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乾隆性格上来看，其属于典型的完美主义，其为政选人用人，和个人艺术创作和审美上均追求完美无缺。那么作为皇帝的他，由于完美主义，这样的身份和性格会带给他什么样的审美感受呢？那就是利用他的政治权力，大搞收藏，大肆编纂诗歌集子，在处理工作上也因许

从乾隆性格上来看，其属于典型的完美主义，其为政选人用人，和个人艺术创作和审美上均追求完美无缺。那么作为皇帝的他，由于完美主义，这样的身份和性格会带给他什么样的审美感受呢？那就是利用他的政治权力，大搞收藏，大肆编纂诗歌集子，在处理工作上也因许多官员长相出色而得到其重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处死甘肃特大冒赈案主犯王亶望后，竟然对一件小事念念不忘，却又不好开口，只是命令闽浙总督陈辉祖迅速对王亶望抄家，并将查抄物件立即运回北京。原来，一年前，乾隆七十大寿的时候，王亶望向他进贡了一份大厚礼，几乎件件都是珍宝，一向挑剔的乾隆，对此非常满意。只不过，按照当时进贡的潜规则，有进九回三的惯例。乾隆百般琢磨后，将一对玉瓶和一座玉山子玉料退给了王亶望，可是退回之后又非常后悔，正好赶上王亶望案发，乾隆立马将自己的遗憾挽回来。虽然两件珍宝又被陈辉祖藏匿，在大臣阿桂和福长安的追查下，终于水落石出。原来王亶望的宝物不仅乾隆喜欢，陈辉祖更是垂涎不已，为此掉包而最终丢了性命。

这种皇帝和臣下争宝的事情实属历史罕见。

一、献宝大会

与早期的励精图治相比，从乾隆四十一年开始，66岁的乾隆帝更加注重追求精神享受，尤其是对古玩珍品的追求简直到了狂热的地步。从写诗到绘画，甚至早年还学过西洋翼琴，到迷恋昆曲，无一不说明乾隆帝的文艺范非常全面。但是与这些爱好相比，他最喜欢的还是收藏各种古玩。由于这些私人享受与政治相冲突，乾隆皇帝早期对此只能保持距离。刚登大位时，乾隆帝特意下诏书说，自己身在丧中，无心享乐，各地大臣在三年之内停止进献任何贡品。此后三年乾隆帝依旧要求各地不允许进贡，并说，各地官员给我送珍品，无非是想跟我联络感情，“殊不知君臣之间，惟在诚意相孚，不以虚文相尚”。同时他进一步表示说：“你们做督抚的，如果真能为国计民生操劳，公而忘私，我肯定要对你们进行奖赏，如果不知道工作天天就琢磨进贡取悦我，那么这样的人早被我所抛弃了。”（《乾隆帝起居注》）

乾隆帝执政中期后，这一规定逐渐被打破，甚至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献宝大会，全国的一流珍宝如潮水般涌进了乾隆帝的收藏室。

66岁这年，乾隆帝特意去山东进行一次“寻宝”，从收获的斤数和种类来看都达到了最大突破。什么“乌云豹一千张，银鼠一千张”，重量可想而知。小玩意更是花样繁多，“洋瓷小刀三十六把、海龙帽沿五十付，象牙火镰包三十六个”。几天后又收到各种鼻烟壶几百个，套蓝福寿带钩二十个等等，粗粗统计大大小小物件近万斤。一时之间，收礼的乾隆帝忙得不亦乐乎，也大为疲惫。在此后，他开始重用“进贡能臣”，同时引领了腐败大潮开始席卷全国。

与雍正帝相比，乾隆帝的造办处规模更大、人员更多，设计生产的种类更俱全。他成立了“养心殿造办处”，由于“作”的数量过多，乾隆帝亲自进行分类：将匣作、裱作、画作、广木作为一类，将木作、油作、雕变作、旋作、刻字并为一类等等。不仅如此，造办处生产的漆器还是不能满足宫廷需求，由于乾隆帝对漆器要求极高，认为这件工作只有“苏工甲天下”的苏州织造才能做好，特意将身旁官员调往苏州造办处担任主管。令乾隆帝满意的不止苏州的脱胎漆器，苏州所制的雕漆器更让他夸赞。为此乾隆帝特意下发旨意：“南边现在做雕漆活计，俱要酌量地方刻款。”只有他认为“好”才能镌刻年款。漆器的制作在当时可归纳为“命活”和“节活”。

“命活”就是做何物，做什么样式，装饰什么花纹，这些都要按照乾隆旨意完成。乾隆帝对漆器要求严格而又规范，凡是他旨意要做的物件都需要承作者先“画样”“做样”或者“贴样”，得到他“准样照做”之后才开始动手。乾隆帝得到满意的漆器的同时也付出了极大财政支出，甚至感叹说：“南匠所食钱粮比官员俸禄还多。”（《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既然花这么多钱，乾隆帝认为就要拿出更好的物件，由于他十分内行和挑剔，对所呈送的东西往往提出批评。如收到大蒙古包内地平宝座屏峰时，乾隆传旨意说：“大蒙古包内地平宝座屏峰俱各糙，着传与海望往细微里另做漆的……地平屏锋宝座再有磕碰之时不依，钦此。”类似种种批评警告甚至罚款屡见不鲜。

乾隆皇帝对饮食用具要求更是严格，他认为，只有极端精致考究的餐具才配得上皇家气派。他的饮食餐具多为金、银、玉、瓷、玛瑙等，与其说是生活用品不如说是奢华的工艺品。乾隆帝数次对制碗提出要求：“交红漆彩金穿花凤碗十六件，传旨：着镶口漆里。”乾隆帝早期将完美主义发挥到极致，对于需要落款签名的物件往往指名道姓要某位翰林题写，从细节上着眼是乾隆帝对造办提出的整体要求。

与雍正帝审美相比，乾隆帝审美更广阔全面，从整体风格来看，走了多个极端，主要以大色彩着手，出现了一大批精雕细刻的作品，做工越复杂越好，颜色越多重越好，用料越奢华越好的作品，以至于很多作品让人感到太俗艳，甚至怀疑乾隆帝的审美水平为何如此之低？乾隆帝似乎对后人的评价早有心理准备，他曾说：“玩物丧志一言皆可以概之而有不然者。盖古之物朴于今。今之物华于古。”接着他又补充说：“崇尚朴实和今天的崇尚华美与品位和失德毫无关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乾隆帝这种追求极端华美艳丽更是表达了他一心开创盛世的陶醉心态，只有这样才能与盛世国家风度相匹配。值得一提的是，乾隆时期的玉雕艺术达到了一个高度，如《会昌九老图玉山》的玉雕，重达820公斤，另一件作品是刻画大禹治水，重达5000公斤。乾隆帝认为，之所以耗费巨大财力雕刻玉器，是因为玉器比其他材料的制品更为实用和经久耐用。同时他不无自豪地说，这些玉石雕刻所用的玉料都来自新近并入大清版图的新疆，这恰恰是说明他的盛世心态的反映。用大器表达大气，用艳丽表达繁荣，这些都是乾隆帝的审美特点。

除此之外，乾隆帝对园林极为喜欢，在建设上非常用心，光是北海工程就耗时30年之久，最终才达到他的“四面之景毕备”的完美要求。“三山五园”中的圆明园，到了乾隆时期耗费大量财力和心思，乾隆帝非常自负地说：“天宝地灵之区，帝王游豫之地，无以逾此。”

除此之外，乾隆帝的审美之眼已经开始走向世界，以至于对英国马戛尔尼访问团所贡奉的礼物表达了诸多的不屑，他说：“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至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虽然有些许自大，却也反映出乾隆帝对外国的东西并不陌生。乾隆帝七十大寿时，在北京附近进贡的各藩属国车辆多达三万辆，那些珍贵的易碎贡物用人担，骆驼驮，装在轿子里的更是不可胜数。“每车引马骡六七头，轿或者联杠驾四骡，上插小黄旗，皆书进贡字。”一时之间，乾隆帝的珍宝堵塞了北京城，以至于晚上城外还在排队，“篝火相望，铃铎相望，鞭声震野外”（《万国进贡记》）。　

二、“大”诗人

乾隆帝晚年事事追求完美，自号“十全老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自己的伟大和完美无与伦比。从和历代帝王排行榜比疆域到人口，后来比政治安定，比军事成就；在所有大事项比完之后，他就和历代帝王比年龄；比在位时间，最后是比儿孙数目。当年他被封他为宝亲王后，雍正帝在谕旨中这样表扬他说：“皇四子为皇考钟爱，今年岁已二十外，学识增长，朕心嘉悦。”这个结论得到他的老师蔡世远的印证：“皇四子（弘历）无日不酌古准今，朝吟暮诵，无日不构思抽秘，据案舒卷。”（《乐善堂文钞序》）他是历史上著名的“大”诗人，这个大，是数量上的“大”，其诗作规模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养成了“作诗成癖”的习惯。据统计，他在位60年，所作的诗高达41800多首，这其中还不包括即位之前的《乐善堂集》和退位三年后所作的篇什。拿康熙年间编印的《全唐诗》来说，梳理精细，洋洋大观，共900卷，收集了唐代300年中2200余位诗人的作品，一共也才有4.8万余首而已。

乾隆帝曾说：“若三日不吟，辄恍恍如有所失。”他作诗出手极快，基本是不假思索，提笔就来。这是造成数量多，但绝大多数作品都非常平庸的主要原因。

甚至他的诗作绝大部分缺乏诗歌应有的境界和品位，有的诗作非常难以理解。对此问题乾隆帝并不是不知道，但却自己给出了一个很超然的理由：“岂必待研警句，兴之所至因笔拈。”

他经常说自己“平生结习最于诗”，也知道别人会嘲笑他“笑予结习未忘诗”。对于他终生自己的“文治”上，曾总结说：“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文赋不数十篇，诗则托兴寄情，朝吟夕讽。其间天时农事之宜，莅朝将事之典以及时巡所至，山川名胜，风土淳漓，莫不形诸咏歌，纪其梗概。”

乾隆帝写的诗更像短日记，像今天的微博、朋友圈刷存在感。乾隆帝写诗避免写风花雪月，主要围绕政治建设方面内容，“予向来吟咏，不为风云月露之辞，每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记事”。除此之外，他对民生、农业方面也曾写过费解的诗句：“阁报例应隔日至，均称二寸雨欣滋。然斯乃谓十八彼，料彼未知旬九斯。”他解释道：“照例两天一次收到北京送来的阁报，阁报中说北京下了两寸雨，他感到很欣慰，可是又接到直隶的报告没说易州在十九日下雨四寸，易州和北京的雨量不一样，北京所报的是十八日的情况，大约还不知道十九日的情形吧。”

虽然乾隆帝的诗作被群臣吹捧为“神品”，但他对此还能保持一定自知。他个人很喜欢杜甫诗风，在乾隆帝众多写实民生的诗作上，虽然文辞并不华美，但却很是感人。有时天气久旱不雨，他的诗里也表现出焦灼心情：“人穷反本呼天吁，旱甚因谁责己知。”

除此之外，乾隆帝在品评书画，鉴赏文玩，题写版本刻石及日常听政、批折子、祭祀等均有所涉猎，虽然很难把乾隆皇帝定位为“大诗人”，但却可以将其形容为“政治诗人”。

乾隆帝18岁开始学习绘画，但是从仅存的作品来看，其绘画资质平常，他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每当臣下阿谀其绘画水平时，往往被乾隆打断。但这并不能减低其对绘画的喜欢，尤其是在绘画自己画像时，他召集了40多名画师为他绘帝王标准相，明确提出不能使用深绿色画布，对画中的布局和细节均有明确要求。在众多画师中他比较喜欢耶稣会的外国画师，认为画得更生动，更有精气神。一位外国画师在其笔记中有着记录：“三日晨，皇帝屈尊前来见画师。他想看看那些业已完成的画作，结果发现两幅关于他的人物画中，他的身体都略向后方倾斜，他要求立刻纠正这一错误。为了帮助画师，他甚至坐到王位上摆好了姿态。他把他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让画师按他意见画。”

为了画一幅展现自己“骑射武功”的威猛图画，乾隆帝先自己绘了一幅骑马追虎图，然后让画师对骑手（他自己）的姿态加以润色。几天后，乾隆帝又让画师给他绘制一幅全身肖像画，同时又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为了美化他的形象，在画中他的头要比实际更大一些。”（《耶稣会士王致诚》）在诸多画像中，乾隆帝所展示出来的都是一个书斋中的文人形象，其四周是典雅的画卷和作为文人标志的纸墨笔砚等物品。在这些画像中，乾隆帝往往身着汉族文人宽松飘逸的长袍，而非满洲宫廷服装，以此将其塑造成了一个高大秀美的汉人文化精英形象。

三、以貌取人

在选拔官吏时，乾隆帝延续了其父选官的路数，大体还是停留在第一印象上的观感，常以自己所谓的面相术和以往评判人的经验选拔官员，并随手批注在引见的“履历片”上。在看了江西某官员后，乾隆帝写下：“身材瘦，健康，有武将风”，陕西人宋攀隆：“老实人，汉仗，去得”。当看到叫周琬时还说他有点可怜：“瘦长，人可怜见的，中平，好，汉仗。”（《清高宗实录》）有的官员还被他形容成：“碎相貌卑微、小材料。”在其点评的字眼中，多见“似”或“似好”，在语气上有不确定的成分。

在选拔武官时，乾隆帝更在意对方的身高、体重，以此决定能否被使用。在看了韩良乡后，觉得非常不错，但是由于不托底，只好这样批注：“总兵中不多见的，在谭行义何勉之间，将来可用提督，须慢些更好。”查郎阿在面试时，乾隆帝看后给出“中上，人有福像，识字”这一模糊评价。有的被乾隆看过后，觉得面相不好，人样子也不好，便被草率下结论说：“中平，无甚出息，只可参将而已。”

有时乾隆皇帝也对当朝重要人物“面试”。在看了一个姓钱的官员时这样说：“貌似富德傅魁之间，人似有为，爽快，若不用巧，大有出息，再看。”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月见陕西守备，“出力，好人，平常，像回子巴得明，人鬼些，小材料，不识字，中下”。后来，随着经验积累，乾隆帝逐渐也看内在特质，而不仅仅是看颜值，有时甚至以识不识字，或是文化程度高低来评判，比如“少识字、中上”和“人平常、相貌好，识字，看下文书”“糊涂人，胆量似好，不识字，中下”等等评判（《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此外，当时能够掌握少数民族语言的官员很少，这些都能在面试中加分，“此人似可，满洲话尚好”。乾隆帝早年风度较好，收获许多“宽仁”的美名，对于督抚们推荐的大员，即使看了不满意，也都留有情面，加以使用。如在看了补授陕西略阳营守备时说：“麻子，人甚平常，怡亲王说好，似夯出力之人，中中。”乾隆四年三月，在见了张良弼后，在评语中这样写道：“中平，人去的，将来副将可用，亦止可到将而已，策楞宝具，一等才技兼优，办事强干，惟觉逞才管兵过严。”有些官员不懂礼数，乾隆皇帝看了非常反感，在看了甘肃后营守备后很不满意，“中平糊涂，不晓事，引见时低着头，全不懂”这样的评价让此人彻底画上仕途终止符号。

乾隆帝以貌取官，有时自己也会发现这其中的局限，如曾对一个副将很满意，觉得他“人明白，去得，很少识字，中等人”。过了几年再次引见时，竟觉得非常不满意，说：“粗夯无能，竟不满意，引见时未细看，错了。”

这样的例子还不是一个，甚至出现很多反反复复，如在看一个叫杜恺的人，一开始评价相当好：“着是好的，将来可望成人，亦可升用，上中。”一年后，再次召见时，乾隆帝完全否定了自己当初评价：“人假些，喋喋利口而已，看来无甚出息，向日看错了。”总体看来，乾隆帝的眼里很少出现让他眼前一亮的人才，这与其天生的尊己卑人的优越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