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巩固权力玛雅统治者会在纪念性建筑上打上个人烙印

80万年前澳亚陨石降落和印尼多巴火山喷发事件对广西百色盆地先民的潜在影响广西百色盆地新鲜陨石与手斧同层出土场景;a-c为南半山遗址，d-f为枫树岛遗址(李浩、王伟供图)蓝色虚线和椭圆分别指示澳亚陨石散布区范围及推断的陨石坑位置

　　80万年前澳亚陨石降落和印尼多巴火山喷发事件对广西百色盆地先民的潜在影响

　　广西百色盆地新鲜陨石与手斧同层出土场景;a-c为南半山遗址，d-f为枫树岛遗址(李浩、王伟供图)

　　蓝色虚线和椭圆分别指示澳亚陨石散布区范围及推断的陨石坑位置;红色虚线和三角分别指示最早的多巴火山灰分布范围及火山口位置;黑色圆点代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发现的含手斧旧石器遗址(李浩、王伟供图)

　　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发生在旧石器时代的短期地质灾害事件，为研究早期人类与环境的耦合关系提供了重要信息。生活在距今约80万年前广西百色盆地的旧石器时代手斧人群，就很可能亲历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地质灾害事件。

　　近日，国际地质学杂志《古地理、古气候、古生态》(Palaeogeography，Palaeoclimatology，Palaeoecology)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浩与山东大学王伟、贵州大学雷蕾等合作完成的研究成果。通过系统梳理发生在早中更新世之交(~80万年)的澳亚陨石降落事件和印尼多巴火山喷发事件，研究人员探讨了这两次灾害事件对广西百色盆地先民的潜在影响，并提出相关假说。

　　澳亚陨石散布区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晚，但分布范围最广的陨石降落区域，其涵盖了地球表面约20%的面积。广西百色盆地发现的陨石即属于澳亚陨石散布区，在约830平方公里的盆地范围内，现已发现大量的玻璃陨石。最新氩-氩法阶段加热坪年龄(step heating plateau age)测年结果显示，澳亚陨石的形成年代在距今约78.5 ± 0.8(0.9)万年前。新鲜、未经搬运和磨蚀的玻璃陨石埋藏于百色盆地第四级阶地的网纹红土堆积中，且与古人类制作的手斧工具同层出土，指示陨石与手斧在年代上可能非常接近。一系列古环境研究证据显示，澳亚陨石降落事件曾导致较大规模区域性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恶化。比如，在泰国东北部，发现新鲜陨石与大量有机木质材料(包括大而完整的树干)伴生的现象，很可能与陨石坠落引发的森林火灾有关。

　　位于印尼爪哇岛的多巴(Toba)火山，更新世期间曾发生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喷发，其中最早的一次发生在距今约78.5 ± 0.07万年前，接近或处于百色盆地手斧人群生存的年代。来自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深海岩芯记录显示，最早的多巴火山灰正好沉积于澳亚陨石层之上，表明两次灾害发生的时间间隔较短，有可能产生环境叠加效应。从规模来看，早中更新世之交的多巴火山喷发属于超级喷发事件(super-eruption)。古气候模拟结果显示，此次火山喷发可能引发了剧烈的全球短期降温(全球气温可能速降约10°)和降水的减少。

　　上述两次时间间隔较短的地质灾害事件，很可能使生活在百色盆地的先民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目前的考古发掘材料也显示，盆地内第四级阶地含手斧地层发现的石器标本，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分布密度上，都比较低，这一现象可能与人群规模的大小有紧密关系。同时，盆地内出土的手斧主要位于第四级阶地的下文化层，在第四级阶地上文化层和较低海拔的阶地上，目前尚未发现手斧遗存，暗示手斧人群可能在生存环境压力下离开百色盆地，转而迁徙到其他地区，继续繁衍生存。

　　目前，考古学者已在珠江下游(广东南江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如湖南澧水流域、安徽水阳江流域)的网纹红土中发现较为丰富的含手斧旧石器遗存，这为验证上述假说提供了材料支撑，更为复原和重建中国手斧人群的复杂演化脉络和图景提供了科学依据。

　　本研究得到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XDB26000000，XDA19050102)等项目的资助。

　　论文链接：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31018220303722?dgcid=author

　　相关报道：80万年前华南先民或亲历较大规模陨石、火山地质灾害事件

　　据中新网北京11月17日电(记者孙自法)：中国科研团队最新完成的一项旧石器时代地质灾害事件研究表明，生活在距今约80万年的华南百色盆地的旧石器时代手斧人群，很可能亲历了澳亚陨石降落和印尼多巴火山喷发这两次较大规模的地质灾害事件，并受其影响而迁徙到其他地区繁衍生存。

　　记者17日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获悉，该所李浩副研究员与山东大学王伟教授、贵州大学雷蕾博士等合作，通过系统梳理发生在早中更新世之交(距今约80万年)的澳亚陨石降落事件和印尼多巴火山喷发事件，探讨了这两次灾害事件对广西百色盆地先民的潜在影响，并提出相关假说，这一古人类研究领域重要成果论文，近日获国际地质学杂志《古地理、古气候、古生态》在线发表。

　　李浩介绍说，发生在旧石器时代的短期地质灾害事件，为研究早期人类与环境的耦合关系提供了重要信息。澳亚陨石散布区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晚、但分布范围最广的陨石降落区域，其涵盖了地球表面约20%的面积。广西百色盆地发现的陨石即属于澳亚陨石散布区，在约830平方公里的盆地范围内，现已发现大量的玻璃陨石。最新氩-氩法阶段加热坪年龄测年结果显示，澳亚陨石的形成年代在距今约79万年前。新鲜、未经搬运和磨蚀的玻璃陨石埋藏于百色盆地第四级阶地的网纹红土堆积中，且与古人类制作的手斧工具同层出土，指示陨石与手斧在年代上可能非常接近。

　　一系列古环境研究证据显示，澳亚陨石降落事件曾导致较大规模区域性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恶化。比如，在泰国东北部，发现新鲜陨石与大量有机木质材料(包括大而完整的树干)伴生的现象，很可能与陨石坠落引发的森林火灾有关。

　　位于印尼爪哇岛的多巴火山，更新世期间曾发生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喷发，其中最早的一次发生在距今约78万年前，接近或处于百色盆地手斧人群生存的年代。来自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深海岩芯记录显示，最早的多巴火山灰正好沉积于澳亚陨石层之上，表明两次灾害发生的时间间隔较短，有可能产生环境叠加效应。从规模来看，早中更新世之交的多巴火山喷发属于超级喷发事件。古气候模拟结果显示，此次火山喷发可能引发了剧烈的全球短期降温(全球气温可能速降约10摄氏度)和降水的减少。

　　科研合作团队指出，澳亚陨石降落、印尼多巴火山喷发这两次间隔较短的较大规模地质灾害事件，很可能使生活在百色盆地的先民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目前的考古发掘材料也显示，盆地内第四级阶地含手斧地层发现的石器标本，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分布密度上，都比较低，这一现象可能与人群规模的大小有紧密关系。同时，盆地内出土的手斧主要位于第四级阶地的下文化层，在第四级阶地上文化层和较低海拔的阶地上，目前尚未发现手斧遗存，暗示手斧人群可能在生存环境压力下离开百色盆地，转而迁徙到其他地区，继续繁衍生存。

　　他们表示，目前，考古学者已在珠江下游(广东南江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如湖南澧水流域、安徽水阳江流域)的网纹红土中发现较为丰富的含手斧旧石器遗存，这为验证上述假说提供了材料支撑，更为复原和重建中国手斧人群的复杂演化脉络和图景提供了科学依据。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7/3199342.html

　　863个基因组揭示家鸡的起源和驯化

　　863个基因组揭示家鸡的起源和驯化(Credit: DAVID IRVING)

　　据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灵长类进化遗传与发育学科组)：家养动物的驯化促进了人类生活方式从狩猎向畜牧的转变，是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的重要内容，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阐述家养动物的起源与驯化相关问题对家养动物的有效保护和利用以及了解人类自身的进化历史和疾病发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家鸡(Gallus gallus domesticus)是驯化最早的鸟类之一，根据不同的需求，人类已经培育数百种不同用途的家鸡品种，例如用来食用的蛋鸡和肉鸡，用来打斗娱乐的斗鸡，用来观赏的观赏鸡等等。到目前为止，家鸡的饲养范围最广、数量最大，其数量甚至超过了其它家养动物的总和。因此，家鸡在国民经济和人类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到目前为止，对家鸡在何时、何地起源这一基本问题目前仍然没有确切的定论。虽然已经确定红原鸡(Gallus gallus)是家鸡的主要祖先，但是红原鸡分为五个亚种，分别为Gallus gallus murghi、Gallus gallus spadiceus、Gallus gallus juboullei、Gallus gallus gallus和Gallus gallus bankiva，家鸡起源于哪个红原鸡亚种目前并不清楚。不同的研究基于不同的研究材料、分子标记和方法得出不同的结论，目前认为南亚、东南亚和中国北方都可能是家鸡的起源地。

　　为系统性地解析家鸡的起源和驯化，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所张亚平课题组，吴东东课题组联合国内外研究人员，经过多年的努力，获得了全部5个红原鸡亚种的基因组数据，以及分布于东南亚、南亚、中东、东亚、欧洲等地区家鸡的全基因组数据，通过大量的群体遗传学分析，发现家鸡并不是以前认为的多地独立起源，印度、中国北方等并非家鸡的起源地。家鸡是由Gallus gallus spadiceus亚种驯化而来。目前Gallus gallus spadiceus亚种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泰国北部、缅甸等地区，说明该地区很可能是家鸡的驯化中心。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析了家鸡基因组中所受人工选择作用，发现大量生殖相关基因在家鸡驯化中受到人工选择作用，进一步支持人类驯化促进家养动物生殖行为的改变。

　　该研究以863 genomes reveal the origin and domestication of chicken为题，在《Cell Research》杂志上在线发表(文章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22-020-0349-y)。王明山博士为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昆明动物所张亚平研究员，吴东东研究员，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韩建林研究员为论文共同通讯作者。该工作得到了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动物分库等支持。

　　同时，Science杂志发表了题为“The chicken first crossed the road in Southeast Asia, ‘landmark’ gene study finds”的点评文章，系统介绍了该研究成果(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20/06/chicken-first-crossed-road-southeast-asia-landmark-gene-study-finds)。

　　相关报道：鸡是如何变成鸡的?

　　据solidot：它是最常见的家畜，人类最主要的动物蛋白来源。它有240亿只，比所有其它鸟类高出一个数量级。但两个世纪以来，生物学家一直在尝试回答鸡是如何变成鸡的。现在，对鸟类完整基因组的研究得出结论：大约在公元前7500年后东南亚北部或中国南部的人类驯养了一只野鸡。随后移民和商人将鸡带到了整个亚洲，以及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陆。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获得了全部5个红原鸡亚种的基因组数据，以及分布于东南亚、南亚、中东、东亚、欧洲等地区家鸡的全基因组数据，通过大量的群体遗传学分析，发现家鸡并不是以前认为的多地独立起源，印度、中国北方等并非家鸡的起源地。家鸡是由Gallus gallus spadiceus亚种驯化而来。

　　目前Gallus gallus spadiceus亚种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泰国北部、缅甸等地区，说明该地区很可能是家鸡的驯化中心。

　　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析了家鸡基因组中所受人工选择作用，发现大量生殖相关基因在家鸡驯化中受到人工选择作用，进一步支持人类驯化促进家养动物生殖行为的改变。

　　相关报道：中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家鸡驯化或始于东南亚和中国西南

　　据中新网昆明6月28日电：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网站近日发布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发现中国西南、泰国北部、缅甸等地区很可能是家鸡的起源地和驯化中心。该研究成果于近期在线发表在《Cell Research》杂志上。

　　家养动物的驯化促进了人类生活方式从狩猎向畜牧的转变，是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的重要内容，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阐述家养动物的起源与驯化相关问题，对家养动物的有效保护和利用，以及了解人类自身的进化历史和疾病发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家鸡是驯化最早的鸟类之一，根据不同的需求，人类已经培育数百种不同用途的家鸡品种，例如用来食用的蛋鸡和肉鸡，用来打斗娱乐的斗鸡，用来观赏的观赏鸡等等。到目前为止，家鸡的饲养范围最广、数量最大，其数量甚至超过了其它家养动物的总和。因此，家鸡在国民经济和人类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到目前为止，对家鸡在何时、何地起源这一基本问题目前仍然没有确切的定论。虽然已经确定红原鸡是家鸡的主要祖先，但是红原鸡分为五个亚种，家鸡起源于哪个红原鸡亚种目前并不清楚。不同的研究基于不同的研究材料、分子标记和方法得出不同的结论，目前认为南亚、东南亚和中国北方都可能是家鸡的起源地。

　　为系统性地解析家鸡的起源和驯化，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所张亚平课题组、吴东东课题组联合国内外研究人员，经过多年的努力，获得了全部5个红原鸡亚种的基因组数据，以及分布于东南亚、南亚、中东、东亚、欧洲等地区家鸡的全基因组数据，通过大量的群体遗传学分析，发现家鸡并不是以前认为的多地独立起源，印度、中国北方等并非家鸡的起源地。

　　家鸡是由Gallus gallus spadiceus红原鸡亚种驯化而来。目前Gallus gallus spadiceus亚种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泰国北部、缅甸等地区，说明该地区很可能是家鸡的驯化中心。

　　该研究以863 genomes reveal the origin and domestication of chicken为题，在《Cell Research》杂志上在线发表，同时，《Science》杂志发表了题为“The chicken first crossed the road in Southeast Asia, ‘landmark’ gene study finds”的点评文章，系统介绍了该研究成果。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1/3198911.html

　　Archaeometry：史前人类食物加工方式演变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图1.双墩遗址地理位置及遗址出土不同类型石质加工工具

　　图2.双墩遗址石质工具表面提取到的古代残留淀粉粒及不同损伤特征淀粉粒的分布

　　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科研部)：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杨玉璋教授团队在史前人类食物加工方式演变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杨玉璋教授团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对安徽蚌埠双墩遗址(7.3-6.8ka BP)出土部分石制工具表面提取到的残留古代淀粉粒进行了植物种属来源和损伤特征分析，首次获取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植物性食物加工工具磨盘磨棒向杵臼组合工具转变的直接证据。相关成果近日以Starch grain analysis of two different types of grinding stones from the Neolithic Shuangdun site (ca. 7.3–6.8 ka BP) in eastern China为题在线发表在牛津大学主办的国际知名考古学杂志Archaeometry上。

　　史前人类食物加工方式演变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显示，早在距今2.8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黄河中游地区的早期人类已经开始使用不规则的石质研磨工具，对各类采集获取的野生植物资源进行加工处理。此后，该类工具在我国南北各处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遗址被长期使用，并在距今9000-7000年的裴李岗文化阶段发展到顶峰，形成形态规整、制作精良的磨盘磨棒组合工具，然而，在进入距今7000年后的仰韶文化阶段后，该类工具却快速消失。有研究认为，磨盘磨棒组合工具的衰落与仰韶文化时期史前农业的快速发展有关，即随着农作物在人类食谱结构中比重的迅速上升，杵臼类具有更高效率的脱壳工具逐渐取代磨盘磨棒成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来的主要食物加工工具，然而，由于考古材料的缺乏，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明上述食物加工方式转变的发生。

　　安徽蚌埠双墩遗址位于淮河北岸，是淮河中游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过渡阶段的代表性遗址，非常难得的是，考古发掘人员在该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同时发现了磨盘磨棒与杵臼两类石质加工工具，为研究上述两类食物加工工具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契机。研究人员利用淀粉粒分析方法，对该遗址出土的6件石器表面古代淀粉粒残留物进行了提取，发现了来自小麦族(Triticeae)、水稻(Oryza sativa)、薏苡(Coix lacryma-jobi)、莲藕(Nelumbo nucifera)、豇豆属(Vigna spp.)等不同植物种属的古代淀粉粒，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类型工具表面提取到的淀粉粒种类及损伤特征皆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其中制作简单粗糙的石质磨盘已不具有研磨功能，且加工对象也较为单一，与裴李岗文化时期相比，其功能出现明显退化，而杵臼类组合工具则同时具有砸击和研磨两种功能，其加工对象更为多样，最为重要的是，农作物水稻的淀粉粒仅发现于杵臼样品表面，这一发现为研究距今7000年前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杵臼类工具由于其更高的脱壳效率逐渐取代磨盘磨棒成为专门的农作物加工工具提供了直接证据，对研究我国史前先民食物加工工具的演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该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科院国际合作局以及科技部国家基础研究计划等项目资助。

　　论文链接： https://doi.org/10.1111/arcm.12749

　　相关报道：中国学者在史前人类食物加工方式演变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

　　据中新社合肥1月19日电(记者吴兰)：记者19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杨玉璋教授团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在史前人类食物加工方式演变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首次获取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植物性食物加工工具磨盘磨棒向杵臼组合工具转变的直接证据。

　　相关成果发表在牛津大学主办的国际知名考古学杂志《考古定年学》(Archaeometry)上。

　　这是科研人员对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出土部分石制工具表面提取到的残留古代淀粉粒进行植物种属来源和损伤特征分析，而首次获取到的直接证据。

　　史前人类食物加工方式演变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显示，早在距今2.8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黄河中游地区的早期人类已经开始使用不规则的石质研磨工具，对各类采集获取的野生植物资源进行加工处理。此后，该类工具在中国南北各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被长期使用，并在距今9000至7000年的裴李岗文化阶段发展到顶峰，形成形态规整、制作精良的磨盘磨棒组合工具。但在进入距今7000年后的仰韶文化阶段后，该类工具却快速消失。

　　安徽蚌埠双墩遗址位于淮河北岸，是淮河中游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过渡阶段的代表性遗址。考古发掘人员在该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同时发现了磨盘磨棒与杵臼两类石质加工工具，为研究上述两类食物加工工具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契机。研究人员利用淀粉粒分析方法，对该遗址出土的6件石器表面古代淀粉粒残留物进行了提取，发现了来自小麦族、水稻、薏苡、莲藕、豇豆属等不同植物种属的古代淀粉粒。

　　研究表明，不同类型工具表面提取到的淀粉粒种类及损伤特征皆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最为重要的是，农作物水稻的淀粉粒仅发现于杵臼样品表面，这一发现为研究距今7000年前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杵臼类工具逐渐取代磨盘磨棒成为专门的农作物加工工具提供了直接证据，对研究中国史前先民食物加工工具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1/3199130.html

　　DNA分析称最先移居东南亚的古人“华边人”或来自日本

　　科学家对古人最先如何到东南亚聚居的说法不一，最近有科学家利用DNA技术分析来自东南亚多国的古人类遗骸，竟然找到日本史前绳文时代的古人DNA，为南洋人基因史提供新端倪。

　　过去数十年，研究人员相信，被称为“华边人”(Hoabinhian)的采集狩猎土著，约4.4万年前发展出自己的耕种模式，并在东南亚定居下来;惟亦有人指最先定居的是来自中国的的米农。科学家早前分析26个来自现在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等地的古人骸骨DNA，当中部分有8千年历史，再跟现代东南人的基因作对比。

　　他们在古人DNA样本中发现华边人和日本史前古人的基因，是首次发现两种人有基因联系。这发证明之前两种说法都并非百分百准确。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基因学家拉齐姆指，现代东南人来自4种不同古人类，颇为复杂。团队希望未来搜集更多古人遗骸样本，以进一步解开南洋人基因史之谜。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7/3199145.html

　　“一室双棺”：重庆江津区油溪镇发现东汉晚期墓葬群墓主身份显赫

　　该东汉晚期墓葬群距今至少1800年历史。

　　渝西片区首次发现“一室双棺”墓葬形式。

　　专家根据墓室陶俑判断该墓应是东汉晚期。

　　石棺上雕有金蟾、鲲、龙、金乌等动物。

　　汉砖上雕刻着各式精美的菱形纹和车轮纹。

　　两个墓都是劵顶砖石墓。

　　重庆江津区文物管理所上周五(18日)宣布，在当地油溪镇发现一座东汉晚期墓葬群，距今至少1800年历史。据了解，该墓葬群可能是家族墓，面积达100多平方米，是渝西片区发现最大的汉代砖室墓，也是当地首次发现的“一室双棺”墓葬形式。

　　葬墓群距离长江边仅一公里，而且油溪镇水运发达，史料记载在汉代已是重要的水驿。当地一直盛传有古墓的传说，直到今年3月中旬，该镇盘古村村民向有关部门举报，指有人在村里策划盗墓。经调查和走访，警方最终瓦解该盗墓组织。

　　考古专家上周六(19日)到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经测算，墓葬群右侧的大墓，长10米、高2.3米，为渝西片区现发掘的最大汉代砖石券顶墓。墓地群左侧是小墓，里面有两副石棺，为当地首次发现的“一室双棺”。此次发掘的两个墓均为券顶砖石墓，均用汉砖。由于汉砖运用特制的泥土在模具里整体烧制而成，故具有耐磨抗腐的特点，十分坚硬。

　　考古人员称，汉砖上还雕刻着各式精美的菱形纹和车轮纹，但目前重庆范围内还未发现烧制此种汉砖的砖窰，而离重庆最近的一个汉砖窰是位于湖北的秭归窰。经推测，墓室的汉砖是应由秭归窰烧制后，通过长江水运而来，由此说明当时此地水运发达。考古人员又指，能够从外地运汉砖来此地，可见墓主人身份显赫，经济实力强。

　　“我们猜测这可能是夫妻合葬墓。”江津区文管所考古现场负责人称，其中一个石棺棺盖已被盗墓贼打开，另一个石棺棺盖则已断成两截，但石棺上精美的雕刻依然清晰可见。两个石棺上都雕有金蟾、鲲、龙、金乌等动物，侧面则雕刻跳圈、抛球、倒立等汉代各种杂耍图和精美纹饰。根据墓室里散落残存的各种陶俑、陶罐等，判断该墓应是东汉晚期。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7/3198667.html

　　“云考古”的一小步中国考古的一大步

　　据中国文物报(记者李政贾昌明)：听考古人在线上汇报重大考古发现，看学者专家之间高手过招般的提问切磋，网友们的问题还会被选中得到汇报人和评委的现场解答……特殊时期顺势而为，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第一次以网络会议形式在线上举行，并在全网直播。因为直播，公众可以全程观看这一年一度全国最高水平的考古成果汇报会;因为直播，他们第一次享受了与汇报人和评委一样的“观看权限”;因为直播，他们第一次有了和顶尖学者提问互动的机会;还是因为直播，第一次数千万网民在线观看，超过3亿人次在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交流互动……这么多个“第一次”，构成了“假期云考古”——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线上终评会所带来的空前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力，也让广大网友感受到了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和考古工作的魅力，成为“五一”期间文化活动的新亮点。

　　“假期云考古”已过去两周。将终评会在线上举行，将考古成果向大众直播，这种举办形式，其传播效果如何，公众如何看待，今后又应如何探索，确实值得我们回顾、总结和思考。

　　变”与“不变”的挑战与体验

　　比尔·盖茨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不遇。本来今年是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创办30周年，主办方是打算好好组织终评环节的一系列活动的。但面对突如其来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疫情，办与不办，何时办和如何办成为了困扰主办方的头等难题。4月20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主持召开局长办公会，决定终评会以网络会议的形式举行并通过新媒体客户端直播，时间定在“五一小长假”，利用每天下午的黄金时间档。由此确定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30年来第一次线上会议+直播的“假期云考古”的全新形式。

　　线上会议不难，但将线上会议在新媒体客户端全程直播就不容易了。除了要考虑直播形式和要解决的技术保障，还有对直播效果的预期。连续5天，关注者会不会有审美疲劳?毕竟是小长假，能有多少人会腾出时间每天观看?这样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学术会议，对网友的吸引力能有多大?一系列问题需要考虑和解决。

　　会议形式虽然变了，但对终评会的高标准要求没有变，对评选的学术性和科学性的坚持没有变。遵循这个原则，线上终评会的方案几易其稿。4月27日，距线上终评会开幕还有三天，宋新潮副局长再次主持召开局长办公会，经过审慎考虑，改变了原先设想的在央视开设直播间，由央视主持人和直播间嘉宾引导会议流程的直播形式，改为在中国文物报社会议室，按照原定会议程序，开实实在在的终评会。

　　这个调整是明确了本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线上终评会的性质，这不是一场为直播效果而经过加工的节目，它就是一场学术会议的真实呈现!通过全网直播，充分诠释评选活动的公开、公平、公正和透明度。同时，为了增强互动性和网友的参与感，改变了提问环节只能评委提问的设置，增加了网友提问。

　　时间紧，任务重，而且是第一次。

　　国家文物局的重视程度是空前的，4月29日，宋新潮副局长亲临中国文物报社指导检查筹备工作，5月1日至5日每天都到报社，主持在会议室的现场终评会。文物保护与考古司、政策法规司的领导也都到场指导。报社全力支持。报社精干办会团队在短短三天内，迅速与央视新闻直播团队、腾讯会议技术支持团队确定场地、硬件设备、网络环境、直播流程，与各直播平台对接宣传方案，准备推送文案和物料，对不会使用会议软件的参会代表和评委进行技术辅导……千头万绪，紧张而又有序。

　　与此同时，以往线下会议该有的会务准备工作一样也没少，评选活动办公室保质保量地制作了会议册，提前发给评委并分享到网上和全体网友共享。按时间节点，各媒体平台有条不紊地推送项目文图和短视频、终评会宣传短片进行宣传预热。全网推流直播主要由央视新闻客户端及央视新闻所属的微博、头条、抖音、快手、b站、百度百家平台账号和腾讯微视、新华云直播负责，中国文物报社所属各平台账号配合。

　　新的工作内容带来全新的工作体验。4月29日，国家文物局相关领导亲临报社指导检查筹备工作，报社领导班子全体到场坐镇。评选活动办公室与央视直播和腾讯会议的技术人员连续三天在报社调试设备，组织项目汇报人和评委多次线上演练，熟悉网上会议操作和会议流程。技术团队临时学习直播导播技术，练习镜头切换。

　　直播时，“直播室”工作人员精神高度集中，与各方密切配合。报社的会议室毕竟不是专业演播室，网络环境也不理想，为了保证直播的声音效果，会议现场必须保持安静，不能大声说话，大家都用耳语、手势和写纸条进行交流。现场工作人员与央视新闻直播团队时时通过耳麦联系，确保生成的直播流无杂音，顺畅传输回央视。最为忙碌的当属答疑互动时间，每当网上会议室有人发言时，腾讯会议的工程师在会务人员的帮助下，迅速在满屏的小窗口中找到发言人图像，立刻切换大屏画面，报社会务人员同时还要及时将发言人的名字传给央视直播团队，于是网友们才能看到画面的迅速切换和讲话人姓名字幕的及时出现。

　　传播力和影响力的空前收获

　　不同以往的会议形式和传播方式带来了不同以往的空前传播力和影响力。直播首日，下午3点半至晚上6点，阅读量就已经过亿——中国文物报社第一个单日过亿传播就这样诞生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感慨“没想到会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这是迄今最为成功的公共考古活动!”

　　直播首日，仅央视新闻客户端及多平台账号、腾讯微视、新华云直播三家的在线观看量就接近500万，第二天突破600万。尽管期间有“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发射、登珠峰等热点事件的直播，但终评会的每日在线观看量一直保持在500万以上，许多没来得及看直播的选择回看，也有意犹未尽回看学习的。截至5月7日中午，总观看量超过了4000万。

　　与千万级的观看量所匹配的是以微博话题、头条专题为代表的亿级阅读量。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话题在直播期间、结果揭晓后持续发酵，阅读量和互动量不断增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10日中午，仅国家文物局微博“中国文博”#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阅读量已突破9000万，今日头条#发现考古#接近7000万，央视新闻微博主持的三个话题突破7000万，陕视新闻突破7000万，中国之声380多万。总阅读量超过3亿。此外，5月5日结果公布后，“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

　　最令媒体关注的莫过于新闻发布会的结果公布。尽管发布现场缺少了摄影师的长枪短炮和媒体记者抢抓实效拼手速的精彩场景，但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结果一经公布，各家媒体新鲜出炉的报道如约而至。首先是微信的第一时间发布，国家文物局官方微信、国家文物局政府网站和中国文物报社官方微信“文博中国”同时最先发布结果揭晓，瞬间被刷屏，浏览量达到10万+。《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推荐，仅仅一小时页面点击量就超过30万。央视记者专程来到报社直播现场采访，5月5日中午的“新闻直播间”栏目以“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今天揭晓”为题，对部分项目进行了详细介绍。当晚，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又一次上了央视新闻联播!

　　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科技日报、中国青年报、中新社等多家中央媒体纷纷报道。人民日报以《2019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带来新认知形成新学问》、光明日报以《二〇一九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云上”揭晓》、中国青年报以《2019十大考古新发现“挖”了啥》为题大篇幅和整版报道了结果。

　　除了中文报道外，中国日报以《Top 10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fer cultural food for thought》为题，向世界传达了中国2019年的重要考古发现。中国日报和环球时报英文版还在推特上向世界进行介绍。脸书上的China Culture(中国文化)、Beautiful China(美丽中国)、Discover China(探索中国)、Beijing Review(北京周报)等账号也在第一时间发布了相关英文信息。

　　创刊于1948年的联合国教科文《信使》杂志，从考古与世界遗产的角度向世界分享了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围的20个项目;德国考古研究院的官方网站以英文、德文两种文字详细介绍了荣获此次“十大”的项目。

　　地方媒体也不甘示弱，直播期间，纷纷“认领”自家遗址，马不停蹄地开展了各有侧重的报道。尽管浙江义乌桥头遗址遗憾落选，但《钱江晚报》新闻客户端《“考古界奥斯卡”首次云直播，26万观众被8000年前的“浙江人”圈粉》一文却拔得头筹，首日直播刚刚结束，文章便在朋友圈刷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也连连赞叹“我们的专业记者就是快!”

　　评选结果公布后，各“家乡媒体”毫不吝啬地通通留出头版。陕西日报在头版刊登《陕西两项入选2019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我省26项考古项目入选历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两篇文章，山西日报、山西晚报、湖北日报、大河报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分别刊登了《绛县西吴壁遗址入选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随州春秋曾国贵族墓地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河南上榜全国“考古奥斯卡”，淮阳平粮台城址靠的是什么》等报道，重视程度堪比同日对“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发射成功的报道。

　　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公布后，最兴奋的莫过于获评项目的发掘单位和发掘者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参与了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的发掘工作，独中两元。北京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随即发布了《北大考古，牛!》推文，文中讲述了北大人的田野故事，既有深度、又有温度，还带着些许的骄傲。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官方微信公众号则依旧保持着严谨的学院派作风，其推送的《古脊椎所秦岭汉中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洞穴遗址发掘荣获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详述了遗址的发掘始末和收获。

　　媒体关注的不仅是公布的结果，还有对此次活动本身的探讨。《人民日报》在5月13日的“人民时评”栏目中刊登了《“云考古”带来的文化体验》评论文章。人民日报评论公号随后推送。“通过‘云端’漫步、手指触行，公众轻松进入到国家级的考古评审现场，走进考古人的世界。这种文化体验非同凡响……这些年来，我国的公共考古一直在不断创新发展，特别是考古现场直播、考古文博综艺节目、关于考古发现的纪录片、博物馆考古类展览等创新形式不断出现，成为大众文化生活中有滋有味的记忆。‘云考古’开创性的一小步，促成了考古文博经由网络满足公众文化需求的一大步，考古人把一个原本属于业界的聚会，变成了与大众共享的活动。”评论如是说。

　　“云考古”的一小步中国考古的一大步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活动已经举办了整整三十年。这项活动已经从最初单纯的学术活动，变成一年一度中国考古学界的学术交流平台和面向社会大众的行业宣传平台，成长为我国考古学界乃至整个文化遗产领域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品牌活动。小行业承担大责任，中国考古不仅要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深化中华文明研究中担当主角，还应承担彰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民族自信心的重任以及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支柱力量。

　　当今的互联网时代，直播、短视频等多种传播形式层出不穷，深受年轻人追捧。直播平台的互动性和即时性，满足了人们希望共同参与、互动交流的愿望。此次“云考古”，一直被人们认为居于象牙塔内的小众的考古学能与时下潮流结合，把遗址发掘者和学术大家请入直播平台，说明考古正在以全新的、更具亲和力的姿态，融入当下青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考古人独具特色的演绎，讲述考古背后的故事，增进人们对考古的了解，减少对考古的误解。能够隔着屏幕和考古人面对面，广大网民和考古爱好者在赞叹其思考问题高深和观察视角敏锐时，往往有“恍然大悟”之感，发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赞。也为有这种近距离接触专家的机会而倍感珍惜。由此可以看出，因为疫情缘故改在线上举行并全网直播的“云考古”，实实在在地更加适应了时代的潮流和公众的需求，也为考古工作如何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启示。

　　新的传播形式让考古火热“出圈”，走进大众生活。在网友直呼“第一次在微博上看直播，竟然是这种高端局”“云考古是个好点子，普及了文化、拓宽了视野”“这种直播太有文化内涵了，好喜欢”等众多留言中，我们也意识到“考古+直播”不仅为共享科学考古发掘成果提供了新的平台，同时也优化了直播、短视频平台的内容，为网络世界带来了一股浓厚的学术热流，也为丰富公众的文化生活提供了更多选择和新的思路。

　　公众考古，应该是提高下的普及还是普及下的提高，是传递和引导还是迎合?

　　纵观此次终评会的五场直播，无论是发掘者汇报还是评委提问，他们坚持用科学的态度解读考古发现，没有为迎合网友对考古的猎奇心态而出现丝毫泛娱乐化的倾向。让科学严谨、学术第一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以网络直播这种大众乐于接受的普及方式呈现，以适当的形式吸引网民关注，是一种循循善诱，“由简入难”的巧妙做法。更是在保持严肃的学术前提下，极大提高中国考古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的一次新尝试。

　　对于考古人而言，网络直播也不失为一个抒发内心声音的平台。此次终评会的评委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先生在直播中“情不自禁”地说：“盗墓不应只定义为经济犯罪，因为它盗走的不仅是文物和历史资料，更是民族文化的根!”话音刚落，便引得网友拍手称赞。回看网友们“考古和盗墓不共戴天”“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公共考古真的很有必要”“要让更多的人树立文物保护意识”等留言，便是这种共鸣的生动写照。

　　此次“云考古”，这虽然是形式上改变的一小步，但就其产生的空前传播力和社会影响力，以及带给社会公众和考古人的全新体验而言，却可以称为中国考古学的一大步。有网友在自媒体上表示：“这次评比采用了新媒体的方式，向更广泛的公众展现了考古工作的成果。这个信息传播的过程，或许比最终的评比结果更重要。”“今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无论是形式还是宣传、影响，应当算是历史事件了!”

　　“云考古”的惊人传播数据表明，一个只有2万从业人员的小行业的学术活动，经过多年的耕耘和经营，今天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已经从一个行业的评选变成了一个成功的IP文化产品，其呈现出的全民参与文化遗产“云共享”的盛况，也揭示了中国考古及文化遗产“云上”展示传播的发展前景。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对网友参与和评论的积极性评价道：“这表明国人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有了更多更高层次的认识!”北京大学教授孙庆伟认为，惊人的数据既真实反映了全国人民对考古学发现和考古事业的空前热情，也体现了全国人民对考古工作者的希冀与期望。70年前，中国考古学的先驱苏秉琦先生就呼吁要把考古学建设成人民的事业，70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此次“云考古”，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考古事业深厚的人民基础。积极回应人民的呼声，努力满足人民的需求，考古事业必将成为人民的事业。

　　相关报道：让考古在“云端”可见

　　据中国社会科学网(杨阳)：五一期间，“云考古”的崭新形式让公众再度见识了考古的魅力。每年一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首次以网络直播的形式，在连续5天的时间里，与广大网友共同见证了2019年度“十大”考古的诞生过程。据不完全统计，直播观看总量达2278万人次，与之相关的话题阅读量达1.66亿人次。

　　最终，陕西省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广东“南海Ⅰ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进入“十大”榜单。

　　2019年是考古“大年”，年度考古发掘项目首次超过1000项，重要发现不断。从地域上看，河南、江苏、北京、陕西的项目居多。此次入围项目在内容上包括了早期人类、文明进程、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等多个重要学术领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表示，每一项考古新发现都深化了我们对一个学术领域的认识，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线索和需要持续关注的研究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将陕西省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称为“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考古项目”。在现代人起源问题上，有走出非洲说和各地区分别起源说。其中，距今10万—5万年是非常关键的时间段。而疥疙洞遗址正是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罕见的、保留了距今10万—1.5 万年间人类化石和丰富文化遗存的洞穴遗址，地层堆积基本连续，层位关系清楚，出土遗物性质明确。对研究秦岭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体质特征、栖居方式、行为方式、石器工业面貌、文化发展演变过程及其环境背景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发现的连续多时期的文化遗存，跨度达1.5万余年，对构建黑龙江下游乃至滨海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意义重大。陈星灿认为，该遗址“填补了地区文化发展的空白”。小南山遗址第一期发现了中国北方最早的陶器，距今1.4万年，可与俄罗斯、日本列岛的早期陶器相联系。在遗址的竖穴土坑墓中，发现了距今9000年的玉器，是我国境内迄今为止最早的玉器，从工艺上看，与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玉器有渊源关系。该遗址对认识中国玉器起源问题提供了宝贵材料。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连续9年的系统考古工作表明，作为石峁城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或已具备了早期“宫城”性质，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早期宫城建筑，展现了黄土高原上一处神秘王国都邑的极致辉煌。石峁遗址考古成果不断刷新着学界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知高度。“这里颠覆了我们以往对龙山时代北方文明程度发展的认知。”陈星灿说：“新发现的70处石雕，其主题和艺术风格与后来的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虎’、商周青铜器的表现形式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显示了它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复杂性。”

　　我国最早的“双轮车”车辙痕迹、最早的城市“中轴线”布局、完备的排水系统、完整的黄牛祭祀……6年来的研究进展，让我们对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这个老遗址充满期待。遗址内出土的各类遗存，展现了中原龙山文化兼容并蓄的特质，是新石器时代末期各区域文明间交汇融合的集中体现。黄牛在平粮台城址的大量发现，对研究起源于西亚地区麦作传统下的黄牛如何融入中原地区传统的粟黍农业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平粮台地处淮河流域，以往重视程度不够，但其实这里连接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非常重要。”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首次在中原地区揭示出已知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专业化水平最高的夏商冶铜遗址，弥补了从铜矿开采到集中铸造之间所缺失的冶炼环节，填补了中国冶金考古的一个重要空白。结合近些年在晋南中条山地区的相关工作和学术界其他成果，可以肯定本地区处于产业上游的采矿、冶铜业，主要为终端铸造业输送原料，而下游产业生产的铜礼器和兵器等国之重器，应主要集中在国都及附近地点，从而充分表明了早期王朝国家对此种重要战略资源及其产业链的直接控制。这为理解夏商王朝的崛起与控制、开发、利用铜矿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甘肃敦煌旱峡玉矿等遗址直观呈现了自西城驿文化、齐家文化时期至骟马文化晚期、西汉早期这近2000年间，甘肃西部地区透闪石玉料开采、利用的景象。一系列的证据表明，甘肃地区的透闪石玉料很早就进入甘肃以东及周边区域。王巍说：“考古人踏破铁鞋寻觅的马鬃山径保尔草场、寒窑子草场和旱峡玉矿遗址，是目前国内可以确定的年代最早的透闪石玉采矿遗址。旱峡玉矿遗址的发现更是大大提前了河西走廊地区玉料进入中原地区的年代。这对揭示早期社会先民的社会组织形态、生产力发展水平、稀有资源的利用与社会复杂化进程等都有重要价值。”

　　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弥补了春秋中期曾国历史的缺环，构建了中国周代封国中以考古发掘最完整的材料也是最重要的文化序列，构建了江汉地区青铜文化的一个标尺，在曾国乃至两周考古领域具有重大意义。出土的近600件青铜礼乐器上的近6000字铭文，反映了极其丰富的曾国及周王朝历史文化信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信立祥说：“这是新世纪考古发现最大的一批春秋时期金文资料。”

　　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是迄今为止新疆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年代准确可靠、形制基本完整、保存状况完好、文化特征鲜明的汉代古遗址。出土的大量汉代典型器物层位关系明确。“石城子遗址当是史书所记的疏勒城，证明汉代对天山南北的丝绸之路进行了实际有效的行政管理。”信立祥说。石城子遗址是汉代中原王朝有效治理和管辖西域的历史见证，其考古成果对于阐释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流交融、息息相通的历史史实，对于推进“一带一路”核心区历史文化建设等，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是首次在青藏高原发现的壁画墓，而彩绘漆棺也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独特葬具装饰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墓葬内设置密封的暗格，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考古史上，都没有发现过类似的先例。该墓葬的发现，对于探讨古代汉藏文化融合进程和青海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盛况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发现的珍珠冕旒龙凤狮纹鎏金王冠既有自己的独特性，也体现了汉藏文化的一体性，丰富了我们对于吐蕃王室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说。

　　广东“南海Ⅰ号”南宋沉船的清理工作自2013年启动，截至2019 年，共发掘文物近18 万件(套)，其中瓷器约16 万件(套)，铁器凝结物124吨，工作已基本完成。“南海Ⅰ号”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结构完整的水下遗存，其蕴藏的信息总量极为庞大。为此，工作人员引入聚落考古理念，将“南海Ⅰ号”作为某一时间节点上高度浓缩的聚落形态，对海洋沉船的埋藏环境、古代贸易活动和海上生活、沉船遗址的海洋生态、古代中外生物交流等进行综合研究。“这在世界水下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其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和做法值得借鉴。”刘庆柱说。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9/3199275.html

　　“中国高空极限挑战第一人”吴永宁体力不支高楼坠亡视频记录下生命最后一刻

　　“中国高空极限挑战第一人”吴永宁体力不支高楼坠亡，视频记录下生命最后一刻

　　号称「高空极限运动第一人」的中国极限玩家吴永宁，10日曝光生前最后一段影片，他双手攀附在顶楼平台，2下「引体向上」便体力不支，挣扎约20秒后坠落。事实上，大楼外墙攀墙执行「引体向上」是吴永宁的拿手招牌，他多次分享各大楼的挑战影片，也曾表示：「我什么时候残疾了、动不了了、死了，我就不玩了。」让粉丝错愕的是，没想到他出名不到一年就因此丧命。

　　吴永宁开设微博帐号「极限-咏宁」，四处挑战高楼地标，在高空中做出各种危险动作，且不做任何防护，有着「中国高空极限挑战第一人」之称，他拥有粉丝超过130万，是网路上的知名红人。吴永宁的微博在11月8日后就不再更新，其女友12月8日向媒体证实吴永宁已坠楼身亡。

　　透过影片可以看到，吴永宁先尝试，之后回到顶楼平台，随后再攀下去尝试，并做了2下「引体向上」，却因为体力不支而无法再回到大楼，双脚紧贴着玻璃墙面勉强支撑，挣扎了约20秒后随即坠落，坠落的刹那甚至发生了凄惨叫声。

　　综合陆媒报导，吴永宁生于1994年，来自湖南长沙，曾经学过武术，原本做武行，后来投入户外极限挑战影片拍摄，他从今年2月开始独自尝试各种高空挑战，逐渐打响名气，挑战过最高的大楼是「湖南第一高」425公尺长沙国金中心，其他包括235.8公尺的重庆日月光广场、上海等其他地方大厦。他站在高楼的边缘处自拍、引体向上，网友看了都非常紧张，每次都担心他会不小心跌死，他也笑说：「这次太高了，你们可能不敢看。」

　　「一天不做，浑身难受!」吴永宁这几个月就挑战了11栋大楼，他曾表示自己之所以热爱高楼，是因为家里经济不好，而只要攀爬大城市的高楼大厦，心情也会跟着平静下来。他曾表示：「我什么时候残疾了、动不了了、死了，我就不玩了!」原本他还要向网友分享如何潜入大楼搞自拍，没想到死讯传出，吴永宁出名不到1年就离开人世，让所有粉丝都哭红眼眶。

　　相关报道：危摄男坠楼非因体力不支?网民分析

　　自称“国内极限高空挑战第一人”的湖南青年吴咏宁，上月进行天台危摄时意外堕楼身亡，有内地媒体周日(10日)公开其当天堕楼一刻的短片。有网民分析，外传吴因体力不支坠楼，但他认为是抽筋。另据吴咏宁朋友小静向内地传媒透露，吴与很多直播平台签约，被要求提供影片以增加流量。而吴的女友金金则因为男友堕楼的短片曝光，情绪“很不好”。

　　有网民根据吴堕楼影片分析，网传吴是体力不支的可能性不大，认为可能是天气冷的缘故引致抽筋。“最后一声‘惨叫’(网传)，其实不是惨叫，而是为了最后一搏而发出的爆发声，摔落下去”。该网民称“非常可惜”痛失英才，但认为吴没有安全措施才导致悲剧发生。

　　今年7月通过某个软件平台认识吴的小静表示，他曾劝吴要做防护措施，咏宁只说知道了。“因为某平台上骂他的网友挺多，关心他的也很多”，吴之后曾在一次爬楼中，在腰系上一条很粗的安全绳。至于有报道指，吴此行是为赚取礼金。小静则称咏宁没有向她提过此事情，也没有告诉过她自己因为礼金而压力大。

　　小静表示，吴从事极限高空运动最大的原因是自己喜欢，之前也曾玩过飞跃道等训练。她又透露，吴与影片发布平台有签约，需提供影片。内地传媒统计，吴在各个平台上的粉丝数共破百万，其中一个平台发布的影片达300多条，粉丝数94万。关于签约一事，各大网络平台并未回覆。

　　据小静了解，“金金”目前应在湖南长沙陪伴吴的父母。此前的直播中，吴母看上去没有精神，但总算情绪稳定。而吴堕亡的影片曝光后，“金金”因此有点抑鬱，情绪很不好;她此前亦经常在家哭泣，并网上发布思念吴的文字。

　　相关报道：坠地仍有意识爬到门口坐着死

　　自称“国内极限高空挑战第一人”的吴咏宁上月进行天台危摄时意外堕楼身亡，有负责勘查现场的民警透露，吴咏宁的尸体起先由玻璃工发现，他从楼顶的装饰玻璃墙墙顶掉落到了顶楼平台，两者距离14米左右。据了解，坠落当时，吴咏宁并未死亡，“是从掉下来的角落爬到一出门口坐著死了。”

　　报道指出，玻璃墙墙顶事后留有吴咏宁的背包和绳子。“大楼上楼顶需要多道门刷卡，只有几个人有权限，不知道他怎么上去的。”该民警指出，吴咏宁坠亡的华远国际中心高达263米，共62层，写字楼电梯只能上到44层，而高层酒店的电梯只能上到61层，但要搭乘这部电梯，必须要出示房卡或工作人员的工作证，顶层还有安保人员把守。

　　据吴咏宁的女友猜测：“电梯到40多层没有了，他单靠自己的力气爬上去的，爬了将近20层。”

　　相关报道：极限影片网上传播平台将加强审核

　　自称“国内极限高空挑战第一人”的吴咏宁天台危摄时意外堕楼身亡，引起社会关注。据悉，吴的高空挑战影片曾在内地多个平台发布，部分网民认为影片内容过分危险，不宜发布和传播。相关平台则表示，日后将加强审核与改进。

　　有内地传媒上周六(9日)一连两日采访多个影片平台网站，包括美拍、快手、火山小视频等。上述平台对吴咏宁的离世均表惋惜同情，认为中国现行的法规未有明文禁止发布和传播此类极限挑战影片。

　　其中美拍认为，为免类似事件发生，不应再鼓励此类内容。快手表示，吴的帐户已于今年9月被限制传播，凡展示类似行为的影片内容与用户，均会被严肃处理，情况严重者，会被举报至相关管理部门处理。火山小视频则指，严禁用户在其平台直播极限类运动，并会根据实际情况，加强改善审核政策。据悉，上述3家网站目前已无法检索到吴的帐户和相关影片。

　　相关报道：挣扎约20秒!体力不支惨叫堕下

　　自称“国内极限高空挑战第一人”的湖南长沙青年吴咏宁，上月8日进行天台危摄时意外堕楼身亡。内地传媒周日(10日)公开一段据指是事发一刻的短片，画面可见当时吴咏宁尝试在大厦外墙攀爬，却因体力不继，尽管他尝试爬回天台，但最终不支而从高处堕下。

　　该段长约19分钟的短片显示，大楼上的吴咏宁先是尝试在大厦高处做出“爬墙”动作，然后重新回到顶楼平台。大约12分钟，吴咏宁做了第二次尝试，他贴着墙面做了两次引体向上。

　　片中可以看到吴咏宁有些体力不支，他的双脚贴在玻璃墙面勉强支撑着，想努力要往上爬。挣扎了大约20秒后最终堕下，在堕下的那一刻，吴咏宁发出了一声惨叫。

　　经吴咏宁家属辨认，该段记录他生命最后攀爬场景的短片，是他架设在堕楼地点附近的手机所拍摄，镜头正对着他当时攀爬的大楼。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1/3199272.html

　　《Ancient Mesoamerica》：为巩固权力玛雅统治者会在纪念性建筑上打上个人烙印

　　据cnBeta：外媒报道，根据发表在《Ancient Mesoamerica》上的一项达特茅斯研究，早期玛雅城市以纪念碑式建筑群为特色，这些建筑群以一种共同的宗教形式为中心，但在公元前400年出现了王权这些建筑群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为了巩固他们的权力，整个玛雅低地的统治者将改变这些建筑群、在景观上安装他们的标记并重塑人们的记忆。

　　达特茅斯大学诺伊科姆计算科学研究所人类学博士后Ryan H. Collins表示：“就像今天的政治领导人经常寻求给自己打上品牌一样，早期的玛雅统治者也是如此。玛雅统治者似乎对过去的世界有真正的愤怒，认为它可能会干扰他们的权威，所以他们会试图调整它甚至完全抹去它。这些统治者将自己视为玛雅太阳神的化身并希望在城市中打上他们个人的烙印，因此纪念碑和人们体验城市的方式被修改以反映统治者在其一生中的愿望。”

　　Collins研究了位于墨西哥尤卡坦中部的玛雅遗址Yaxuná及玛雅低地其他被称为E组的金字塔广场或寺庙的数据--包括危地马拉的圣巴托洛、蒂卡尔、塞瓦尔和伯利兹的卡哈尔佩奇，这些数据反映了观察到的跟赤日和至日的天文对准。

　　在E组中，每个纪念性建筑群都是沿东西轴线建造的，其特点是西边是金字塔，东边是长条形平台。之前的研究发现，玛雅建筑群的天文排列很可能是指太阳神和玉米神以及农业季节的年度变化。

　　根据Yaxuná和其他遗址的考古数据，Collins发现，到公元前400年，E组的许多玛雅建筑群要么建在现有的庙宇之上，要么被拆除，要么被完全放弃。在许多情况下，新建筑将被建造在以前的一切之上，在最新阶段的建筑中可能有五、六甚至七个金字塔被保存下来。

　　Collins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寺庙变得更多的是关于统治者的，而不是关于曾经把社区聚集在一起的仪式和宗教。”在Yaxuná，仅在最初的城市中心，从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100年之间就有11个阶段的建筑。

　　虽然E组的新遗迹是在旧遗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有些方面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了保留。比如Yaxuná最初的东部结构(Str. 5E-6号)在第八层有一个圆形的石头基础，后人通过第六层地板上的圆形刻线将其保留下来并加以强调。在第七层和第四层也发现了珍贵的物品，包括一个抛光的磁铁矿碎片和一个带有绿器珠子的陶瓷器皿，这些物品可能是通过长途贸易获得的。Collins指出：“玛雅人在几代人之后而不是几个世纪之后，会回去标记具有社会意义的空间，这说明了人们如何真正强调记忆和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的连续性。

　　然而，Yaxuná遗址的其他区域和其他E组遗址包含终止仪式的证据。这些仪式被用来摧毁跟建筑相关的能量或灵魂，特别是当它是神圣的时候，如将烧过的香灰撒在一个区域。在Yaxuná的东部结构中，在一块磨石附近发现了灰烬，这提供了证据表明以前用于仪式的空间在后来被用来准备食物。

　　Collins表示：“在考古学中，一直有一个假设，即玛雅的王权代表了与过去的连续性，但随着玛雅统治者改变了人们对他们居住地的体验，这些统治者实际上正在打破中美洲的建筑传统、重新定义玛雅城市。E组的玛雅文化的第一个千年标志着不仅是新的纪念碑，而且是大规模公民建筑的发展时期，因为大规模的道路被建造，地区开始出现。这些变化还可能推动了玛雅文明从平等主义社会向更多等级结构的转变。”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7/3198978.html

　　《Antiquity》：挪威考古学家使用雷达技术发现一艘埋在地下的铁器时代维京船

　　《Antiquity》：挪威考古学家使用雷达技术发现一艘埋在地下的铁器时代维京船(Image: Copyright Antiquity Publications Ltd/L. Gustavsen)

　　据cnBeta：外媒报道，挪威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维京人的墓地，里面有一艘被埋了很长时间的维京船，其长度有62英尺。这一发现发表在周三的《Antiquity》上。据悉，该遗址位于Gjellestad，这里是Jell Mound所在地，是斯堪的纳维亚最大的铁器时代墓葬丘之一。除了以前不为人知的维京船葬，该地区可能还有一个宴会厅、农舍和某种宗教建筑。

　　科学家没有将它们挖出，相反，他们使用了探地雷达来绘制出地下特征。该研究的论文主要作者Lars Gustavsen在一份新闻稿中说道：“该遗址似乎属于铁器时代该地区的最高层精英，并可能还是该地区发挥政治和社会控制作用的一个焦点。”

　　研究人员称，这个遗址起源于一个普通的土堆墓地，后来被改造成一个以纪念性土堆、厅堂建筑和船葬为代表的高级墓地。考古学家在发现了包括一个金吊坠在内的物品后将该遗址归类为“高级”遗址。《Antiquity》发布的一条推文指出，类似的吊坠在公元1-400年的葬礼中非常常见。

　　该期刊在另一条推文上写道：“试掘工作已经在进行，对船葬的全面挖掘工作正在进行中。这是近100年来北欧海盗船上的墓葬首次被发掘，这为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展开挖掘提供了一次机会。”

　　据悉，这艘船被埋在约4.6英尺(1.4米)的地下，长约62英尺(18.8米)。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1/3198615.html

　　《Cancer》：在中世纪的英国9

　　《Cancer》：在中世纪的英国9-14%的成年人在死亡时患有癌症

　　据cnBeta：外媒报道，第一项利用X射线和CT扫描来检测前工业时代人口骨骼遗骸中癌症证据的研究表明，在中世纪的英国，9-14%的成年人在死亡时患有癌症。研究人员称，这使得在接触工业和烟草中致癌化学物质之前的癌症患病率比之前估计的高出10倍左右。

　　先前利用考古记录对历史癌症发病率的研究仅限于检查骨骼外部的病变。研究表明，癌症非常罕见，只影响不到1%的人口。

　　由剑桥大学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现已将视觉检查和放射成像结合起来并对英国剑桥市及其周围6个中世纪墓地的143具骨骼进行了分析。据悉，这些骨骼可以追溯到6世纪到16世纪。

　　这项研究的结果已发表在的《Cancer》上。

　　“大多数癌症形成于软组织器官，早在中世纪就退化了。只有一些癌症会扩散到骨骼，而其中只有少数可以在表面看到，所以我们在骨骼内部寻找恶性肿瘤的迹象。现代研究表明，1/3到一半的软组织癌症患者会发现肿瘤会扩散到他们的骨骼。我们将这些数据跟我们研究中的骨转移证据结合起来，估算出中世纪英国的癌症发病率，”剑桥大学考古系的Mitchell说道，“我们认为，中世纪人口中可能在身体某处患癌症的总比例在9%到14%之间。”

　　“通过CT扫描，我们能看到隐藏在骨头内部的癌症病变，而这些骨头在外部看起来完全正常，”该项研究合的论文著者Jenna Dittmar博士说道，“直到现在，人们认为中世纪人们不健康的最主要原因是传染病如痢疾和黑死病及营养不良和事故或战争造成的伤害。“我们现在必须把癌症作为折磨中世纪人们的主要疾病之一。”

　　然而，研究人员指出，在现代英国，约有40-50%的人在死前患有癌症，这使得如今患癌症的几率比最新研究显示的中世纪时期要高出3-4倍。

　　研究人员表示，有很多因素可能导致了当代的发病率如烟草的影响。16世纪，随着美洲的殖民，烟草开始被进口到英国。

　　研究人员还指出，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污染物已变得无处不在从而造成癌变的影响，另外破坏DNA的病毒在长途旅行中也存在更广泛传播的可能性。此外，较长的寿命也给了癌症更多的时间来发展。

　　为进行最新研究而进行调查的遗骸来自剑桥附近的三个村庄及中世纪大学城中心发现的三个墓地，其中包括前奥古斯丁修道院所在地，这里曾经是一所照顾穷人和病人的慈善医院。

　　由于发掘出的遗骸很少有完整的，所以研究小组只选择了脊柱、骨盆和股骨完整的个体。现代研究表明，在癌症患者中，这些骨骼最有可能含有继发恶性肿瘤或转移。

　　研究人员对96名男性、46名女性和一名性别不明的人的遗体进行了脊椎、股骨和骨盆的检查，然后利用X射线和CT扫描对其进行了成像。研究小组在五个人的骨骼中发现了恶性肿瘤的迹象--最低发病率为3.5%。这些病变大多发生在骨盆，不过有一名中年男子的整个骨骼都有小的病变，这表明是他患的是一种血癌。

　　研究表明，CT扫描在75%的情况下检测到骨转移，而只有1/3到一半的癌症死亡涉及到骨转移，因此该团队预测，中世纪有9-14%的英国人患上了癌症。

　　然而他们警告说称，样本量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且诊断那些躺了几个世纪的人的癌症有些挑战性。

　　Mitchell说道：“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利用CT扫描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的明显正常骨骼进行扫描，进而了解过去主要文明中癌症的常见程度。”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7/3198535.html

　　《Journal of Orthoptera Research》：伊朗发现神秘“螳螂人”史前岩画

　　据cnBeta：外媒CNET报道，“螳螂人”听起来像是漫威螳螂超级英雄的仿制版本，但这实际上是在伊朗中部发现的一个不寻常的岩画的绰号。史前的岩石艺术描绘了一种六足生物，似乎是由螳螂昆虫激发灵感的。考古学家和昆虫学家联手分析了岩画。他们的研究发表在本月的《Journal of Orthoptera Research》杂志上，表明该生物可能是螳螂和人的组合。

　　雕刻物长5.5英寸(14厘米)。与著名的掠食性昆虫相似。它具有三角形的头部和折叠的前臂。引起研究人员注意的是手臂其余部分上的圆形形状。

　　杂志出版商PenSoft在周一的新闻稿中说：“与考古学最相似的是 ‘蹲立人’(Squatter Man)，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发现的岩画人物，描绘的是一个被侧面包围的人。” 从西班牙到美国西南部的古代岩石艺术中都可以看到这些人形图像。

　　科学家估计伊朗的雕刻物可能具有4000至40000年的历史。根据昆虫解剖学的描述，昆虫学家认为螳螂很可能属于一种叫做Empusa的当地物种，也被称为锥头螳螂。

　　该论文的作者承认，“很难解释史前岩画。” 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确定原始艺术家是否打算将螳螂和一个人结合起来，但是研究人员认为，这个人物可能与古老的宗教或神秘信仰有关。该论文指出：“岩画证明自从史前时代以来，螳螂一直在给人类带来震撼和启发。”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1/3198941.html

　　《PLOS ONE》：荷兰研究小组发现人类的货币可能起源于前青铜时代

　　据cnBeta：外媒报道，货币的发明可能会引出一个人类最古老的问题：它是什么时候发明的，谁是创造者?考古学家们对这个古老的问题感到好奇，他们一直在努力找出货币诞生的确切时间。近期，来自荷兰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了前青铜时代的一个点，而这可能是所知的货币的开始。

　　据悉，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种全新的方法来检测标准化度量衡的证据，即货币紧急出现的迹象。大约5000 - 4000年前(公元前3000 - 2100年)的文明则是用这些物体的重量来测量和使用它们用为货币。

　　研究人员发现，某些青铜物品中，多达70%的重量几乎相同，这意味着它们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可以互换。它们当中有环形的、斧刃形的、肋骨状的。由于氧化的关系，这些青铜物品都变成了美丽的绿宝石色：

　　这一发现有助于科学家们更好地了解这些古代民族的社会和新兴市场体系以及简单的斧头刀或青铜戒指如何代表了当今数万亿美元货币体系的第一步。

　　研究人员将相关研究发表在了《PLOS ONE》上。

　　尽管在历史上和今天，钱都在塑造我们的社会结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要追溯这些重要的代币在账本发明之前的运动和创造甚至统一的重量测量方法则是一项挑战。

　　这项新研究的作者认为，任何试图协调历史物品和货币符号的尝试都必须考虑到这些时代的局限性。比如，估计相似重量的金属或其他贵重材料可能不会使用任何精确的天平，而只是用手掂量，本能地测量出它们的重量差异。

　　研究人员表示，写道，通过使用一种被称为心理物理学的方法，他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思维方式以及这种思维方式可能如何影响了一些古代欧洲原始货币的创造。

　　“在这一点上，一个主要的挑战是使用统计工具来表达准确性并根据心理物理学的发现来调整它们，”作者写道，“简而言之，史前重量单位确实需要有意义。”

　　实际上，该团队的测量技术是比较青铜制品的重量并看看它们之间的重量有多接近。如果两件物品的重量相差不到10%，那么研究人员就认为，仅凭人类感官，这两件物品的重量是无法区分的。这种方法被叫做“韦伯分数”。

　　如果有足够多的戒指、肋骨和斧头刃的重量在这些范围内，那么研究人员就假设这一定是故意为之绝非偶然。

　　据了解，研究人员测试了来自100多个不同欧洲青铜时代储备点的5000多件青铜器件。团队在比较这些不同物品的重量时，得到最惊人的发现是70.3%的青铜戒指--总计2600多件物品--重量都在176克到217克之间。通过使用韦伯分数法，研究小组表示，这些东西跟195.5克没有区别。

　　虽然这种明确的关系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物品，但研究人员同样发现，来自13个不同仓库的1106根重肋中，71.6%明显跟一根重185.5克的肋骨相同。虽然斧头刀刃没有达到这样的相似程度，但他们写道，其重量相似度仍略高于偶然情况下的数值。

　　物品之间基于重量的相似性及这些物品在仓库中的捆绑和复制使得研究人员推测这些物品被用作一种货币形式。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1/3198907.html

　　《Tel Aviv》：研究表明古代犹太人通常在圣经禁止某些鱼类食物的时间里吃非犹太鱼

　　据cnBeta：外媒报道，一项发表在同行评议杂志《Tel Aviv》上的研究表明，古代犹太人通常在圣经禁止某些鱼类食物的时间里吃非犹太鱼。这一发现为今天许多犹太人仍然遵守的《旧约》饮食法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线索。这些规定中包括禁止食用任何缺乏鱼鳞或鱼鳍的鱼种。

　　该研究报告分析了来自以色列和西奈半岛30个考古遗址的古代鱼骨，这些鱼骨可以追溯到从青铜时代晚期(公元前1550-1130年)到拜占庭时期(公元前640年)结束的2000多年间。

　　作者表示，这些结果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这样的假设：长期坚持的传统是《希伯来圣经》前五卷中概述的食物法的基础。

　　阿里尔大学的Yonatan Adler说：“对无鳍和无鳞鱼的禁令偏离了长期的犹太饮食习惯。尽管非犹太鱼经常出现在犹太人的菜单上，但《圣经》作者似乎还是禁止这种食物。没有理由认为这种禁令的根源是一种古老而普遍的饮食禁忌。”

　　《旧约》是在不同时期撰写的，从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毁之前的几个世纪开始，一直到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2-63年)。有一组经文重复了两次，禁止食用某些种类的鱼。

　　《利未记》中说“水里一切没有鳍和鳞的东西，都是你们所厌恶的。”《申命记》规定：“......凡没有鳍和鳞的，你们不可吃，那是你们不洁净的。”在这两份文件中，提及的内容紧接着禁止“不洁”的猪，这一点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然而，直到现在，人们还没有对海鲜禁令的起源和早期历史进行详细的探讨。

　　本研究中的作者试图发现禁鱼令最初出现的时间和方式，以及它是否早于编辑《旧约》经文之前实行的早期禁忌。他们还试图确定该规则被遵守的程度。

　　研究合著者、海法大学的Omri Lernau分析了来自黎凡特南部几十个遗址的数千条鱼的残骸。在许多可追溯到铁器时代(公元前1130-586年)的犹太遗址，骨头组合包括相当比例的非犹太教鱼类遗骸。另一个关键的发现是，在波斯时代(公元前539-332年)，耶路撒冷有非犹太鱼消费的证据。

　　在罗马时代及以后的犹太定居点，非犹太鱼骨大多不存在。作者指出，这个后期的零星非犹太鱼骨可能表明“犹大人有某种程度的不守法行为”。

　　作者现在打算分析这个时间段内的更多鱼，以确定犹大人何时开始避免食用无鳞鱼，以及这一禁令的严格程度。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5/3198750.html

　　《丹麦考古学期刊》：现代丹麦猫的个头比维京时代大

　　通常动物在经过驯化之后个头会变小，例如狗大约比狼小25%。但最新研究显示，猫是个例外。与维京时代相比，现代丹麦猫的个头增大了16%。研究人员解释称，是因为猫现在吃得更好。

　　考古动物学家特罗姆瑟大学的朱莉·比茨-托森(Julie Bitz-Thorsen)和丹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安妮-比吉特·戈特弗雷德森(Anne Birgitte Gotfredsen)对不同时期在丹麦境内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的青铜时代末期和17世纪之前的猫骨骼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发表在《丹麦考古学期刊》(Danish Journal of Archaeology)上。

　　在维京时代，猫在丹麦已有广泛分布，人们用它们来捕鼠和生产毛皮。在850年至1050年间，猫的毛皮很值钱。

　　研究人员仔细测量了每块骨骼，将获得的数据与新时期(1870年至今)丹麦猫的骨骼大小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平均而言，丹麦猫的个头增大了16%。尽管研究人员只研究了丹麦的材料，而且研究结果不能自动适用于其他地区，但还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猫的个头变大了。1987年有关德国猫的一项研究结果就与之类似。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1/3198801.html

　　《人类学杂志》：意大利伦巴底古墓中发现世界上第一个赛博格

　　罗马大学的学者们找到一个生活在大约公元六世纪的人体遗骸，他的一只手是一把长刀形状的假肢。

　　据科学警报(Science Alert)报道称，在《人类学杂志》刊登的文章中描述了这一发现。

　　在位于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墓地发现这一骨架，确定其日期为公元六世纪到八世纪。它是年龄在40到50岁的男子的骨架，该男子的右手手掌和前臂部分被截肢。学者们解释说，这个人是因为严重骨折失去了手臂，例如，因为跌倒导致严重骨折。

　　骨架上有一把刀，刀的一端紧靠着截肢的手臂处。学者们认为，这是假肢的一部分，因为墓地中其它遗骸的私人武器都是放在身体一侧。

　　任何一个有机械或者电子部件的生命体都称作赛博格。赛博格其中的一点就是假肢替代人身体的某一部分或者整个器官。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5/3198855.html

　　《人民日报海外版》：共建三大考古实验室科学家蝶变考古大咖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建立教授(左)在开展冶金考古教学和科研工作。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创建了系统完整的中国考古学科教研体系，被誉为“中国考古学家的摇篮”;在田野考古学、考古年代学等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图为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何嘉宁教授团队开展研究。

　　中科院古脊椎所是我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的开拓者和核心研究力量。由付巧妹研究员(中)领导的具国际顶尖水平的分子古生物学实验室和研究团队，在生命科学与地球科学的交叉前沿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在国际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王美华)：打造科技考古“朋友圈”“工作群”

　　“这是考古行业的一件大事。”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签订和聘请仪式上表示：科技考古在中国考古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此次战略合作的未来目标，是建立国家考古实验室。

　　共建这3个实验室，独特作用在哪?“有利于优势互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考古中心主任唐炜介绍，考古中心在行业资源、行业调度方面有独特优势，而青藏高原所、古脊椎所和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都是行业最顶尖、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考古科研机构，在科研力量、技术水平、人才队伍储备上具有极大优势。此次共建联合实验室，实际上是把行业资源和顶尖技术结合起来，把研究对象交给最专业的团队，助推考古工作的发展。

　　“同时，也有利于加强统筹规划，解决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两张皮’现象。”唐炜表示，开展考古事业发展规划研究，从整体上加强统筹规划，有利于增强考古工作的系统性，推进多学科、跨领域、高水平的考古学研究。“虽然大部分田野考古工作者已经意识到科技考古的重要性，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人对科技考古的认识还不到位，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唐炜指出，科技考古应该是一种理念、方法，“如果一开始没有把科技考古考虑进去，明确用哪些科技手段解决哪些问题，在考古工作后期或结束后再考虑，很多重要信息就已经丧失了，我们都知道——考古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考古工作没有后悔药可吃”。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主要承担分析监测技术、空间及微观测量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等技术考古科研，考古标准技术规范研究，组织水下考古、边疆考古、科技考古、中外合作考古等工作。唐炜表示，考古中心将致力于联合国内科技考古各领域的优势单位，以共建共享方式，打造科技考古的“朋友圈”和“工作群”，集中多方优势资源，加强实验室建设，牵头承担重大考古项目中的科技考古任务。

　　“科技考古是考古中心的新职能，也是优先发展的重点方向。”唐炜这样判断。

　　“国家队做国家事，尽国家责”

　　“青藏高原所作为‘国家队’，我们作为国家人，要做国家事，尽国家责。”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陈发虎担任了“环境考古实验室”主任，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意义。环境考古是作为人文学科的考古学与自然科学交叉形成的新的研究方向，青藏高原所拥有完善的实验和观测平台，可以利用多种载体定量重建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可以对动植物大化石和微体化石进行分析。“目前我们正在大力发展利用生物标志物、古环境DNA、古蛋白等新兴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手段进行古环境重建方面的研究。”环境考古实验室执行副主任、青藏高原所杨晓燕研究员表示，联合实验室将聚焦东亚及周边地区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里程碑事件及其与生存环境的相互作用，尤其是聚焦青藏高原地区人类对极端环境的适应过程、高寒文明产生和发展过程。

　　“目前在国际上，通过古DNA研究东亚人类的起源与演化，尤其是我们现代人的起源和演化研究是非常匮乏、相对空白的。”中科院古脊椎所所长邓涛研究员表示，共建分子古生物学实验室，就是希望用最前沿的分子古生物学方法，在揭示早期现代人在中国起源与演化的规律，复原中国乃至东亚不同时期现代人的迁徙路径、行为方式和生存面貌，厘清其与古老型人类的遗传关系和互动过程等这些关键的、亟待探索的科学问题上取得重要突破，为更新世晚期以来中国境内人类的演化提供更为翔实的证据，绘制出宏大且细致的东亚人群遗传历史图景，发展或提出更准确的人类演化理论。邓涛研究员说：“在中国人类史前文明的发展方面，我们将通过跨学科合作、最新科学技术的应用，在农业的起源、中国境内各种史前文明和相关人群的发展脉络等方面进行探索，希望能在中华文明探源领域有重大的突破。”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在动植物考古学以及文物材料学分析等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其考古年代学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年代与动植物考古联合实验室成立后，拟开展的重要课题和重点遗址包括夏文化年代研究、三星堆祭祀坑科技考古研究、‘南海一号’沉船全面科技考古研究等。”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崔剑锋介绍，双方将共同完成考古遗址绝对年代研究、出土动植物遗存鉴定和分析、出土器物残留物分析、食谱分析、文物材质、成分和同位素分析等工作。通过深入合作，运用前沿科技手段充分发掘中国考古遗址与文物资源的研究价值与历史意义，力争取得重大突破和创新发展。

　　前沿科技“让考古遗存开口说话”

　　“考古学意味着‘一眼千年、万年、百万年’，是考古人通过物质遗存研究逝去历史的学问。”分子古生物学实验室主任的中科院古脊椎所付巧妹研究员表示，考古遗存本身不能说话，但通过现代各种科技手段可以充分发掘出丰富、多样化的历史信息，为我们更全面地揭示过去历史的面貌提供各种维度的帮助，因此考古学从创始就是科技的。付巧妹介绍，当前，在影像学、年代学、基因组学、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各种新兴前沿学科的渗透下，科技考古通过跨学科的融合和现代各种科学技术的运用，迸发出新的活力。

　　“进入21世纪，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考古学的发展已经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年代学与动植物考古实验室主任、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表示，现如今的考古学研究基本上都是考古学主导下的多学科联合研究。

　　“比如良渚遗址发掘过程中，涉及了碳14年代学、动植物考古学、地质考古学、分析化学、文物保护等十几个学科数十名专家团队。”崔剑锋介绍，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在年代学、动植物考古学研究、玉器产地研究等方面给予了大力协助。这种多学科介入、科技信息的全面提取，为良渚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坚实的科学证据。

　　“青藏高原所在考古工作中应用的科技手段，包括人类生存环境，包括温度、降水的定量重建，以及遗址出土动植物遗存鉴定和分析等。”杨晓燕介绍，他们曾利用植物大遗存分析揭示了青藏高原腹地的生业经济，并发现东西方农业的传播与交流帮助人类克服不利的气候变化而向高原扩散和定居。“如今环境考古的新阶段是运用新的技术手段，获得更多的古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信息，在生态系统的角度下，探讨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我们的重大考古项目，尤其近年来运用分子古生物手段展开的科考项目，都需要多机构、多学科共同参与合作，广涉考古学、古人类学、遗传学、生物信息学等多学科领域。”付巧妹介绍，早在百年考古大发现——“北京人的发现”重大考古项目，发掘出的第一个完整的远古人类的头盖骨化石，就是集合了多家国内外研究机构合作的结果。“2020年，古脊椎所与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多家考古单位和科研院校合作，首次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南北方史前人类基因组的研究。”付巧妹介绍，通过对大量史前人类样本材料进行古基因组实验和数据分析，了解到近万年来中国人群的南北分化格局和不断迁徙、混合的历史，在考古学领域长期以来富有争议的南岛语系人群起源的问题上起到重要助力。有国外媒体报道，该研究修正了此前流行的、基于头骨形态学提出的有关东亚与东南亚祖先人群的“两层假说”，填补了人类演化史所缺失的重要中国篇章。(本文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链接

　　3个联合考古实验室成立

　　2021年2月1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考古中心”)分别与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以下简称“青藏高原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考古中心分别与青藏高原所、古脊椎所、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共建“环境考古实验室”“分子古生物学实验室”“年代学与动植物考古实验室”，聘请中科学院士、中科院青藏高原所所长陈发虎，中科院古脊椎所付巧妹研究员，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担任实验室主任。联合实验室的成立将推进多学科、跨领域、高水平的考古研究。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7/3198809.html

　　《亚洲考古学》期刊：旧石器时代西伯利亚这一地区曾是文明的重要中心

　　由猛犸象牙雕刻而成的小雕像(Credit: Lbova L. / 2020,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 / Siberian Federal University)

　　据俄罗斯卫星网：来自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大学和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近日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乌斯季科瓦(Ust-Kova)地区进行发掘工作时，发现了多件2.4万年前的古代文物。

　　科学家表示，这些文物的发现表明西伯利亚古代居民的技术和宗教发展水平很高。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在旧石器时代，这一地区曾是文明的重要中心。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亚洲考古学》期刊上。

　　科研人员表示，此次发现的古代文物具备原始宗教信仰的特点，同时明确了欧亚大陆北部地区古代技术的演变和起源，有助于了解西伯利亚地区第一批居民与外界的联系。

　　西伯利亚联邦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历史学博士尼古拉·德罗兹多夫表示，研究团队利用显微镜对每件文物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其中包括两件由猛犸象牙雕刻而成的小雕像，看清楚制作雕像的工具痕迹。最终，研究人员查明古代工匠处理猛犸象骨骼的技术。

　　他指出，乌斯季科瓦居民使用的猛犸象骨骼处理方法和技术接近伊尔库茨克州别拉亚河的马尔特原始村落遗址的文物。这表明西伯利亚古代居民之间存在文化和技术联系，西伯利亚从远古时代就建立了河流交通。

　　科研人员认为，这些文物的发现证明，石器时代居住在西伯利亚的居民高度发达，不落后于同一时代居住在现代中国、西班牙和法国的居民。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5/3198952.html

　　8名登山客集体失踪!攻顶喜马拉雅山第2高“印度境内楠达德维山东峰”失联1周

　　8名登山客集体失踪!攻顶喜马拉雅山第2高“印度境内楠达德维山东峰”失联1周(Photo: Martin Moran)

　　据ETtoday(张靖榕)：喜马拉雅山日前因多名登山客攻顶圣母峰「排队太久」死亡后，再传出印度境内楠达德维山东峰(Nanda Devi East)登山客集体失踪。印度当局指出，此为4名英国人、2名美国人和1名澳洲人组成的登山团，再加上1名印度向导，该组人马于5月13日出发，已经失联1周。

　　根据CNN报导，失踪的8人原本属于一支12人登山团队，预计攻顶喜马拉雅山脉高峰之一的楠达德维山东峰;一行人于5月13日从海拔2200公尺的门斯雅丽(Munsiyari)出发，朝位在海拔6000公尺的大本营前进。预计13天能走完的路程却在第12天时出现变数，5月25日，12人的团队只有4人成功抵达大本营，如今其他8名成员已经失联超过1个礼拜。

　　等待数天后，负责安排此次行程的「Himalayan Run & Trek」于5月31日通报印度当局，目前尚不知道8人失踪时间点是在攻顶前或之后，也不清楚确切失踪原因。印度相关部门接获消息后，已派出3组搜救人马，其中一组目前已抵达第一处大本营，距离攻顶上有25公里远;另一组带有医疗及补给品的队伍也已经在路上;一架军用飞机预计于今(2日)出发。

　　楠达德维山位于印度北部北阿坎德邦境内的喜马拉雅山脉，海拔7816米，为印度第二高峰，同时也被认为是世上最难攀登的山峰之一。其有2座山峰，西风为最高点，东峰高约7434公尺，目前已经建立楠达德维国家公园。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1/3199235.html

　　8名登山者攀登印度境内喜马拉雅山山脉楠达德维山东峰失踪攻顶路线寻获5具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