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学校里出过一次反对收取讲义费的学生风波，几百个学生包围了红楼。蔡元培出面制止，有学生说他倚老卖老。

这位五十多岁的老校长挽起袖子，拉开架势说：“我是从明枪暗箭里历练出来的，你们要是有手枪炸弹，只管拿出来对付我。我跟你们决斗！”

可能有学生知道老校长过去是干什么的，互相拉扯着散了。

林语堂在回忆文章里写到过，他去北大见蔡校长，只见办公室的玻璃柜子里，摆着炸弹和手榴弹，把他给吓了一跳。

在孔子的时代，士人就是得文武兼备才能服务好君主，后来就少有了。

有科举的这1300年里，造反、搞暗杀的翰林，只有蔡元培一人。凡是改变国运的道路，他都要亲自试一试。这种理想主义是任何理论都不能替代的。

蔡元培本是一位绍兴书生，他出生于1868年（清同治七年），23岁中举，26岁中进士，28岁进翰林院做编修，如此少年得志，简直可以做电视剧的男主角了。

但他受了甲午战争的刺激，居然辞官还乡，跑去参加革命党了。他秘密创立光复会，加入同盟会，进行军事训练，自己动手制作炸弹，打算刺杀朝廷王公大臣。

蔡元培说，“自36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他不是热血莽撞，而是认为这种行动代价最小。

他的女儿回忆，蔡元培认为中国当时很虚弱，经不起大的牺牲和折腾，所以他反对用战争手段推动革命。在革命先行者里，蔡元培一直代表着理性。

当他的革命党同志喊出“杀尽鞑虏”的口号时，他提出，满族人的血统和文化已经和汉族混合，只要清政府能放弃特权，汉族人就没有排满的必要。

同时，蔡元培是从一开始就打算要从头改造中国的教育。他当初就不看好康有为的变法，认为不从根本上培养人，靠四不像的君主立宪，一定要失败。

之后，为了学西方的科学文化，他自学过七门外语，四十岁去德国做老留学生，前后五次出国，留学12年。

蔡元培一开始主张实业和科技救国，后来改学哲学、心理学、美学和人类学。这是他的视野提升了。单纯学科学技术，可能又被淘汰，但培养出科学精神就不一样了。学哲学、学美学，也正是吸收现代文明的内核。

辛亥革命以后，蔡元培做过教育部部长、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他的主要精力不在行政，他总能找到干练的帮手，为自己打理实际事务，自己负责确立宗旨、制订方针。

很多回忆文章都说，蔡元培平常好像不善言辞，不爱谈论时事政治，但一说到教育、思想和文化，就变得口若悬河。他的学术体系，主要包括伦理学、美学和教育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美育”这个词，是他从德语翻译过来的。美育就是审美教育，也就是把美学理论运用于教育，“德智体美劳”并列的说法，也是蔡元培提出来的。

他主持北大时开了男女同校的先河，他估计到社会上将会有强烈反应。但他也早就看准了教育部没有出台禁止女生上大学的条款（这个条款，是他当教育总长时拟定的，很可能就是自己预留的制度后门）。即便如此，他也只是让女生旁听，不去向教育部报备，免得彼此伤面子。

他崇尚法国大革命中的公民道德纲领“自由、平等、博爱”，为了适应中国文化特点，他把“博爱”翻译成了“友爱”。

和保守派论战时，他的方法是四两拨千斤。

他说，自由是什么？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了，也就是圣贤说的义；平等是什么？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圣人说的恕；友爱是什么？ 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圣人说的仁。

这下，对方没招了，你反对蔡元培，就是反对孔子。

蔡元培在1916年、49岁出任北大校长以后，办学方针是16个字：“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学问而学问，让不同学术思想自由发展。当时的中国有多少党派，北大就有多少党派；有多少个学派，北大就有多少学派。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新青年》在这里建立了编辑部，蔡元培也是撰稿人之一。和《新青年》论战的保守派杂志《国故》，他也给予支持。

有的学生不理解，蔡元培崇尚革命新思想，为什么要请思想保守的辜鸿铭、刘师培来当教授？

蔡元培回答，他们的学问足以当你们的老师，我们尊重的是讲学的自由和学术的自由。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刘先生的国学，又不是要你们和他们去学复辟。

蔡元培是公认的忠厚长者，被认为是近现代史上罕有的完人，得到了各方的一致尊重。你看他就是气急了，也没动用校长权力，而是亲自和学生决斗，这也是一种真性情。但是蔡元培的宽容，有绝对不能变通之处。

抗战爆发前，他到南京去表态支持抗战，也规劝过去的老朋友汪精卫改变亲日立场。

有人回忆，蔡元培在那次谈话里说，“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

话没说完，眼泪夺眶而出，滴进了酒杯里，他端起掺泪的酒一饮而尽。旁观者无不肃然起敬，汪精卫神情尴尬。

从1916年，蔡元培做了十年北大校长，实际在校只有五年半。因为他有七次为了表达抗议和维护人格尊严而辞职。

其中有一份宣言说“小人知进而不知退”，他是君子，自然知道退有时候比进重要。

蔡元培的晚年不如孔子，他到最后也没有一处自己的住宅。今天的上海蔡元培故居，是他当年租住的。1936年，几百位北大的毕业生，打算集资为老校长在上海买所房子，作为他七十的寿礼。然而抗战爆发，蔡元培随即流亡香港。

1940年，他在香港病逝，享年也和孔夫子一样，是七十三岁。

按照中国的地域来划分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杨华老师的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北方懂政治，南方重人情，中部出狠人。”这句话简洁地概括了他对地域文化的观察。

说北方人懂政治，是说北方人的言行和思考主要以社会政治为中轴，考虑的是大环境下的明暗规则，东北可能也是如此，某些方面比山东河南还要更直接、更纯粹。而南方的重人情，不是说重感情，而是说在他们的生活里，宗族关系和秩序，也就是费孝通说的“差序格局”，占有更强的主导性。

什么是差序格局？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所谓“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那么湖北和湖南为什么出狠人呢？因为那里既没有广东、福建文化那种强大的宗族结构，也没有北方那样强大的政治规范。人的“原子化程度”比较高，也就是关系松散，缺少束缚，想要实现什么目标，指望不上家族和社会关系，他们对政治也不太热衷，就是靠自己“够狠”，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容易出手，更少顾忌。

什么才是最狠的狠人？我看未必是单打独斗的中部人，而是理解了政治的南方人群体。

懂政治的南方人群体，内部关系是单纯而高度团结的，效率也很高，至少团队的领导者，是深谙地方政治的规则和玩法的，懂得怎样平衡各方面关系和力量。这就是民间社会里那些更狠的狠人了。