夜郎街侧，泉井石台壁上的“太白泉”三个大字依然清晰可见；太白书院、碑亭（亦称怀白亭、太白亭、百碑亭）在现夜郎镇东20里之新站镇，两两隔溪相望。嘉庆《正安州志》载州北建有怀白堂，道光《遵义府志》载府城建有怀白亭，重庆綦江区赶水镇街后石壁上的“夜郎溪”三个大字，相传为李白手迹……。正安、遵义、綦江，都与古夜郎县所在的桐梓相毗邻。千百年来，李白已自然融入夜郎故县及其紧邻地区的山川城乡。

方志有载，大地有迹，这是深远影响的有形的昭示；其人其作，对后世文学及文化所产生的无形但却实际存在的启迪与推动，也是十分值得关注的重要方面。明正德六年（1511年）状元、著名文人与学者杨慎，嘉靖三年（1524年）被谪戍永昌卫（现云南保山），途经桐梓时，有《夜郎曲》3首，其一曰：“夜郎城桐梓，原来堞垒平。村民如野鹿，犹说翰林名。”对700多年前到过此地的“翰林”李白，山野的普通“村民”还津津乐道，学子、文人们就更不用说了。清康熙年间四川学道王奕清视学途经桐梓，嘱县令金廷石修葺太白碑亭，并写下了《重修太白亭记》，记中说：“今适以播州行过此，得以拂拭公之后尘，而想企公之流风，觉去今千百年，犹爽然见公于残碑断句间。”千百年来，李白流风遗韵的熏陶，确是地方文化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据1997年版《桐梓县志》载，宋至民国初年，该县出诗文集50多种，留存诗文20余万字。

第二节长流诗篇：豪情稀微郁难舒

上述与长流夜郎相关的诗篇中，诗人怨愤、抑郁的心境随处可触：本欲从军讨贼、为国平乱，却落得个“附逆”罪名，遭受长流；本是满腹才学、一心事君，却时时坎坷，受冷落、遭放逐；流放中，期冀早获赦、早归家，而佳音迟迟不至。这些诗篇中，虽不乏整个诗作一以贯之的浪漫、豪放、飘逸，而愤愤不平、郁郁难舒的心绪所化成的沉郁、凄楚却成为贯穿其间的基调。

经昭雪出狱并在宋若思军中效力报国的李白，万没料到唐肃宗在复审时仍定为“附逆”罪；经中兴元勋郭子仪与当朝宰相张镐的力争，虽免死罪，却“长流夜郎”。这对时已58岁的李白，是一个何等巨大的打击。“适遭云罗解，翻谪夜郎悲”（《窜夜郎，留别宗十六璟》），悲愤之情，难以排解。想到这一西去，难以再见家园与亲人，不禁悲从中来：“遥瞻明月峡，西去益相思”（同前），“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流夜郎赠辛判官》）。性情直爽、酒后有失而被孙权流放交州的虞翻，满腹才华而不得楚王重用的宋玉，汉代有才却不得志的贾谊，时时浮上心头；因其处境相似，诗人常常引以喻己，抒发心中的郁闷：“地远虞翻老，深秋宋玉悲”（《赠易秀才》），“登朝若有信，为访南迁贾”（《赠常侍御》）。悲愤也好，郁闷也好，诗人还不得不极不情愿地“衔哀投夜郎”（《赠别刘都使》）。

虽为长流之囚徒，诗人的名声与人缘，使其离别之际及流放沿途都得到了十分友好的款待。尽管如此，愁思总是难以挥去：“贤豪满行舟，宾散余独醉。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流夜郎，永华寺寄浔阳群官》），“鸟去天路长，人愁春光短。空将泽畔吟，寄尔江南管”（《流夜郎至西塞驿裴隐》）。浩浩江流，漫漫长途，无尽的悲愁哪里是“独醉”消解得了的！

行至武汉，做官的熟人多，在此逗留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在江夏（武昌）、夏口（汉口）、沔州（汉阳）与友人饮宴、游乐，观景、荡湖，甚是相得。相聚时，其乐融融；分手后，悲袭心头：“南湖秋月白，王宰夜相邀。锦帐郎官醉，罗衣舞女娇。笛声喧沔、鄂，歌曲上云霄。别后空愁我，相思一水遥。”（《寄王汉阳》）欢乐只一时，愁思却永夜。“天青江月白，心静海鸥知。应念投沙客，空余吊屈悲”（《赠汉阳辅录事二首》），静对江中浩月，思及受谗遭逐的屈原、贾谊，惺惺相惜，悲不能已。有时同游山水之际，也触景生情，忆古思今，满腹惆怅：“迁客此时徒极目，长州孤月向谁明。”（《鹦鹉州》），“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鹦鹉洲头凄清的明月，黄鹤楼上《梅花落》那悠悠的笛音，无不牵动乡思乡愁。

从武汉去到沅、湘一带，思古之屈原、贾谊所受的贬谪，看自己眼前的处境，秀美的山水更激起无限的忧思。“沅、湘春色还，风暖烟草绿。古之伤心人，于此断肠续。予非《怀沙》客，但美《采菱曲》。所愿归东山，寸心于此足。”（《春滞沅、湘有怀山中》）风光再美，毕竟是古往今来忧国忧民者遭受贬谪，使其“伤心”、“断肠”之地，此情此景，别无所求，“所愿归东山”而已。“君为长沙客，我独之夜郎。劝此一杯酒，岂为道路长。”（《留别贾舍人至二首》）“归东山”徒有其愿，不得不前往僻远的夜郎；岂只艰途漫漫，实在是生死未卜啊！有的字面上与长流似不相涉，其典、其景、其情依然饱含着浓浓的哀愁：“洞庭西望楚江分，水见南天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洞庭湖西秋月辉，潇湘江北早鸿飞。醉客满船歌《白苎》，不知霜露入秋衣。”“帝子潇湘去不还，空余秋草洞庭间。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洞庭五首》）耳边飘着娥皇、女英唤舜的哀音，满眼秋色、秋月、秋草，秋衣深感霜露侵袭，悲凉之情怎不油然而生！

到达夜郎后，对亲人的牵挂更加强烈，思归的心情尤为迫切，在夜郎写下的几首诗作，无一不浸透解脱长流的渴望。

如《长流夜郎闻酺不预》：：“北阙圣人歌太康，南冠君子窜遐荒。汉酺闻奏均天乐，愿得风吹到夜郎。”每逢喜庆，朝廷下诏，或让民聚众作乐，或大赦天下囚徒，困于流放地的诗人却未能享受到此等恩泽；犹如天乐般美妙的佳音，但愿早日传到这僻远荒凉的夜郎！一次次期待，一次次失望，实让人度日如年。切盼的心情还见于《放后遇恩不沾》：“天作云与雷，霈然德泽开。东风日本至，白雉越裳来。独弃长沙国，三年未许回。何时入宣室，但问洛阳才。”日本国、越裳氏（今越南南部）等遥远邦国之人还能得到朝廷的恩赐，而流于夜郎的一代诗才却享受不到圣上的恩泽；当年谪居长沙的贾谊，也还被孝文帝召回京师，自己何时才能解脱囚徒生涯以一显才干呢？

诗中也抒发着怀乡思亲的殷殷之情。如《南流夜郎寄内》：“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北雁春归看不尽，南来不得豫章书。”在此“遐荒”之夜郎，不仅“闻酺不预”、“遇恩不沾”，连故旧亲人的音信也没有。体弱多病、受己牵累的妻子情况如何？看明月，望归雁，日思夜盼，一无所获，孤独、凄清，诗人怎能不怨愤、伤感。异乡的一切，几乎都会勾挂起不尽的乡思，如《流夜郎题葵叶》：“惭君能卫足，叹我远移根。白日如分照，还归守故园。”少入诗文的葵叶，也成为诗人关注的对象，羡其“能卫足”，自叹“远移根”；一般人都能享有、无须刻意求之的“守故园”，诗人梦寐以求却难以实现，其境其情，可叹可悲。

大赦、家书，久盼无果，诗人心灰意冷，但仍不心甘、仍未绝望。如《赠别郑判官》：“窜逐勿复哀，惭君问寒灰。浮云本无意，吹落章华台。远别泪空尽，长愁心已摧。二年（一作三年）泽畔吟，憔悴几时回？”“远别”、“长愁”已将诗人折磨得近乎麻木，心如“寒灰”，但仍如当年的屈原，忧国忧民，哀家哀己，企望逆境有所改变。

安史之乱平定，大赦恩泽惠及李白，佳音传到了夜郎，《忆秋浦桃花旧游，时窜夜郎》传达出诗人当时的心境：“桃花春水生，白石今出没。摇荡女萝枝，半挂（一作摇）青天月。不知旧行径，初拳几枝蕨。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骨。”获得解脱之际，诗人并无苦尽甘来的狂喜。忆旧日游历之欢乐，思窜居夜郎之苦楚，对比苦与乐，参悟苦与乐，炼就出一个超越苦乐的精神境界。

获赦返回浔阳的途中及其以后，忆及长流一事的诗作里，一方面庆幸自己的生还，表露出一些欢快的情绪，有的甚而还有几分狂放；而另一方面，总体上却总摆不脱长流留下的阴影。

“去岁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长枯槁。今年敕放巫山阳，蛟龙笔翰生辉光。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一作与）论文章。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场。啸起白云飞七泽，歌吟渌水动三湘。莫惜连船沽美酒，千金一掷买春芳。”象这首《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这样通体达观的并不多，想到长流得归实属九死一生而心有余悸的诗句则随处可见，如“昔放三湘去，今还万死余”（《江夏使君叔席上赠史郎中》），“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江夏赠韦南陵冰》）等。

有的同一首诗中，喜、愁兼有，哀、乐同现，如《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面吟唱“五色云间雀，飞鸣天上来。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暖气变寒谷，炎烟生死灰”，喜形于色；一面却总忘不掉“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扫荡六合清，仍为负霜草”，为久不获赦而耿耿于怀。又如《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也同时流露着欣喜与颓唐：“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半道雪屯蒙，旷如鸟出笼”，似乎展翅欲飞；“寄意息夫子，岁晚陟方、蓬”，这结尾两句又是万念俱灰，只想归隐海中神山方丈、蓬莱了。

综上所述，李白这一阶段的诗风，与以前有所不同，这与此阶段的遭遇密切相关。李白一生大致可分为5个时期：一是701至725年，为在四川度过的青少年时期；二是726至741年，其生活中心前10年在湖北，后5年在山东；三是742至744年，这是在玄宗驾前为官的3年，也是生活与创作较为重要的3年；四是745至756年，是被唐玄宗逐出长安至成为李璘幕僚的时期，以河南与山东为根据地仍常到各地漫游；五是756至762年，即生命中的最后6年，长流夜郎的3年即为这一时期（也是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

“遭逢二明主，前后两迁逐。”（《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744年，被谗遭唐玄宗逐出长安；757年，蒙冤遭唐肃宗长流夜郎。“二明主”的“两迁逐”，对李白都是重大的打击。特别是后者，“远别泪空尽，长愁心已摧”（《赠别郑判官》），不仅使年近花甲的老人饱受艰辛生活的折磨，更使其心灵受到巨大的摧残，其一贯豪放、飘逸的诗风转而显得沉郁、凄楚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节留存散文：量少却显时代痕

唐中、前期，现黔北地域除少量边缘地区属羁縻州外，其余均属经制州范围。它分别属于剑南道泸州及黔中道黔、费、夷、播、溱、南等州。区划及州名时有调整，但经制州的性质在中期以前没有变化。

代宗大历（766-779）年间，播州发生叛乱，罗荣率兵征讨。乱平，受封六州都督沿边招讨使、太子太保、荣禄大夫，定居播州，子孙世袭其土。宣宗大中13年（859年），南诏（在今云南境内）攻陷播州，罗荣五世孙罗太汪避居泸州叔祖处。安南都护使李鄂克复不久，其地再度没于南诏。僖宗乾符三年（876年），杨端应募攻克播州，遂世据其地（直至明万历年间改土归流）。罗太汪佐杨端克播后，也返回播州。一起入播的，还有令狐、成、赵、犹、娄、梁、韦、谢“八大姓”。此外，播州的宋氏、务川的冉氏、余庆的毛氏等，都是唐代随军进入黔北的大姓。凭借兵权，他们世代成为黔北的统治者。

经制州为朝廷派出的流官治理，与中原的关系较羁縻州直接得多，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也较为密切。罗、杨入播后，播州实际上变成了土官治理的羁縻州。这一时期，鉴于史料与文物的欠缺，详细情况目前还难以作全面、具体的描述，从佛教在黔北传播的部分情况，可窥见社会发展的一个侧面。

在今桐梓境内，贞观十六年（642年）之前建有金锭寺，之后有兴旺寺、玄风寺，仁怀有永安寺，习水有景福寺，道真有蟠龙寺。素信佛教并有“妙香佛国”之誉的南诏，占有播州的三年（874-876）期间，在正安建有大成寺，遵义城区有大悲阁。（据王路平《贵州佛教史》）先贬播州而改迁连州的刘禹锡与黔北高僧义舟谈诗论道，义舟“乞词”，刘禹锡写有《送义舟师却还黔南并引》，清道光《仁怀直隶厅志·艺文志》录存了此作。义舟及黔北其他的高僧们没有诗文留存下来。是没有还是失传？不得而知。佛教的兴盛从一个方面说明黔北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了相当的发展。虽然如此，目前能见到的文学作品，仅有三篇散文。

这三篇散文，见于郑珍、莫友芝于道光年间合纂的《遵义府志》：《珍州荣德县丞梁君墓志铭》，载卷四十四《艺文三》；《罗氏谱》之《叙》，载卷31《土官》；《罗氏忠爱堂谱序》，载卷43《艺文二》。

《珍州荣德县丞梁君墓志铭》选自《全唐文》。珍州荣德县位于今桐梓县境内，置于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年）。梁师亮任荣德县丞为武则天当政期间。墓志铭写于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撰写者不详，从行文语气看，似为梁氏族人。

全文900多字，前志后铭。开头即点明墓主名、字及籍贯：“君讳师亮，字永徽，安定乌氏人也。”安定乌氏即今甘肃平凉地区。继而介绍其家世：“有武威太守，轩冕赫奕于乡亭；并州刺史，旗棨骈阗于门巷。大父殊，隋任右监门录事。显考金柱，唐奉义郎。并行高周壤，道蔑王侯。”

以较多文字描述青少年时代学儒习医、“耕耘道艺”，从而声望日高的情况后，介绍了从政的经历：“永隆二年（按，681年），以运粮勋，蒙授上柱国。”“垂拱二年（按，686年），以乾陵当作功别敕，放选释褐，补隐陵署丞。”“秩满俄而，上延朝绻，授珍州荣德县丞。贰职千石，赞务一同。”身为“县丞”，作为副职，协助县令管理百里之阔的荣德县，是有政绩的：“蛮陬乂宁，平人是赖。终使悠悠墨绶，方宏上艾之风；泛泛铜章，行阐中牟之化。”任职期间，地方安定，世风向上，中原良好的社会习俗得以渐次推广。“荣德县丞”是墓主最后、也是最高且政绩颇佳的职位，其墓志铭贯此头衔甚为得体。

任满回归途中，身染疾病，“以万岁通天元年（按，696年）七月二日，终于益州蜀县。春秋卌有七。”“即以万岁通天二年三月六日，葬于雍州城南终南山”。

铭为四字韵文，约占全文三分之一的篇幅。

《叙》选自《罗氏谱》，作者为罗氏入播始祖罗荣，写于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时年76，入播已27年。殁后葬于“播南十里许九平之原”，即今遵义市红花岗区忠庄镇罗家弯。

罗荣为自家族谱写的这篇《叙》，500多字，历数征讨、开发播州之艰辛与成绩，告诫子孙“创业固难，守成亦不易”，要求子孙不忘先辈的开拓而“兴忠孝之思”。

“播州，古夜郎地也。自生民以来，长山深箐，彝种丛居，倏叛倏臣，时征时讨。秦皇之法莫格，汉帝之教难绳。蔡经略三战而无功，何司马九战而败绩。信哉，西蜀之巨寇！诚哉，累朝之眼丁！”播州地域，秦、汉即纳入统一的州郡范畴，但因“长山深箐，彝种丛居”而十分难于治理；“倏叛倏臣，时征时讨”，长期动荡不安，成为西蜀地区最让历朝历代君王头疼的地域。因以前征战中“数建奇勋”，故“天子命我征彼鬼方”。开头描述播州之难平难治，不仅说明了罗氏入播的缘由，亦为征战之艰辛、治理之显效作好了铺垫。

“凿山开道，剿抚并行”，“渠魁十八恶，显就枭擒；爪牙八万人，翕来归化。从前椎鲁之域，今变文物之区。辟土开疆之业，亦庶乎其盛哉！由是历镇七载，长官、安抚，棋置星罗；编户立差，厘然划一。”改善交通，软硬兼施，平息了叛乱，建立统治机构，规范行政法度，强化了管理，使得“从前椎鲁之域，今变文物之区。”于是天子因其“功力卓显”而赐其“世侯斯土”，且赐“铁卷一道，子孙世守”。历数征战、治理之功绩的同时，也说明了罗氏留在播州的原因。

深知“守成亦不易”的罗荣，最后告诫子孙：“倘非世德、世功、世忠、世孝，难守有道之长，是以君子贵乎善继述也。”要求子孙们像他一样“带砺山河，与国同其休戚”。谈因由，列功绩，都围绕着入播、留播、守播这一线索，条理清晰，逻辑严密。

《罗氏忠爱堂谱序》亦500多字，作者署名杨端，写于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即杨端率兵入播之当年。“忠爱堂”为罗荣居播后所建之罗氏宗祠。罗太汪随杨端回播后，杨端“一日登君之堂，阅君之谱，见先公遗言，如睹先公手泽”，于是写下了这篇“序”。“先公遗言”即上述罗荣自写之《叙》。

罗荣《叙》的末段告诫子孙要讲求功、德、忠、孝，杨端的《罗氏忠爱堂谱序》即以忠、孝贯穿全篇，五个层次均不离“忠”、“孝”之旨。

首层开宗明义，点明“豪杰之挺生，莫大乎尽忠、尽孝二者”，且深知“君家忠与孝之大”。

次述罗氏先辈之功、德：“君子先子，先大父，登将相缙绅”；“君之先公太保公，值国步之多艰”、“夜郎浊乱、天子震惊”之际，“推毂掌戎，廓清播土”，使“王室赖之以安”。不及忠、孝二字，却不离忠、孝之义。

第三层讲太汪“冲年嗣服，遗大投艰”的遭遇。虽因“播孽之遗类复猖”而不得不避居泸州，却仍“修车马，缮甲兵，卧薪尝胆”以复祖业、报国仇。仍然包涵忠与孝。

第四层述说作者与罗氏友好、密切之关系：“向之先公创而造者，君得以恢而复也；君之恢而复者，又吾之得以创而造也。先后济美，伯仲埙篪，其与君之螽斯麟趾，享茅胙之长，带砺之久者，并日月而弗朽矣。”还是忠、孝把二者联系在一起。

末层说明其写作动机，是因“见先公遗言”而“心怀念慕，缱绻莫释”，念慕、莫释的则是首层言及的“君家忠与孝之大也”。不离忠孝，照应开头。

有人怀疑后人曾对《叙》与“序”两文有过修改、润饰，甚而假托罗荣、杨端之名，不无道理。谭其骧教授《播州杨保考》中指出：“荣叙中有长官安抚之称，此元、明以后之土官制度也。”黄万机先生《贵州汉文学发展史》中亦指出：杨文中的“‘八闽’一词不会出现在唐代。”

三篇散文之珍贵，不仅在于其数量之“少”，应了“物以稀为贵”这句俗语，更在于其内容与文风都富有时代特征，极具代表性。三篇文章依次产生于697年、798年和876年，第一篇从一县丞的经历反映了唐中、前期流官治理的部分情况，二、三篇记述了唐后期播州土官的缘起，两篇又分别为罗、杨二氏入播始祖所写，反映了相距约百年的前后两次入播的不同情况。就文风而论，三文也分别带有唐古文运动前后的不同色彩。前两篇产生于元和之前骈俪体占优势的时期，受其影响，其文词藻华艳，音调铿锵，用典甚多，显得华而不实；特别是第一篇，浮泛之词占了大量篇幅。产生于古文运动之后的第三篇，语言简朴，描述较为切实，透出一股清新之风。也用典，但不多，且比喻贴切；也讲对仗，但语意明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