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DNA研究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青藏高原东北部存在热带大型哺乳动物古DNA研究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青藏高原东北部存在热带大型哺乳动物5,200年前青藏高原东北部马家窑文化先民狩猎印度野牛和苏门答腊犀牛的场景复原图(复原图由董广辉

古DNA研究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青藏高原东北部存在热带大型哺乳动物

古DNA研究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青藏高原东北部存在热带大型哺乳动物

5,200年前青藏高原东北部马家窑文化先民狩猎印度野牛和苏门答腊犀牛的场景复原图 (复原图由董广辉设计、张海岩绘制;版权所有)

据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历史及其对动植物资源利用的方式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科学问题。研究显示，粟黍农业人群在距今5,200年前就已经从黄土高原向西扩散到青藏高原东北部，在新石器晚期大规模定居于海拔2,500米以下的河谷地带(Chen et al. Science, 2015; Li et al. Natl. Sci. Rev., 2019)。然而，与同时期黄河中下游动物遗存以家养动物为主不同，青藏高原东北部动物遗存以野生动物为主，显示狩猎活动在该地区动物资源利用方式的主导地位一直持续至约4,000年前，但其原因并不清楚。其中，大型牛科和犀科动物在这些野生动物遗存中占有重要的比例;然而，由于这一地区发现的动物遗骸往往非常碎片化，很难从形态学上鉴定准确的物种归属及其种群历史动态和生态适应模式。

山那树扎遗址(东经104°4′24.54″，北纬34°29′34.06″，海拔2,300米)坐落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甘肃省岷县县城以北10公里茶埠镇洮河西岸的一级台地上。该遗址的C14同位素测年结果为距今5,270-5,035年前，文化类型属于马家窑(5,300-4,000年前)早期文化。该遗址野生动物遗存约占全部动物遗存的78%，粟黍作物遗存占植物遗存的80%以上，说明粟黍种植和狩猎活动是该遗址先民获得食物资源的主要方式。出土的野生动物遗存除了有羚羊、熊、虎、野猪和野兔等动物外，还出现了水鹿、金丝猴和竹鼠等热带/亚热带动物，以及无法鉴定到种属的丰富的大型牛科和犀科动物(占13.8%)。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宿兵实验室(张晓明-副研究员)与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董广辉-教授/陈发虎-院士)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雷初朝-教授)合作，对山那树扎遗址的10个大型牛科动物和2个犀牛科动物骨骼标本开展了古DNA研究。研究获得了核基因组和线粒体基因组的测序数据。整合现生牛科动物和犀科动物群体大数据的系统分析表明，山那树扎遗址的10个大型牛科动物遗骸均属于现今只栖息于南亚和东南亚热带雨林地区的印度野牛，而2个犀牛遗骸属于现今野外大约只有100多头、只分布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的濒危动物苏门答腊犀牛，是亚洲现存唯一双角犀和体型最小的犀牛。群体动态变化历史分析显示，该古代印度野牛群体规模在约2万年前开始下降，与末次冰盛期的年代相符，并在约5千年前发生急剧下降并延续了较长的时间，与青海湖记录的5,000-3,600年前大幅度气候震荡的时间相吻合。物种间的基因流分析显示，此古代印度野牛群体与牦牛和西藏黄牛并不存在基因交流，从而推测前者与后两者可能存在时空上的生态位隔离。该研究首次表明，现今只分布在热带地区的野生大型哺乳动物约在5千多年前曾生活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成为马家窑文化先民重要的狩猎资源。通过系统比较古气候和动物考古数据，研究团队提出约5,200年前较高的夏季温度和温暖湿润的宜人气候可能促使印度野牛和苏门答腊犀牛等许多热带动物分布于较高纬度的地区，丰富了该地区的野生动物多样性，为当时的先民提供了丰富的狩猎资源，使得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青藏高原东北部成为东亚地区最后的狩猎场之一。此后，约5千到4千年前，在气候恶化(寒冷/干燥)和人类活动增强等多重影响下，青藏高原东北部野生动物多样性显著下降，牧业活动取代狩猎活动成为该地区先民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方式。

本研究系青藏高原地区首次大型动物古DNA全基因组测序分析的工作，是遗传学(古DNA)、考古学、古气候学和地理学等多学科交叉合作的范例，对认识中晚全新世野生动物地理格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之间的互作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研究成果以“Ancient genomes reveal tropical bovid species in the Tibetan Plateau contributed to the prevalence of hunting game until the late Neolithic”为题，于2020年10月19日发表在国际知名综合学术期刊《美国科学院院刊》，并被选为当期导读文章。张晓明(副研究员)、董广辉(教授)和宿兵(研究员)为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陈宁博(副教授)、任乐乐(博士)、杜琳垚(硕士生)和侯佳雯(博士生)为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意大利帕维亚大学生物技术系的合作者在样品采集和数据处理方面提供了帮助。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和国际合作重点项目以及遗传资源与进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的资助。

文章链接：https://www.pnas.org/content/early/2020/10/13/2011696117

相关报道：古基因组分析扩展印度野牛历史分布范围

据中国科学报(李晓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雷初朝团队与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兰州大学、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多家单位合作，首次对青藏高原牛科动物古DNA全基因组开展测序分析，将印度野牛历史分布北界从此前的北纬29°扩展至北纬34°。相关成果于10月19日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

中国境内牛科动物的遗传多样性和起源进化研究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前沿和热点科学问题。雷初朝团队之前发现，全世界家牛至少可以分为5个明显不同的祖先类群，中国地方黄牛品种来源于其中的3个血统，其中中国瘤牛拥有极高的遗传多样性，近缘牛种的渗入是中国黄牛遗传多样性的主要贡献源头，但由于缺少古DNA证据，这些近缘牛种在中国的史前分布及对地方黄牛的影响尚不清楚。

该研究通过对北纬34°、海拔约2300米、年代约5200年前的甘肃岷县山那树扎遗址出土的10个大型牛科动物骨骼的全基因组序列进行古DNA分析，发现其属于印度野牛分支。印度野牛属于热带—亚热带动物，目前仅分布在北纬29°以南，在中国境内分布在云南省。

据雷初朝介绍，对2个犀科动物骨骼的线粒体DNA分析研究显示，其为热带动物苏门答腊犀牛的遗存。研究人员通过与古气候和考古研究成果对比，表明5200年前较高的夏季温度可能促使印度野牛等热带动物向北迁徙至青藏高原东北部，表明印度野牛在中国境内的史前分布范围更广，同时为先民提供了丰富的狩猎资源，促使新石器晚期青藏高原东北部成为东亚地区最后的狩猎场所之一。

此后，由于气候冷干趋势和人类活动的叠加作用导致印度野牛等热带动物在青藏高原东北部消失，家养牦牛和黄牛逐渐成为重要的动物资源。该研究表明除了爪哇牛外，印度野牛对中国瘤牛的影响也不能忽视。

相关专家认为，该研究有助于理清中国境内近缘牛种的史前分布，为进一步解析近缘牛种对中国地方黄牛的基因渗入等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同时对解析中国地方黄牛的复杂遗传背景和品种形成提供了重要线索。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073/pnas.2011696117

相关报道：5000年前，它们竟生活在青藏高原

据科技日报：我国科学家的研究首次表明，约在5000多年前，现今只分布在热带地区的野生大型哺乳动物，曾生活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并且是马家窑文化先民重要的狩猎资源。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历史，以及他们对动植物资源利用的方式，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谜题。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获悉，该所宿兵实验室与国内多个研究机构进行古DNA遗传学、考古学、古气候学和地理学等多学科交叉合作，发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前，青藏高原曾存在大型热带哺乳动物。

此前青藏高原发现了棕榈等大量热带植物的化石，这一新发现产生的震动不言而喻。研究成果以《古基因组显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前，青藏高原存在热带牛科动物是狩猎活动盛行的原因之一》为题，于10月19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并被选为当期导读文章。

动物遗骸碎片化存在 难以鉴定其准确物种归属

山那树扎遗址，坐落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甘肃省岷县县城以北10公里茶埠镇洮河西岸的一级台地上。在这里，比较基因组学专家发现了大量的野生动物遗存。

“与同时期黄河中下游动物遗存以家养动物为主不同，青藏高原东北部动物遗存以野生动物为主，显示出狩猎活动在该地区动物资源利用方式的主导地位一直持续至约4000年前。但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并不清楚。”说起此番研究的背景，昆明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明介绍说，其中，大型牛科和犀科动物在这些野生动物遗存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然而，由于这一地区发现的动物遗骸往往非常碎片化，很难从形态学上鉴定准确的物种归属及其种群历史动态和生态适应模式。

此前的研究显示，粟黍农业人群在距今5200年前就已经从黄土高原向西扩散到青藏高原东北部，在新石器晚期大规模定居于海拔2500米以下的河谷地带。

科学家依据通用的碳14同位素测年方法，发现山那树扎遗址距今已有5270年至5035年的历史，文化类型属于5300年至4000年前马家窑早期文化。“这一遗址的野生动物遗存约占全部动物遗存的78%，粟黍作物遗存占植物遗存的80%以上，说明粟黍种植和狩猎活动是该遗址先民获得食物资源的主要方式。”张晓明说。

这里出土的野生动物遗存中，除了有羚羊、熊、虎、野猪和野兔等动物外，令人惊异的是，还发现有水鹿、金丝猴和竹鼠等热带、亚热带动物，以及无法鉴定种属的大型牛科和犀科动物。

气候从宜人到恶劣 使野生动物多样性显著下降

张晓明与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董广辉教授及陈发虎院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雷初朝教授合作，展开了对山那树扎遗址的10个大型牛科动物和2个犀牛科动物骨骼标本的古DNA研究。

“通过古DNA研究，我们得到了核基因组和线粒体基因组的测序数据。”雷初朝教授介绍说，他们整合现生牛科动物和犀科动物群体大数据，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结果表明，山那树扎遗址的10个大型牛科动物遗骸，都属于现今只栖息于南亚和东南亚热带雨林地区的印度野牛;而遗存中的两个犀牛遗骸，则属于现今野外大约只有100多头、只分布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的濒危动物苏门答腊犀牛，是亚洲现存唯一双角犀和体型最小的犀牛。

而群体动态变化历史分析显示，这个古代印度野牛群体规模在约2万年前开始下降，与末次冰盛期的年代相符，在约5000年前发生急剧下降并延续了较长的时间，与青海湖记录的5000年至3600年前大幅度气候震荡的时间相吻合。

“物种间的基因流分析显示，这种古代印度野牛群体与牦牛以及西藏黄牛并不存在基因交流，从而我们推测古印度牛和后两者可能存在时空上的生态位隔离，也就是说它们并不在同一时期。”张晓明说，这也首次表明，约在5000多年前，现今只分布在热带地区的野生大型哺乳动物，曾生活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并且是马家窑文化先民重要的狩猎资源。

研究团队通过系统比较古气候和动物考古数据还提出，约5200年前，较高的夏季温度和温暖湿润的宜人气候，可能促使印度野牛和苏门答腊犀牛等许多热带动物分布于较高纬度的地区，丰富了该地区的野生动物多样性，为当时的先民提供了丰富的狩猎资源，使得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青藏高原东北部，成为东亚地区最后的狩猎场之一。

此后约5000年到4000年前，寒冷、干燥天气来袭，气候恶化，人类活动增强，在多重因素影响下，青藏高原东北部野生动物多样性显著下降，牧业活动取代狩猎活动成为该地区先民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方式。

“这项研究，是青藏高原地区首次大型动物古DNA全基因组测序分析的成果，是多学科交叉合作的范例，对我们认识中晚全新世野生动物地理格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之间的互作关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董广辉说。

相关链接：解密历史的古DNA

古DNA是指古代生物遗体或遗迹中残存的DNA片段，包括古人类、动植物和微生物DNA。古DNA是分子考古学的核心，它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手段提取和分析保存在古代人类和动植物遗骸中的古DNA分子，以解决考古学问题。

古DNA研究通过比较古生物和现代生物之间遗传的差异和联系，在古代和现代生物的谱系关系研究、濒危物种的保护、人类的起源和进化、模拟人类迁移路线、墓葬个体间亲缘关系、墓葬群体关系(族属)研究、人类遗骸的性别鉴定、古病理与饮食研究、动植物的家养和驯化过程、农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目前古DNA研究主要使用考古学标本，一般选取保存完整、没有裂痕的牙齿和肢骨，注意防止污染。在实验室工作阶段，要经历样本评估、处理、DNA提取、PCR扩增、PCR产物的测序、数据真实性检验和数据处理分析等步骤。

目前有关古DNA的研究实例主要涉及古代人骨和动物骨骼的研究。如通过研究内蒙古商都东大井墓地东汉时期、察右中旗七郎山墓地魏晋时期拓跋鲜卑遗存的人骨样本，得出拓跋鲜卑和匈奴之间有很近的亲缘关系以及拓跋鲜卑是现代锡伯族直接祖先的结论;对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古绵羊研究的成果显示二里头古绵羊与中国特有的地方品种有着共同的母系祖先，野生盘羊和原羊不是中国藏系和蒙古系绵阳的母系祖先。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1/3199109.html

古DNA研究揭示亚洲古老丧葬习俗“悬棺葬”的源流历史

悬棺葬遗址的分布及其文化的传播模式示意图

据科技日报(赵汉斌)：现代科学证明，DNA可以存在几十万年以上。古DNA技术就是从古生物化石或遗迹中提取DNA并测序，有望揭示人类起源、演化和迁徙之谜。两项最新研究，就是利用古DNA技术开启的寻根探源之旅。

悬棺葬，是把殓尸棺木高置于临江面海、依山傍水的悬崖峭壁上的崖壁、洞穴、裂隙的一种丧葬习俗，广泛分布于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在东南亚乃至太平洋群岛也能看到。由于存在大量未解之谜，这种古老而奇特的丧葬习俗，也包裹着一层厚厚的神秘色彩。

长期以来，悬棺葬文化一直受到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不久前，国际权威期刊《细胞》子刊《iScience》发表了我国科学家的一项研究，为人们揭晓悬棺谜底开辟了新的视角。

悬棺葬习俗关联哪些特定族群

云南昭通盐津县豆沙关，地处金沙江流域的关河沿岸。壁立千仞的石岩，被关河一劈为二，形成一道巨大的石门，锁住了古代滇川要道。在豆沙关古镇工作的朱晓瑜，偶尔要当兼职导游，给来访的客人讲解脚下布满深凹蹄印的秦五尺道的历史，以及对面关河之上近40米高处悬崖巢缝里的悬棺传说。

“许多人都提出同样的问题：这些棺木怎么放到绝壁上的?真是‘僰人’放的吗?存放了多长时间了?为何要放到绝壁上?民间对此有很多传说，却一直没有科学、权威的答案。”朱晓瑜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豆沙关残留有10余副悬棺棺木。至于这些棺木怎么被放到绝壁上去的，早年有提升法、栈升法、脚手架法等之说。2015年，昭通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云南大学的探险专家，对从这里采集的木质标本作了碳14测定，结果显示，豆沙关悬棺约有600多年的历史。

“僰人”是已经消失的少数民族，悬棺葬在昭通，当地一直认为这是“僰人”的习俗，但悬棺葬习俗的最早族群到底是谁，仍长期存在争议。“川南和滇东北金沙江流域的悬棺葬，是我国内地年代最晚的悬棺葬文化遗存，也是我国悬棺葬遗址分布的西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吉学平表示，随着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这类遗迹正越来越少。年代最早的悬棺葬遗址，位于我国福建省武夷山地区，距今3600年，相当于商周时期。福建武夷山地区被认为是悬棺葬习俗的发源地，尔后由此传播到了华南其他地区以及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

“以前，根据放射性碳测年序列、分布特征和文化联系模式，有科学家推测悬挂棺材的习俗在中国南部和东南亚具有‘东至西’和‘北至南’的分布。泰国北部的悬棺具有不同的形状和大小，雕刻的内容也不同，且大多放在洞穴中用木架支撑，这被认为是对当地环境的文化适应。”吉学平说，但是，悬棺葬习俗的起源、人群源流、文化传播和扩散模式，以及族群归属和其与现代人群的关系等仍然存疑，需要借用新的科技手段加以研究，才能解开重重谜团。

此次研究发现，位于泰国西北部海拔较高的山区分布着一个悬棺葬群，距今2100年至1200年。泰国艺术大学的拉斯米·舒孔德教授等人认为，与其他东南亚悬棺葬遗址相比，这个遗址群的棺木风格和随葬品发生了重要改变，可能是对当时该地气候与地理环境适应的结果。悬棺葬习俗沿袭了3000多年，虽然明代末期在我国大陆已经销声匿迹，但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上的托拉贾人社区尚保留有类似的习俗。

“关于悬棺葬人群的族属问题，体质人类学研究支持悬棺葬人群与侗傣语系人群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而从对悬棺的随葬品分析认为，南亚语系的孟高棉族群和苗瑶语系人群，是悬棺葬习俗重要的实施者和传承者，甚至还涉及少部分中原汉文化。”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明说。

悬棺里的先祖与当今人群有何关系

古DNA，顾名思义是从考古材料、古生物化石、生物遗体、遗迹及沉积物中获取的古代生物DNA分子，主要来源包括博物馆标本，以及如琥珀、永久冻土等特殊条件下保存的古生物组织及其样品。

现代科学证明，DNA可以存在几十万年以上。通过对其研究，可以逐渐揭开人类起源、演化和迁徙之谜，对推动人类学、进化遗传学与群体遗传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泰国艺术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利用古DNA分析技术，对来自云南昭通威信和盐津、广西右江流域百色市华村和泰国邦玛帕地区，年代在2500年前至660年前的13个悬棺葬遗址、共41个人类遗骸样品开展了线粒体DNA全序列分析。

“考虑到相同的丧葬习俗、相似的文物文化和相近的地理位置，我们将悬挂棺材样本按云南和泰国分为两组。”张晓明介绍说，他们从这些来自悬棺的人类遗骸中提取了古DNA，并使用相关技术，丰富了线粒体中的遗传物质;然后使用为群体规模化全基因组测序而设计、可处理数万个样本的仪器组，对构建的古DNA样本进行测序。

张晓明团队发现，基于线粒体中遗传物质单倍型分析，来自云南的悬棺样品高度多样化，在9个个体中，检测到8个不同线粒体中的遗传物质谱系;相反，来自泰国北部样品的单倍型多样性相对较低，在28个个体中仅检测到7个谱系。

“这意味着滇东北的悬棺葬人群中，母系遗传世系遗传多样性非常高，而泰国北部的悬棺葬人群的遗传多样性相对较低。”张晓明介绍，来自我国云南和广西南部与泰国北部的悬棺葬人群具有相同的谱系，这表明他们具有密切的遗传联系，这也意味着悬棺丧葬习俗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就分散到了具有相似族群血统的不同地区。

这个研究结果也符合悬棺葬习俗在中国南方起源并向南流传到东南亚的观点。另外，亚洲不同地区的悬棺葬人群之间共享少数的母系遗传世系，表明不同悬棺葬人群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课题组把遗传学分析结果与考古学、体质人类学、民俗学和历史学等的证据相结合，推测悬棺葬习俗约在3600年前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如武夷山地区的百越族群中，他们是现今民族众多的侗傣语系族群的先祖。

悬棺葬风俗靠什么传到东南亚

张晓明团队通过线粒体中的遗传物质谱系成分频谱的比较，证实了南部种群与悬棺葬人群的密切关系。

“尽管来自不同地理区域的悬棺葬人群之间存在遗传联系，但我们发现云南和泰国北部人群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因为在检测到的14个单倍型中，只有一个单倍型在他们之间共享。”张晓明介绍，相关研究显示，大约在7500年前泰国北部种群人口流行的线粒体遗传物质谱系呈快速扩展之势，这个时间点远在8世纪到10世纪他们从中国南部大规模迁移到今泰国之前，也早于泰国北部原棺材碳14测定的2200年的最早悬棺葬年代。“鉴于这些线粒体中遗传物质谱系在如今泰国北部人群中也很普遍，我们推测这些谱系可能起源于当地。换句话说，来自泰国北部的悬棺葬习俗，可能源于文化同化，而不是悬棺葬人群的大规模迁徙。”张晓明说。

相关遗传数据显示，来自中国南部和泰国北部的悬棺内人口的线粒体遗传物质单倍型多样性存在“北向南”下降特点，这与基于文化遗迹的悬棺葬习俗的假定迁徙路线一致。之后，悬棺葬习俗以人群迁徙和流动的方式在华南地区广泛流传。然而，大约在2000年前，少数悬棺葬习俗传承者以文化扩散的方式，将这一习俗大面积传播到了泰国北部等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原住民群体中。

相关报道：古DNA研究揭示亚洲古老丧葬习俗的源流历史

据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悬棺葬是将殓尸棺木高置于临江面海、依山傍水的悬崖峭壁上崖壁、洞穴、裂隙的一种葬俗。悬棺葬广泛分布于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在东南亚乃至太平洋群岛亦有较多的分布。随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这类遗迹越来越少。作为一种比较奇特而古老的考古文化遗存和丧葬习俗，悬棺葬文化一直受到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

年代最早的悬棺葬遗址位于我国福建省武夷山地区，距今 3,600年，相当于我国的商周时期。福建武夷山地区被认为是悬棺葬习俗的发源地，尔后由该地区传播到了华南其它地区以及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位于川南和滇东北金沙江流域的悬棺葬是我国大陆境内年代最晚的悬棺葬文化遗存(明代末期)，也是我国悬棺葬遗址分布的西极。在泰国西北部海拔较高的山区分布着一个悬棺葬群，距今2,100-1,200年。泰国学者认为，与其它东南亚悬棺葬遗址相比，该遗址群的棺木风格和随葬品发生了重要的演变，可能是对当时本地的气候与地理环境适应的结果。沿袭了三千多年的悬棺葬习俗虽然明代末期在中国大陆就已经销声匿迹，但是在台湾兰屿的耶美人(Amis)和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上的托拉贾人(Toraja)社区尚保留有此习俗。

目前，有关悬棺葬的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比如悬棺葬习俗的起源、人群源流、文化传播和扩散模式，以及族群归属和与现生人群的关系等仍然存在许多争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支持悬棺葬人群与侗傣语系人群(Daic)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而悬棺的随葬品分析认为南亚语系的孟高棉族群(Mon-Khmer)和苗瑶语系人群(Hmong-Mien)是悬棺葬习俗重要的实施者和传承者，甚至还涉及少部分的中原汉文化。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所与泰国艺术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利用古DNA(aDNA)分析技术，对来自云南昭通威信和盐津、广西右江流域(百色市华村)和泰国邦玛帕地区，年代在2,500-660年前的13个悬棺葬遗址共41个人类遗骸样品开展了线粒体DNA全序列分析。他们发现滇西北的悬棺葬人群母系遗传世系遗传多样性非常高，而泰国北部的悬棺葬人群的遗传多样性相对较低。该结果符合悬棺葬习俗在中国南方起源并向南流传到东南亚的观点。另外，亚洲不同地区的悬棺葬人群之间共享少数的母系遗传世系，表明不同悬棺葬人群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将遗传学分析结果与考古学、体质人类学、民俗学和历史学等的证据相结合，推测悬棺葬习俗约在3,600年前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如武夷山地区)的百越族群中，他们是现今民族众多的侗傣语系(Daic)族群的先祖。之后，悬棺葬习俗以人群迁徙和流动的方式(Demic Diffusion)在华南地区广泛流传。然而，大约在两千年前(泰国最早的悬棺葬年代)，非常少数的悬棺葬习俗传承者以文化扩散(Cultural Assimilation)的方式将该习俗大面积传播到了泰国北部等东南亚地区的的一些原住民群体。

本研究仅从母系遗传世系的角度做了初步的探讨，对于在华南和东南亚以及太平洋群岛广阔的地区流传了三千多年的悬棺葬文化来说，其文化的来龙去脉及其传承者的人群历史可能比较复杂。未来用更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悬棺葬人类遗骸样品，从基因组DNA和父系世系Y-DNA等的角度，结合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将为更全面地展现悬棺葬习俗历史文化的面貌提供更加系统的证据支撑。

该研究成果以“A Matrilineal Genetic Perspective of Hanging Coffin Custom in Southern China and Northern Thailand”为标题于2020年4月5日发表在Cell Press子刊iScience上(文章链接：https://www.cell.com/iscience/fulltext/S2589-0042(20)30216-9);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张晓明(副研究员)、李春梅(助理研究员)和周亚楠(硕士生)为共同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宿兵(研究员)、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学平(研究员)和泰国艺术大学Rasmi Shoocongdej(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昆明理工大学石宏(教授)为本研究前期样品的收集和实验平台的搭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云南大学云南省地理研究所的地理学家和探险队为采集样品提供了技术和团队支持。昭通市文化旅游局、威信县文化旅游局和香港中国探险协会提供了前期野外探险经费。本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云南省“青年拔尖人才” 等项目的支持。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1/3199021.html

古埃及3700年前下葬的准妈妈可能提供关于古代世界存活率的线索

一支意大利与美国合作的团队，在埃及南部亚斯文(Aswan)近郊发掘出一名古代女子与她未出世胎儿的骨骸。 COURTESY MINISTRY OF ANTIQUITIES AND THE MISSION

珊卓.惠勒(Sandra Wheeler)教授说，死于难产的怀孕妇女是极其罕见的发现。这些遗骨可以提供关于古代孕产妇死亡的线索。 COURTESY MINISTRY OF ANTIQUITIES AND THE MISSION

据美国国家地理(撰文：NINA STROCHLIC 编译：石颐珊)：发现死于难产的古埃及尸体，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事?这名3700年前下葬的准妈妈，可能提供了关于古代世界存活率的线索。

在古埃及，怀孕妇女会向守护生产的河马神塔维瑞特(Taweret)，以及保护幼童与母亲的战争之神侏儒贝斯(Bes)祈祷。为了寻求保佑，她们会将护身符做成项链或手镯佩戴。母亲身分确立了她们在社会中的角色，也大幅提升她们的社会地位。这个古文明敬爱儿童且崇拜生育力，然而生产却经常致命。

埃及新发现的一座古坟中，躺着一名3700年前、腹中胎儿已届临盆的孕妇，这项发现可能掌握了古代产妇死亡率的线索。埃及古文物部(Ministry of Antiquities)于11月中旬宣布，一支义大利与美国合作的发掘团队，在埃及南部亚斯文(Aswen)附近发现这副骨骸，处于她骨盆位置的胎儿呈现头上脚下的姿态，显示死因可能是难产。

佛罗里达大学生物考古学教授珊卓.惠勒(Sandra Wheeler)教授说，发掘出该年代仍在女性腹中的胎儿是极其罕见的。 「分娩很危险的这种想法，透过这个发现又再加强一次。人类自古以来都得面对孕产妇会死亡的概念。」她说：「现代的女性依然得应付这个问题。」

惠勒也提醒我们，由于遗骨没有软组织，所以不可能完全确定该名女子的死因。这项新发现的新闻稿指出这位母亲有骨盆错位;惠勒说，这可能是创伤的痕迹，或者显示该女子在生长关键期时曾经营养失调。她说，这些线索「告诉我们关于(女性的)生活与她们童年的资讯。」

惠勒虽然没有参与这项最新的发现，但是她和其他考古学家正在拼凑出古埃及女性从怀孕、生产到婴儿断奶之间的情况。他们正在发掘埃及西部沙漠中达赫拉绿洲(Dakhla Oasis)中的一座墓园，里面分别埋葬了200具未发育完全、可能是流产的胎儿。 「这涉及人格的概念，」她说：「这些胎儿有被当作完整的人吗?从下葬方式看来似乎是有的。」

古埃及的孕产妇死亡率与切确死因很难估算，但是学者正在研究当代缺乏专业医护人员或医疗机构的社群资料，借此了解数千年前的生产风险。 「我们以为(孕产妇和婴儿死亡)是古时候才有的问题，但事实并非这样。」惠勒说。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1/3199114.html

古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一世木乃伊3000年来首次被“打开”研究

古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一世木乃伊3000年来首次被“打开”研究

据cnBeta：所有在19世纪和20世纪发现的皇家木乃伊早已被打开研究。不是因为任何神话中的诅咒，而是因为其被完美地包裹着并用花环进行了精美的装饰，脸部和颈部则都被嵌有彩色宝石的精致的面具所覆盖。但现在，来自埃及的科学家们首次使用三维CT(计算机断层扫描)扫描数字化地解开了这具皇家木乃伊并研究其内容。他们在《Frontiers in Medicine》上报告了他们的发现。

这是三千年来法老阿蒙霍特普的木乃伊第一次被打开。上一次还是在公元前11世纪，在他最初被制成木乃伊并埋葬后的四个多世纪。象形文字描述了在第21王朝后期，祭司们如何修复和重新埋葬更古老王朝的皇家木乃伊以修复盗墓者造成的破坏。

来自开罗大学医学院放射学教授、埃及木乃伊项目的放射学家、该研究的论文第一作者Sahar Saleem博士说道：“阿蒙霍特普一世的木乃伊在现代从未被解开过，这一事实给了我们一个独特的机会：不仅可以研究他最初是如何被制成木乃伊和埋葬的，还可以研究他在死后几个世纪被阿蒙的大祭司们如何处理和重新埋葬。通过数字化解开木乃伊的包装并‘剥开’其虚拟层--面具、绷带和木乃伊本身--我们可以以前所未有的细节研究这位保存完好的法老。我们(的研究)表明，阿蒙霍特普一世死时约35岁。他身高约169厘米，受过割礼，牙齿良好。在他的包裹里，他戴着30个护身符和一个独特的带金珠的金腰带。阿蒙霍特普一世似乎在身体上跟他的父亲很相似：他有一个狭窄的下巴、一个小的窄鼻子、卷头发和轻微突出的上牙。”

Saleem继续说道：“我们找不到任何伤口或因疾病造成的毁容来证明死因，只有死后的许多残缺，估计是在他第一次下葬后被盗墓者破坏的。他的内脏已经被第一批木乃伊制造者取出，但没有发现他的大脑或心脏。”

阿蒙霍特普一世的木乃伊于1881年在埃及南部的Deir el Bahari考古遗址被发现--跟其他重新埋葬的皇家木乃伊一起。阿蒙霍特普是埃及第18王朝的第二位法老(在他的父亲雅赫摩斯一世之后，他驱逐了入侵的希克索斯人并统一了埃及)，其统治时间为公元前1525年至1504年。他的时代是一种黄金时代。当时的埃及繁荣而安全，法老下令大搞宗教建设并成功率领军队远征利比亚和苏丹北部。他死后，他和他的母亲Ahmose-Nefertari被当作神来崇拜。

Sahar Saleem和她的合著者埃及学家Zahi Hawass博士此前曾推测，11世纪的修复者的主要意图是为后来的法老重新使用皇家墓葬设备。但在这里他们推翻了自己的理论。“我们(的研究)表明，至少对于阿蒙霍特普一世，第21王朝的祭司们充满爱心地修复了盗墓者造成的伤害，他们将其木乃伊恢复到以前的光辉并将华丽的珠宝和护身符保留在原地。”

Hawass和Saleem在2005年起启动的埃及古物部项目中研究了40多具新王国的皇家木乃伊。其中包括阿蒙霍特普一世的木乃伊在内的22具皇家木乃伊于2021年4月被转移到开罗的一个新博物馆。阿蒙霍特普一世木乃伊的脸和它的面具是2021年3月3日在开罗举行的壮观的“皇家金木乃伊游行(Royal Golden Mummy Parade)”的标志。

相关报道：法老木乃伊在3000年后被数字“解封”

据cnBeta：科学家们已经解开了迄今为止发现的几乎每一具木乃伊的包装，发现了诸如传统的埋葬方式和独特的面部特征的显著证据。但三千年来，于1881年发现的一位埃及法老的遗体一直没有被动过，因为他们担心会破坏其令人惊叹的状况。这位统治者就是阿蒙霍特普一世。

不过现在，由于计算机时代的到来，这具皇家木乃伊终于被揭开了面纱。一个研究小组使用计算机断层成像技术(一种X射线成像过程)对阿蒙霍特普一世的尸体进行了数字化发掘。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成功。他们于当地时间周二在《Frontiers in Medicine》上发表了一份关于他们努力的研究报告。

类似的技术已经被用来揭开其他木乃伊表面下的东西，如大英博物馆展出的这些动物木乃伊和石棺。对于阿蒙霍特普一世脆弱的埋葬地点，考虑到科学家们对打扰木乃伊的担忧，这种非侵入性的方法特别有用。

来自开罗大学医学系的放射学专家、该研究的论文第一作者Sahar Saleem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我们(的研究)表明，CT成像可以有效地用于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木乃伊研究，包括那些来自其他文明如秘鲁的木乃伊。”

阿蒙霍特普一世的传说

阿蒙霍特普一世死后，他的臣民们都记得他是个神人。在他统治期间，从公元前1526年到1506年，历史学家称埃及既和平又繁荣。这位受人爱戴的王室成员负责了几次军事远征，如征服利比亚、为埃及赢得了更大的王国并在他的土地上进行建设时与时俱进。

多年来，国王的木乃伊一直处于封存状态，原因很简单：它被保存得太漂亮了，让人无法触摸。他被装饰着复杂的花环和一个用五颜六色的特殊石头装饰的面具。研究小组称，没有人愿意冒险毁掉这些被埋藏的艺术作品。

因此，科学家们在不损坏遗体的情况下找到了一种方法来“解开”阿蒙霍特普一世被精致维护的木乃伊。

“通过数字方式拆开木乃伊，‘剥开’它的虚拟层--面具、绷带和木乃伊本身--我们可以以前所未有的细节研究这个保存完好的法老，”Saleem说道。

揭开法老的过去

Saleem表示，他们发现这位埃及王室成员死时约35岁，身高刚超过5英尺5英寸(169厘米)，牙齿良好。“阿蒙霍特普一世似乎在身体上跟他的父亲很相似。他有一个狭窄的下巴、一个小小的窄鼻子、卷发及轻度突出的上牙”。

除了发现面部特征外，该小组还注意到没有伤口或疾病造成的毁容，这排除了疾病作为国王死亡的可能原因。然而，他们确实发现了“死后的许多残缺”，根据Saleem的说法--“可能是在他第一次被埋葬后遭到了盗墓者的破坏。他的内脏被第一批制作木乃伊的人取走了，但没有取走他的大脑或心脏”。

有趣的是，由于第一批木乃伊制作者尽其所能保存阿蒙霍特普的遗体，在法老死后的几个世纪里，阿蒙(阿蒙是埃及神阿蒙的名字)的大祭司曾两次重新埋葬木乃伊。

最初，Saleem和她的团队认为，重新埋葬是因为祭司们希望重新使用墓中的设备，用于以后法老的皇家葬礼。然而相反，Saleem他们发现至少对于阿蒙霍特普一世，第21王朝的祭司们充满爱心地修复了盗墓者造成的伤害、将他的木乃伊恢复到以前的光彩并将华丽的珠宝和护身符保留在原地。

看起来，这位法老的传奇声誉在埃及人中延续了很多个时代。

相关报道：埃及法老木乃伊首次“数字化解封”

据科技日报(张佳欣)：近日，埃及科学家首次使用三维CT(计算机断层扫描)成像对法老阿蒙霍特普一世的木乃伊进行“数字化解封”并公布了其面部细节。研究发现，阿蒙霍特普的外貌看起来很像他的父亲：下巴很窄，鼻子很小，卷发，上牙略微突出。这是三千年来阿蒙霍特普一世的木乃伊首次被虚拟“打开”。他们在28日的《医学前沿》杂志报告了这一发现。

所有在19世纪和20世纪发现的埃及皇家木乃伊早已开放以供研究。但有一个例外：埃及考古学家一直不敢打开法老阿蒙霍特普一世的木乃伊，这不是因为“法老们的诅咒”的神话，而是因为他被完美地包裹着，装饰着美丽的花环，脸部和脖子上盖着一个精致逼真的、嵌满五颜六色石头的面具，研究人员不忍心破坏。但现在，科学家们另辟蹊径，揭示了法老的真容。

阿蒙霍特普木乃伊上一次被“打开”是在公元前11世纪。根据象形文字的记录，在埃及第21王朝后期，祭司为了修复盗墓者造成的破坏，修整并重新埋葬了这具木乃伊。这距离阿蒙霍特普一世最初被制作成木乃伊和埋葬已经过去了四个多世纪。

该研究的第一作者、埃及开罗大学医学院放射学教授、埃及木乃伊项目放射学家萨哈尔·萨利姆博士表示，阿蒙霍特普一世的木乃伊在现代从未被打开，通过数字化方式“打开”木乃伊的包装，并“剥离”他的虚拟层——面具、绷带和木乃伊本身，科学家就可以对这位保存完好的法老进行前所未有的详细研究。

“我们发现，阿蒙霍特普一世去世时约为35岁，他的身高大概1.69米，牙齿很好，接受过割礼。在木乃伊包裹中，他戴着30条护身符和一条镶着金珠的独特金腰带。”萨利姆说，“除了他第一次埋葬后被盗墓者留下许多‘扫荡’残骸的痕迹外，我们找不到任何因疾病造成的伤口或毁容证据来证明其死因。他的内脏已经被取出，但大脑和心脏还在。”

阿蒙霍特普一世是埃及第18王朝的第二位法老，大约在公元前1525年至公元前1504年统治埃及。阿蒙霍特普一世的木乃伊于1881年在埃及南部的考古遗址代尔埃尔巴哈里和其他重新埋葬的皇家木乃伊中被发现。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2/3199246.html

印尼爪哇岛的默拉皮火山喷发 火山灰喷至6公里高

印尼爪哇岛的默拉皮火山喷发，火山灰喷至6公里高

印尼爪哇岛的默拉皮火山周五(1日)早上喷发，持续达2分钟之久，火山灰喷至6公里高上空。当局维持警戒级别，将火山口方圆3公里范围列为禁区。

印尼国家减灾机构指，火山于早上8时20分喷发，并无造成恐慌。当局于上月调高了警戒级别，今次喷发后并无调高。默拉皮火山海拔约2968米，距日惹市约30公里，在火山方圆10公里范围约有25万人定居，对上一次大型喷发为2010年，共347人丧生。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1/3199360.html

印尼中爪哇省西雷利火山突然喷发 监控直升机撞山2死数失踪

印尼中爪哇省西雷利火山突然喷发，监控直升机撞山2死数失踪

视频：印尼中爪哇省西雷利火山突然喷发，监控直升机撞山2死数失踪

据ETtoday：印尼中爪哇省狄昂高原(Dieng Plateau)狄昂高原一处火山2日上午突然喷发，熔岩、泥浆和火山灰喷出，造成10人受伤;另外，当局出动直升机监控却失事坠毁，机上8人中已有2人确定罹难。

综合外媒报导，西雷利火山口(Sileri Crater)于2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突然喷发，火山灰窜至约50公尺高度，由于当地是热门观光景点，喷发时有17人在附近活动，其中10人受伤送往医院治疗。

另外，当局派出直升机到区域监控火山活动情况，不料直升机却在中爪哇城镇特曼根(Temanggung)附近撞上山崖坠毁，机上载有包含4名机组员在内一共8人，搜救小组已经抵达现场，目前确认寻获2具遗体。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1/3198745.html

厄尔尼诺加剧 3飓风齐现太平洋破纪录

太平洋罕见地同时出现三个风暴(上图)。

Ignacio及Jimena同时出现在太平洋。

美国太空人拍到壮丽的飓风照片

(神秘的地球报道)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NOAA)上周拍得壮丽的卫星照片，显示太平洋罕见地同时出现3个风暴。

三个风暴分别为飓风Ignacio、Jimena及台风Kilo，分别位于夏威九的东西两面，向不同方向移动。在上个周末，当时三个风暴皆为飓风，打破太平洋同时出现的飓风数量纪录。

气反常问题愈趋严重，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的专家本月1日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El Nino)现象将于今年10月至下年1月增强，可能是半个世纪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现象每隔数年便出现一次，令赤道附近的海水异常地变暖，影响全球天气。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5/3199005.html

厄瓜多尔巨大科托帕希火山活动加剧 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科托帕希(Cotopaxi)火山的火山灰喷上5公里的高空

(神秘的地球报道)据中新网：厄瓜多尔境内巨大的科托帕希火山15日活动加剧，厄瓜多尔总统柯利亚16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报道称，位于首都基多南方约70公里的科托帕希火山15日小规模喷发，喷出的火山灰，冲上5公里高空，导致中部多个小城镇采取预防性疏散。

柯利亚16日发表每周例行演说时表示：“由于科托帕希火山的不寻常活动，我们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如果一切顺利，将会安然无事，火山也不会爆发。”

这项举措将让柯利亚能立即动员全国各地安全部队，并让政府得以阻止发布科托帕希火山相关资讯。

此外，厄瓜多尔环境部已关闭科托帕希国家公园，以防万一。科托帕希是全球海拔最高活火山之一，颇受观光客喜爱。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5/3199270.html

厄瓜多尔科托帕希火山复苏 多条村疏散防患未然

科托帕希火山喷出火山灰及蒸气

(神秘的地球报道)厄瓜多尔的科托帕希火山复苏，向天空猛烈喷出火山灰，令附近居民有潜在火山山泥倾泻威胁，附近多条村周六疏散。总统科雷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付潜在紧急情况和调动必要资源。

官员说，疏散令仅是预防措施，迄今并未有山泥倾泻发生。科托帕希省多个镇和河畔民居点已疏散。当局向该区发出中度的黄色警报，并表示只要科托帕希火山继续有活动，该警报会维持。

科托帕希火山高5897米，被视为是该区最具威胁的火山之一，原因是它的高度和太接近人口稠密城镇。科托帕希沉寂数十年后，周五多次喷出火山灰，火山灰柱高达8公里。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1/3198949.html

厄瓜多尔通古拉火山再度喷发

(神秘的地球)当地时间2月1日，厄瓜多尔通古拉火山再度喷发，火山喷发物遮天蔽日宛如世界末日。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1/3198951.html

厄瓜多尔通古拉瓦火山正上演戏剧性表演

通古拉瓦火山喷出溶岩。

火山灰柱状云伸向高空。

火山喷灰烬的同时，附近城镇有女子踢足球。

(神秘的地球报道)厄瓜多尔通古拉瓦火山正上演一场戏剧性表演，巨锅般的火山口喷出炽热的熔岩，火山灰和气体柱状云伸向高空。

厄瓜多尔地球物理研究所周日说，最近数小时火山灰柱最高达3公里，并喷出熔岩流淌至1.5公里远的山麓。

这个5023米高的火山在首都基多以南约140公里，在旅游中心巴尼奥斯附近，自1999年以来一直有周期性喷发。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2/3197938.html

厄瓜多尔中部科托帕希(Cotopaxi)火山周五喷发

科托帕希火山喷出的火山灰高达5公里

马查奇市民戴口罩出街，防止吸入火山灰。

(神秘的地球报道)厄瓜多尔中部科托帕希(Cotopaxi)火山周五喷发，火山灰柱冲上5公里高空，官方提升警戒级别至黄色，属于中级警戒。

政府科学家表示，这座5987米高冰雪封顶的火山似乎未处于大喷发边缘。不过，当局暂时禁止登山客上山。

科托帕希火山距离基多50公里，在4月开始恢复活动，对上一次大喷发是在1877年。

地球物理研究所表示，这座火山是全球最危险火山之一，因为它位于人口密集之处。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1/3199087.html

厄瓜多尔中部通古拉瓦火山喷出10千米高的烟柱

厄瓜多尔中部通古拉瓦火山喷出10千米高的烟柱

(神秘的地球)据中新网：厄瓜多尔中部的一座火山喷出10千米高的烟柱，热灰和烟遮天蔽日，不禁令人担心火山即将喷发。

今年2月以来，通古拉瓦火山活动频繁。4日，专家称火山内发生了巨大爆炸，持续了约5分钟，并喷出烟雾。

厄瓜多尔当局称，目前火山状态恢复平稳。

据悉，通古拉瓦火山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是厄瓜多尔境内的8座活火山之一。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7/3199071.html

发现“丹尼索瓦人”5万年前制作的猛犸象象牙饰品

发现“丹尼索瓦人”5万年前制作的猛犸象象牙饰品

视频：发现“丹尼索瓦人”5万年前制作的猛犸象象牙饰品

据中国社会科学网(闫勇/编译)：12月6日，《西伯利亚时报》(Siberian Times)官网刊文称，考古学家对出土于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山脉丹尼索瓦洞穴的猛犸象牙碎片进行研究后认为，其中一些碎片很可能是“丹尼索瓦人”(Denisovan)制作的象牙饰品。

西伯利亚各地曾出土过一些巨大的象牙饰品，它们一般都距今2.8万至2万年，应是现代人祖先制作而成。这一次，考古学家利用放射性碳定年法测定出丹尼索瓦洞穴中的猛犸象牙距今约5万年。结合象牙所在地层动物遗骸等信息，考古学家可以判断出象牙被制成饰品的时间。

在这些象牙碎片中，一片较长的猛犸象牙片呈纺锤形，末端还有一个孔洞。考古学家认为，这很可能是一个头冠的一部分，用绳子穿过孔洞即可以将其佩戴在头上。这种头冠除了装饰用途，还可以防止头发进入眼睛。新西伯利亚考古与民族志研究所研究员亚历山大·费尔多琴科(Alexander Fedorchenko)表示，从该碎片的尺寸可以看出，这个头冠的规格较大，应是供一位体格较大的成年男性使用的，其制作年代大致在距今5万年至4.5万年间。

这片象牙制品展示了古代人类在丹尼索瓦洞穴进行猛犸象牙加工时所有可能采用的方法，如削切、泡水、弯曲、研磨、抛光和钻孔等技术。费尔多琴科认为，虽然目前这片象牙是平直的，但是5万年前的古人可以先将其浸泡在水中，使其更有韧性，然后将其弯曲从而制成头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万年前弯曲的象牙片逐渐恢复成平直的状态。

早先考古学家在这片象牙制品出土的洞穴中发现了著名的“丹尼索瓦人”的部分化石，其年代下限可以达到距今4.1万年。据此推测，这一猛犸象牙饰品碎片的主人应当是“丹尼索瓦人”。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2/3198799.html

发现古埃及著名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上半部分

发现古埃及著名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上半部分( Facebook.com/moantiquities )

据俄罗斯卫星网：埃及文物部发布消息称，埃及考古学家在距古埃及普塔赫神庙不远处的加萨地区梅特拉希纳村发现了古埃及著名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的上半部分。

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穆斯塔法·瓦济里(Mustafa Vaziri)表示：“罕见的由红色花岗石雕成的拉美西斯二世上半部分雕像上刻有象征着力量、生命力和封闭内心世界的‘Ка’符号。”他指出，之前也发现过一尊类似的木质的该法老雕像。

被发现的雕像残片长为105厘米，宽是55厘米。在雕像头部刻着符号“Ka”，看起来像高举的双手，它可能象征着力量和生命力。

值得一提的是，这尊雕像是在私人领地内发现的。房屋主人曾私密地进行挖掘工作，但12月初被当地的旅游警察拘捕。目前，发现的文物已被送到一个附近的露天博物馆并将在那进行修复。

拉美西斯二世是古埃及第十九王朝的第三位法老，公元前1279年至公元前1213年在位。在他统治期间，埃及成为强盛国家，他的军队不断为埃及拓展疆土。他在建筑和灌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5/3198719.html

发现青铜时代中期宇宙爆炸曾摧毁约旦河谷一座圣经城市的证据

发现青铜时代中期宇宙爆炸曾摧毁约旦河谷一座圣经城市的证据

据cnBeta：外媒报道，在青铜时代中期(约3600年前或大约公元前1650年)， Tall el-Hammam城处于优势地位。这个定居点位于约旦河谷南部的高地上，位于死海的东北方向，在它所处的时代，其已经成为黎凡特南部最大的持续被占领的青铜时代城市。

一场古老的灾难

这座城市拥有几千年的早期文明。当时，它比耶路撒冷大十倍，比耶利哥大五倍。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地球科学荣誉退休教授James Kennett表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领域。人类早期文化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个区域发展起来的。”

作为考古学家和圣经学者最喜欢的地点，这个土堆拥有从铜器时代开始的所有文化的证据，随着这个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定居点在数千年的时间里被建造、摧毁和重建，所有这些都被压缩成一层一层的。

但在中青铜器时代II地层中，有一个1.5米的间隔，它的“高度不寻常”的材料引起了一些研究人员的兴趣。除了战争和地震造成的残骸之外，他们发现了外表面融化成玻璃的陶器碎片、“冒泡”的泥砖和部分熔化的建筑材料，所有异常高温事件的迹象比当时的技术所能产生的任何温度都要高得多。

“我们看到了超2000摄氏度的证据，”Kennett说道。他的研究小组当时碰巧正在为大约12800年前的一次更古老的宇宙空中爆炸建立证据，那次爆炸引发了大规模的燃烧、气候变化和动物灭绝。在Tall el-Hammam，烧焦和熔化的材料看起来很熟悉，包括撞击科学家Allen West和Kennett在内的一组研究人员加入了西南三一大学圣经学者Philip J. Silvia的研究工作中以确定3650年前这座城市发生了什么。

他们的研究结果已发表在《Nature Scientific Reports》上。

盐和骨骼

“有证据表明，在这个名为Tall el-Hammam的城市附近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宇宙空中爆炸，”Kennett在谈到一次类似通古斯事件的爆炸时说道。1908年，一颗56-60米高的流星穿过东西伯利亚针叶林上空的地球大气层，由此造成了一次约1200万吨的空中爆炸。

据该报报道，Tall el-Hammam上空的爆炸震动足以夷平这座城市。而骨骼的分布表明附近人类的关节发生极度脱臼和骨骼碎裂。

对Kennett来说，通过对关键层的土壤和沉积物进行多种不同的分析发现了空中爆炸的进一步证据。在他们的分析中发现了富含铁和硅的微小球体以及熔化的金属。

“我认为最主要的发现之一就是震动石英。这些沙粒含有只有在非常高的压力下才会形成的裂缝，”Kennett说道，“我们已经从这一层冲击了石英，这意味着在冲击石英晶体时存在难以置信的压力--而石英是最坚硬的矿物之一，很难使其震动。”

根据这篇论文，空中爆炸还可以解释在破坏层中发现的“异常高浓度的盐”--沉积物中的平均浓度为4%，在一些样本中高达25%。

“由于高冲击压力，盐被抛了出来，”Kennett称，“可能部分撞击了含盐量高的死海。”死海的当地海岸也富含盐，所以这次撞击可能会将这些盐晶体重新分布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不仅仅只是Tall el-Hamman还包括附近的Tell es-Sultan和Tall-Nimrin。

研究人员指出，高盐碱度的土壤可能是所谓的“青铜时代晚期鸿沟(Late Bronze Age Gap)”的原因，在这个鸿沟中，沿约旦河谷下游的城市被遗弃，人口从数万人降至可能只有几百人的游牧民族。在这片曾经肥沃的土地上寸草不生，迫使人们离开这片土地长达几个世纪。在铁器时代，Tall el-Hammam和附近社区重新定居的证据再次出现，约600年前，城市在青铜器时代突然遭到破坏。

火和硫磺

Tall el-Hamman一直是一场争论的焦点，争论的焦点是它是否可能是圣经中的索多玛城--《Old Testament Book of Genesis》中的两座城市之一，因为它们和它们的居民变得极度邪恶而被上帝毁灭。一个叫Lot的居民被两个天使救了，在逃跑的时候，他们教导他不要回头看。Lot的妻子却迟延不去从而成了一根盐柱。这时，火和硫磺从天上落下来，多个城市被摧毁，浓烟从火堆中升起，城市居民被杀，地区农作物被毁，这听起来像是一场宇宙撞击事件的目击者描述。这是一种相当不错的联系。

Kennett指出：“《Genesis》中所有的观测都跟宇宙的空中爆炸相一致，但没有科学证据证明这座被摧毁的城市确实是旧约中的索多玛。”然而，研究人员称，这场灾难可能产生了一种口述传统，这种传统可能是《 Old Testament》中记载的灵感以及《Old Testament Book of Joshua》中关于耶利哥被烧毁的记载。

相关报道：科学家发现3600年前一块太空岩石摧毁了一座中东古城

据cnBeta：大约3600年前的一天，当现在被称为Tall el-Hammam的中东古城居民在做他们的日常事务时，一块冰冷的太空岩石正以大约38000英里/小时(61000公里/小时)的速度向他们飞来。这块岩石穿过大气层，在离地面约2.5英里(4公里)的地方爆炸成一个巨大的火球。

爆炸的威力约为广岛原子弹的1000倍。震惊的城市居民盯着它，瞬间失明。空气温度迅速上升到华氏3600度(摄氏2000度)以上。衣服和木材立即爆裂成火焰。剑、矛、泥砖和陶器开始融化。几乎在一瞬间，整个城市都着了火。

几秒钟后，一个巨大的冲击波砸向城市。它以大约740英里/小时(1200公里/小时)的速度移动，比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龙卷风还要强大。致命的风撕裂了这座城市，拆毁了每一栋建筑，毁掉了4层楼高的宫殿顶部40英尺(12米)，并将杂乱的碎片吹到旁边的山谷里。城内的8000人和任何动物都没有幸存下来，他们的身体被撕碎，骨头被炸成小碎片。大约一分钟后，在塔勒哈曼以西14英里(22公里)的地方，爆炸产生的风袭击了圣经中的杰里科城。耶利哥的城墙轰然倒塌，城市被烧成一片废墟。

这一切听起来就像好莱坞灾难片中的高潮。我们怎么知道这一切真的发生在千年前约旦的死海附近?获得答案需要数百人进行近15年的艰苦挖掘。它还涉及到由美国10个州以及加拿大和捷克共和国的20多位科学家对挖掘出的材料进行详细分析。最近在《科学报告》杂志上发表证据时，21位合著者包括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地球化学家、地貌学家、矿物学家、古植物学家、沉积学家、宇宙影响专家和医学博士，他们建立起这幅过去的破坏性画面。

几年前，当考古学家眺望废墟上的挖掘物时，他们可以看到一个黑暗的、大约5英尺厚(1.5米)的木炭、灰烬、融化的泥砖和融化的陶器的混杂层。很明显，一场强烈的火暴在很久以前就摧毁了这座城市。这条暗带后来被称为毁灭层。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但那层不是由火山、地震或战争造成的。它们都没有能力融化金属、泥砖和陶器。

为了弄清楚什么可能，研究小组使用了在线撞击计算器来模拟符合证据的情况。这个计算器由撞击专家建立，允许研究人员根据已知的撞击事件和核爆炸来估计宇宙撞击事件的许多细节。看来在Tall el-Hamam的罪魁祸首是一颗小行星，与1908年在俄罗斯通古斯加撞倒8000万棵树的小行星相似。它应该是6500万年前将恐龙推入灭绝的那块宽达数英里巨石的一个更小版本。

在现场，有被称为震荡石英的细碎沙粒，只有在每平方英寸72.5万磅(5千兆帕)的压力下才会形成，想象一下六辆68吨的艾布拉姆斯军用坦克压在你的拇指上。破坏层还包含微小的二元体，正如其名称所示，其硬度与钻石一样。每一个都比一个流感病毒小。似乎该地区的木材和植物被火球的高压瞬间变成了这种类似钻石的材料。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5/3198952.html

发现史前鳄鱼新物种——中华韩愈鳄

中华韩愈鳄正型标本三维重建和艺术复原图

中华韩愈鳄标本的三维和CT扫描以及与人类大小对比的示意图(人高1.8米)

中华韩愈鳄标本头骨和颈椎的照片以及扫描影像中发现有多个攻击性伤口

据中新社合肥3月14日电(记者 吴兰)：记者14日从合肥工业大学获悉，该校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的古生物学家Masaya Iijima博士和刘俊教授在对馆藏于广东新会博物馆和顺德博物馆中鳄鱼标本研究中，发现了史前鳄鱼的新物种——中华韩愈鳄。

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英国皇家学会会刊B：生物科学》。据介绍，该研究解决了分子生物学家和形态学家对鳄鱼分类的争议，并为人类活动导致史前鳄鱼的绝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在中国岭南地区，曾经生活过一些巨型的史前鳄鱼。这些鳄鱼体长超过6米，是当时生态环境中的顶级捕食者。公元9世纪，岭南韩江流域曾经存在“鳄患”。据史料记载，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被贬潮州时曾试图警告鳄鱼，将猪羊投入恶溪(今韩江)命鳄离去，否则定将诛戮不赦，并写下了著名散文《鳄鱼文》。

据介绍，此次发现的史前鳄鱼新物种，与《鳄鱼文》中描述的“四处侵扰为害”的主角可能属于同一物种。科研人员以韩愈的名字命名了这个新物种：中华韩愈鳄。

课题组所研究的其中两件鳄鱼标本，骨骼上保留了人为砍杀的痕迹。C14测年结果表明其于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0世纪间遭到杀害，从而证实人类应当对中华韩愈鳄的绝灭负责。

刘俊说：“鳄鱼作为顶级捕食者，在维持淡水生态系统的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中华韩愈鳄的绝灭为现代人类敲响了又一记警钟。”

据介绍，中华韩愈鳄是长吻鳄科的一种。与此同时，中华韩愈鳄头骨上还发现了翼状泡和鼻部赘生物，这两个特殊的结构在现生的鳄鱼中只出现在成年雄性恒河鳄中。因而，中华韩愈鳄雄性个体头骨上所展示的翼状泡和鼻部赘生物在性选择上具有明显的进化优势。

Masaya Iijima博士和刘俊教授在中国的许多考古遗址中发现了鳄鱼遗骸，这些考古遗址中发现的鳄鱼遗骸先前都被当作了扬子鳄，但现生的扬子鳄只生活于中国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如今，中华韩愈鳄的发现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

刘俊认为，中华韩愈鳄作为中国古代唯一可以“食人”的巨型爬行动物，可能在中国古代文明上留下了一些印记。一些古籍中关于龙的传说可能也受到了中华韩愈鳄的影响。

目前，研究团队正在围绕这一新发现进行进一步探索。中华韩愈鳄亚化石中保留了一些软组织，这意味着有望从中提取古DNA物质，从而描绘出鳄鱼更准确的演化历程。

相关报道：韩愈写下《鳄鱼文》后鳄鱼终在岭南灭绝，研究：人类活动导致

据澎湃新闻(记者 吕新文)：近日，合肥工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的古生物学家Masaya Iijima博士和刘俊教授在对馆藏于广东新会博物馆和顺德博物馆的鳄鱼标本进行研究中，发现了史前鳄鱼的新物种，解决了分子生物学家和形态学家对鳄鱼分类的争议，并为人类活动导致中华韩愈鳄的绝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相关成果发表于《英国皇家学会会刊B：生物科学》。

在我国岭南地区，曾经生活过一些巨型的史前鳄鱼。这些鳄鱼体长超过6米，是当时生态环境中的顶级捕食者。公元9世纪，岭南韩江流域曾经存在“鳄患”。据史料记载，韩愈被贬潮州时曾试图警告鳄鱼，将猪羊投入恶溪(今韩江)命鳄离去，否则定将诛戮不赦，并写下了著名散文《鳄鱼文》。唐朝末期，北方战乱不断，中原人民纷纷向岭南迁徙，随之而来的还有猎杀和土地开发等行为，人口的膨胀加速着鳄鱼灭绝的进程，最终鳄鱼这一曾经的霸主在岭南的土地上完全灭绝。

此次发现的史前鳄鱼新物种的其中两件标本，骨骼上保留了人为砍杀的痕迹。这两件标本经日本东京大学实验室C14测年，显示其于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0世纪间遭到杀害。它们和《鳄鱼文》中描述的“四处侵扰为害”的主角可能属于同一物种。科研人员以韩愈的名字命名了这个新物种：中华韩愈鳄。

据介绍，中华韩愈鳄是长吻鳄科的一种，它兼具了长吻鳄科两种现生鳄鱼的一些重要的头骨特征。而这些镶嵌演化的特征对于解决长达数十年的鳄鱼谱系发育争议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中华韩愈鳄头骨上还发现了翼状泡和鼻部赘生物，这两个特殊的结构在现生的鳄鱼中只出现在成年雄性恒河鳄中。翼状泡是一种发声结构，这显示了中华韩愈鳄的成年雄性个体与恒河鳄在发声结构上可能是相似的。由于声道长度和体型大小呈正相关，而鼻部赘生物延长了声道长度。因而，中华韩愈鳄雄性个体头骨上所展示的翼状泡和鼻部赘生物在性选择上具有明显的进化优势。

课题组所研究的其中两件鳄鱼标本均有人为砍杀的痕迹，从而证实人类应当对中华韩愈鳄的绝灭负责。

“鳄鱼作为顶级捕食者，在维持淡水生态系统的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中华韩愈鳄的绝灭为现代人类敲响了又一个警钟。”刘俊教授说。

Masaya Iijima博士和刘俊教授对于鳄鱼研究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他们在遍部中国的许多考古遗址中发现了鳄鱼遗骸，其中一些遗骸可能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这些考古遗址中发现的鳄鱼遗骸先前都被当作了扬子鳄，但现生的扬子鳄只生活于中国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因而这一现象可能意味着中国南方对北方文化的影响。但现在，中华韩愈鳄的发现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

刘俊教授认为，中华韩愈鳄作为中国古代唯一可以“食人”的巨型爬行动物，可能在中国古代文明上留下了一些印记。一些古籍中关于龙的传说可能也受到了中华韩愈鳄的影响。

目前，研究团队正在围绕这一新发现进行进一步探索。中华韩愈鳄亚化石年代新，保留了一些软组织，这意味着有望从中提取古DNA物质，从而描绘出鳄鱼更准确的演化历程。中华韩愈鳄正型标本三维重建和艺术复原图

中华韩愈鳄正型标本三维重建和艺术复原图

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国家留学基金委以及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1/3198962.html

发现西藏尼阿底古人类活动遗址 将人类首次登上青藏高原的历史推前到4万年

发现西藏尼阿底古人类活动遗址 将人类首次登上青藏高原的历史推前到4万年

据北京青年报(张晓凌 黄锵玥)：刷新了世界范围内史前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高、最早纪录

解决了遗传学和考古学对人类最早涉足青藏高原时间的不同认知问题

入选“2018年度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

3月7日，中国古生物学会在南京发布了“2018年度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评选结果，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晓凌副研究员领衔的科研团队凭其在《科学》(Science)上报道了西藏尼阿底地区的古人类活动遗迹，一举获得入选殊荣。

西藏尼阿底旧石器遗址将人类首次登上青藏高原的历史推前到4万年前，是世界范围内史前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最高、最早纪录，刷新了学界和大众对世界屋脊人类活动历史及古人类适应环境能力的认识。

高海拔的地理条件决定了高原的两大特点：寒冷和缺氧。高寒和缺氧的环境以及相对稀少的可利用的动植物资源为人类探索和开发高原带来了重重困难。我们知道，人在缺氧的状态下大脑和身体的反应和运转速度都会相应降低，狩猎采集能力和效率都会比在平原地区低很多。因此，人类需要强健的体魄、过人的智慧和高超的技能，才能获取足够的资源维持生存并长期繁衍生息下去。

那么，最早的人类何时登上了青藏高原?古人类是如何适应高海拔地区的极端环境的?他们拥有什么样的技术和文化?人类高原文明的开端一直是学术界和大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地面上遍布黑色石头打制的石器，数以万计

为了找到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原生地层和文化遗存，确定人类进驻高原的具体年代，了解古人所用石器工具的技术特点，复原青藏高原远古历史， 2011年，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们开启了艰辛漫长的科考之旅。

8年来，科学家们几乎走遍了整个西藏，发现了三十余处打制石器地点，文化遗物数量众多、类型丰富、技术特征明确，但遗憾的是依然缺乏原生地层，年代问题始终悬而未决。

石器本身是没有办法被用来测年的，研究人员一般根据地层中和石器共同出土的碳屑或动物骨骼进行碳14测年(放射性碳定年法)。如果没有碳样保存，年代学专家也可以利用埋藏石器的土壤中的石英砂进行测年，通过测定石英砂最后曝光的时间来确定石器被埋藏的时间。因此，无论采用何种测年手段，石器埋藏的原生地层都非常关键。

然而青藏高原属于抬升剥蚀区，第四纪以来，青藏高原已经隆升到现在的高度，海拔高、面积大，风沙吹不上去，因此缺乏足够的物质源来形成地层。同时，冲刷侵蚀的地质营力强烈，仅有的地层堆积也多被破坏殆尽，难以保存下来，因此青藏高原以往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证据多为地表采的石器，缺乏地层信息，年代无从考证。

但是地层保存概率低并不代表没有，科学家们经过坚持不懈地考察，终于在色林错南岸发现了尼阿底遗址。色林错是西藏第一大湖泊，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相对较好，为古人类在此居住提供了理想适宜的生活环境。

当科考队到达色林错南部的处湖滨阶地时，惊喜地发现地面上遍布着一种黑色石头打制的石器，俯拾皆是，数以万计，其中大量的石器长薄、规整，好像石刀一样，它的专业名称叫做“石叶”。这些石器分布的范围东西将近1千米、南北约3千米，海拔高达4600米左右。

考古学家们敏锐地意识到如此大规模并且密集分布的石器地点很可能会有地层保存，随即，他们通过试掘确定了这是一处有原生地层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遗址位于尼阿底山的西坡上，北临色林错和错鄂，西边和南北是琼俄藏布河，背山面湖(河)。科考队根据山的名字为遗址定名为尼阿底遗址，尼阿底在藏语中意为小腿形的山。

2016年，尼阿底遗址的田野发掘正式启动，科考队按照旧石器考古方法，布设1米×1米的探方发掘。为了避免遗漏细小标本，每个探方出土的堆积单独装桶后送去过筛、拣选，然后选择重点探方，对其中的堆积进行水洗和浮选，从中提取出动物碎骨和植物种子。他们将出土标本原地编号、拍照，用全站仪记录遗物遗迹的三维坐标信息，用罗盘测量出土物的产状。发掘结束后，还要在剖面上连续提取高精度的光释光测年样品和古环境分析样品。

与此同时，科考队还在遗址周边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工作，包括追踪制作石器的原料来源、寻找相邻地区有没有古人类活动遗存等。

人类何时到达青藏高原，众说纷纭

人类利用石头打制各种工具和武器，被称为旧石器时代，是在距今二百多万到一万年前。在青藏高原特别是其腹地西藏，旧石器时代是否有人类生活，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西藏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始于1956年开始的第一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目前见诸报道的打制石器地点共计95处，其中8处为学术界倾向于认为是旧石器时代遗存，因为在这8处地点没有发现细石器和磨制石器(旧石器时代的石器为打制而成，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为磨制而成)。但这些标本采自地表，没有可靠地层依据和年代学基础，具体的时代无从考证，是否属于旧石器时代难以确定。

很多研究者提出，古代人群进入青藏高原发生在新石器时代，近期有一项研究还认为人类在距今3600年前在农业的促进下才开始大规模定居于青藏高原。

尽管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证据缺失，但近年来，考古学、分子生物学、古环境学等不同的学科对早期人群适应青藏高原的时间与过程、藏族人群的来源和形成过程做出推导并提出多种观点，均有待证实。

遗传学家根据对现在藏族人群的DNA研究提出，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在高原成功定居。一项分子生物学的研究通过对比现代藏族人群和丹尼索瓦人化石的基因序列，提出藏族人适应高原缺氧环境的一个基因突变来自远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人的基因。考古学家和古环境学家综合整个青藏高原的考古学材料，提出“人类征服青藏高原三阶段模式假说”：古代人群在距今3万～2万年前到达高原周边的较低的高海拔地区(海拔3000米以下，比如宁夏);在距今1.5万年前抵达高原边缘较高的高海拔地区(海拔3000～4000米，比如青海);在距今6000年后才到达海拔4000米以上的极端高海拔地区(西藏)。

这些溯源推导和综合推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为探索西藏早期历史提供了一些启示和参考，但是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备性。因此，想要解决最早西藏人的科学问题，还需要直接的考古学证据，即有可靠年代数据的人类遗存。

掌握独特的工具制作技术的尼阿底人

考古学家、年代学家和古环境学家等多学科合作的研究团队经过大量的田野工作和复杂的室内研究，掀开了尼阿底遗址的神秘面纱的一角：它是一处距今4万～3万年前的世界上海拔最高、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出土了典型的石叶文化遗存，是青藏高原最早的人类活动证据。

由于高原植被覆盖差、保存环境恶劣，科学家在尼阿底没有发现动物化石和木炭等便于测年的样品，但年代学家在埋藏遗物的地层中系统提取了石英砂开展光释光测年。为了取得精准可靠的结果，他们连续3年在不同的探方壁上多次取样，并分别在4个独立的实验室开展测试，经过交叉检验获得相互支持、确实可信的年代数据，最终将古人类生存的年代测定为4万～3万年前。

尼阿底遗址在湖滨沉积、坡积、风沙堆积、风力剥蚀、雨水改造、冻融等营力作用下，堆积过程十分复杂。地质学家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分辨出3个沉积单元，最终确定最下面的层位是埋藏石制品的原生层位。古环境学家根据地层中提取的孢粉、植硅体等数据复原出古人类在遗址活动的时期处于末次冰期的间冰阶，气候相对温暖湿润，为人类的迁徙和生存提供了环境和生态基础。

考古学家对野外发掘出土的四千余件石器(远古人群狩猎-采集的工具和武器)开展研究，发现棱柱状石叶石核和长薄、规范的石叶数量较多且特征明确。石叶技术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独特的工具制作技术，具有预制石核-定向剥片-系统加工等固定的操作链流程，其产品规范、精致、锋利，代表人类石器技术和认知能力的一座高峰。先进的石叶制作者有精心组织的剥片计划和预制终极产品的思路，代表了人类认知和行为能力发展的新高度。

高效的石叶工具为人类征服高原提供了有力的技术装备。该技术体系被认为是早期现代人的文化标识，主要流行于非洲、欧洲、西亚和西伯利亚等地区，在中国甚至是东亚旧石器文化传统中都比较少见。目前仅在中国北方有零星的发现，比如新疆、宁夏和黑龙江。尼阿底人应该与北方人群发生过文化与技术的交流，可能早在数万年前古人类就曾进行长距离的迁徙并发生融合。

尼阿底遗址是目前史前人类在高海拔地区生活的最高纪录，也是最早纪录

尼阿底遗址出土的全部文化遗物均为石器，并没有发现其他考古遗址中常见的动物碎骨和用火遗迹(人类屠宰、肢解动物、加工食物和取暖留下的遗存)。在石器组合中，绝大多数是石核、石叶和石片等石器制作的毛坯或者副产品，真正经过修理和加工的石器数量比较少。因此，尼阿底遗址应该是一个大型的石器制造场。古人在此开采石料，剥制毛坯，然后把石叶和石片进一步修理加工，制作成石器。制作完成后，古人带着石器离开此地，前往他们日常生活的地方进行狩猎采集和加工享用食物的活动，制作工具的毛坯和副产品就被弃置于此。

尼阿底遗址的石器全部是由一种黑色的原料打制而成，经过岩石切片和显微镜下观察，鉴定为板岩。调查发现，这些原料就来自尼阿底山，靠近原料是古人选择在此进行石器制作的重要原因。

根据推测，这一时期人类生活的遗址应该就在同一区域，比较大的可能性是在周边的洞穴中。在寒冷荒芜的藏北羌塘高原，洞穴可以抵御寒冷、躲避野兽，是人类栖息的美好家园。但是洞穴中的堆积被后人破坏比较严重，所以目前在青藏高原尚未有旧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发现。希望未来在考古学家们持之以恒的工作和探索下，会有重要发现。

尼阿底遗址是目前世界上史前人类在高海拔地区生活的最高纪录，也是最早纪录。晚期智人在更新世晚期，体能增强、智能提高、技术发展和群体组织形式改良，对环境的适应和改造能力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进而胜利登上高原，开始了人类挑战与探索高海拔极端环境的征程。

从全球范围看，此前人类活动的最高海拔遗迹发现于安第斯高原的Cuncaicha岩厦遗址，海拔4480 米，年代为约1.2万年前。尼阿底遗址的发现书写了人类挑战与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新纪录。

尼阿底人在距今4万～3万年前已经登上高原，他们懂得识别和利用优质原料，掌握了先进的石叶技术制作工具和武器，人类文明的史诗由此在青藏高原唱响。正如《科学》(Science)杂志的评论文章所说：“4万～3万年前生活在4600米高原的尼阿底人，充分证明了我们这个物种作为开拓者的伟大胜利。”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5/3198742.html

发现亚马孙地区居民1万多年前就已开始种植植物的证据

发现亚马孙地区居民1万多年前就已开始种植植物的证据(Credit: José Capriles, Penn State)

据俄罗斯卫星网：国际专家团队发现了亚马孙地区居民1万多年前就已开始种植植物的证据。因此，亚马孙西南部与中东、中国、墨西哥西南部、南美洲西北部并列，也成为最后一次冰期后很快出现农业的地区。

从之前的研究论文来看，专家认为，亚马孙西南地区也可能是早期植物驯化中心，因为这里发现了大量当代作物的野生亲缘植物。如今，专家在考古研究过程中已经证实了这种推断。他们在所谓的“林岛”进行了研究。“林岛”是直径约70米的高起的林区，位于玻利维亚Llanos de Moxos草原。卫星图像显示，这种岛屿总计6600多个。专家在82个岛屿上采集了样本，在其中60个样本中发现了明显的人类活动痕迹，例如木炭、贝壳和骨头。专家认为，总体而言，至少有4700个林岛在数千年内曾有人类居住。人类丢弃的废物不断累积，形成高起的地段，抵御频发的洪水，后来长满了树木。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专家用放射性碳定年法测定了木炭和蛋壳的年份。结果表明，早在10350年前，冰期过后不久，就有人类在“林岛”活动。之后，专家开始在土壤中寻找植物岩，即植物细胞中所含的细小硅粒子。不同植物物种的植物岩形状是不同的，有薄片形、球形、十字形、晶状体和环形。植物岩在植物死去后保存在土壤中，因此它们可以帮助专家判断该地区植物物种的变化情况。此外，研究古代农业的时候也会用到植物岩，用以判定不同植物被驯化的时间。“植物岩是微小的植物化石。”研究论文作者之一、伯尔尼大学教授温贝托隆巴多(Umberto Lombardo)表示，“我们可以用其鉴定过去生长在这里的植物。”

对植物岩的分析结果显示，该地区的木薯生长于大约10350年前，南瓜——10250年前，玉米——6850年前。专家认为，是当地居民在自己家周围种植了这些植物。但不清楚的是，它们是否可以完全称为作物，可能，它们还保留了自己野生祖先的一些痕迹。

伯恩茅斯大学环境考古学家萨拉·埃迪奥特对该研究论文评论道：“过去认为，人类对亚马孙地区的影响微乎其微，但诸如本文这样的新研究结果表明，人类活动和景观变化的特点是广泛的，现在有证据证明，亚马孙地区早在10250年前就有植物栽培。”研究论文发表于《自然》杂志。

相关报道：亚马孙河发现发达“原始文明”痕迹

据俄罗斯卫星网：地理学者翁贝托郎巴多(Umberto Lombardo)和其他研究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称，亚马孙河上游出现发达“原始文明”痕迹。

考古学家们在亚马孙河上游发现大量1万多年前种植木薯和南瓜的农业文明痕迹，发现地位于亚马孙地区西南部，地处当代玻利维亚。

考古学家走访这一地区，鉴定了6400多个面积在0.5公顷至16公顷之间不等的大小丘陵，对其中数十个做了地表研究，采集沉积岩样品，用于精准测年和分析闪石——植物中积累的矿化硅酸盐颗粒。闪石的形状和大小各不相同，可以用来鉴定古代植物遗骸。

论文作者认为，当地居民除碳水化合物饮食外，还食用热带草原大型动物肉类以及当地河流湖泊中的鱼类。科学家认为，很久以前，当地人开始改变生活方式，开始打猎，并形成农业聚居，成为早期文明中心。

尚不清楚当地为什么会有多个满是树木的丘陵，大小有什么规则，为什么成组出现，这些组别又意味着什么，也没有发现当地居民的住所。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1/3199128.html

古DNA研究洞察欧亚东部大陆人群历史

欧亚大陆全新世与遗传证据相关的主要人群迁徙情况

据光明日报：中国人从哪里来?在现代人类的演化过程中，我们祖先经历过怎样的迁徙?

科学研究发现，在末次盛冰期之前，现代人祖先已扩散至整个欧亚大陆，北至西伯利亚、西至欧洲、东至亚洲，在这片大陆上繁衍生息。地球气候在末次冰期时历经数次冷暖更替的变化，使得现代人群或是为寻求宜居之地而不断进行扩散与交流活动，或是因极端恶化的环境而遭受灭顶之灾，由而带来欧亚大陆区域性人群结构的相应改变，并逐渐演化成如今形色各异，从表面的语言、文化，到根本的遗传上均存在差别的各类族群。

那么，末次盛冰期前后，欧亚大陆曾经存在过哪些现代人群?他们在欧亚版图里留下怎样的活动轨迹?对现今人群又有着怎样的遗传影响呢?现有的古基因组(古DNA)研究已勾勒出欧亚西部人群演化的大致脉络，为我们揭开现代人在欧洲迁徙、分化与融合的历史。而欧亚东部人群的研究相对匮乏，已有的研究多数聚焦在欧亚大草原人群。直到2017年中国田园洞人基因组的破译才为东亚人群演化研究打开新局面。随着针对中国人群的大规模古DNA研究地不断涌现，让我们得以在更大时空框架下去讲述欧亚大陆东部人群的演化故事。

本期，邀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为我们梳理了近年来与欧亚东部人群相关的重要古DNA研究，为我们展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以来不同人群栖息和在欧亚东部大陆迁徙与互动的图景，以及这些远古人群在我们当今现代人的基因图谱里留下的遗传印记。

1、旧石器时代的欧亚东部大陆有过哪些现代人群?

古DNA为我们提供了近距离观察远古人群遗传分布、迁徙路径和互动网络的独特窗口。尽管欧亚东部旧石器时代人群的基因组数据非常稀少，然而通过少数东亚北部与西伯利亚人群的已有基因组，我们仍然得以发现这一时期栖息在欧亚东部大陆的现代人群并不单一，并观察到他们所携遗传成分的差异及与现今欧亚人群的不同联系，由此探明这些人群的演化历史与遗传印记。

西伯利亚4.5万年前Ust’-Ishim个体所代表的早期现代人群

2014年，出土于西伯利亚西部沿额尔齐斯河岸的现代人股骨(Ust’-Ishim个体)的基因组公开发布，这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古老的早期现代人基因组。

尽管Ust’-Ishim个体来自欧亚东部，但基因组数据却显示他与欧亚西部的古代狩猎采集人群以及古代和现今的东亚人群有相同的遗传联系，这表明Ust’-Ishim个体代表的早期现代人群在欧亚大陆东西部人群分离之前或之时，便从两者的共同祖先人群中分化出来，对现今欧亚人群没有明显遗传影响。从Y染色体来看，Ust’-Ishim个体代表的群体较之非洲人而言，更接近欧亚大陆群体，与亚洲人群有一定遗传联系。

中国4万年前田园洞人所代表的古东亚人群

2017年，发掘自中国北京房山区周口店附近山洞里的一具男性骨骼化石(田园洞人)成功展开基因组范围捕获和测序，最终获得东亚地区最古老的人类基因组。

古基因组数据显示，该4万年前的田园洞人是古东亚人，已经呈现亚洲人的遗传特征，但却并没有直接后代延续至今。虽然4万年前的亚洲和欧洲人群已经分离，但有趣的是，地处东亚的田园洞人与远在比利时3.5万年前的古欧洲人(Goyet Q116-1个体)存在遗传联系，他们体内都残存着一种古老基因。这表明古欧洲人与古亚洲人之间在遗传上并不是简单决然地分开的，很可能有一种更古老的人群间接对田园洞人和Goyet Q116-1个体代表的古欧洲人共同产生了遗传影响，而这个古老人群可能是从尚未分化的古欧亚人群中的某一亚群演化而来。

西伯利亚3.16万年前Yana个体所代表的古北西伯利亚人群

2019年，西伯利亚东北部一处文物丰富、海拔很高的亚纳河犀牛角遗址发现3.16万年前的两颗人类牙齿(Yana个体)，通过基因组研究显示其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群体——古北西伯利亚人群。

虽然地处西伯利亚东北部的极端环境，Yana个体从遗传上却显示与欧亚西部人群有更近的联系，他们携有71%的欧洲人群祖源成分和29%的东亚人群祖源成分，这也揭示出约在3.9万年前欧亚东西部人群发生的重要分歧事件。

此外，古北西伯利亚人群显示与来自贝加尔湖地区的北欧亚人群(2.4万年前的Mal\'ta个体和1.7万年前的Afontova Gora 2、3个体)有最紧密的遗传联系，可以说北欧亚人群就是古北西伯利亚人群的后裔。而北欧亚人群与美洲原住民也有着紧密的遗传联系，美洲原住民的祖先人群正是该后裔人群与东亚人群的基因混合人群。这些结果表明，古北西伯利亚人群的祖源成分曾广泛分布在西伯利亚的古代人群之中，并随着部分后裔人群的迁徙扩散到北美洲，大约在1.4-3.6万年前与分批迁徙到这里的东亚人群不断发生融合，形成美洲原住民的远古祖先;同时部分后裔人群在西伯利亚与分批迁徙而来的两支古东亚人群混杂而居，并发生基因交流以形成后期人群。

这些不同的人群及其祖源成分，突显出旧石器时代晚期生活在欧亚东部大陆人群的多样性，以及该时期人群迁徙与融合历史的复杂性。

2、新石器时代的欧亚东部大陆有过哪些现代人群?

新石器时代，欧亚大陆东部也存在着各种有着不同遗传特征的祖先人群，主要包括古西伯利亚人群、东亚古北方人群、东亚古南方人群、两种不同的古老的亚洲人群及青藏高原人群等，他们的迁徙与融合使欧亚东部人群的遗传结构发生着巨大变化，并对后期人群产生遗传影响。古DNA证据让我们得以追踪这些人群的遗传演变与基因传承。

俄罗斯远东Kolyma1个体所代表的古西伯利亚人群

古西伯利亚人群以俄罗斯远东地区杜凡尼亚尔遗址9800年前的Kolyma1个体为代表，主要含有亚洲人群成分。

古西伯利亚人群的形成与美国原住民相似，其祖先人群也是同时携有东亚人群祖源成分和古北西伯利亚人群祖源成分的混合人群，但不同的是其东亚人群祖源成分的影响更为显著。在西伯利亚，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重要标志就是亚洲人群成分的流入，而这些成分正是导致西伯利亚人群自9800年以来发生遗传变异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亚古北方人群

东亚古北方人群以新石器时代早期东亚北部的人类样本为代表，包括俄罗斯远东地区鬼门洞7700年前的6个个体，中国北方黄河流域下游山东省9500—7400年前的6个个体，以及西伯利亚南部贝加尔湖地区7100—6300年前的15个个体。这些个体形成一个支系，显示与古代和现今的东亚北方人群有最近的遗传联系。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鬼门洞地区人群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有着非常高的遗传连续性，并没有发生重大的人群更替。相比之下，贝加尔湖地区却发生了人群的替代，即旧石器时代晚期携有古西伯利亚人群相关成分的狩猎采集人群被新石器时代早期携有东亚古北方人群成分的新西伯利亚人群所大量替代。这些结果表明，东亚古北方人群成分曾广泛分布在东亚北部地区，且向北扩散至西伯利亚。

东亚古南方人群

东亚古南方人群以中国南方福建省8400年前的奇和洞个体和台湾海峡8300—7500年前的亮岛个体为代表。东亚古南方人群成分与东亚古北方人群成分截然不同，研究表明东亚南北方人群至少在9500已经发生分化，而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随着人群的迁徙流动开始发生融合。后期，古南方人群成分在4600—4200年前的福建人群中仍持续存在并占据较高比例，直到如今在东亚大陆的大部分人群里仅占有较小比例，而对现今南岛语系人群及部分东南亚人群显示有重要的遗传贡献。

两种不同的古老的亚洲人群

新石器时代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古老的亚洲人群。

第一种古老的亚洲人群以和平文化相关的狩猎采集人群(8000年前的La368个体和4300年的Ma911个体)为代表，他们与现今安达曼群岛的翁奇人同属于东南亚人群的“第一层”祖先人群。这种古老的亚洲人群与欧亚东部的其他人群有非常大的遗传差异(同田园洞人和欧亚东部的其他人群之间的差异程度相似)，和现今大多数东亚人群没有遗传联系。

第二种古老的亚洲人群以日本绳纹文化相关的晚期人群(3800—2500年前的Jōmon个体)为代表，这种人群同样与古代和现今东亚人群的祖先在很早以前就分离了。这些绳纹文化相关人群较之田园洞人和第一种古老的亚洲人群来说，与东亚古北方人群和古南方人群有更近的遗传联系，但是该人群与东亚南北方人群的分离时间很可能要早于与美洲原住民分离的时间。

青藏高原人群

青藏高原人群主要以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古代人群(3100—2400年前的Chokhopani个体，目前已有基因组并未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那么早)和现今藏族人群为代表。

我们在欧亚东部古人群中展开比较时发现，青藏高原人群与东亚古北方人群有更多的遗传联系。最近相关的古线粒体基因组研究显示，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5000—3000年前的人群对现今藏族人群有部分遗传贡献，这表明青藏高原上可能有更古老的祖先人群尚未被探明。现有证据表明青藏高原人群远比以前想象的要复杂多样，需要补充更多古基因组数据以深入了解青藏高原史前人群的迁徙和演化历史。

3、新石器时代的欧亚东部大陆有过哪些大规模的迁徙浪潮?

迁徙在欧亚东部现今人群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欧亚大陆东部人群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人群迁徙，古DNA为我们揭示出至少三次大规模的南向迁徙浪潮与基因影响，凸显出基因流动在东部人群演化历史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一是东亚北方人群向南迁徙，导致南方人群所携有的古北方人群成分不断增高;二是东亚人群扩散至东南亚地区，导致东亚人群相关成分在东南亚人群中与古老的亚洲人群成分相混合;三是东亚古南方人群成分随着南岛语系人群的迁徙而扩散至东南亚与太平洋西南部岛屿。

东亚北方人群的南向迁徙

新石器时代晚期，4600—4200年的东亚南方人群已经显示含有少量东亚古北方人群相关成分，且显示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北方人群有更密切的联系。这表明在东亚版图里，该时期北方人群的南迁活动已经开始，并显示出其遗传成分的明显影响。

在现今东亚南方大陆的人群里，尽管东亚古南方人群成分依然以一定比例存在，但是东亚古北方人群成分——与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流域下游的山东人群最为相关的成分已呈现出显著影响;同时在现今部分东亚北方人群中，也发现有少量东亚古南方人群成分。这表明，在新石器时期之后出现了大量黄河流域人群向南迁徙的现象，从而形成现今东亚南北方人群的基本遗传格局。

东亚人群向东南亚地区的扩散

东亚人群成分约在4000年前扩展到东南亚地区，这种来自中国南方的基因流对东南亚人群的遗传构成有着深远影响。我们在现今东南亚人群中依然发现了以采集狩猎人群为代表的第一种古老的亚洲人群成分的痕迹，这表明存在一个复杂的过渡时期，其特征是发生多次东亚人群的迁徙浪潮，这些移民与东南亚的原住民发生了混合。最终，第一层古老的亚洲人群成分与后来第二层和农业人群相关的东亚人群成分共同对现今多样化的东南亚人群作出贡献。

东亚古南方人群及其后代向东南亚及太平洋岛屿的扩散

东亚古南方人群显示与现今南岛语系人群有最密切的遗传联系，这反映最早的南岛语系人群可能起源于东亚大陆的东南沿海地区，而后扩散到台湾岛。

有趣的是，来自大洋洲以3000年前Vanuatu个体为代表的古南岛语系人群，较之新石器时代早期(8400—7500年前)的南方人群而言，与新石器时代晚期(4600—4200年前)南方人群的关系更近。此外，不早于1，900年前的菲律宾个体集群与印度尼西亚的现今和古代人群(2300—1800年前)是同一人群，他们被认为是携有南岛语系人群成分和南亚语系人群相似成分的混合人群。这些结果表明，南岛语系人群不断向东南亚扩张——至少在2100年前到达印度尼西亚，至少在1800年前到达菲律宾。总之，东亚南方人群和大洋洲人群的古基因组数据表明，东亚南方人群向南迁徙，扩散到东南亚和太平洋西南部的岛屿。

欧亚东部人群古基因组信息的增多，极大提高了我们对欧亚大陆东部人群遗传演化历史的了解，尤其是最近基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发现人类遗骸所发表的古基因组研究意义重大。这表明针对炎热潮湿地区的古基因组复原技术发展迅速，使我们能够直接探索到更多的、且可能比以往更古老的遗传学材料。

随着研究者们对欧亚大陆东部古人群样本的关注日益增加，未来针对该区域更密集的采样与研究，将以更精确的视角揭示欧亚东部史前人群遗传演变和迁徙互动的细节，帮助我们了解更完整的现代人类历史，并解决更多悬而未决的人类演化相关科学问题。

(作者：平婉菁 张明 付巧妹，平婉菁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DNA实验室科研实验助理，张明曾系该所博士，付巧妹系该所研究员)

参考资料：https://www.donews.com/news/detail/1/31993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