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有个词，很多本地人听起来会皱眉头，但年纪稍大的都知道：“二奶村”。

这个词一度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00年初，在深圳是公开的秘密。不少香港人挣钱养家在香港，却在深圳花天酒地，还“顺便”包了个女人，过起了“第二人生”。而这些女人，有的过得像太太，有的最终连个落脚点都没留下。

一

深圳的皇岗村，下沙村，在上世纪90年代可不是现在这种光鲜亮丽的样子。那时候还没建起那么多写字楼和高档小区，更多的是民房、工地和杂乱的招牌灯。

那时，中港司机这个职业，在香港是妥妥的高薪。一个月几万港币是常事，跑得勤的，一年能拿三四十万港币，换算成人民币是将近四十万。这在90年代的内地，尤其是刚开始打工潮的深圳，是个什么概念？普通工人每月几百元。

这种差距让一些年轻女孩觉得，港男的钱来得快、花得爽，而且看起来也不差——关键是他们愿意出钱让你“过好日子”。

于是，“二奶村”成了现实。

很多女孩来自内地农村，像四川、湖南、贵州这些地儿。她们没什么学历，在厂里干着高强度的活，工资低得可怜。有人说：“与其在工厂累死累活拿四百，不如有人包吃包住还有零花钱。”

最典型的，就是“包二奶”这种交易，带着点感情，也带着点生意。

我认识一个叫小芸的女人，她已经四十多岁了，现在在罗湖一家美容院打杂。我们是通过她的一个客人介绍认识的，闲聊之中，她慢慢说起了过去。

小芸1997年来到深圳，那年她刚满十八岁。她说自己长得一般，就是“脸干净”。她在龙岗一家厂里打工，后来通过一个同乡认识了一位香港人，是个货柜车司机。

“他比我大十几岁，但他愿意给我租房子，每个月还给我钱。”她说得平淡。

“你喜欢他吗？”我问。

她笑了一下：“哪有什么喜欢不喜欢啊，他也不是坏人，反正那时候，我就是想换个生活。”

小芸说，那时候她住在下沙村，租的是村里一栋楼里的一室一厅，每月房租400块。男人一个月给她1500块，加上日常买些吃的穿的，她不用再上班，每天就是在家做饭、等他来。

“有时候一个月就见一次。”她说。

“你不觉得孤单？”我问。

“习惯了，而且那会儿村里全是我们这种女人，大家都一个样，谁也不比谁高贵。”

这些女人有时在阳台聊天，有时晚上一起打麻将。她们知道彼此的身份，但很少聊感情，聊得最多的是“你那位下个月还来吗？”、“有没有打算给你买房？”

这种生活，说不上是爱情，但却是一种“社会合谋”的结果。

有人说，这种“二奶经济”是香港当时制度与内地发展不均衡下的副产品。也有人说，这是人性使然——“谁不想轻松过日子？”

可现实是，很多女孩一开始确实被钱吸引，后来却陷进了泥潭。

2002年，有个叫小玲的女孩，那时候只有21岁。她从江西来到深圳，在布吉一家服装厂上班，一天工作12小时，手指头被针扎破无数次。

她说，厂里有个女生突然不干了，几天后换了新手机、新衣服，还搬出了宿舍。她才知道，那个女生被港人包了。

很快，她也认识了一个自称做“进口生意”的港男，对方四十多岁，常来深圳进货。他对她嘘寒问暖，一次请她吃了顿比萨饼，她觉得是人生第一次“被重视”。

她也被包了，搬进了皇岗村一套房子。没多久，她怀孕了。

对方告诉她：“你要是生个儿子，给你30万；生个女儿，8万。孩子要给我老婆带，咱俩不能再见。”

小玲懵了，但也清楚现实——她根本没有反抗的底气。那年，她产下一个女儿，孩子刚出生没几天就被接走了。

“我看都没看清她脸。”她跟我说这话时，眼眶是红的。

“你后悔吗？”

她点点头，“可也怪自己贪心。可谁又不是为了生活呢？”

2000年以后，香港经济开始转型，不少中港司机、中小老板的收入下降。他们对二奶的“投入”也越来越“精打细算”。

原来是租房、送家电，还偶尔给二奶的家人寄点钱。后来变成了“半月制”、“日结制”，甚至是“陪吃陪睡的双料保姆”，一天600块，全包。

“以前一租一年，现在只住一晚。”这是当时深圳二奶圈里流行的话。

有个女人告诉我，她被同一个男人“短期包养”过四次。每次都以“试试合不合适”开始，以“我最近经济不好”结束。

“他们也不愿负责了。”她说。

感情变得很廉价，像是可替换的商品。

而“二奶村”的房东们，过去靠这些女人租房，靠香港人送钱，房子都住满了。可到2010年后，房子开始空着，租金越来越低。

到了后来，很多房东干脆卖房，搬去关内或外地养老。

有一个细节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皇岗村，曾经有超过5万人在高峰期以“二奶”或相关身份在这里生活。这个0.5平方公里的小村子，连香港的记者都来报道，说它是“男人的天堂”。

可这片“天堂”现在呢？已经拆得差不多了。过去的那些小巷子、阳台、麻将馆，通通变成了工地。

政府不是没整治过，可“二奶村”的衰退，不是靠打压来的，是经济规律使它自我淘汰的。

皇岗村如今已转型为福田CBD后花园，下沙村也纳入旧改计划，拟拆除重建53756平方米。

当深圳发展起来，女孩子们发现，在这里打工也能买房、也能开公司、也能挣钱养自己时，就不需要靠“被包养”来获得生活了。

她们不再是等待“被挑选”的人。

当然，我们不能一刀切地说，这些“二奶”都后悔或都凄惨。有人确实借此翻身，有人最终与包养她的人结婚，有人拿到一笔启动资金开了小店。

但更多的，是像小芸、小玲这样的——老了、孤独、没子女、没存款，人生像断了线的风筝。

她们不愿跟别人提过去，也不想多说。因为她们知道，那段日子，并不光彩，也不值得炫耀。

她们也曾想过努力生活，可现实太难了。一个月400块的工资，住六人间的宿舍，吃咸菜泡饭，谁能说她们的选择完全是错的？

如今的深圳，是高科技之都，是金融重镇。你在南山、福田走一圈，满眼都是创新公司、创业青年，很难再想起这里曾有“二奶村”存在过。

但那些故事，却是深圳成长史的一部分，是改革开放中被掩盖的一角。

至于这些被包养的女人，她们后来怎样了？

她们大多回到普通生活中，继续努力、忍耐、挣扎。

她们用自己的青春，给我们留下一个提醒：捷径，也许走得快，但终究要为走过的每一步，付出代价。

参考资料：

涂俏.《苦婚》. 中信出版社

《深圳“二奶村”兴衰记》，腾讯新闻《谷雨实验室》专题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研究资料《跨境婚姻与非正式伴侣关系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