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师记趣

李庆明

今天是年年都会过的教师节。我为师三十八年，如今退休三年多，到了该被人遗忘的岁月了。当教师算不上成功，头上的光环也早已褪去色泽，但我很痴迷这个行业，虽然尝尽酸甜苦辣，却始终像一个调皮捣蛋的顽劣儿童，尽情嬉戏悠游于其中，始终不改“最初一念之本心”（李贽：《焚书·童心说》），留下说不完的或许会带泪的有趣记忆。所以，今天特别为自己过个节，奉上这篇原应一位著名作家之约而写的小文，说说自己当教师的趣事，也博诸位道友一笑。

毕业离别诗自创（毕业离别诗句表达离别情感）

我选择当老师，与儿时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妈妈本来就是小学老师，起初家里就有一间教室，每天都能听到妈妈讲课的声音。她什么都教，是我心目中全知全能的女神。上幼儿园前，还有一段时间曾在爷爷奶奶乡下度过，爷爷教我读经、学木匠活儿，不识字的奶奶则操着方言念童谣、讲精灵鬼怪故事给我听，母语编织奇幻世界的魔力真是太让人着迷了。上小学四年的时候，凭着一点机灵劲儿考取了南通的“小红花”少儿艺术团，遇到两个特别有爱的老师：一是教我扬琴的王老先生，经常对我“开小灶”，还抱着我手把手不厌其烦地指导，练得好甚至有糖果慰劳；另一位就是班主任施老师，因为那时家境不好，她格外关心我，一有机会就让我参加晚上的演出，这样可以吃到可口的晚餐甚至宵夜。最幸运的是中学时代成为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李平的学生，她不论上课还是给我们讲述《红楼》《水浒》等名著，都从不看书，信手拈来，令人无比心驰神往，当我遭遇少年时代的种种困惑，她更是关怀备至。这些经历让我从小对教师产生了特别的感情，所以1977年恢复高考，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师范中文专业。从1981年大学毕业开始教师生涯直到退休的38年间，因工作需要曾辗转于南通、深圳、宁波等地，虽然做过近20年的校长，但走到哪里唯一不变的身份就是教师。几十年来，我也努力效法少儿时代的那些恩师，与弟子们相处。这里面有太多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情谊。不少事的细节在记忆里难免有些模糊了，但更多的依旧宛然在目。在别人或许是过眼云烟，在我看来都堪称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当过多年小学“全科”老师的妈妈高萍云。

一

初为人师，我21岁，比最早接触的师范生大不了几岁，我觉得这是和他们拉近心理距离的最佳资本。不过，由于那时长得精瘦，基本上还是一副学生相，加上还没正式“登台亮相”，大部分学生还不知道我的教师身份，所以，本想跟学生热情相处，可以博得良好的初始印象。没想到反而弄巧成拙。那是一次学生晚饭前的篮球活动，我虽然篮球打得很烂，却跃跃欲试。班长盛情邀我上场，我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天赐良机，上去围追堵截，横冲直撞，也偶尔得手，但打着打着，顽劣耍赖的秉性就开始发作了，完全不顾为人师表应有的风度，几次故意抱着球一路吼叫直往对方篮筐狂奔。一个同场竞技的同学勃然大怒，冲上来一把抓住我的衣领，使劲往上一提，喝道：“你哪个班的？！”要不是班长挺身而出为我保驾，连声说这是新来的老师，我差点就挨揍了！

不过，这并没有改变我贪玩的本性，一如既往跟同学们“厮混”在一起。除了继续玩打球、赛跑、摔跤、扳手腕……更多的就是跟大家神聊读书。少儿时代几乎无书可读，大学开始手不释卷地恶补，读书渐渐成为一种欲罢不能的“高级娱乐”，经常通宵达旦地浸淫于其中，乐此不疲。

陋室读书图

做了师范教师，自然也希望这些未来教师博览群书，通古达今。所以，在他们晚自修的时候，我常常幽灵般地“现身”教室，或来个即兴的读书讲座，或就大家感兴趣的话题掀起一场激辩，或与几个同学围成一团兴致勃勃地窃窃私语……晚自修结束，大部分学生回寝室了，还有三五弟子不想离去，我们就继续侃侃而谈，有时会不知不觉聊到差不多天亮。等他们走了，我索性把几张学桌一拼，当床铺躺在上面呼呼大睡，直到有学生来上晨读。如果睡得太沉，最早进教室的就大声把我叫醒：“李老师，起来啦！起来啦！我们要早自习啦！”

后来我和几位年轻同事商量，决定创建一个哲学人文科学的学术社团，名叫“犁社”。我大学的老师周溶泉先生题了一幅对联：“开犁拓荒，结社萃英。”不仅将“犁”、“社”二字巧妙镶嵌于其中，而且很好表达了对这个社团的殷殷期待。社团请来校内外很多专家学者，一时听者云集，阶梯教室常常爆满，抢不到座位的同学甚至站在窗台上听报告。活动形式也是多种多样，除了讲座、沙龙等，学生们还时常来到我家里，热烈对话之余，还可以蹭上一顿我亲自做的美味佳肴。但最令他们垂涎的还是我家里的上万册藏书，这些书自然悉数对学生开放，借走的也基本不做记录，真不知道多少书是“有去无回”了。为此，我不得不去书店再买来一本，有的甚至还要买几次。不过也有例外。李泽厚先生的美学力作《美的历程》甫一面市，就被一抢而空，一度洛阳纸贵，我幸运购得一本初版，爱不释手，但不久就被同学借走，不知道谁借的，也不知道周转到谁的手里，或声称没借，或发誓早已归还云云，眼看没指望了，不禁失魂落魄。幸好又是班长出面解难，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送给我，虽不是初版，我还是如释重负，转忧为喜。不过这本书后来还是不见踪影，只好买了更新版本的。这本书，当时社团的一些弟子是能背诵的，足见他们喜爱的程度！

“犁社”延续了很多年，人数或多或少，多时数百人，少时三四人，但我们都坚持了下来。感到欣慰的是，从社团里走出一大波后来继续沉埋书斋的读书人，有的奋斗在小学第一线，成为出类拔萃的教学高手，有的则成为饮誉海内的知名学者。朱刚就是最让我得意的一位。这位弟子貌不惊人，但悟性极强，还格外刻苦，起初还有人对他学哲学感到不可思议，令人惊叹的是，这个通师两年制的大专生却通过顽强的努力，以惊人的成绩考取武大哲学系美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又去北大攻读哲学博士，不久还去法国留学深造了一段时间。如今，朱刚已是名播遐迩的哲学家。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研究德里达的专著《本原与延异》后记里，他写过这么一段话：“在所有的师友中，我要特别地感谢我南通师范时的老师——李庆明先生！李老师是我人生与学术道路上的第一位导师，如果没有与他的相遇，我的人生将肯定是另外一番样子。”其实，我不过是在朱教授当年行走的林中路上铺了几粒石子，“导师”的美誉，实在愧不敢当！

已是蜚声海内的著名哲学家朱刚教授（左一，摄于广州）。

二

教书时间一长，就越来越能领会“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我执教的心理学、教育学是和教育实践联系特别紧密的课程，所用的教材我也参与编写过，但接触了我们师范附小的知名教育家李吉林老师不久，我就发现教科书上的许多知识很难解释她精彩的教学实例。于是，我一边继续阅读大量中外心理学、教育学的学术著作，一边悄然转身，追随李吉林老师从事基础教育的“田野”探索，沉迷其中十余年，一发不可收。

李吉林老师启迪、指引我的教师生涯实现重大转身。

从1999年开始，我索性把女儿送到父母家里，独自带着师范的一波又一波优秀应届毕业生，来到上海崇明岛一个属于南通的小沙岛——永隆沙，走进这里的海永乡中心小学，从事我梦寐以求的乡村式情境教育——田园教育实验。这一呆，又是整整四年！

当时往返南通到崇明岛的交通很不方便，必须乘船摆渡，但受潮起潮落的时间限制，有时得后半夜或凌晨三四点去渡口赶涨潮。路上一趟即使顺利，也要花大半天的时间。为此，我特地买了一辆摩托车，这一来，来去就更加方便了。

我在村小住的是一个旧式教学楼堆放杂物的楼梯间，夜里常有小老鼠钻进被窝惊扰美梦，好在我很少睡觉，大部分时间花在了乡村教育实验上。

在这里，我有两类学生，一是村小的孩子，一是师范跟我来做实验的门生，李吉林亲切地称他们“小老师”。这样的经历真是妙不可言！

和这里的孩子朝夕相处，仿佛又回到自己的乡村童年时代。对他们，可谓万般宠爱，不仅倾情投入，而且倾囊而出，几乎花光了全部积蓄。孩子们最喜欢各种有趣的活动，我就和“小老师”们设计并组织开展了诸如“永远住在童话里”、“在希望的田野上”，“天地之间真奇妙”，“家，可爱的家”，“我住长江边”等主题系列活动，与这些可爱的孩子尽享城里得不到的田园之乐。想想经常和他们呼啸嬉戏于乡野，感受“一路稻花谁是主，红蜻蜓伴绿螳螂”（乐雷发《秋日行村路》）的田园风光，是何等的幸福啊！有时玩疯了，免不了和孩子们嬉戏打闹一番。记得有一次野游，一帮小家伙把我压在草垛上，拖的，拉的，拽的，捏鼻子和“掐脖子”的，还要我乖乖摆出“甘愿被欺负”的样子，他们绽放着“胜利者”的欢笑，并让摄影老师拍了下来。这张照片我至今一直珍藏着！

海永乡小的孩子们在一场乡野游戏大战中“擒获”了我，准备好好“收拾”我一顿。

不过，对那些带到岛上来的那些“小老师”，我更多却是另一副面孔，要求格外严格，面露愠色，甚至吹胡子瞪眼，是常有的事，他们暗地里给我起了个“魔鬼教练”的绰号。毕竟还是没有毕业的师范生，却要从事高起点的乡村教育实验，难度之大不言而喻，不“锱铢必较”，怎能让乡村孩子享有优良的教育？！我心里明白，这些弟子跟我在这里饱受磨砺，吃的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所以他们有时对我有点埋怨，也在情理之中。有一位弟子在离别海永前的晚餐聚会上半真半假地说：“我们最不希望你来，你一来，我们就要熬夜！”还有一位女弟子在后来公开的日记《一路狗吠》中记录了她和同学聊起在黑夜里乌灯瞎火、穿越坟地去家访的一段话。她问同学：“你知道我最恨什么吗？”不等同学回答，她接着说：“我最恨的就是狗叫和李庆明！”说完，两人放声大笑。这令我十分惊异，因为这位弟子恰恰是家访最起劲的一个，做其他的事同样如此，绝对是个下乡支教的范儿！

在海永，集体备课经常通宵达旦，有时还少不了“虎啸狮吼”，因而荣膺“魔鬼教练”的称号。

印象特别深的是为另一位弟子杨银萍执教史铁生《秋天的怀念》备课的情景。这是村小开展亲情教育大型系列活动向家长们开放的一节公开课。这位“小老师”生性善良，学业优异，只是开始上课有些缺乏激情和表现力，几次试教我都不满意。由于村小只有一个平行班级，有两次试教还是专程摆渡到江北城里的小学进行的。

第一次试教砸锅了。晚上回到小岛，我也顾不上吃饭，召集大家，对所有试教一一点评。轮到她了，我憋不住激愤的情绪，批评、指导声里夹杂着咆哮，“魔鬼教练”的作派暴露无遗。直到快凌晨一点了，才转向下一个弟子的点评与指导。

当年的“小老师”杨银萍第一次试教即将登场，还在做课前的朗读指导。

听课不满的表情是这样的。

接下来的试教虽有不小起色，但还是没有达到理想的要求。于是，我决定不再坐而论道，亲自上阵，在弟子几次试教的小学上了这堂课。那天闻讯赶来听课的有远近学校的几百号语文老师。

我决定亲自上阵，在东洲小学上了这节课，其实此前也偷偷在自己的屋子里试讲了好几回，因为我也是临阵容易紧张的那类人。

课后，我们又就每个教学细节研磨了好一阵，连做什么发型，穿什么外套，戴什么丝巾，都考虑进去了。因为时间紧迫，上课前的晚上去了本村一家裁缝店，让裁缝连夜赶制了一套颇为得体的衣服。一次又一次严酷的磨课，这位弟子像换了个人似的，课大获成功，我也被感动得不停擦拭泪水。海门实验小学的姜校长看了她的课，竟出人意料地决定让这位还未出茅庐的“小老师”代表他们学校对外开课！南通电视台的资深记者曹罡先生追踪拍摄了这件事的大部分经过，并以这位弟子的视角制作成一部产生不小轰动的纪录片——《我的老师李庆明》。

杨银萍执教《秋天的怀念》，终于大获成功！

我也被她的课深深打动。

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也已退休多年的曹罡先生，他就是纪录片《我的老师李庆明》的录制专家（摄于2022年2月28日），该片留下杨银萍《秋天的怀念》教学探索的珍贵故事。

三

好教师在孩子们心里往往是至高无上的，这当然与他的学识、人格、威仪都有关。但我觉得，有时候如果把这种关系变换一下，大人成了孩子，并且以孩子为师，永葆一颗童心，不是更有价值吗？中国古代的道家认为孩子是最纯真、最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所以要崇尚、学习孩子。老子说要“复归于婴儿”，庄子说要“与之为婴儿”。儒家也是如此，孔子一听弟子曾点说要是到了暮春时节，就和一群少年儿童嬉戏、放歌于天地之间，就高兴得直说“吾与点也”，孟子也说“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教师的角色一旦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他对待学生的态度，就肯定需要增加一份谦卑、敬畏，甚至崇拜了！

一个很意外的机缘，我的人生在2003年又发生一次戏剧性的变化。刚出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不久的恩师、著名教育学家朱小蔓先生把我从南通借到北京，旋即委派到深圳，担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山附属学校校长，在那里继续做一些新型中小学教育的探索。

深圳是当时国内最开放的城市，充满了少年式的朝气、梦想和勇毅。它深深吸引了我，激励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去重新看待孩子，誓言要和老师们一道进行一场让“孩子变成太阳“（杜威语）的教育的“哥白尼革命”！

于是，我几乎每天都站在校门口鞠躬迎接学生，九年如一日，风雨无阻，为的是向孩子们表达一种卑己尊人的平等立场，时间久了，大家对我天天鞠躬早已欣然接受，习以为常，但一些“小屁孩”却不放过我鞠躬的任何“瑕疵”，眼神、姿势稍有欠缺，便会靠近身来，毫不客气地掰正我的脸，要我脸带微笑看着他们，那架势十分的顶真，当然，要是你做得好，也会有两三孩儿偷偷往你手心塞块糖果，以表奖赏。在课堂上，我竭力倡导“焕发学生生命活力”的“活力教学”，鼓励孩子们动手动脑，大胆质疑，民主对话，自由创造，连我的课他们都时常跟我争得面红耳赤，决不“心慈手软”。特别是在德育领域，我更加积极推行小公民德育，从个人行为到公共事务，努力让孩子成为他们道德生活的真正主人！

天天鞠躬迎接学生，表达的是一份尊重和谦卑。

杨溢同学从小学时代起就是我的得意门生，原因之一就是她特别爱在课堂上跟我和同学们争论，思维非常富有挑战性。后来经过大家的推选，杨溢成为我的“校长小助理”，带着她的一批“内阁成员”，抓习惯，读好书，做公益，搞文体，雷厉风行，如火如荼，协助我和我的“同僚”把学校治理得井井有条，很多日常事务还真用不着我们大人操心。

喜欢在我的儿童哲学课上和大家争论的杨溢同学。

她也时不时把管理的“触角”伸向我这个校长，批评起我来，丝毫不给情面。有一天早晨，我站在校门口迎接学生，她经过时一把将我拉进门卫室，质问：“你为什么拉着脸鞠躬？”我说：“没有拉着脸啊！”她马上还以颜色：“我经过你跟前时，你明明拉着脸！”我觉得有点理屈了，于是辩称可能在想什么事，一时没注意。可她还是不依不饶，提出警告：“你是校长，以后不可以这样，否则就是没诚意！”硬生生教训了我一顿，我颇有几分狼狈地承认了错误，保证以后一定注意。

还有一次召开一月一度的校长与学生干部的联席会议。她代表学生自主委员会做最后的总结陈词，开门见山就批评我经常“神龙见首不见尾”，无法及时汇报工作，我辩解也无济于事。她在汇报过程中又发现我在用手机偷偷发信息，认为这很不礼貌，当即予以阻止。我马上解释说，是在把她提出的建议立即转发给分管领导，让他们尽速解决。这次倒是得到她的谅解，我也稍稍松了口气！

我离开深圳后，杨溢同学入读美国一所女子高中，成绩全A。我去宁波滨海教育集团担任校长不久，她竟从美国“转学”回国，来到我校的国际高中部。两年多后，杨溢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墨尔本大学。眼下，她正在香港科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如今见到的杨溢，成熟，深邃，但不变的，还是当年那个特立独行的杨溢！

敢于直言的杨同学拿到墨尔本大学录取通知书，第一时间告诉了我。

敬畏学生，当然并不限于杨溢，它实际上一直是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时常警示和鞭策自己：对待学生，除了威仪棣棣，还需要一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诚惶诚恐，毕竟“后生可畏”。

和深圳“央校”的几任“校长小助理”在一起。（右一为杨同学。）

很喜欢清代诗人龚自珍《己亥杂诗》中“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名句。每每吟咏，总是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教师的形象。所以，我在回忆自己教书生涯的一首诗中，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杏坛勤耕作，种圃收兰芝。只是落红物，岂敢为人师？”我虽有数不清的学生，却只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教师，喜怒哀乐一应俱全，但始终不脱孩子的顽劣本性，距离优秀、卓越，还差得很远。如今又渐渐老迈，回眸几十年的行走路，觉得自己就是那风中的片片落红，但对植根大地的所有生命，却一往情深，充满眷恋，即使有朝一日枯萎，朽败，也会化作春泥，滋养土壤，催生出一个个新的花季！

儿童乃成人之父，学生是教师之师，这也是为师生涯最最深切的体悟。

来源：振林知觉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