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黄丽芬]

我的家乡是一个位于鄂东南的人口大县、务工大县，110多万人中近30万人长期在外务工。

腊月中旬一过，村里仿佛从一年的睡梦中苏醒，进城读书的孩子、外出务工的青壮年人陆续回来，欢声笑语和喊叫打闹激活了村庄。

在小店门口、火炉旁边，经常被大家讨论的话题就是收入、婚姻、生育和教育。在关于教育的讨论中，我发现家乡出现了新形式的“读书无用论”，且得到不少乡亲的认可。

一、打工潮兴起背景下的“读书无用论”

农民说“读书无用”，并非指“知识无用”，而是学校教育形式、教育内容、教育支出等与自己的教育观念、教育需求、教育资源等存在较大差异的结果。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农村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两次影响较大的“读书无用论”：一次是文革期间，另一次是本世纪初打工潮兴起背景下农村教育的辍学潮。

在我的家乡，这第二波“读书无用论”直接体现为辍学打工，具体来看分为两种情形。

一种是学业成绩、学费支出、打工收入三方关系权衡后的家庭决策。

根据孩子学习阶段变化，辍学打工决策集中在三个时间点：

首先是小学毕业后，部分孩子学习基础差、学业表现差、学习动力不强，出现明显厌学现象，在孩子的强烈要求下，父母表示“不是我们不供你读，是你自己不愿意读，以后别怪我们”，因为这时孩子太小，难以适应工厂环境，辍学后不直接打工，一般找关系先学两年手艺；

其次是初二到参加中考前，学习难度提升加上成绩“基本定型”，预期孩子难以考上高中或考不上好学校，选择提前辍学，有的会去学手艺，有的直接打工，不过一般进不了大的工厂，多是由亲戚朋友带着在不太规范的小作坊做活；

最后是高中就读一年左右，一批进入职业高中、排名靠后高中的学生因学习基础差、难以适应高中学习环境等原因选择辍学务工。

另一种情形则是多子女家庭中因教育资源紧张出现的女孩辍学潮。

我的家乡是典型的宗族性地区，教育选择直接受到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一般来讲，在教育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女孩获教育机会、教育年限明显低于男孩；若两者成绩相差不大，往往会选择让女孩辍学挣钱供男孩读书。若女孩不愿辍学、父母犹豫不决，家里老人和邻居的“劝解”——如“一个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做什么，最后还不是嫁出去的”——能大体上消解争端和愧疚感。当然也有特殊情况：只有少数学业成绩明显优秀，是“读书的料”，确定能够考上头部高中的女孩才有机会继续学业。

总结起来，本世纪初家乡“读书无用论”的形成原因包括：

第一，资源紧张下的无钱读书，这是根本原因。

家乡到2007年才完全普及免费义务教育，此前绝大多数家庭需要自己承担学费和杂费，现金支出压力较大。

具体来看，打工潮兴起前后，农业收入在农民家庭总收入中占据主导，在人均一亩三分地的格局下，农业劳动投入内卷化严重，但农业收入不高，外加就近务工机会少且工价低，农民家庭一年总收入达到1万的很少。而教育支出是强刚性的，平均下来，一个孩子就学一年的学费和杂费要大几百，多子女家庭中，如果有三个及以上孩子同时就读，家庭教育开支可能占家庭收入三分之一及以上。

此外，农村教育政策相对不健全，农民难以在家庭之外获得资金支持，紧张的家庭资源难以支撑所有孩子完成义务教育。

第二，打工经济的直接吸引。

对农民家庭而言，一边是显在的经济压力，另一边是辍学带来的少支出、多挣钱，因此让学业成绩没那么好的孩子辍学，打工收入用来支持学习较好的孩子继续读书，是家庭教育投资的理性选择——“有一个孩子读书总比没有来得强”。

而对辍学的孩子而言，外出务工不仅能立马缓解经济压力，拥有可自由支配的工资，还能在没有父母监管的情况下，见识沿海大城市的热闹繁华。因此，对他们而言，打工具有较大吸引力。

第三，学校教育内容与农民教育需求存在一定错位。

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教育现代化和规范化改造，使得乡村教育内容越来越脱嵌于农村社会和农业生产，学校教育内容偏向通识教育和理论教育，劳动技能和生产方法教育相对偏少，这与农民的教育需求存在一定错位。

当孩子学业成绩不突出，没有希望考上好高中和好大学时，农民的教育需求转向学习特定技能，也就是“手艺”。说白点就是，“迟早都是要出来打工的，晚打工还不如早打工”，“学校教的东西以后又用不上，还不如学门实在的手艺”。这也是部分教育资源没那么紧张的家庭也选择让孩子辍学的原因。

总之，本世纪初期打工潮背景下形成的“读书无用论”，是农民家庭认同教育长期投入收益高且投资收益关系具有强稳定性，坚信“读书能改变命运”前提下，在家庭经济压力此一推力、打工经历的吸引这一拉力综合作用下，做出的无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