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始于何时何地考中央红军长征，是指党中央、中革军委直接领导的红一方面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的战略大转移。在党史军史研究中，关于中央红军的长征究竟始于何时何地这一问题，至今仍说法不一。笔者认

中央红军长征始于何时何地考

中央红军长征，是指党中央、中革军委直接领导的红一方面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的战略大转移。在党史军史研究中，关于中央红军的长征究竟始于何时何地这一问题，至今仍说法不一。笔者认为，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弄清它确切的开始时间和起步地点，具有重要的意义。现根据所能见到的有关史料，初步考证如下，以就教于识者。

一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间和地点的回忆与表述

（一）当事人的回忆

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当时所处位置不同，当事人的回忆存在着诸多说法。现把所能找到的有关当事人的回忆记述如下：

1、伍修权（时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长征出发前夕苏区“最高三人团”之一的李德的翻译）1984年3月28日在接受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的采访时，专门谈到长征出发问题。他说：“关于长征出发的时间问题，有的人说是10月16日,可是我记得是10月10日从瑞金开始出发的，我和好几个同志交换了意见，他们也记得是10月10日。”①

2、刘伯承（时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红五军团参谋长）在《回顾长征》一文中表述：“1934年10月……开始长征”。②

3、聂荣臻（时任红一军团政委）在《红一方面军的长征》的回忆文章中记述：“1934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了长征命令。10月16日以后，红军先后离开瑞金地区。”

4、何长工（时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红九军团政委）在《回忆长征前红军对陈济棠的统战工作》一文中记述：“1934年10月10日，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下达了中央关于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长征行动的命令。”

5、项英（时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在1937年12月所写的《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一文中记述：“1934年10月10日,野战军正式向南行动。”

6、陈毅（时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在1957年7月所写的《三年游击战争回忆》一文中记述：“1934年10月10日，最后宣布红军突围……”

7、陈丕显（时任少共中央儿童局书记）在《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中记述：“10月10日晨，我红军主力的指战员们，含着热泪，依依不舍地告别红色的土地，踏上了新的征途。”

8、吴吉清（时任毛泽东的警卫员）在《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一书记述：“1934年10月16日前后，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史上，也是中国革命史上难忘的时刻！就在这个时候，中央红军分别从瑞金、会昌、兴国、宁都、福建汀州等地出发。18日这天，毛主席带着我们，从于都迈开了史无前例的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步。”

9、杨成武（时任红一师四团团长）在《忆长征》一书中记述：“军号响了，我们红四团，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这是1934年10月16日。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战斗、行军一年零两天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始!”

10、裴周玉（时任中央教导师特派员）在《踏上艰难的征途》一文中记述：“10月中旬的一天，教导师全体官兵背着武器行装，抬着、扛着、挑着600多件大小不等的担子从瑞金附近的高围出发，迈开了长征的第一步。”

11、钟光（时任毛泽东的勤务兵）在《迈开长征第一步》一文中记述：“1934年10月18日下午6点钟左右，毛泽东同志从于都北门出发，渡过东门浮桥，开始了长征。”

（二）有关著作的表述

1、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中记述：“到全部红军在赣南的于都附近集中后，才下令作大行军，这是在1934年10月16日开始的。”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记述：“21日，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共八万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的湘西进军，开始长征。”

3、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撰写的《长征秘闻》记述：“中国的长征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渡过中国南部一条小河于都河开始，一直发展到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436页“注释91”表述为：“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即中央红军，1935年6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恢复第一方面军的番号）及中央和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中记述：“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八万六千余人,开始转移。”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记述：“10日晚，党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八万六千余人向湘西进军，开始长征。”

7、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写的《红军长征》表述为：“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和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共8.6万余人，开始向湘西转移。”

8、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史编审委员会编写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记述：“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由瑞金县的田心、梅坑地区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记述：“10月10日晚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余人，开始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10、力平等著《中国红军长征史》中表述为：“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踏上征途。”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写的《红军长征史》表述为：“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由瑞金县的田心、梅坑地区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

12、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中表述为：“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共8万6千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长征。”

1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表述:“1934年10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连同中共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万多人从江西瑞金一带出发西进，开始长征。”

14、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80年画卷》中表述：“10月10日,中共中央、红军总部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开始长征。”

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表述：“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根据地，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

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表述：“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三）几种主要说法

可以看出，上述当事人的回忆和有关著作的表述，对长征开始的时间和出发地域的看法很不一致，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出发时间是10月10日,出发地点是瑞金。持这一说法的是绝大多数。

2、出发时间是10月16日,出发地点是于都。持这一说法的有吴吉清、杨成武、钟光等人的回忆。

3、出发时间是1934年10月（或10月21日或10月中旬），出发地点是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伍修权持这种说法。《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注释、《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国共产党简史》均持这一说法。

除此之外，就长征出发的时间，史学界还有五种说法，即“11日”、“12日”、“17日"、“18日”、“22日”之说。总共有8种说法，也就是“10日”、“11日”、“12日”、“16日”、“17日”、“18日”、“21日”、“22日”。

主张“10日”之说，是因为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与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项英于这一天签发了中革军委第5号命令，即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命令，且军委纵队于这天开始从瑞金出发。

主张“11日”之说，是因中革军委5号命令原件记载是1934年10月11日发布的。至于10月10日红军总部开始转移，仅表明在5号命令发出之前首脑机关的移动，而11日才是全军的战略转移。

主张“12日”之说，是因为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这一天发出《关于野战军全部行动日程推迟一天执行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军团及中央纵队全部行动日程按日推迟一天执行，但中央纵队仍于12号晚行动。中央纵队仍是中共中央、中央政府所在的部队，既然于“12号晚行动”，当应视为长征起始之日。

“16日”之说，是根据《西行漫记》所述。另一说法是因为长征出发时组成了前后左右卫，担任前卫的红一军团于这一天开始渡于都河，有人认为长征应以前卫行动之日起算。

“17日”之说，认为这一天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全部渡过于都河。

“18日”之说，主张此说者以毛泽东的行动为长征的标志——毛泽东于这天下午6时从于都北门出发，走过东门浮桥。这一说法在“文革”时期最盛行。

“21日”之说，是以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发起总攻为标志。

“22日”之说，因为红军于此日突破国民党军队第一道封锁线并离开了中央苏区地域。

很明显，以上各种关于红军长征起始之日的争论，所争论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以什么作为长征起始的标准。目前，有许多史著，往往采用笼统的表述方式，称之“10月中旬”或者“10月”。

那么，应以什么标准作为长征的起始日？长征的第一步是从哪里迈出的呢？

注释：

①《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10期，第9页。

②《星火燎原一一选编之三》，第3页。

二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标准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标准，史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以中革军委在瑞金发布长征出发命令和中央红军首脑机关离开瑞金出发为标准；第二种，以中央机关及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在于都集结后，统一渡过于都河为标准；第三种，以中央机关及红军各军团的出发时间和地点为标准；第四种，以中央红军向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发起攻击及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为标准。这四种标准，哪一种标准更科学、更客观地反映历史事实？笔者认为，第一种标准（这一标准是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更为客观和科学。

首先，从掌握的史料来看，自1934年7月决定红七军团组建抗日先遣队起，到9月21日决定组建红八军团，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前期准备阶段。自9月25日至10月9日为直接准备阶段。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的5号命令，是中革军委发出的长征出发号令。自10月11日至10月22日，中革军委发出的命令，都是按照中革军委《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和中革军委5号命令而发出的补充、执行命令。这就很清楚地说明,继10月9日中革军委作出《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之后，10月10日发出的五号命令，是指挥全军行动的全局性文件。

图：中革军委命令第5号

其次，通过对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和红军各军团10月7日至22日的军事行动加以分析可以看出，中革军委经过紧张的军事部署，于10月21日决定，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在原地指挥；红一军团于当晚向新田、金鸡之敌发起攻击，占领新田；红三军团于当晚向韩坊、固陂之敌发起攻击，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随红一、三军团之后，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和红八、九军团迅速跟进，红五军团作为整个方面军的后卫也通过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至此，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范围西进。

综上，我们比较明确了中央第一、第二纵队和红军各军团长征出发的活动和各次集结情况，从而得出如下结论：中央第一、第二野战纵队的长征出发地是瑞金，各军团撤离战场开始出发的地点分别是：兴国（红一、红五、红八军团）和石城（红九军团）是红军长征的第一个集结地；于都是红军长征的第二个集结地，也算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红区的最后一个集中站；红军长征的第三个集结地是赣县、信丰、安远一带。如此分析，也使我们更能区别长征出发地、集结地和突围地域三个不同的概念。

三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间应为10月10日,出发地点应为瑞金

通过以上简略分析，可以说明以下几点：

1、从当事人的回忆看，大多数人、特别是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回忆的长征出发时间和地点基本是一致的。他们的回忆，能从中央的决策和整个方面军的行动出发，具有全局意义，是应当肯定的。

2、从有关论著的表述看，绝大部分肯定了中央红军的长征是10月10日从瑞金出发的。

3、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策、命令看，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中央对红一方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决心、部署和实施办法；红军长征的前期准备、直接准备和实施转移的整个过程；红军各个军团接受命令、移交防务、集结补充、转移出发的行动轨迹。很明显，中革军委发布的5号命令，是具有全局性的指令性文件，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显著标志和唯一标志。

4、从中央第一、二纵队和各军团的行动看，10月10日当晚，中央第一纵队由瑞金梅坑等地出发开始长征。这个纵队是当时最高指挥机关所在的纵队，由中革军委、红军总部和直属机关组成。这表明，首脑机关离开了红都瑞金，就意味着中央红军放弃了中央苏区，开始了长征。从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5号命令之后到10月22日主力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这段时间内的任何地点，都不能作为长征出发的时间和地点。

那么，10月22日能不能作为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呢？众所周知，国民党军队在红军通往湘西的途中设置了四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就设在江西的信丰和安远之间。红军主力在19日晚和20日晨全部渡过于都河后，原计划在20日夜发起突围总攻击，但因三军团未能赶到20日晨的指定地点，因此，10月20日上午10时，朱德向各军团首长下达了《关于对敌总攻击改在二十一日夜进行并各军加紧侦察等工作的指示》。同日中午12时30分，朱德又致电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告诉他：“野战军定二十一日夜到二十二日进行突围战役”。21日晚，我主力红军各军团准时发起突围战斗，从龙布起包括新田、重石、版石、固陂，直到韩坊间，展开全线总攻击。守卫这一线的粤军余汉谋纵队，在我军强大攻势下，无心抵抗，命令各路守军全线向安远、信丰、南康三县城撤退，让出了中间大道（因9月间我与粤军陈济棠谈判达成了协议）。23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信丰河，即成功地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据上所述，“10月22日”是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一道封锁线的时间，而不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从10月10日至10月22日，各军团从撤离阵地到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已经走了有数百里路程，这一阶段所走过的路程，应是长征的开始，不应把这一时期的活动仍看作是长征前的准备工作。

还有一种说法需要纠正，即认为中央红军长征是10月16日从于都出发的。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于都在地理位置上处于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的必经之地，便于红军各军团集中，且红军各部（除红九军团外）均在于都集结并渡过于都河。因此，于都是中革军委选定的长征出发地。而10月10日中央第一、第二纵队从瑞金出发到于都，只能看作是往集结地开进，不能说是长征的开始。

那么，于都是不是中革军委选定的长征出发地？我们不妨看看有关长征的酝酿和准备以及红军各部的集结情况。

1934年4月底，广昌失守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便开始考虑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并把这一设想报告了共产国际。

9月上旬，各路国民党军加紧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动进攻，苏区进一步缩小，苏区内的人力、物力已很匮乏。在这种情况下，博古、李德才被迫放弃在苏区内部抵御敌人的计划，决定于10月底或11月初，沿红六军团前进的路线，实行战略转移。①

根据这一决定，中革军委从9月8日起，开始部署战略转移。

从10月7日到10月1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一系列转移集结命令。因而，笔者以为：

第一，在最初确定的长征目的地上，博古、李德等人在内线作战毫无胜利可能的情况下，于9月初才下最后决心实行战略转移。转移到哪里去呢？博古后来谈及：当时的计划，是“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合。②伍修权后来也回忆：“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③

第二，在长征目的地的确定与决定同陈济棠谈判的关系方面，李维汉后来曾回忆说：“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湖建立新的根据地。”④这里好像中央在七八月间已确定要转移到湘西去。查阅当时中央发布的命令，红六军团出发时，中央并未明确指示他们到湘西，只是说到湘中。明确指示他们到湘西北，是9月8日中革军委给他们的“补充命令”中指示出来的。这说明，至迟在这时才确定准备到湘西或湘西北去。正因为如此，为减轻红军突围的阻力，中共中央决定接受“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的建议，同其进行停火谈判，并于10月5日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

第三，当时根本不可能去选择长征出发地，于都仅仅是红军集结地之一。从史料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最终下定决心实行战略转移后，从各军团撤出防卫阵地到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中革军委共安排了三次集结行动：第一次集结命令是10月7日由中革军委发出的，第二次和第三次集结是10月9日中革军委在《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中规定的，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和红军各军团（除红九军团）在于都的集结，是三次集结行动的其中一次，如果将这次（属第二次）集结活动或红军主力渡过于都河视为长征岀发的标志,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至于“于都被中革军委选择为长征的出发地”，更是无从谈起。

为什么一些文章和回忆录会把于都作为长征的出发地呢？其主要依据，一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二是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和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的《长征秘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一辑多选自1936年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发起组织的编辑委员会所编《二万五千里》一书的回忆文章。第二辑是《二万五千里》一书的编者根据长征中的命令、日记和报纸编列的3份统计表。其中《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页首一开始就是10月16日由铜锣湾出发，意即一军团是10月16日从铜锣湾开始长征的。后来许多同志把10月16日作为长征的开始时间，把地处于都的铜锣湾作为长征的出发地，其实这是不确切的。

至于那两位美国作家，只要看过《西行漫记》和《长征秘闻》这两本书的人，都知道书中有许多疏漏和错误，书中关于长征出发时间和出发地点的叙述，可以肯定是没有进行过严肃认真的探究的。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载《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

②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载《遵义会议文献》，第103页。

③ 伍修权：《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

④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43页。

作者：刘良，江西省瑞金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原主任

源自：《党的文献》，2003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