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泉原名王锡源，字伯泉。一九一○年出生在淄博市经开区傅家镇小田村一户普通农民家庭。

一

王伯泉的青年时代，正是外国资本主义进行经济渗透，我国小农经济面临破产的时代，加之军阀割据，各霸一方，广大劳动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家虽有土地十余亩，因人口多，仍然入不敷出

爱国人士的故事40字以内（爱国人士的故事20字）

王伯泉旧宅，曾为黑铁山武装起义联络处

迫于生计，他二十二岁那年，到张店铁路上当了工人。起初，在火车上干司炉，后经勤奋学习，成了一名火车司机。

王伯泉在十余年艰难坎坷的铁路工人生活中，亲眼目睹旧军阀的横征暴敛，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内心深处产生了追求光明的强烈愿望。“七·七”事变前夕，他结识了共产党员高光宇、孟金山，得到张店党组织的教育、培养，走上了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道路。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当地抗日斗争开始。

是年九月的一天晚上，王伯泉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洪沟村，找到共产党员高光宇和孟金山等人，提议去张店铁路火车站护路队夺枪，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活动。孟金山说：“张店护路队虽说是些混吃的雇佣兵，但我们立刻行动尚有困难。一来我们手中没有武器，二来缺乏斗争经验。眼下，伯泉先以交友的方式去摸摸底，我和光宇分头组织人，一旦条件成熟，立即行动。”

王伯泉接受任务后，想方设法接近护路队队员，和他们交朋友，一边摸底细，一边启发他们的觉悟。这些护路队员大部分是贫苦人家的子弟，早就不满现状，更痛恨日本侵略军。在王伯泉的启发教育下，有十几人表示：宁为抗日死，不做汉奸生。正当王伯泉信心百倍，为争取这支武装继续工作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当时日寇正兵分两路向山东扑来，张店铁路国民党官员人心惶惶。一部分南方籍的达官显贵，将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装了一个车皮，打算运往南方，并强派王伯泉充当这列车的临时司机。王伯泉对这群贪官污吏运财逃命产生极大反感，一路上，夺枪支拉队伍抗日的事，时时绕在他的心头。火车很快到达浦口。这时长江上没有大桥，火车从浦口通往南京需要轮渡。见此情景，伯泉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未等轮船靠近江岸，他便放慢车速，弃车而去。

伯泉归心似箭，在一个小站上购票登车返回了山东。他生怕影响夺枪抗日大计，不顾个人安危，在大临池提前下车，来到了小李家庄的岳父家。一进门，内弟侯尊让惊奇地问：“姐夫，你怎么落成这般模样？！”王伯泉简略地把南下的经过说了一遍，最后急切地吩咐道：“我在这儿暂时避一避，你去张店附近的洪沟村找高光宇、孟金山，了解一下情况。”

侯尊让到了洪沟，高光宇、孟金山听说王伯泉安全归来，非常高兴，说：“日寇已经逼近，快请王伯泉来共商抗日大计。”

二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日寇兵分两路越过黄河，一路进攻济南，一路直逼周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和驻张店的国民党师长顾良民等均闻风南逃，继省会济南沧陷后，张店这个交通枢纽亦陷入混乱状态。

就在这时，王伯泉带领地下常员李志英和孟宪考、邹光军等九人，借着夜幕潜入护路队的驻地。他们找来一部分护路队队员了解情况，一个姓刘的介绍说：“拉队伍打鬼子是人心所向，我们护路队也不是孬种。有个别人想回家为民，要起枪，他们也不会刁难我们，最大的障碍是队长任健，应设法对付他。”

任健原是土匪出身。他入伙的一股土匪被打散后，自己利用藏匿的一部分钱财，贿赂权贵，百般钻营，捞到了护路队队长这个差使，整天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近日来，他常对下属说：“人随世道草随风。只要保住这几十条枪，随谁家也是吃香的喝辣的，有人怕当亡国奴，当亡国奴有啥不好？倚靠洋人撑腰，腰杆子更硬，投日本人去晚了还怕人家不‘点’咱呢！”

王伯泉听了这些情况，不由怒从心头起。他眉头一拧，果断地说：“任健是个十足的汉奸奴才，干掉他！不能因这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大伙同意伯泉的意见，立即分头行动。伯泉带人抓任健，邹光军等人去起枪。

王伯泉带领两名同志来到任健的住处，悄悄吩咐道：“你们留在门外，我一人进去，免得任健怀疑。我们以咳嗽为信号，一齐动手。”说罢，他大模大样地走进任家的小院，故意高声喊道：

“任队长在家吗？冒昧打搅了。”

任健这时正和他的姘头饮酒取乐，听到有人来，就漫不经心地说：“进吧，进吧！”伯泉走进屋内，半开玩笑地说：“日寇入侵，国难当头，没想到任队长还有这么大的雅兴啊！”任健把小眼一眯，满不在乎地说：“洋人入侵，国家有难，这是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们的事，与咱有什么相干？”王伯泉见时机已到，随即咳嗽了两声，埋伏在门外的两位战友迅速闯进了屋子。任健感到势头不妙，刚想伸手去摘挂在墙上的匣枪，伯泉眼疾手快，抢先一步，将匣枪先拿在手中，并向任健说道：“对不起，先把这支枪借我一用。”

任健见状，光棍不吃眼前亏，就嘻皮笑脸地说：“别开玩笑，伯泉你是开火车的，枪对你没有用处。”王伯泉把脸一沉，义正辞严地说：“枪是杀敌保国的武器，在你手里确实无用，到我们手里大有用武之地。实不相瞒，不仅你这支短枪我们借用，就连你部下的枪也要借给抗日队伍使用。请你开明一点，以免伤了和气。”

任健听罢，目瞪口呆。这时，一名同志前来报告，起枪任务已经完成，伯泉这才松了一口气。他顶上手枪门火，押着任健向洪沟村方向走去。

队伍建立后，军需供应成了最大的困难。为解燃眉之急，王伯泉主动承担了筹备军需的工作。

傅家镇有个姓赵的大财主，人称“铁公鸡”，为人阴险狡诈。

他家每年有几十石余粮。王伯泉决定让“铁公鸡”拔毛。一天，他来到赵家，爽朗地高喊：“赵先生在家吗？”“铁公鸡”正在屋里算账，听到有人喊他先生，以为是贵客临门，便喜滋滋地走出屋门，一看是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就两眼不停地上下打量。

王伯泉开门见山地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冒昧求赵先生帮忙。”“铁公鸡”不知来意，就应酬道：“好说，好说！里边请，里边请！”

两人坐下后，王伯泉自我介绍说：“我叫王伯泉，近来组织了一支抗日武装，望赵先生念救国救民的大义，献部分粮食以资军用。”“铁公鸡”听了来意，装出一副可怜相说：“我虽然种着几亩薄地，可每年收入除去人工伙食，所剩寥寥无几，一家人尚难得温饱，实在拿不出粮食供应贵部。”

王伯泉见“铁公鸡”顶门拒绝，就开导他说：“‘大义出于智者’，更何况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赵先生是个明白人，对抗日队伍的求助如此拒之门外，难道就不觉得惭愧吗？”“铁公鸡”是个钻进钱眼的吝啬鬼，既不明大义，也听不进良言，反而认为王伯泉对他的开导是软弱可欺。于是，他换了一副狰狞的面孔说：“王先生，我是个良民，种地向国民政府纳粮。即便是正式队伍派捐也得按地亩银两摊派，你们这种行为和绑票有什么两样？”

王伯泉听到这几句话，怒不可遏，当即威严地说：“你不听良信相劝，我也不多费唇舌。咱到村公所把村民召集起来，如果村民们说爱国粮你不该纳，咱们就善罢干休。怕的是激起众怒，对你这个大财主不利吧！”这几句话还真灵验，“铁公鸡”马上又换了一副面孔：“王先生，你别生气，怪我一时糊涂，转不过弯来，救国粮我认纳就是了，又何必兴师动众呢？”

就这样，王伯泉凭借机智迫使“铁公鸡”捐献了军粮，解决了部队的燃眉之急。

三

黑铁山起义不久，廖容标、姚仲明奉命率起义军一部，南下开辟抗日根据地。王伯泉离开家乡，随廖、姚首长来到了鲁中山区。

一九三八年二月，为扩建部队，司令部抽调一部分有组织能力的干部赴各地进行扩军，王伯泉被派回家乡，组建淄西动员委员会。动员委员会由王伯泉、韩寿堂、戴俊卿三人组成，主要任务是扩军和搞枪支。王伯泉利用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通过亲戚朋友串连扎根，发动积极分子开展抗日宣传，仅三个月的时间就起出步枪数十支，动员了百余名青年参加部队。

一九三九年秋天，山东纵队扩建第三大队，任命韩寿堂为大队长，王伯泉为政治委员。

这年冬季的一天，寒风怒号，雪花飞舞，王伯泉带领三十余名抗日战士，长途行军来到宋家庄。他吩咐部队隐蔽在村外，自己潜身匿迹，悄悄来到地下党员、表弟宋元松的家。他在门外轻轻敲了两下大门，就听到里面问：“谁呀？”王伯泉从话音中听出是宋元松，就低声回答：“我是王锡源。”

宋元松迅速开门，热情地抓住王伯泉冰冷的手，拉着他走进暖烘烘的屋内。伯泉急切地向宋元松打听宋家庄一带的变化情况。

宋说：“马尚站的伪军来过两次，一些坏分子想乘机抬头。表哥，你们来了就好了。”王伯泉说：“部队和韩大队长还在村外，先安排住下，关于工作随后再商量。”

第二天，宋元松遵照王伯泉、韩寿堂的吩咐，就到大徐、营子、房家等村子，把抗日积极分子串连起来，秘密聚会，热情动员。不久就有六十多名青壮年参加了第三大队。

队伍发展很快，武器、弹药又成了大问题。为此，王伯泉和韩寿堂带领三个武装班，来到罗村一带活动。事有凑巧，原在四中队的一名战士，探家时被洪山煤矿柳行据点的伪军抓去被迫当了伪军，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听说王伯泉带队伍回来，就主动取得联系，答应趁他站岗时打开大门，做好内应，夺取敌人的武器。

这是一九四○年元月的一个晚上，伸手不见五指。王伯泉、韩寿堂率领战士潜伏在柳行据点附近。深夜时分，要求反正的伪军岗哨借点烟之机发出了信号。王伯泉一跃而起，带领全体战士冲进了据点大院，据点的伪军在睡梦中作了俘虏，枪支、弹药装备了第三大队。

当时，抗日战争进入困难时期，王伯泉带领第三大队，在北到小清河，南至墙山近郊，东至望岭镇，西至王村、普集一带的广大地域内，掀铁路、炸火车、摸据点，捷报频传，敌人闻风丧胆。

一九四二年二月的一天，王伯泉带领一名警卫员到牛家庄改造伪政权。返回的途中，和几十名伪军遭遇，经过一番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被俘了。伪军把王伯泉送进日本宪兵队。组织上得此消息后，多方奔走，积极营救，最后利用我在敌人营垒中的内线关系，以家属的名义花了一些钱，将他保释出来。

王伯泉出来后，组织上考虑到他在张店铁路地熟人熟，便决定他留在张店做地下工作。为便于工作，上级指示他在张店南门里开了个药房，并在一个偏僻的小巷租了一个小院，购置了一辆铁轮马车，选择一名可靠的车把式搞短途运榆，秘密将一些药品送出，供应我部队使用。随后，他又把妻子、儿子安置到张店，建立了地下联络站，为我党、我军传递情报。

一九四四年春，侵华日寇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敌伪作垂死挣扎，把大批兵力集中在胶济、张博两线，扼制我军行动。

为掌握斗争的主动权，我部队派两名同志去张店与王伯泉联系，了解敌情。因敌人盘查很严，混不进去，只好来到小田村，让王伯泉的儿子王清潭去通知他。王伯泉闻讯，不顾风险混出城来，把敌人的兵力布置和活动规律向组织作了详细汇报。五天之后，他又遵照上级指示，把搞到的武器、弹药藏在拉大粪的车内，亲自护送混过敌人岗卡，送往部队。

王伯泉不仅自已忠心耿耿地从事抗日救国大业，而且连他的妻子、儿子、内弟都成了我军的义务情报员，真可谓“抗日之家”。

四

一九四六年春季，在张店第一次解放前夕，王伯泉接到上级指示，要他迅速到鲁中军区政治部报到，执行新的任务。同时指示他做好善后工作，在张店的工作人员，凡能带出来的设法带出来，暂时带不出来的进行妥善安置，并在离开张店前，把敌军的编制情况、兵力布置、工事构筑等情况弄清楚，向军区汇报。

王伯泉完成了上级交待的几项任务后，兴冲冲地来到鲁中军区政治部。党组织考虑到王伯泉同志熟悉铁路业务，决定任命他为淄博铁路局机务段段长。他高兴地打好背包，立即前往博山赴任。但不久，蒋介石挑起了内战，张店又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博铁路一度陷入紧张状态。为了方便旅客和便于货物运输，我淄博铁路局遵照党的指示，决定照常通车（当时火车从博山只能通到南定)。并在八陡到昆仑间所有的桥梁上挂上了炸药，如发现国民党军队利用铁路向我进攻，立即把桥梁炸毁。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军发动全面进攻，我军主动撤出淄博矿区，淄博铁路局也撤离博山，随部队和地方政府活动。

一天，王伯泉装扮成拉车的脚夫，奉命去张博铁路以东的罗村执行新的任务。路过瓦村时有个崖头，他用力弯腰拉车，不慎插在腰间的短枪被唐家乡匪乡长刘新亭的哥哥刘尚彬发现，立即报告了刘新亭。刘新亭闻迅速带几名乡丁鸣枪追击。

王伯泉一边还击，一边退到唐家村的北山坡上，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腿部，鲜血浸透了裤子。他站不起来，便单腿跪在山石上顽强地阻击敌人，一个乡丁争功心切，跑在最前面，边追边喊：“王伯泉你跑不了啦，捉活的呀！”王伯泉竭尽全力，双手举起枪，勾动了板机，随着一声枪响，这个乡丁应声而倒。刘新亭气急败坏，命令两个乡丁和他一齐对准王伯泉射击，王伯泉又身中一弹。与此同时，另一个乡丁扔出的手榴弹也落在王伯泉身边，随着一声轰鸣，王伯泉同志壮烈洒牲。

目前，王伯泉同志的陵墓已安置在黑铁山革命烈士陵园，他的事迹陈列在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纪念馆，他的名字永远铭记在家乡人民的心里。

（资料来源：淄博市革命烈士事迹选《英名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