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作品（漫漫长路）

从近期邵阳诗歌创作看地域性写作自觉

戴望舒诗歌的艺术特色（戴望舒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

——以李晃、李春龙、张五龙为例

张先军

目前有种看法，认为要鼓励当地诗人吟唱自己所生活的土地，以精品力作将当地的历史文化和当代建设凝聚为诗意的形象，搭建地区文化发展的平台，促进本地区整体上的良性发展。认为“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带有出生地的胎记”、“真正有智慧的诗人不会忘记自己脚下的土地，在自己特殊的地域环境中创造有特色的诗歌”。地域是作家的具体生活空间，更是他们的感受来源、书写资源和精神根底。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某个地域的社会现状、生存状态、自然风物、民俗风情、文化传统、语言风格等地方性特点，必定成为创作的标签。在创作中，作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地域性影响，从而使作品有形或无形、显性或隐性地带有了地方特色。某一特定的地域，是作家的写作根据地。有了写作根据地，作家的感受、经验与记忆有了实在的来源地，才能有“扎根”式的写作，而不是飘忽和凌空虚蹈的。

综观中外文学史，任何一个具有成熟风格的作家，其作品必然带着鲜明的地域性特点，表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具体到诗歌这一文学类型，地域性在诗歌中的彰显自然也不例外，如：昌耀的青海、梅绍静的陕西、雷平阳的云南昭通、北野的西域新疆、江非的平墩湖等等，这些带有明显地方特色的诗人，不胜枚举。

本文提出“地域性写作自觉”，强调的是“自觉”。即自觉地意识到个人的存在与地域存在的关系。梁小斌说：“我到青海就有种强烈的地域感，直观的感觉就是雄浑、辽阔、水天一色，我就想当地诗歌写作是不是能够体现这样的雄宏和开阔。”只有当诗人意识到个人的存在，并且在个人的存在与他所生活的地域之间找到神秘的对应，“自觉”才能真正成为诗歌美学意义上的行为。这一地域的宽度广度只存在诗人的精神对应之中，具体体现可以是宏大的“天下”、“家国”，也可以是一个村庄、一条街巷、甚至一个“自己的房间”（伍尔芙），比如徐志摩的“康桥”、戴望舒的“雨巷”。

诗歌如花，扎根在一方土壤上

个人认为“诗歌地域性写作自觉”具有以下三个维度：

一、自觉地意识到个体的存在，而且这种存在的独一无二性。关于“存在”，海德格尔是这样论述的：个体就是世界的存在。在所有的哺乳动物中，只有人类具有意识到其存在的能力。人类通过世界的存在而存在，世界是由于人类的存在而存在。他说：“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存在者存在是该存在者能够对其它存在者实施影响或相互影响的本源，也是能被其它有意识能力的存在者感知、认识、判断、利用的本源。”一句广为传诵的名言是“充满劳绩，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也就是说只有当“我”这个主体与世界发生诗意的联系，“我”才存在。那么一切艺术的形式，包括行为艺术，都是我们试图为自己的“在”找到对应。具体到诗歌写作，“人活在自己的语言中，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唯有言说使人成为作为人的生命存在”。只有具有如此形而上的认识，我们才能实现“地域性写作自觉”，从此获得与传统诗歌写作在广度深度上完全不同的广阔天地。

二、意识到个体存在与地域性存在的互为依存。正如没有徐志摩就没有诗学意义上的“康桥”、没有戴望舒就没有“雨巷”一样，反之，苏童所有书写的动力也就只能在他的“香椿树街”上去找寻童年的记忆，离了“香椿树街”他就写不好。一个地域哺育了诗人，诗人必将对这一本体意义上的“地域”以精神性的反哺。在“诗人”与“地域”的关系之中，诗人始终是自由的，他只听命于自己的内心对“地域”进行深情的爱恋，而不是任何功利的目的。诗人必须赋予“地域”以一种理想主义的乌托邦的性质，同时诗人必须正视“地域”所带给诗人的伤害——孤独个人的非理性的情绪体验。

三、诗歌超越地域性，充满对神性的渴望。诗歌必须扎根大地而又仰望星空。诗人雪阳说：“诗人应当像大树一样，他深深扎根在大地上，枝桠却在努力接近天空，根就是地域性，天空就是普遍性。”诗人必须深深地扎根地域中，枝桠则超越地域。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是诗人对“地域”的深深眷恋，然而，诗歌仅仅指向爱国主义、乡土性是不够的。不能简单地将地理特征、地表建筑、风俗景致、方言俗语等视为地域性的内涵，而应该真正理解一个地区与个体生命的关系、它所养育的人们的性格与情感、它所承载的历史与文化等广阔的内容。而最终，这些内容还应该是出自内心的、灵魂的和生命的体验。地域性不应该成为写实的陷阱，而应该成为诗歌的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元素。诗歌必须具有一种超功利性的、对神性的渴望。但这种对“神性”的认识不是对生命的自弃（如海子），而是对生命的热爱。

诗歌如葵，根植大地，仰望天空

在近期的邵阳诗歌创作中，我主要选取三位诗人来分析：李晃、李春龙、张五龙。

李晃原名李晃鹏，1972年生，湖南隆回人，是湖南邵阳诗人中比较活跃的一位，也可以说是近期邵阳诗歌的领军人物（因为匡国泰离开邵阳，龙章辉改写散文）。著有《饮马江南》、《湘西牧羊》等多部诗集，近期出版有《李晃诗选》，本文主要以《李晃诗选》为文本展开分析。在早期的诗歌评论中李晃一直是被以“打工诗人”来归类的，但我以为李晃首先是一个邵阳人，然后是一个邵阳诗人。这一地域上的确认便于我们真正理解李晃的诗歌。正因为李晃是出于谋生的需要从邵阳走出去的诗人，那么“邵阳”这一地域就是他灵魂无法割舍的根，因为那里有他的故土，有他的亲人，有他带着体温的“雪花”。“乘一片雪花回家/爸啊，你默默地背过简单的行李/不说一句话。”（《乘一片雪花回家》）这种“回家”既包含了李晃作为一个打工者的形象，精神眷顾需要故土的确认，同时也包含了出人头地、衣锦还乡的热切渴望。精神上他“以梦为马，独步天下”因为“最美丽的风景尚在天涯”（《以梦为马》），似乎打工的行为是他主动的追求。而实际上，在繁华的都市他无法确认自己的价值，那里是不属于他的“地域”。于是在精神的焦灼中，他气咻咻地把深圳的地王大厦比作自己“高高勃起的鸡Jī巴”“要和深圳这个现代女孩/做一次爱”，因为他“活得不潇洒/活得不自在”（《地王大厦》）。这一时期的李晃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个人的存在与地域性存在互为依存的重要性，他只是每年如候鸟般在故乡和城市之间往返，在那些思乡的夜晚开始构筑他诗歌美学上模糊的“江南”意象。“为寻找梦中的桃花源/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夜晚/摇一艘乌蓬船/潜入古典的江南”（《江南》），以“江南”那些古典的文化内涵来构筑一个精神“乌托邦”，抵制现实中身份无法确认的凄惶。然而，“江南”毕竟只是一个宽泛的意象，于他的生存体验并无切肤之痛，他真正的痛是自觉到了他作为“浪子”的形象，意识到自己是“最后一个逃离故乡、自我放逐的过客”（《浪子的悲歌》）。过客是相对“故园”而言的，这是明确地体认到独属于自己的“地域”在哪里。当远离“故园”时，他真正知道了自己的痛在哪里，“我知道，在中国乡村/博大的静谧里，正如/我无法避开迎面而来的忧伤/无法避开滴答而去的内心慌乱”（《暮蝉》）。这不是简单的“乡愁”，在一个交通便利、通讯快捷的时代，“乡愁”已经不再成为离乡背井的生存体验，这是一种现代社会里个体存在对“地域”的确认，不管李晃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但他终于在无所归依中获得了地域性写作自觉，集中体现在《雪落湘西》。

雪落湘西

黄昏时候，车子逼近衡阳

雪在我离家的晚上飘然而落

——下雪了！这是妹妹发的短信息

雪落满了湘西的山梁

雪必落在父母亲的坟上。

诗人们呵，请容许我再用一次

用了一万遍的诗歌意象——

雪像棉被，盖在父母亲的身上

这时我正在前往福州的路上奔走

父母亲相隔近三十年终于碰头

今后有福了哦。回望湘西

月亮之上升起一缕蓝色的乡愁

这首2007年3月5日写于衡阳汽车西站的短诗是我最喜欢的诗篇。非常干净的语言，起句“车子逼近衡阳”揭示了诗人“在路上”的形象，“妹妹”、“父母亲”这都是亲人的形象，“坟”已经寓示了生离死别，“用了一万遍的诗歌意象”——雪像棉被，但用在这里是最恰当的，因为“盖在父母亲的身上”，父母亲在相隔近三十年后终于在坟里碰头，在诗人看来是“有福”了。短短的几行就几乎把现代人最切肤最温暖的生存体验揭示了出来，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乡愁，这是我们生存最本质的一些东西，正是这些东西在一次次地指引着我们“回望”——那是生存之根，是存在的自觉对应。找到个体存在自我体认的李晃，即使是在湘西南乡下看到“落日如它胯下硕大通红的睾丸”的种猪，也“不由自主地停下来，放落行李，/站在泥泞的公路边上给它让路，/我保持着一个乡绅应有的风度”（《在乡下给种猪让路》），这就是李晃诗歌写作的意义所在。

李晃：回望湘西，月亮升起乡愁

相对于李晃而言，李春龙应该是具有明确的地域性书写的自觉意识的，他一直孜孜不倦地用诗歌的形式构筑他的“大兴村”。李春龙，1976年生，湖南邵东人，出版诗集《白纸黑字的村庄》。关于诗歌写作的动因，他说：“我们这样一个伟大国度，有李白、苏轼、曹雪芹这样的传奇，有唐诗宋词、《红楼梦》这样的经典，往大处说，像自己这样的写作是毫无意义的。但为什么还要写，因为觉得把那些所感所想写出来之后，感动了自己，得到了快乐。如果这种感动和快乐，还能够感染传递给三五个知己，那更是一种莫大的幸福。”李春龙只是单纯地怀着一种“写”的冲动，在“写”的姿势下体认自己的存在，这种存在就是“快乐”和“幸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个人是非常渺小的，在一个有着唐诗宋词的光荣的国度里，“写作是一场绝望的竞赛”（门罗），但为什么我们还要写作呢？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在我们这个充满了变动和不确定性的时代，一个人的写作对于其他不相干的人来说，也许毫无意义，但对于这个关注心灵生活的人来说，却是弥足珍贵的；对于他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世界和那些曾经与这个生命有过交往的人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纪念。叶兆言认为，对于一个真正的作者来说，不存在为什么要写作的问题，而是写什么和怎么写。

对于李春龙来说，他的出生地邵东县双凤乡大兴村，就是唯一可以确认自己存在的“地域”，他17岁开始发表作品，曾在《南方周末》、《中国校园文学》、《扬子江诗刊》、《星星诗刊》、《湖南日报》等报刊发表过作品，到了2005年李春龙对诗歌创作有了新的认识，发现自己写了这么多年，没有个性，为写而写，等于没写。从这年开始，他意识到“大兴村”对于自己的独特意义，开始以大兴村为母题，把所有瞬间触动心灵的感悟记下来，于是“大兴村”的人事、炊烟、花花草草、鸡鸣狗叫、枣树、弯弯溪等等，总之一切与大兴村有关的事物都是他“言说”的对象。在他的笔下“大兴村”的事物带有了他情感的印记，如“弯弯溪是条湿毛巾/遗憾的是一到冬天/那北风的力气实在太大了/常常把弯弯溪拧成了/一条干毛巾”（《弯弯溪是条湿毛巾》）等等。我对李春龙的诗歌阅读得不多，仅仅来源于《湖南日报》副刊和《邵阳晚报》副刊一些有限的篇什，这些诗作只有一个唯一的主题，就是书写“大兴村”。也许李春龙的大兴村并没有写出与其他村庄不同的地方，但无疑“大兴村”是属于李春龙的，没有李春龙就没有作为诗歌意义上的“大兴村”——这就是李春龙以诗歌的形式参与了对自己家乡的文化建构，这样普普通通的村庄在地球上不计其数，然而一切自然只有经过人类的审美感知，成为“人化的自然”，才真正是属于人类的，这就是李春龙的成功之处。

李春龙：弯弯溪是条湿毛巾…

张五龙（即本文论者笔名，为叙述方便，这里采用第三人称），1972年生，湖南绥宁人。其诗歌活动相较于前面两位来说，是很有限的，他几乎就没有在什么公开的诗歌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对张五龙诗歌的分析，并不是说他的诗歌在邵阳有什么地位，对于一个具有地域性诗歌“写作自觉”的诗人来说，压根就没有想过要有什么诗歌的地位。他认为，诗歌就是对生命的关怀和保持个体的差异性。正是这种自觉意识，使得他的诗歌往往能在那些司空见惯而别人熟视无睹的生活场景发现“诗意”，比如《垂钓》一首：

垂钓

一滴

两滴

三滴

缓

缓

地

流进血管的

是冰冷的液体

将我体内的某些欲念

杀死

护士小姐的脚步

晃过匆忙而欢快

小孩子不停地哭叫

他们不明白人们脸上

暧昧的表情

他们还小还要抗争

而我，只静静地

坐成一个垂钓者

钓生命这尾传说中的鱼

此诗写的是生病打点滴的场景却冠以《垂钓》之名，把打点滴描写成一个“垂钓者”“钓生命这尾传说中的鱼”。生命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搏斗，到头来也许两手空空，这让我们联想起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海”，这种联想在别处是没有的。又如坐在马桶上却想写一些诗句，“关于存在和乡愁”，但最后却“把水放得哗哗响/排泄了我所有的思想和欲望”（《我想写诗》），在图书馆看到一排排书架切割成逼仄的空间，“我突然想撒一泡尿/让那些书架在我的尿液里/浸泡发霉垮掉”等等，这样的生存体验书写体现了张五龙对“这一个”的独特性的追求。萨特说：“存在就是被感知。”人类只有与这个冰冷的世界建立起诗意的联系，世界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关于“诗意”，我又一次要引用海德格尔在《诗?语言?思》一著中的论述：“诗意并非作为异想天开的无目的的想象、单纯概念与幻想的飞翔去进入非现实的领域。”“诗意让敞开发生。”诗意必定是带着人的生存体验让那些被遮蔽了的世界本质呈现。如果说，李春龙对“地域性诗歌写作”的自觉意识是孜孜不倦地书写他的“大兴村”，那么张五龙的自觉意识体现在他对“城市”的书写，在诸如“武冈”“乐洋路”“宝庆中路”“公园广场”“阳台”“医院”“厕所”等等“地域”的体认来确认自我的存在，如“在武冈/汉人的都城/我身份不明/形迹可疑”（《在武冈》），“乐洋路/和往常一样/空气里混合着沙粒/企图剿杀我的眼睛”（《向每一棵街上的树表达敬意》），“走过宝庆中路/乡村只是一个幻想”（《走过宝庆中路》），“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对面的医院/整天很忙，各有各的痛苦/烦躁的护士把白衣挂在阳台上”（《生活还在继续》）等等,对于张五龙来说,身在“城市”书写“城市”，城市就是我们的生存境遇，所有农业文明的诗歌记忆都将随着农业文明生产方式的消失而转移阵地，城市以其无比强大的现代性正在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无须做矫情的乡村固守或喋喋不休于搞不清内涵的“乡愁”，也不必逃避“城市”时代的到来或沉沦于物质欲望。我们应该正视我们的现实，并承担诗人的苦难，以一种诗歌书写的形式与城市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诗意的联系。这集中体现在他的《向每一棵街上的树表达敬意》。

向每一棵街上的树表达敬意

走在阳光下，我目光阴郁

心怀叵测，和往常一样

乐洋路。和往常一样

空气里混合着沙粒

企图剿杀我的眼睛

如果一定还要相信一些什么

我现在只能相信我的眼睛

目光所及都是过程：到处都是

脚手架，那些打砸的声音

混乱无序的街道，挤满了长长的送葬的队伍

一个疯子在志愿充当交警，除了懒散的阳光

还有懒散的人们，把麻将从街头

摆到街尾。超市里

竟然传来悠长的佛歌，让我

产生些许感动

特色时代所有的小城都是这样，和往常一样

我知道总有一些事物会被毁弃

又有一些事物会被建起，仅仅需要一个过程

街上那些光秃秃的梧桐

又开始长出嫩叶，它们注视着

从身边经过的一切事物

不动声色，任凭阳光悄悄流走

如果需要，我要向每一棵街上的树表达敬意

和往常一样，心怀叵测，目光阴郁

这首诗里，张五龙“看见”了“街上的树”，并要“向每一棵街上的树表达敬意”。自从北岛喊出“我不相信”，而顾城却意识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来寻找光明”以来，信还是不信就成了一个问题。而裹挟而来的商业大潮使人们还来不及过多地在这一形而上的问题上纠结，一个形而下的美丽新世界开始了，一切“和往常一样/我知道总有一些事物会被毁弃/又有一些事物会被建起，仅仅需要一个过程”。人们发现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很简单，最后都归结为“一个过程”。诗人用自己的眼睛“看见”，并只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但眼睛所见与内心的感知是不统一的，所以“心怀叵测”，对表达敬意只能假设为“如果一定还要相信”、“如果需要”。这首诗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广度和深度，是诗人对“城市”这一地域的复杂体验及自觉书写。

毫无疑问，诗歌地域性写作自觉是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对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简言之，即对自身文化（本民族文化）的觉醒觉悟。这一概念普遍意义上的理解是费孝通在《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中的论述：“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老提出“文化自觉”论主要是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契诃夫说：“黄狗叫，白狗也要叫。”天下大同的理想应该允许这种“众声喧哗”，只有在“众声喧哗”的合唱中实现“各美其美”的诗歌精神，将个人的存在指向个体生命体认的精神性的“地域”，建构一种精神“乌托邦”，才能超越世俗生存的桎梏，获得“天下大同”的美学信仰。邵阳诗歌活动近期既有李晃、李春龙、张五龙等人体现“地域性写作自觉”的实践，也有正在形成的各种“圈子”，有意无意地建构某种具有爆发张力的诗歌群体。

张五龙：诗歌就是对生命的关怀

邵阳诗人阵营，市文联主席张千山在《资水蕙风——邵阳女诗人九人集》序言中列举了一长串名字：“在涌现和走出胡光曙、刘宝田、罗长江、黄维一、匡国泰、刘晓平、伍培阳、邓杰、李青松、马萧萧、李晃、莫雅平、谭克修、龙章辉、马笑泉、李春龙、马卓、张泽欧、刘毅翔、林目清、熊烨、邓流沙、杨进汉、张雪珊、卿前鹏等新诗王子的同时，涌现和走出了蓝紫、罗小凤、张蓉和本书中的李丽明、张洪芳、刘卫、肖佳萍、邓叶艳、袁姣素、李文芳、于迎春、刘慧等许多新诗女杰。”但据我所知，这个名单已经难以概括邵阳诗人的总体阵营。近年来，仅聚集在“邵阳本土诗人QQ群”里的诗歌写作和诗歌爱好者就有近100人，另外还有《邵阳诗歌》、《邵阳诗人》、《邵阳日报》（“湘西南诗会”）等各种诗歌杂志，作为一种确认“地域”身份的诗人聚集地，以及众多不能给我们提供诗歌文本的具有诗歌精神的诗歌爱好者。我这里提倡的“邵阳诗歌地域性写作自觉”的诗人群体范围，主要限于出生在邵阳这一地域，主要生活在湖南邵阳这一地域，并将个体的存在与所生存的地域紧密相连，诗歌的“言说”也指向对这一地域的书写的情况，强调一种本土性。如果不排除出生邵阳而生活在外地的诗人，那么这个名单必将不能遗漏如李跃、黎凛、袁仕咏、邹米、马迟迟、魏先和、蒲申华、素青、肖念涛、黄畅、刘定光、袁叙田、艾华林、杨晓澜等等，本土诗人中也不能忽略吕颂文、马晖晖、罗桐木、曾社红、唐陈鹏等人的诗歌创作，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开列出一长串的名单，这一实践性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去年《双清报》举办的“邵阳诗人展”推介了100名诗人300余首作品。与此相对照的是（湖南）武冈文联举办的《都梁风》杂志以“武冈诗群”为栏目对武冈诗人的推出，这应该算是一次较自觉地对诗歌意义上的“武冈”地域的确认。

早在2006年，当时主持《都梁风》诗歌选稿的编委成员熊烨（夫力）跟我谈起推出“武冈诗群”的想法时，我就意识到这是一次诗歌美学上对“地域”的回归，是对当时“诗歌精神”无根状态的一次突围。在《都梁风》的创刊号我和熊烨都发表了诗歌作品，我当时发表的是《在武冈》、《我只想自由自在地撒尿》等等，揭示自己的无根状态。这一自觉的实践，诗人恩慈以《武冈，有一个活跃的诗歌群落》一文做了述评。文中评家热切地希望“这群诗人抱紧了生活的土壤和树根，从现实叙写中抒发精神，从而使诗歌能够超越现实，并引导读者获得诗性的解放”。

而从湖南其他地市州来看，在诗歌的地域性写作自觉上，常德诗人已经先走一步，他们提出了“桃花源诗群”的概念，并在这一概念指导下，出版了唐益红、陈小玲、熊福民等多位诗人的诗集，为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文本，由此可见地域性诗歌写作是可能的。

诗歌地域性写作自觉是文化自觉的需要、诗歌自信的需要，也是诗歌运动自身规律的需要。当时代已经渐趋进入文化交融、天下大同的历史性阶段，既建构共同的信仰又保持着个体的差异性就是诗歌“言说”的需要。因为“人活在自己的语言中，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只有这种自觉意识的觉醒，诗歌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才有可能成为人类与世界发生诗意联系的媒介。与此同时，我们期望看到一个带有“地域性写作自觉”特征的邵阳诗歌群体不断形成。（2014）

诗歌如鹤，地域自觉助我飞翔

江南竹笛《姑苏行》（俞逊发）.mp3

作者简介：张先军，1972年生，苗族，湖南绥宁人，现任邵阳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邵阳市诗词协会主席。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资江潮诗联会”专家团成员。著有散文随笔集《浮生若梦》、诗词集《儃佪集》、文艺评论集《懒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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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2022.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